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维诺寓言五篇 【意大利】卡尔维诺

Giorgio

   毛尖译


                                                         黑 羊

　　 从前有个国家，里面人人是贼。
　　一到傍晚，他们手持万能钥匙和遮光灯笼出门，走到邻居家里行窃。破晓时分，他们提着偷来的东西回到家里，总能发现自己家也失窃了。
　　他们就这样幸福地居住在一起。没有不幸的人，因为每个人都从别人家里偷东西，别人又再从别人家里偷，依次下去，直到最后一个人去第一个窃贼家行窃。该国贸易也就不可避免地是买方和卖方的双向欺骗。该国政府也是个向臣民行窃的犯罪机构，而臣民也仅对欺骗政府感兴趣。所以日子倒也平稳，没有富人和穷人。
　　有一天——到底是怎么回事没人知道——总之是有个诚实人到了该国定居。到了晚上，他没有携袋提灯出门去偷，而是待在家里抽烟读小说。
　　贼来了，见灯亮着，就没有进去。
　　这样持续了有一段时间。该国的人感到有必要向他挑明一下，纵使他想什么都不干地过日子，可他没有理由妨碍别人干事。他天天晚上待在家里，这就意味着有一户人家第二天没了口粮。
　　诚实人感到他无力反抗这样的逻辑。从此他也像他们一样，晚上出门，次日早晨回家。但他不行窃。他是诚实的。对此，你是无能为力的。他走到远处的桥上，看河水打桥下流过的情形。每次回家，他都会发现家里失窃了。
　　不到一个星期，诚实人就发现自己已经一文不名了；他家徒四壁，没有任何东西可吃。但这算不了什么，因为那是他自己的错。不，总之是他的行为使其他的人很不安。因为他让别人偷走了他家的一切却不从别人家那儿偷任何东西。这样总有人在黎明回家时，发现家里没被动过——那本该是由诚实人进去行窃的。
　　不久以后，那些没有被偷过的人家发现他们比别的人家富了，就不想再行窃了。糟糕的是，那些跑到诚实人家里去行窃的人，总发现里面空空如也，因此他们就变穷了。
　　同时，富起来的那些人和诚实人一样，养成了晚上去桥上的习惯，他们也看河水打桥下流过的情形。这样，事态就更混乱了。因为这意味着更多的人在变富，也有更多的人在变穷。
　　现在，那些富人发现，如果他们天天去桥上，他们很快也会变穷的。他们就想：“我们雇那些穷的去替我们行窃吧。”他们签下合同，敲定了工资如何分成。自然，他们依然是贼，依然相互欺骗。但形势表明，富人是越来越富，穷人是越来越穷。
　　有些人富裕得已经根本无须亲自行窃或雇人行窃就可保持富有。但一旦他们停止行窃的话，他们就会变穷，因为穷人会偷他们。因此他们又雇了穷人中的最穷者来帮助他们看守财富，以免遭穷人行窃，这就意味着要建立警察局和监狱。
　　因此，在那个诚实人出现后没几年，人们就不再谈什么偷盗或被偷盗了，而只说穷人和富人；但他们个个都还是贼。
　　惟一诚实的只有那个诚实的人，但他不久便死了，是饿死的。
　　


                                                 敌人的眼睛

　　
　　一天早上，彼得罗在路上走着，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在烦扰他。这种感觉持续了一会儿，不过他也吃不准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好像是有人在后面盯他的梢，可他看不见。
　　他猛地回过头去：临近的几条街上人倒是不少，可他所在的这条街上却只有大门和围墙、贴满破海报的木栅栏。周围几乎没人。彼得罗立即对自己感到很恼怒，向这种回头的冲动让步真是愚蠢。因此他决心继续走，继续他刚才的思路。
　　那是个秋天的早晨，有一点儿阳光；虽然不至于让你欢呼雀跃，却也不会叫你心弦纷乱。但是，不管他自己如何想，那种不安感还是越来越拽住他，有一阵他觉得这种不安感就聚集在他的脖子上、背上、肩膀上，就像他永远躲不开的目光，如同某种充满敌意的东西在慢慢地逼近他。
　　为了克服自己的紧张，他觉得周围需要有些人，他便朝一条较繁忙的街上走去。但是又一次，在街角，他转身回头看，一个骑脚踏车的人经过，一个女人穿过马路，他仍然看不出周围的人和事与咬啮着他的焦虑之间有什么关系。转身的时候，他的眼睛对上了另一个男人的眼睛，那人同时也在转过头去。两个男人都同时迅速地把视线从对方身上移开，似乎彼此都在寻找另外的东西。彼得罗想：“也许那人会以为我在看他。也许我不是惟一的在这个早晨为感觉变得可恶地尖锐所苦恼的人。也许是因为天气，这日子，让我们都变得神经兮兮的了。”
