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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籍华人作家高行健先生获得了两千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
消息传出以后，大陆官方保持了整整一天的、令人难堪的沉默。然后，其文化与外交部门，接二连三地发表毫不负责的言论，在没有阅读国高先生任何作品的前提下，对高先生以及瑞典诺贝尔奖评委会进行恶意的攻击。这一事件，再次显示了一个冷血而僵化的官僚机器，骨子里对于任何的外部信息，都杯弓蛇影般地感到恐惧和警惕。相反，在初步实现民主化的台湾，通过直选上任的领导人*先生，热情洋溢地给高行健先生发去贺电，称之为“华人之光”。相比之下，海峡另一岸的态度是何等的委琐、何等的狭隘、何等的心虚！
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以迫害作家为己任的“中国作家协会”再次登场，它的某位不敢透露姓名的“负责人”声称，诺贝尔文学奖被用于“政治目的”；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一向以红卫兵口吻发言而在国际上贻笑大方的朱邦造，居然轻蔑地表示“诺贝尔文学奖不值一提”。他们不过是丧失了自由意志的、可怜的螺丝钉而已，却口口声声地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发言，说什么“中国人民的感情受到了伤害”。其实，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正是他们的这些荒谬绝顶的言论。
对于高行健的获奖，所有的大陆媒体在高压下，不得不保持痛苦的沉默。这是一种令人窒息、令人耻辱的沉默。这种沉默与我们身上仅存的良知和正义感格格不入。我们沉默太久了，对于身边发生的那些可怕的不公正，对于那些死于警察枪口下的冤魂，对于那些死于黑暗的矿井下的冤魂，我们给予的关注太少、太少。
因此，我个人认为，对于今天受到严重侮辱的高行健先生以及他的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华人文学最后的尊严，我们理应致以崇高的敬意和力所能及的声援。我们不能继续沉默。如果我们继续沉默，我们将丧失良心最后的一层防线，我们将无声无息地、轻而易举地被黑暗所吞噬。
在极权主义统治下的苏联，也曾经出现过两次同样的事件。一次是一九五八年帕斯捷尔纳克的获奖，另一次是一九七零年索尔仁尼琴的获奖。对于帕斯捷尔纳克，苏联政府竭尽辱骂和批判之能事，粗暴地剥夺了他的创作自由。一家巴黎的报纸称此事件为“知识界的布达佩斯”。然而，苏联政府恶劣的行径，激起了全世界正义力量的强烈反弹。自由舆论的猛烈抨击，虽然没有使帕斯捷尔纳克完全恢复自由，不过总算保住了他的性命，而他那有限的自由还是用他的诺贝尔奖换来的。在专制政府的压力下，帕斯捷尔纳克用法文发了一封给瑞典文学院的简短的电报，说道：“由于考虑到我们社会对于此项巨奖的看法，我不得不拒绝此项颁赠给我，而我却不配获得之殊荣。请诸君切勿介意，并接受鄙人自愿之拒绝。”言辞背后的沉痛，读者自是心有戚戚焉。而对于索尔仁尼琴，苏联政府首先是不准他出境领奖，继而用强力将他驱逐出境。获奖消息传出之后，苏联文艺界的态度立刻发展成为密集的舆论攻击，公开指斥索尔仁尼琴是“害群之马”，辱骂诺贝尔奖评委会是“以策动仇视苏联的行动为主要任务的机构”。
实际上，真正受到侮辱的并不是两位伟大的作家以及诺贝尔奖评委会，而是企图侮辱他们的专制政府。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下台后才亲自阅读两位作家的作品，对昔日自己默许的“讨伐行动”表示由衷的懊悔。然而，耻辱柱上已经公正地写下了他的名字，再也无法涂改了。随着岁月的流逝，苏联政府的愚昧和僵硬，成为一代一代流传的历史笑柄，而《日瓦戈医生》和《古拉格群岛》两部巨著，依然高高耸立在人类文化史和精神史上，永久地褶褶生辉。
