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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法国十九世纪的文学作家中，梅里美是比较独特的一个，与同时代的大作家巴尔扎克、雨果、司丹达尔相比，他没有长篇大作，而是以文笔洗练、叙事明晰、情节奇异而闻名，尽管人们通常将他与同时代的大师们并列。但是，这多是由于他的作品的风格，技巧和离奇曲折的叙事、以及精练简洁的语言特色。若单以后者而论，似乎只有海明威可以与之媲美。尽管如此，人们仍然认为梅里美的作品在反映社会内容的广泛，以及时代的深度上似乎相对于同时代的大作家们有所不及。
在描写的细致入微和反映社会内容的深广上巴尔扎克可称为现实主义的巨匠，而在对人物的思想和心理的描写上司丹达尔可谓别开生面。而且他们都以长篇大作而闻名于世。因此，无论在世界的范围内，还是在法国的文学研究中，评论家们都对梅里美的重视不够。
尤其是在中国，对于巴尔扎克和司丹达尔都是推崇倍加，而几乎所有的外国文学史上，都有关于他们的专节论述，而对于梅里美则一笔带国。虽然我们总是说梅里美与他们都是并驾齐驱的大师，其实只不过是沿用文学研究和评论的一些传统说法而已。
梅里美小说的独特性往往被视为风格和艺术构思上，而普遍认为在思想和反映社会生活广阔和时代的深度还是有所不足，而且异国情调和曲折的情节也冲淡了作品的内涵和意义。
人们对一部作品的认识，往往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出现新的看法。有的作品的时代性很强，因此，非常手当代人的喜欢，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意义逐渐的变得局限和狭隘。
而有些作品则总是能被人们不断发现新的意义和价值。比如拉伯雷的《巨人传》，在当时的文艺复兴时期，就被认为是一部杰作，以后也一直享有盛名。但是，在20世纪，巴赫金又从狂欢理论对其作了新的阐释，把《巨人传》中的笑、广场、宴席以及怪诞现实主义形象放到欧洲的民间文化，尤其是几千年来的狂欢文化中重新认识，使《巨人传》生成新的的意义，使人们重新认识到其不朽的伟大价值。
因此，有些作品只有放到比时代更广阔的的语境中，在长远的历史时间中，才能认识到其伟大的意义。梅里美的小说，尤其是其最具有代表性的中篇小说《卡门》，只有放在游牧文学的大历史传统中，其伟大的意义才能被进一步揭示出来，尽管这种意义并非作者刻意赋予的，但是作者的文本，包含了其对集体无意识的理解和表达。
二、
《卡门》的情节不是和复杂，青年军官唐·何塞在押送波希米亚姑娘卡门时，在卡门的引诱下将其放走，从而和卡门一起走私，在嫉妒中先后杀死一名军官和卡门的丈夫后，唐·何塞要求卡门和他一起到美洲过安分守己的生活，在苦苦哀求下仍遭卡门的坚决拒绝后，将卡门杀死，然后去自首。在不长的叙述中，作者又加了一段多波希米亚人的论述。
在《卡门》中，除了主人公卡门，何塞也是重要的人物，在小说中，他是作为卡门的对立面来写的，作者正是由他来衬托卡门热爱自由、桀骜不驯的性格的。
在卡门的身上，最主要的就是她的一股“野性”，因此有的评论家称她为“恶之花”，她的娇小的外表，粗俗的语言，野蛮的行为与她敢爱敢恨，热爱自由的天性，我行我素的性格，透出一种原始的强力，再加上她对巫术和占卜的信仰，更让她有蒙昧时代的原始人的“力量”与“美”。
在《卡门》中，有两条基本的冲突和对立，一是卡门与当时的社会的对立，一是卡门与何塞的冲突。我们先来看前者，在卡门生活的时代，正是自由资本主义在取代封建主义，逐步确立自己在社会各个方面统治的时期，这是的资产阶级已经没有早期革命的进步，而其本来面目和缺陷正在日益显露出来。在破坏和取代封建生产关系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同时，又重新确立了适合其自由资产阶级的社会文明、统治秩序和道德规范。