　　他那时是在一条繁忙的街上，因为心里这样想着，他就开始打量周围的人，注意到有些人的举动十分可笑：羞恼般地甩着手，几乎碰到了脸；眉头皱成一团，似乎是被突然的忧虑或烦心的记忆袭击了。“多么痛苦的一天啊!”彼得罗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在电车站，他踢踏着脚的时候注意到，其他等车的人也同样在踢踏着他们的脚，一边读着电车线路告示牌，似乎要在上面寻找没写上去的东西。
　　在电车上，售票员在找钱的时候出了错，并且发了脾气。驾驶员向行人和骑车的拼命按喇叭；乘客的手紧紧地抓住栏杆，就仿佛沉船上的海员似的。
　　彼得罗认出了他的朋友考拉多的身影。他正坐下来，没看见彼得罗，心神不宁地朝窗外打量着，用一手指甲抠着脸。
　　“考拉多!”他冲着他头上叫了一声。
　　他的朋友喊：“啊，是你!我没看见你。我在想事。”
　　“你看上去很紧张。”彼得罗说，然后他意识到自己不过是想在别人身上发现和自己同样的状态。他说：“我自己今天也相当紧张。”
　　“谁不是呢?”考拉多说。他脸上那种耐心而嘲讽似的微笑让人愿意听他讲述，并信任他。
　　“你知道我的感觉吗?”彼得罗说：“我觉得就像是有双眼睛在盯着我看。”
　　“眼睛，你这是什么意思?”
　　“某个我遇到过的人的眼睛，可我记不得了。冷冷的眼睛，敌意的……”
　　“那种眼睛是不值得你看的，不过，你倒千万不可大意才是。”
　　“是……那眼睛像……”
　　“像是德国人的?”考拉多问。
　　“对对，像是德国人的眼睛。”
　　“那么，很明显了。”考拉多边说边打开了他的报纸， “比如这条新闻……”他指着标题：凯瑟林被特赦……SS重整旗鼓……美国资助新纳粹……“不奇怪他们又出现在我们背后了。”
　　“哦，那么……你认为那是……但为什么我们现在才觉得呢?凯瑟林和SS的存在都很有些年头了，一年，甚至两年。可能那时他们还在监狱里，但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他们在那儿，我们从来没有忘记过他们……”
　　“那眼睛，”考拉多说，“你说你感觉到有眼睛在盯着你。至今为止他们还没敢怎么盯人：他们眼睛下垂，而我们也不再习惯他们了……他们是过去的敌人，我们恨他们过去所做的，不是现在的他们。不过，现在他们发现了他们过去盯人的……他们八年前盯人的方式……我们是记得的，开始感到他们的眼睛又在盯着我们了……”
　　在过去，彼得罗和考拉多，他们之间有很多共同的记忆。而且他们，一如从前，不是什么幸福的人。
　　彼得罗的哥哥死在一个集中营里。彼得罗和他的母亲一起生活，在他们家的老房子里。傍晚时，他回到家。门照例地嘎嘎响，碎石子在他的鞋底下吱吱叫，就像白天，每次如果你仔细听，它们发出的声音就像是脚步声。
　　那个晚上出来的德国人，他现在走在什么地方?可能他现在正穿过一座桥，在运河边或一排矮房子边踱步，房子里的灯亮着，在一个满是煤和碎石的德国——他现在是普通人的打扮，扣子一路扣到下颌的黑外套上，绿帽子，眼镜，他此刻正盯着，盯着他，彼得罗。
　　他打开门。“是你!”传来他母亲的声音。“终于回来了!”
　　“你知道不到这时候我是不会回来的。”彼得罗说。
　　“是，我知道，可我等不及。”母亲说，“一整天我的心都在嗓子眼上……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条新闻……那些将军又接管了……说是他们一直都是对的……”
　　“你也是!”彼得罗叫道。“你知道考拉多说什么了?他说我们现在都感觉到了那些德国人又在盯着我们了……那就是为什么我们都紧张……”然后他笑了起来，似乎这事只有考拉多一个人这么想。
　　但是母亲的手在他脸上挥了一下。“彼得罗，是不是要打仗了?他们是不是回来了?”
　　“这个，”彼得罗想，“直到昨天，当你听人谈起另一场战争的危险性时，你是不会想到这有什么特别的，因为过去的战争有它们自己的模样，而且也没人知道新战争会是什么样子。但现在我们知道了：战争又找回它过去的脸了，还是他们那些脸。”
　　吃过晚饭，彼得罗出门，外面下着雨。
　　“彼得罗?”他的母亲问。
　　“什么事?”