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对于某位根植于自身文化传统、而价值立场与官方有所不同的作家的获奖，采取何种态度，乃是透视其胸襟与气魄的标尺。一九九四年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获奖之后，日本天皇和日本政府立即向他表示热情的祝贺。长期以来，大江反对天皇体制、反对政府的基本施政方针，其立场极其鲜明。同样，一九九八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萨拉马戈，也是激烈批判现政府的左翼作家。当他获奖之后，葡萄牙政府立刻放下分歧，向他表示热烈的祝贺，认为这是“葡萄牙语的胜利”。按照某些人士的观点，既然是一名敢于反对我们的作家，我们不仅不能表示祝贺，还应当义正词严地进行批判。殊不知，一个社会的活力正体现在其成员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上，体现在思想和言论的“异”而不是“同”上。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反复提倡“创新工程”。在我看来，真正的创新，其前提必然是一个民主和自由的制度平台。在万马齐喑、因思想获罪、因言论获罪的恶劣环境下，要想提倡“创新工程”，只能是缘木求鱼。
某些权势力量对高行健获奖的不可理喻的反应，让我深深地感到耻辱和愤怒。当年的苏联，有萨哈罗夫、叶夫图申科等知识分子挺身而出，发出他们正义的声音，同时也让世人对那广袤的俄罗斯大地重新产生了真诚的敬意。今天，我们何为？推进一步追问——具体到每一个知识分子：“我”何为？
就在高行健先生获奖消息公布的当天晚上，我接受了英国BBC的访谈，在访谈中表达了自己的心声。访谈结束以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息，于是连夜写作了一篇题为《惊喜与悲哀》的短文，全文如下：
惊喜与悲哀
两千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华裔作家高行健，多少是一个意外。因此，当消息传到国内时，反应是复杂而吊诡的。高行健在八十年代曾经受到严厉批判，浪迹“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西北、西南原始森林。后来，他被迫旅居法国。在海外十余年的创作中，他用法语和中文双语写作，一直没有停止对“大众的历史”和专制的制度的反思与质疑。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就在高行健获奖消息传出的十月十二日当晚，中共中央宣传部连夜召开会议，紧急通知全国媒体低调处理。十三日的《中国青年报》和《北京晨报》等相继发表文章，对诺贝尔文学奖冷嘲热讽。“有关方面”阴暗的心态和恐惧的心理，体现得淋漓尽致。同时，有不少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读者，也在网络上攻击高行健的法国国籍，甚至认为这次颁发诺贝尔文学奖又是西方反华“阴谋”的一部分。由此不难推测，虽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高行健的作品依然不可能不被删改地在大陆出版发行。
对于我个人来说，听到这一消息之后，既感到惊喜，又感到悲哀。说惊喜，因为高行健毕竟是百年来唯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作家。瑞典皇家科学院声称，这次颁奖“表达了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学的敬意”。我认为，高行健本人的国籍丝毫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作品表达的普遍价值以及富于理想的倾向。