在德勒兹和加塔里看来，资本主义对前现代世界进行了“犬儒式”的去圣化，消解了所有的前现代联盟和依附关系，摧毁了限制经济发展的一切障碍，因而极大地扩展了“解码”过程。
尽管先前的社会流曾被制码和反复制码。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却建立在由不受限制的经济生产这一动态过程所导致的解码流上，资本主义导致了封建社会制度的瓦解。并代之以“自由”交换和”自由“生产，通过商品化和解除对商品交换的限制，以私有财产取代了封建地产，资本主义将 市场关系，扩展到了每一个角落，带来了日益复杂的分工。
具有自我/超我结构的私人个体以及社会和精神的片段化，在资本主义颠覆了所有的传统符码、价值以及束缚生产、交换与欲望的各种结构。不过，它同时又以抽象的等价交换逻辑（交换价值）对所有事物进行了“再制码”，将他们“再辖域化”到国家、家庭、法律、商品逻辑、银行系统、消费主义、精神分析以及其他规范制度当中，资本主义以一种“极端严格的通则”取代了质性符码，从而量化地管理和控制所有的”被解码“之流，资本主义将欲望和需要重新导入了限制性的心理与社会空间，从而使他们受到了比在原始社会和专制社会中更为有效的控制。
而卡门对于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正是被解码之流，因为她拒绝被纳入到资本主义的理性整合中去。
三、
在小说的开头，卡门就开始了一次逃跑，她在当时的社会中，类似一贯分子，而她的运动，就构成了一条分子线，既促使解辖域化的逃逸线，她不同于“克分子聚集体”，因为经济、政治、和家庭都不能将其辖域化。
她始终是作为边缘而存在的，在当时的压迫性历史情境中，“分子式”的非固定的、解辖域化的、游牧式的运动，她无拘无束，从不为任何社会规范和道德所束缚，她开始在工厂里，因为闹事而被何塞看押，逃走后，她又出现在上校的府上，直布罗陀的英国军官家里等。
总之，她的活动就是一种没有踪迹的“分子式”的“游牧”，她作为边缘人拒绝任何的规范，不愿被纳入到阶级、性别和家庭的认同之中，因为这和她的自由是相悖的。
而和她相反的是何塞，他正是被政治、道德和家庭等大型社会机器所赋予形式、功能和目的而被辖域化的，他被成功的整合到压迫性的等级结构的认同当中。
他为不久将成为下士，并被许诺提拔为中士而沾沾自喜，正是对这一压迫性的等级制度的认同，将他规训成为资产阶级的“主体”。在卡门看来，自由就是一切，为了少坐一天牢房，他们可以放火烧掉一座城市。
但是在何塞的思想中，因为有所谓的军人的荣誉感，所以不愿逃跑，并为此懊悔，甚至对卡门给他的金币也不愿意接受。作为一种被社会“辖域化”的产物，作为被资产阶级驯化的“主体”，他彻底的对压迫性的等级和规范妥协，当他和一个小兵一样站岗时，他感受自己一受到了奇耻大辱。
在何塞的思想中，自己主动的欲求压迫自己和压迫别人的观念已经将他塑造成一个真正的主流社会的“主体”，这种主体是由众多的线组成的的，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一种“僵硬的分割线”，这是一种克分子线，它是主体在各种社会制度中通过二元对立建构起来的稳固的规范化认同。
而何塞正是被规范化到军官和士兵的二元组合当中。而第二种线是柔韧的分割线，一种摆脱了克分子之僵硬性。扰乱了克分子线的线性特征以及其正常状态的分子运动，就像某人的认同出现表面上的裂隙或当某人的精神开始崩溃时所发生的那样。
何塞曾一度在这条线上犹豫和徘徊，他和卡门一起开始脱离资产阶级的辖域化，但是最后，他向法律投降，向社会道德忏悔，再一次被辖域化到克分子的僵硬线上。何塞最后被将他规训和改造成“主体”的资产阶级社会所消灭，通过他自己的自愿的欲求。
四、
小说中的卡门与社会的冲突是作为全文的背景和环境存在的，而卡门与何塞的对立和冲突，是具体的，也是导致两个人悲剧形成的原因。在他们的对立中，何塞曾一度向卡门妥协，并为她而背叛社会。