　　“这种天气还出门?”
　　“怎么啦?”
　　“没什么……别太晚……”
　　“我不是小孩了，妈妈。”
　　“好，巴……再见……”
　　他的母亲在他身后关上门，停下来听他在石子路上的脚步声，门的叮当声。她站在那儿听雨的声音。德国在遥远的地方，在阿尔卑斯山脉的那一头。那儿可能也下着雨。凯瑟林驱车经过，他的车溅起了泥浆；把她儿子带走的SS正要去重整旗鼓，穿着闪亮黑雨衣，他们老兵的雨衣。当然，在今天晚上去担什么心是愚蠢的；同样明天也不必担心；甚至这一年都不必担心。但她不知道她可以有多长时间不必担心。即使在战争年代，有些晚上你也不必担心。但你现在却早就开始为第二天担心了。
　　她一个人，外面是喧闹的雨声。穿过这个被雨浸透了的欧洲，过去的敌人的眼睛刺穿了这夜，正好刺中她。
　　“我能看见他们的眼睛。”她想，“但他们也该看见我们的。”她于是牢牢站住，紧紧地盯住黑暗。
　　


                                              呼喊特丽莎的人

　　
　　我迈出人行道，朝后退几步，抬起头，然后，在街中央，双手放在嘴上作喇叭状，对着这一街区的最高建筑物喊：“特丽莎!”
　　我的影子受了月亮的惊吓，蜷缩在我的两脚之间。
　　有人走过。我又喊一声：“特丽莎!”那人走近我，问：“你不喊得响一点，她是听不到的。让我们一起来喊吧。这样，数一二三，数到三时我们一起喊。”于是他数：“一，二，三。”然后我们一齐吼：“特丽丽丽莎莎!”
　　一小撮从电影院或咖啡馆里出来的人走过，看见了我们。他们说：“来，我们帮你们一起喊。”他们就在街中心加入了我们的行列，第一个人数一二三，然后大家一齐喊：
　　“特丽丽丽莎莎!”
　　又有过路人加入我们的行列；一刻钟后，就成了一大群人，大约有二十个吧，而且还不时地有新成员加入。
　　要把我们这么一群人组织起来同时喊可真不容易。总是有人在没数到“三”之前就喊了，还有人尾音拖得太长，但最后我们却相当有效地组织起来了。大家达成一致，就是发“特”音时要低而长，发“丽”音时高而长，发“莎”音时低而短。这样听上去就很不错。当有人退出时，不时地会有些小口角。
　　正当我们渐入佳境时，突然有人——如果是从他的嗓音判断，他一定是个满脸雀斑的人——问道：“可是，你确定她在家吗?”
　　“不能确定。”我说。
　　“那就太糟了，”另一个说，“你是忘了带钥匙，对不对?”
　　“其实，”我说，“我带着钥匙。”
　　“那么，”他们问，“你为什么不上去呢?”
　　“哦，可我不住这儿，”我说，“我住在城市的另一头。”
　　“那，恕我好奇，”满脸雀斑的人很小心地问，“那到底是谁住在这儿?”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说。
　　人群似乎有些失望。
　　“那能不能请你解释一下，”一个牙齿暴露的声音问，“你为什么站在这儿的楼下喊‘特丽莎’呢？”
　　“对于我来说，”我说，“我们可以喊其他名字，或换个地方叫喊。这并不重要。”
　　他们有些恼怒了。
　　“我希望你没有耍我们。”那雀斑似的声音很狐疑地问。
　　“什么?”我恨恨地说，然后转向其他人——希望他们能为我的诚意作证。那些人什么也没说，表明他们没接受暗示。
　　接下来有一阵子的尴尬。
　　“要不，”有人好心地说，“我们一起来最后喊一次特丽莎，然后回家。”
　　这样我们就又喊了一次。“一二三特丽莎!”
　　但这次叫得不太好。然后人们就纷纷回家了，一些人往东，一些人往西。
　　我快要拐到广场的时候，我还听到声音在喊：“特——丽——莎!”