同时，我又感到了一种深深的悲哀。高行健曾经在一次访谈中指出，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第一个前提是要有自由，有自由，思想就不受限制。他的写作，“本意仅仅是寻找自由”。然而，像高行健和北岛这样第一流的中国作家，却不得不流亡海外，才能获得相当的创作自由。而流亡海外，也就离开了自己深爱的土地和土地上生存的人民。相反，留在国内的作家们，虽然有可能扎根于博大的土地与人民，却无法拥有基本的创作自由。“天空”与“土地”，犹如鱼和熊掌不可兼得。高行健去国十多年，文学成就获得了西方世界的逐步认可。但是，他在国外创作的作品，几乎没有一部能够在大陆出版发行。现在二十多岁的读者，一般都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即使是年长一些的文学爱好者，也至多对他当年的实验戏剧有点模糊的印象。这是高行健的悲哀，也是所有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漂泊在海外的华人作家的悲哀；同样，这也是被粗暴地剥夺了创作自由的身处国内的作家们的悲哀，也是丧失了获知资讯和信息的权利的读者们的悲哀。当然，一切的悲哀，说到底是僵硬而冷酷的制度的悲哀。
这篇文章，当然不可能在大陆的任何传统媒体上发表。权力集团根本不会提供一个与普通公民平等讨论、平等商榷的话语平台。在根深蒂固的“家天下”式的思维下，唯有强权对弱势群体单向度的压制。真正的宽容，只存在于对等的话语群体之间。它不是我们企求来的，而是我们争取来的。我认为，如果我们在所有象征性的事件中，都能够毫无畏惧地发出自己的声音，那么，在不久的将来，“宽容”自然会降临。本着这一思路，我首先将这篇短文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香港的《明报》，作为我为该报撰写的专栏文章中的一篇。然后，我将它张贴在各个著名的文化网站上。
高行健的获奖，显示了中国当代文学在专制的摧残下艰难的生长和杰出的成就。而高行健的“不知名”，除了因为他流亡国外的现实处境外，同时还深刻地说明这样的一个真理：在一个信息不是自由流通的社会里，最优秀的作家往往不是最有名气的作家。近年来，在大陆文化界最出风头的作家是王朔、余秋雨、贾平凹、王蒙、莫言、池莉等人，在我看来，他们的文学才华与思想水平，实际上跟他们的名气成反比。浮在喧嚣的水面的，是那些轻飘而浅薄的水草；沉在宁静的水底的，才是闪闪发光的珍珠。真正具备了大师的潜质、甚至大师的实力和成就的作家，一般都受到官方的压制、媒体的冷落和大众的疏远。我个人认为，说中国当代文学一无是处显然是不公允的，在大陆和海外的华人作家中，能够与高行健相提并论的，有李锐、史铁生、阿城等人。有了他们的存在，中国的当代文学才不至于愧对后世。他们在八、九十年代的创作，给一九四九年之后长达三十年的文化沙漠增添了一点让人欣慰的绿洲。
从这个角度来衡量当代文学评论界的失职，我认为，这种失职比起当代作家们的追名逐利来，同样是不可原谅的。像马悦然这样远在北欧的汉学家，居然能够关注到僻居山西的李锐，并对其作品有深入而中肯的阐释。相反，国内的批评家们很少有人论述李锐的小说。这究竟因为是他们困居象牙塔之内，消磨了起码的审美能力；还是因为他们过度贴近现实利益，全身心地注视那些所谓的“文化热点”；抑或是因为他们自觉地充当御用工具，单单赞美官方喜欢的作家？我们不得不承认，某些海外的汉学家们，比大多数国内的文学评论家们更加洞悉中国当代文学的现状、更明晰中国当代文学的走向。。
第二天，青年学者余世存先生给我打来电话，说他与朋友笑蜀起草了一封致中国作家协会的抗议书，问我是否愿意在上面签名。我本来就想起草一封这样的文件，听到这一信息，自然十分高兴。我迅速地在电脑中读完余世存先生发来的信件，心情沉痛而激动，立刻回复对方，表示愿意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这样，这封由余世存、笑蜀、摩罗和我签名的抗议信，很快张贴在各大网站上，并受到诸多海外媒体的关注。全文如下：
致中国作家协会的抗议书
高行健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我们跟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感到由衷的高兴。高行健先生以自己的痛苦的经验熔铸了杰出的精神产品，其中表现出来的为人称道的普遍价值、直指人心的洞察力，是我们当代中国人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创造性服务，作为一个中国人都应该高兴。尤其是，在中国社会面临如此深重危机的今天，在文明的演进出现严重的认同危机，做戏虚无主义一类的病毒侵入我们的人心秩序和社会秩序的每一角落的当代中国，汉语能有这样测度人性经验的作品是对一个苦难而沦落于苦难和罪恶的民族的有力的刺激，它无疑是对我们当代汉语写作的某种承认，荣耀并提升了我们的生存。我们为此骄傲，谨此向高先生祝贺并表达我们的敬意。