但是，最后他得不到卡门，又向社会投降。并接受了道德和法律的审判和制裁。何塞与卡门的冲突是更深层的文明人与自然人的冲突。何塞本身是作为“文明人”而存在的，身上有文明人的一切特征，而卡门则处处显示出一种野蛮的原始特征，这与她的民族有关。
从作者对泼希米亚民族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得知，他们具有“游牧”民族的特征，“他们从不主张无神论，恰恰相反，他们所在地的宗教便是他们的宗教。但一旦搬到别处，便改信别处的宗教。”他们并非没有信仰，而是他们的思想和行为都拒绝被固定化、规范化和辖域化，他们的思想和行为都有无拘无束的特征，在卡门的身上，表现为对自由的追求，无论是思想上，还是生活上。
她在面对生命和自由的选择中，毅然选择了后者，她的一生都在坚持追求自由生活的理想和信念。正如她自己所说的，卡门永远是自由的，正所是谓的文明给自由套上了不自由的枷锁，但是作为文明人的何塞在剥夺卡门自由的同时，不但自己没有得到自由，而且造成为两个人的悲剧。
作为文明人的何塞，在对自己的野蛮的行为忏悔后，成为了文明社会的牺牲品。
五、
在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欲望，一种是未被文明侵染过的充满强力的非理性欲望，卡门的语言、行为和思想都体现了这种欲望所带来的非理性的特征。而另一种欲望则是在文明社会受到规训的理想的欲望，这种欲望与当时的自由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联系。
这两种欲望有本质的区别，前者自由奔放、充满着原始的前社会的活力，在德勒兹看来，这是一种生产性的，创造性的力量。是未被辖域化的欲望之流，在本质上是积极和生产的，其运动并非在于寻找其所欠缺的，能够满足它的客体。而是在它自己充沛的能量的驱动下去寻求新的连接和展现。
而后者的欲望却是一种与痛苦、匮乏和否定相联系的状态，这种欲望是一种被开化了的欲望。虽然产生于充满文明和理性的社会，但是本质上是和资本主义的强大占有欲是一致的。
何塞为了得到卡门，在痛苦和匮乏的欲望的驱使下先是背叛了社会和自己的信念，而为了完全得到卡门，他先是杀死了他所在卫队的上司中尉，又在嫉妒中杀死了卡门的丈夫，最后卡门因为不愿放弃自由和尊严，而拒绝了和他远走高非到美洲过安分的日子，他又杀死了卡门。
何塞是在文明社会中循规蹈矩的人，但是当他被异化的欲望一旦因需要和匮乏而得不到满足时，他就变得比“野蛮人”更加的野蛮，而被认为是“恶之花”的卡门，却有着人性中原始的向往和热爱自由，充满强力和美的魅力。
六、
《卡门》是十八世纪最典型的游牧文学，具有原始的游牧的特征，卡门也是反抗中最有魅力的形象。二十世纪的游牧文学中，反抗就以一种“反媚俗”的形式出现。现代文学中的游牧形象一般都具有“反英雄”的特点，比如《尤利西斯》中的布鲁姆，已经没有卡门的原始强力和美，而趋于平庸，以此来对现代社会解码。
因此，《卡门》在游牧文学中是具有其独特的意义的，两种欲望的对比，显示出真正的具有原始的生命强力和美与被异化的欲望的苍白与匮乏的差异。《卡门》具有的意义是不断的历史的视界中生成的，这就是游牧文学的不朽魅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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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6-8-19 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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