　　一定是还有人留在那儿继续喊。有些人很顽固。
　　


                      良　心

　　
　　来了一场战争，一个叫吕基的小伙子去问他是否能作为一个志愿者参战。
　　人人都对他赞扬有加。
　　基走到他们发步枪的地方，领了一把枪说：“现在我要出发了，去杀一个叫阿尔伯托的家伙。”
　　他们问他阿尔伯托是谁。
　　“一个敌人。”他回答，“我的一个敌人。”
　　他们跟他解释说他应该去杀某一类敌人，而不是他自己随便想杀谁就杀谁。
　　“怎么?”吕基说：“你们以为我是笨蛋吗?这个阿尔伯托正是那类敌人，是他们中的一个。当我听说你们要和那么多人打仗，我就想我也得去，这样我就能逮住阿尔伯托了。这就是我来这儿的原因。我了解这个阿尔伯托，他是个恶棍。他背叛了我。几乎没个由头，他让我在一个女人那儿成了小丑。这是旧话了。如果你们不相信我，那我可以把整个经过跟你们讲一下。”
　　他们说行了，这已经够了。
　　“那么，”吕基说，“告诉我阿尔伯托在哪儿，我这就去那儿和他干一场。”
　　他们说他们不知道。
　　“不要紧。”吕基说，“我会找到人告诉我。迟早我要逮住他。”
　　他们说他不能那样做，他得去他们叫他去的地方打仗，打恰好在那里的人。关于阿尔伯托，他们是一无所知。
　　“你们看，”吕基坚持说：“我真是应该跟你们讲一下那件事。因为这个家伙是个真正的恶棍，你们去打他是完全应该的。”
　　但是其他人不想知道。
　　吕基看不出这是什么原因：“抱歉，也许我杀这个或那个敌人对你们而言都是一样的。可是如果我杀了一个与阿尔伯托没有关系的人，我会难受的。”
　　其他人不耐烦了。其中一个人颇费了番口舌，跟他解释战争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不可以认定自己要杀的某人是敌人。
　　吕基耸了耸肩。 “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他说， “你们就别把我算上了。”
　　“你已经来了，你就得干下去。”他们吼道。
　　“向前走，一、二，一、二!”这样他们就把他送上战场了。
　　吕基闷闷不乐。尽管他可以随手杀人，但那不过是为了看看他是否可以找到阿尔伯托，或者阿尔伯托的家人。
　　他每杀一个人，他们就给他一个奖章，但他仍闷闷不乐。“如果杀不了阿尔伯托，”他想，“那我杀那么一大堆人是一点都不值得的。”他感觉很糟。
　　同时他们仍在不断地给他颁发奖章，银的、金的，各种各样的。
　　吕基想：“今天干掉一点，明天干掉一点，他们就会越来越少，最后就会轮到那恶棍了。”
　　但是就在吕基找到阿尔伯托之前，敌人投降了。他感觉糟透了，自己干掉了那么多的人，却毫无意义。现在，因为和平了，他就把他的奖章都装在一个袋子里，去敌国到处转悠，把奖章分给那些死者的妻子和孩子。
　　这样转悠的时候，他就遇上了阿尔伯托。
　　“好，”他说，“迟来总比不来好。”他就把他干掉了。
　　那样他就被捕了。他被指控为谋杀并判处绞刑。在审判中，他不停地说他这样就是为了自己的良心，但没人听他的。
　　
　　
                                  做 起 来

　　
　　有这样一个镇子，做什么事情都被禁止了。
　　现在，因为惟一未被禁止的就是尖脚猫游戏，所以镇上的臣民就经常聚在镇后边的草坪上，成天地玩尖脚猫游戏。
　　因为禁令被制订的时候总有恰当的原因，所以没有任何人觉得有理由抱怨，也没人觉得受不了。
　　几年过去了。有一天，官员们觉得再没有任何理由禁止臣民做这些事了，他们就派了传令官四处通知人们一切都开禁了。
　　传令官来到老百姓喜欢聚集的那些地方。
　　“听好了，听好了，”他们宣布， “所有的都开禁了。”但人们还是玩尖脚猫游戏。
　　“明白吗?”传令官重申，“你们现在可以任意做想做的事了。”
　　“好的，”臣民们回答。“我们玩尖脚猫。”
　　那些传令官一再地提醒他们的臣民，他们又可以回到他们从前曾经从事的那些高尚而有用的职业中去了。但是老百姓都不愿听，他们继续玩尖脚猫，一圈又一圈，甚至都不停下来喘口气。
　　看到他们是白费劲，那些传令官就回去禀报上面。
　　“这很容易，”那些官员们说，“现在我们下令禁止尖脚猫。”
　　人民就是在那时开始反抗的，杀了部分官员。
　　然后人民分秒必争地又回去玩尖脚猫游戏了。

Giorgio

卡尔维诺的现代寓言