很多人说，高行健先生都能得奖，汉语作家还有很多人也应得奖，他们数出了国内很多在权力和市场里都得大名的作家；中国作家协会等官方机构甚至发布公告，痛骂诺贝尔文学奖水平直线下滑。我们听到这样的消息，有一种痛不欲生的感觉，我们呼吸于其中的是怎样的世间！
就精神意义而言，就文化意义而言，高先生无疑是中国人。作为中国人，高先生的荣誉不仅属于高先生，高先生的荣誉同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荣誉，中华民族的荣誉，中国文化的荣誉。真正的爱国者必然珍视这份荣誉。中国作家协会对这份荣誉的侮辱，因此是不能容忍的，不能原谅的，我们强烈抗议中国作家协会的这一流氓行径！并强烈要求中国作家协会就此向全国人民道歉。
诚然，高先生的作品我们所知甚少。中华民族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作为中国人，我们竟然所知甚少。世界了解高先生，而高先生的十二亿同胞却因为人为的阻隔无法了解高先生，这是高先生的不幸，更是我们的不幸。这是没有道理的。现在已到了破除藩篱的时候了，高先生的作品，只要没有违反宪法和法律，应该在他自己的祖国流传。为此，我们呼吁政府批准出版机构出版高先生作品，同时呼吁政府尊重依法治国的庄严承诺，加快新闻立法、出版立法的进程。
高先生应该得到一个公正的评价，高先生应该回到可以自由地回归他的祖国，妖魔化可以高先生的运动可以休矣。
我们期待着。
余世存、笑蜀、摩罗、余杰
抗议信发表以后，我们又酝酿起草一封给高行健先生的贺信。我们不能容忍国内普遍的沉默。作为身处国内的几名写作者，我们有权利向身处国外的另一位写作者表示祝贺、表示敬意。在朋友们的建议下，由我起草了这封贺信，全文如下：
致高行健先生的贺信
高行健先生：
您好！听到您荣获两千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作为一群身处中国大陆的写作者，我们谨在此向您表示衷心的祝福和崇高的敬意！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您去国十多年后所创作的作品，极少能够为大陆读者所接触。我们也仅仅阅读到您少数零散的文字以及只言片语的相关报道，您获奖的巨著《灵山》至今仍然未能拜读。尽管如此，就目前我们掌握的部分资料中，我们能够清晰地辨析出您基本的价值立场。您对天赋的自由的渴求，您对所有外在的桎梏的痛恨，您对人类不可抑制的爱和对生命本身的尊重，都是我们所欣赏和认同的。您的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普遍价值和理想倾向，也正是当今中国大陆文化中最为匮乏的质素。您的作品以高度的艺术性，大大地拓展了人类的艺术视野；也以刻骨铭心的洞察力，让读者享受到智慧所带来的纯粹的快乐。同时，您使用法文和中文双语写作，以一名民间文化使者的身份，为中国与法国、东方与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全球民主化浪潮与和平趋势不可逆转的今天，作为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和艺术家，您致力于建构一个多元文化之间平等对话、相互融合的平台，以自身独一无二的艺术创造，增进着人类对自由的认知、对他人的宽容以及对自我的内省。这一工作无疑是富于挑战性和建设性的。
您获奖的消息传出之后，短短的几天之内，我们耳闻目睹了大陆官方的尴尬和恐惧，也耳闻目睹了某些大陆作家的嫉妒和怨恨。那些被金钱和权力所毒化的心灵，是无法面对您获奖的现实的。大陆的媒体被迫保持让人难堪的沉默。如果说这一沉默代表着一种无能，那么中国作家协会恶毒的攻击和阴险的用心，在中文中就只能用“无耻”这个词语来形容了。我们已经发表了公开信，对中国作家协会和有关方面的卑劣行径表示愤怒和谴责。
高行健先生，在“天空”与“大地”之间，您选择了“天空”，而我们选择了“大地”。我们理解并尊重您的选择。同时，我们也相信，不同选择的写作者，只要遵从用心灵写作的准则，最终都会走向一个相同的朝圣地。诚然，写作是对自我的拯救，但正是在每一个生命个体对自我的拯救中，整个人类也就朝着真、善、美的方向迈进。就在您获奖消息传到中国大陆的第二天，北京大学的学生在三角地贴出了“高行健的获奖，是良知和艺术双重的胜利”的标语，这也是我们的心声，更是中国大陆所有保存良知、热爱艺术的公民的心声。