    文学从本质上说是隐喻的。现代修辞学研究证明，语言交流中真正意义上的“直言”，几乎是不存在的(有人认为只在一些专有名词中存在)。总是先有“比喻义”，才有“本义”的，字面义是喻说过程的产物。这是特别强调语言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之后的结论。持这样的观点就登上了现代喻说理论的平台。文学在本质上是隐喻的，是说字面义总是因为有比喻义而存在。
　　这是给了我们一个看文学的新的角度。在这个理论平台上，我们看寓言会更有别样体会。寓言的最初诞生是为了给人说道理，用一个故事来隐喻着某一个道理。既然如此，道理是第一位的，故事则是为了道理才存在的。因为这个诞生的最初动因，所以，寓言就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特点，第一点，那个故事不能太复杂、太曲折，人物也不能太多，只有这样，读者的注意力才不至于全被故事的复杂性所吸引，才能对故事有所把握，以便在优越的心态中，仔细琢磨故事层面以上所蕴涵的道理。与此相应，其文本一般都比较短小。第二点，叙述简洁、明晰，作者笔下一般不带感情色彩，呈现出客观、冷静的基调。这是因为，本来寓言就有两个层面，即故事层和寓意层，作者所要表达的道理是那个寓意层所要达到的效果，完整的冷静客观的故事叙述，尽量不要泄露感情，也避免干扰读者对故事的把握，以便集中力量去解读寓意层。第三点，叙述过程中，不去执意表现人物的心理感受和感情的复杂性，也不过于刻画人物的神态和服饰，这是因为，人物的性格和寓言的寓意相比是次要的，人物的内心世界不作为主要的审美对象。人物是构成整个故事的一个符号。
　　如果说，其他文本，比如小说，可以仅有故事层面，或者说故事层和隐喻层不能剥离开来，那还是说的过去的，而寓言却必须有两个层面。两个层面必须能够剥离开来。而能够剥离开来的寓言在于是否可表示出，人类是理性的，有对道理和哲思的本能热爱。
　　寓言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体，可在现代人这里，寓言依然存在，我们称之为现代寓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去理解这些现代寓言。
　　毋庸置疑，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是一位优秀的现代寓言作家。对于寓言，卡尔维诺说：“当一个人感到压抑时，他写寓言；当一个人不能清晰地表述思想时，他写寓言，月。藉寓言以表达。”但无论怎样，历经炼狱，当然主要是指历经精神体验的炼狱，才能有对人类过人的理性审视和超越的眼光。而这是写寓言的前提条件。卡尔维诺是有这样的理性和超越的眼光的。卡尔维诺在他的三个连贯性的小说所组成的小说集《我们的祖先》中的《分成两半的子爵》中，曾经借那个半个人、善良的梅达尔多的口说过：“这就是做半个人的好处：理解世界上每个人由于自我不完整而感到的痛苦，理解每一事物由于自身不完全而形成的缺陷……我现在怀有我从前完整时所不曾体验过的仁爱之心：对世界上的一切残缺不全和不足都抱以同情。”可以说，卡尔维诺深切体验了人类的困境，他也就能更真切地勘探人类存在的各种可能性，并以惊人的想像力和幽默风趣的语言，展示寓言的“言内之言”的丰富性，并抵达寓言的“弦外之音”的无比准确性。
　　我们现在读到的是卡尔维诺的《黑羊》《呼喊特丽莎的人》《做起来》《良心》《敌人的眼睛》五篇（《南方周末》副刊所转载）。这一组寓言是他在一九四三年写在一张纸上的随想。
　　在《黑羊》中，我们首先面对的是一个稳定的循环圈：“从前有个国家，里面人人是贼”，“一到傍晚，他们手持万能钥匙和遮光灯笼出门，走到邻居家里行窃。破晓时分，他们提着偷来的东西回到家里，总能发现自己家也失窃了”，“他们就这样幸福地居住在一起”。偷别人与被别人偷形成了一个维持平静和“幸福”的循环圈。不幸的是有一天有个诚实的人来这个国家定居，起初是他不出去偷别人，后来有人指点迷津，说他不能妨碍别人的行动自由。一到晚上，他也开始出去，但他不是去偷，而是去看河水打桥下流过的情形。
　　如果说，每天晚上出家门是个行动符号的话，那么，这个人作为一个出行的符号，他在以他的诚实偷偷地置换了符号的一些符号素：出门，这点与他人是一致的；不偷，这点与他人是相异的。叙事中最基本的机制是“交换”，交换也是维持人类持续前行的机制。在《黑羊》这个寓言中，交换是使循环链正常运转的力量。但是现在让正常的行动素发生了分裂，分裂为既有夜晚出去，可又不去偷两个符号素，于是，“夜晚出去”这个符号变化了，原初性的平衡被打破了：“不久以后，那些没有被偷过的人家发现他们比别的人家富了，就不想再行窃了。糟糕的是，那些跑到诚实人家里去行窃的人，总发现里面空空如也，因此他们就变穷了。”叙事的动力学意义在此处被卡尔维诺发挥到了极致，他要不断地找到推动故事向前发展的动力，寻找动力就是不断地打破循环圈、再造循环圈：“同时，富起来的那些人和诚实人一样，养成了晚上去桥上的习惯，他们也看河水打桥下流过的情形。这样，事态就更混乱了，因为这意味着更多的人在变富，也有更多的人在变穷。”这样是不行的，于是，那些富人发现，他们如果天天去桥上，他们也会变穷的，于是他们雇佣那些穷的人去为他们行窃。我们看到，诚实的人打破循环链之后，人们很快找到了新的平衡机制，新的平衡机制中，又有一种新的交换内容：有人不用自己去偷，但本质上“他们依然是贼”。这其中行动符号素又发生了变化，有些人晚上出去，但本人不偷，雇佣他人去偷，他人是他的本质的延伸。现在这个平衡是富人和穷人共同组成的，卡尔维诺依然锲而不舍：富人于是“又雇了穷人中的最穷者来帮助他们看守财富”，于是，在这个更高一级的平衡中“就意味着要建立警察局和监狱”。
　　卡尔维诺是以俯视角来勘探人类境况的，因此他有洞若观火般的发现，他发现，始终处于循环之中，这是人类的常态，又是一种悲哀状态。循环构成稳定。找到平衡维持平衡是聪明人之所为，而历史就是在“恶”的势力的杠杆的作用下前行的。我以为，卡尔维诺叙事动力是找到平衡打破平衡再找到新的平衡，再打破……以至无限，但没有让道德性的评判所束缚，历史的冷酷无情闪烁其中：现在，人们不再谈什么偷盗或被偷盗，而只说富人和穷人，但他们各个都还是贼，“惟一诚实的只有那个诚实的人。但他不久便死了，是饿死的。”卡尔维诺超越了阶级分化的漫长历史过程，用回溯的眼光审视了历史深处的人类本性。带有悲凉情调的道德判断意味同时也无声地流淌出来。
　　这则寓言中的诚实的人和那些所谓的富人、穷人，都没有细致的耐人琢磨的心理感受，仿佛是一个个运行着的符号，编织着这个循环之打破与重新构造的故事，直观地显示着人类的存在状况。
　　《呼喊特丽莎的人》中所描绘的事件，是在一个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境下启动的：“我迈出入行道，朝后退几步，抬起头，然后，在街中央，双手放在嘴上作喇叭状，对着这一街区的最高建筑物喊：‘特丽莎!’”可是，事件一旦被启动起来，人们就不再追究启动的最初原因，卡尔维诺显示给我们：人们都诚心诚意地随着喊起来，一会儿“就成了一大群人，大约有二十个吧，而且还不时地有新成员加入”，直至渐人佳境，这是一个不被任何人怀疑的举动，但终究有人对此“事件”质疑了，于是事件的最初起因才引起人们的注意，原来发现这是一个没有任何根据的启动：“‘对于我来说，’我说，‘我们可以喊其他名字，或换个地方叫喊。这并不重要。’”当问题被提出来后，人们出现“失望”“恼怒”，接下来是一阵子“尴尬”。“尴尬”，这是人们面对真实现实的最形象的刻画，也可看做是卡尔维诺对人类存在境况的一次缩影式的描绘。即便是没有意义的启动，人们在尴尬的同时，还是没有彻底地放弃盲目：“‘要不，’有人好心地说，‘我们一起来最后喊一次特丽莎，然后回家。’这样我们就又喊了一次。‘一二三特丽莎!’但这次叫得不太好。然后人们就纷纷回家了，一些人往东，一些人往西。”“我快要拐到广场的时候，我还听到有声音在喊：‘特——丽——莎!’一定是还有人留在那儿继续喊。有些人很顽固。”
　　我们不难在文本中看到跟着呼喊“特丽莎”的人们的真诚，为了真诚的真诚。不明真相地呼喊“特丽莎”，构成一个圆圈，人们真诚地在这个循环圈内。诚意分为有目的的真诚和无目的的真诚。当真诚是无所指的时候，卡尔维诺悲剧性地提出了社会生活里的从众现象及其可悲。美国社会学家戴维—里斯曼在他的《孤独的人群》中提出三个阶段的理论，“传统的社会”、“市场资本主义社会”、“后现代主义的社会”。传统社会人们受“传统的引导”：我之所以做什么，很简单，是因为其他人都是这样做的，一切活动都是这样的。我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人们一直都这样做，而这就是正确的方式。“市场资本主义”，里斯曼说，从新教传统或清教传统中来的实业家是受“内在引导”的，相信自己的判断。“后现代社会”是受“他人引导”，实质是整一性，你不能与别人有差别。“他人引导”的人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卡尔维诺所写的“从众”的人是受“他人引导”的人。这是人类历史发展到如今的悲剧性存在境况。