最后，我们再一次向您的获奖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希望早日读到您的代表作品，在作品之中与您进行心灵的交流与撞击。
余杰、余世存、摩罗、笑蜀
两千年十月十六日
此后，这封贺信陆续有十多位年轻的作家、学者签名。十月十八日，我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的电话采访时，对着千百万听众的耳朵将这封信朗诵了一遍。通过迅捷的电子邮件的方式，这封贺信也很快为高行健先生本人以及瑞典诺贝尔委员会知悉。
两天以后，我收到了马悦然先生辗转通过美国朋友转达的一封短信。这封寥寥数语的信，让我在电脑前面静静地坐了半天。我一直相信，声音是有重量的。此时此刻，它的重量再次得到了验证。马悦然先生的信件，全文如下：
来自北京部分青年学者的信，使我泪水盈眶。我高兴地获知高行健已经为人所知。能否告诉这些青年人，他们使我十分欣喜？能否告诉他们，我爱他们的祖国和这个国家的文化与文学？能否告诉他们，我不是中国人民的敌人？
今年五月，我在斯德哥尔摩的一次国际汉学会议上，曾经见到白发苍苍的马悦然先生。在料峭的春寒中，身材高大的他，拿着一个大烟斗，一个人沿着美丽的海岸散步。我理解他对中国那片遥远的土地诚挚的爱，也知道他数十年如一日地为中国与瑞典、东方与西方的文化交流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但是，就是这样一位让人尊敬的老人，去年本拟访问中国，却无端被拒绝签证。小人与君子之间是难以沟通的，小人总是以小人的心态揣度君子的用意。这究竟是马悦然先生的悲哀呢，还是中国那些顽固的权力集团的悲哀？
一九六六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使用德语写作的、瑞典籍犹太裔女作家萨克斯。萨克斯的多重身份：女性、犹太裔、瑞典籍、德语写作，使这次颁奖具有了复杂的内涵。文学评论家艾德菲尔特在为文学院撰写的研究报告中，这样评论萨克斯：“她使整个犹太民族的悲剧变成她个人的悲剧，且无比深切地感悟到人的漂泊情境。”而汉堡大学的教授伯连德松则指出，如果将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萨克斯，“同时也表扬了可敬的犹太民族——这个民族的磨难是如此深；时至今日，他们的生存犹然遭到威胁。”我更感动的是萨克斯在颁奖典礼上的讲话：“我彻底而绝对地觉得自己是一个人，当一个人经历过如此多的恐惧之后，他就不可能视自己为某一特定国家的人了。当然，我是一个瑞典公民，不过，我使用的文字却是德文，而将我与别人联系起来的便是这种文字。”
高行健先生的获奖，也具备了多重意义。国家、民族与个人的纠缠，文学与政治的联系，自由与束缚的冲突，黑暗与光明的较量，都在这一事件中分外地凸现出来，不管高行健本人是否认同这些复杂的含义，他已然无法拒绝这种种的解读。所有正面和负面的评价，所有的沉默与喧嚣，都将成为后人研读历史的第一手文本。我不知道高行健先生在颁奖典礼上将发表怎样的讲话，但我深知，他与萨克斯拥有相似的经历，是磨难让他们获奖，是磨难让他们获得了“地球公民”的身份。那些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无聊的鼓噪，将被他们像蛛丝一样轻轻抹去。
我们不能沉默，因为我们爱这个世界爱得如此深沉。
我们不能沉默，因为我对明天还存在着一分美好的希望。
来源：余杰《拒绝谎言》之十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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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5-11-26 1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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