　　如前所说，寓言这种文体，通常具有叙述者清晰的理性思考，因此隐含作者的视角一般也是俯视静观的。寓言中的人物以及情节都被一种理性的“上帝之手”所操纵着，因此故事本身又似乎是一个游戏。
　　确实，卡尔维诺的这一篇现代寓言在这种理性的观照之下，有比较强烈的游戏色彩。所谓游戏色彩是从情节的设置角度来说的。“游戏”是西方哲学、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一般认为“游戏，在形态上多半表现为实际生活活动的模仿或类似物，但就其发动而言，它不同于劳动及其他一切实际活动，它以身心的自我目的性自由活动为特征，在内心里与纯粹的快感相结合”(竹内敏雄：《美学百科辞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8页)。我们可以顺着这个界定进一步认为，游戏本身意味着虚拟出一种意义，是在合乎规则的情况下对于意义的创造，其后还包括一种超越的力量在适当的时候对游戏本身的取消，这种取消同时也就是对游戏虚拟出来的意义的取消。在这个文本中，“呼喊”是一种游戏，“呼喊”本身是一种意义的创造过程，这种意义首先来自呼喊这一行为所产生的现实功效——“呼喊”是试图在“我”与特丽莎之间建立一种关系，从而交流传递信息。路边的人们认定“我”所进行的是这种以传递信息为目的的功利层面上的意义的创造，所以在看到“我”的呼喊并没有引起特丽莎的注意的时候，人们也加入了这个意义的建构过程，他们认为自己的功用在于扩大和加深这种呼喊的效果。他们进入了意义的建构过程，同时使得自己也成为有意义的，这种意义是由集体的呼喊所赋予的，人们的态度是投入的，默认的前提是——“我”确实在“呼喊”特丽莎，确实想引起特丽莎的注意。当“我”坦言并没有什么特丽莎，最初“我”的呼喊并没有明确的功利指向的时候，“呼喊”这一行为从一种现实意义的创造过程变成了游戏的虚拟过程，人们所着力去创造去坚持的那个目标也就失去了。意义被取消了，准确地说，是后来加入呼喊的人们所期望创造的那种意义被取消了。“我希望你没有耍我们。”人们开始领悟了“呼喊”只是一个纯粹的游戏。但游戏既然已经被创造了出来，那就不是最初创造游戏的人所能全部操纵的了。“一定是还有人留在那儿继续喊。有些人很顽固。”游戏被认真地坚持着，而那些坚持的人并没有意识到游戏的本来面目，还在进行着想像中的
    现实意义的创造，他们的创造，只在个人意义上有价值，而他们渴望出现的那种意义，仍然没有降临。
　　从更高的层次之上，这则寓言的结尾使人联想到《等待戈多》所传达的荒诞感，这是一种终极价值的缺失，这种缺失隐喻着价值的困境。人们茫然呼喊，却不知道呼喊的对象是什么人。呼喊所引起的人群的聚散也可以隐喻人的一生的聚散。
　　时至今日，人们已经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不是我们在说着语言，而是语言在说着我们，我们已经深深地陷在语言之中，成为语言的奴仆。语言控制着我们的思维、行动和选择。语言的力量的诸多表现之一，就是语言结构的形成，语言结构和言语的关系在结构主义语言学中得到认定后，激发了许多理论灵感。罗兰•巴尔特即是其中一位。他把“语言结构——言语”与“代码——信息”这两组概念看成是同构的。
　　当我们把这样的理论应用到卡尔维诺的《做起来》时，我们发现，“语言结构”所规定的是恒定的，它只是代码，而命令总是在具体的语境中发布的，它永远不能完全准确地表达命令本来的意思。于是就发生了一系列的悖论。当这个镇子上什么事情都被禁止了而惟有尖脚猫游戏没有被禁止。人们什么都不可以做。后来官员们宣布：“所有的都开禁了。”开禁的概念是，以往被禁止的行为现在都不再被禁止了。但人们依然玩尖脚猫游戏。传令官重申，“你们现在可以任意做想做的事了”。“可以任意做想做的事”，从逻辑上来说是没有边界的，“好的，”臣民们回答。“我们玩尖脚猫。”看到臣民们不听他们的劝告，依然玩尖脚猫，官员们说：“现在我们下令禁止尖脚猫。”“人民就是在那时开始反抗的，杀了部分官员。”“可以任意做想做的事了”当然也包括做“玩尖脚猫”，这是合乎政府的这个命令的；后来人民开始反抗，杀了部分官员，也是在“可以任意做想做的事”的范围之内。语言作为发布命令的载体，曾经构成一种至高无上的力量，阻碍人们行动自由，而现在人们利用了语境“可以任意做想做的事”(这是官员们想让人们做超于尖脚猫游戏之外的其他事的意思表述)却消解了这个命令的力量，做了包括杀了部分官员、继续做尖脚猫游戏等“任意想做的事”来抗衡现在的命令。于是发布命令的官员就被置于反讽的境地中。关于语言永远不能准确抵达意义的思考、语境所产生的荒诞感得到了很好的艺术表达。
　　艾布拉姆斯在《欧美文学术语词典》把寓言分为两种主要类型：一类是历史与政治寓言，是借助字面上描写的人物与情节指代或讽喻历史人物与事件，另一类是观念寓言，故事里的人物象征抽象的概念，故事情节用于传达训诲阐明论点。无论哪一种，都因有人物、情节，有时还包括场景的描写，构成完整的“字面”，也就是第一层意义，同时借此喻彼表现另一层相关的人物、意念和事件。我们所读到的卡尔维诺的寓言应属于观念寓言。诚如艾布拉姆斯所说的寓言可以传达抽象的概念和阐明论点，于是我们看到，卡尔维诺用语言讲了一些极其抽象的道理，《良心》正是这样一篇。叫吕基的小伙子愿意作为志愿者参战，他不是为了去杀作为某一类的敌人，而是为了杀一个恰好在敌方的属于他个人的敌人，那人叫阿尔伯托。结果他在战场上无奈地杀了许多敌人，得了不少奖章，但他闷闷不乐。敌人投降了，战争结束了，他到敌国去转悠，终于发现了他的敌人阿尔伯托，他就把阿尔伯托干掉了，于是他被捕，被指控为谋杀并判处绞刑。在审判中，他一再说他这样做是为了自己的良心。但没人听他的。这里的关键词是“良心”和“战争”，良心是属于个人的，可通过个人的实践来满足，而战争则属于群体，受权力意志的支配，战争中个人的意志服从并汇人群体意志中，良心的作用和意义被群体意志和意义所淹没。如果，吕基在战争中发现了阿尔伯托，并杀死了他，他的良心就和战争融为一体，良心得到了在合理合法的情境下的实现，但他杀死阿尔伯托是在战争结束之后，此时的阿尔伯托的归属已不再是敌方，而是一个独立的个人，而吕基依然将阿尔伯托看做敌方中的一员，其实，作为群体的敌人已不再存在，剩下的是作为个人的敌人，对个人的敌人依然用对待群体敌人的方式，这是人生的错误，错位所产生的错误。人类常常处于吕基的这样的不自知状态下，卡尔维诺以理性的眼光揭示了这样的存在状态。
　　一九八八年英国韦伯列德文学奖得主罗什第说：“当意大利爆炸，当英国焚烧，当世界末日来临，我想不出有比卡尔维诺更好的作家在身边。”我以为，何止因为卡尔维诺的智慧、风趣和幽默，何止是卡尔维诺对人类境况的深切理解和洞若观火的见识，更因为他对人类感情的细微捕捉和精致的艺术表达，这就是我们读《敌人的眼睛》的体验。战争已经完结，但战争中敌人的眼睛却没有随战争的退隐而消逝，它潜入人们的心灵甚至潜意识，经常出来搅扰人们的平静，卡尔维诺发现了人类心灵的创伤会穿越漫长的时空，存活在现在时。“她一个人，外面是喧闹的雨声。穿过这个被雨浸透了的欧洲，过去的敌人的眼睛刺穿了这夜，正好刺中她。”这是对人类境况悲哀这一面的深情发现。可是，卡尔维诺也有另一面的发现，那就是人类的自主的力量：“‘我能看见他们的眼睛。’她想，‘但他们也该看见我们的。’她于是牢牢站住，紧紧地盯住黑暗。”这则寓言浓重的抒情格调平添了不少艺术魅力。
　　让我们再从心理学角度入手分析。寓言对于虚无，对于无奈的悲苦状态的摆脱，是在坚实的行动中付诸实现的。人所体验到的历史记忆在个体心理中投下的阴影，是一种使人焦虑的存在。如果只是展示这种焦虑，感受这种焦虑，并且沉迷在其中，寓言所描绘的就是虚无绝望的状态——自我被恐惧和焦虑所包围，所侵蚀，在纯粹的“被看”中无处躲藏，丧失主体性。而对黑暗中的眼睛的注视，意味着注视者已经确立的自我的存在，不仅对他者的注视给予回应，而且坦然面对战争投在自我心理的阴影，这是对价值的主动追寻，同时也是主体的重塑。《敌人的眼睛》精神的积极一面就是这样展示的。
　　优秀的文学是具有穿透力的，卡尔维诺给予了我们审视世界和人生的眼光，可以穿透迷茫黑夜的犀利眼光，这眼光会让我们受用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