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什迪的噩梦（追杀令依然有效啊！）

Godot

转载自《新世纪周刊》

　    王巧玲

　　1989年情人节，印度裔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收到了一份意外的“礼物”。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签发了一道对他的追杀令：“我在此告诉全世界有尊严的伊斯兰教徒，《撒旦的诗篇》一书反伊斯兰教，反先知，反古兰经，其作者及所有知道其内容并参与出版的人都被判死刑。”

　　当年出版的小说《撒旦的诗篇》给拉什迪带来了杀身之祸，他不得不开始长达10多年东躲西藏的“地下”生活。时隔20年，最近，伊朗政府重申了死刑令的有效性。这一重申令拉什迪感到依然“有东西套在脖子上”。

　　一部虚构的文学作品，遭到查禁和抗议并不新鲜，但是因此而使作者及翻译、出版者遭受长达20年的追杀令，却是少之又少。  

　　祸起

　　拉什迪1947年出生于印度孟买的一个穆斯林家庭，少年时被送往英国受教育，后来就读于英国剑桥大学。1964年，正值印巴战争之时，拉什迪的父母亲搬到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居住。毕业后，他曾前往巴基斯坦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回到英国。《撒旦的诗篇》是他的第四本小说，在此书之前，他创作于1981年的《午夜的孩子》，曾获英国最高文学奖“布克奖”，就在去年，这本小说，还获得由读者投票评选出的“40年最佳布克奖作品”。拉什迪擅长在宗教和神话故事中挖掘小说题材，创作魔幻现实主义作品，而《撒旦的诗篇》涉及伊斯兰教，对穆罕默德有讽刺性的描写，因此激怒了整个穆斯林世界。

　　在收到追杀令的几天之后，拉什迪曾公开道歉：“我认识到世界各地穆斯林因我的小说出版而忧伤。我对该书出版后给伊朗伊斯兰教忠实信徒造成的痛苦而深感遗憾。”但是拉什迪的道歉被霍梅尼拒绝了。1990年12月，拉什迪又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他承认《撒旦诗篇》中亵渎了伊斯兰教，并将删除其中任何亵渎伊斯兰教的言论，不再安排出版《撒旦诗篇》的平装本，也不让人们再把它译成其他文字。但是这样的声明依然无法平息伊斯兰世界的愤怒之火。

　　在死刑令颁布后的头10年里，拉什迪在英国警方的严密保护下生活，在英国换过30余处住所，每年的保护费更是高达160万美元。因为此事，英国和伊朗两国的关系恶化，并最终导致断交。

　　后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拉什迪曾如此形容那10多年的亡命生涯，“我不习惯作为一名地下人物生存。对一些很简单的问题，我反而不能回答了，就这么古怪。你问我明天会去哪儿，我就不能说。”但他却不认为自己害怕了，“它感觉上更像是迷惑、慌乱和混沌。”

　　尽管过着时刻警惕的异样生活，但拉什迪却没有停止创作。期间，他创作了《哈伦与故事海》一书，这是他在地下生活里写给儿子看的故事。1996年又出版了长篇小说《摩尔人的最后叹息》。“十年是很长，但我也过得很充实”，尽管如此，拉什迪还是渴望重回正常人的生活轨道，1999年接受采访时，他发出了这样的声音：“如今，我只想对人们说：让我回到正常生活中吧!”

　　伊朗总统哈塔米1997年执政后，其改革派政府曾表示不会派人追杀拉什迪。1998年在联合国大会上，哈塔米也曾声明：“拉什迪事件已经完全结束”。尽管如此，伊朗民间激进组织却从未停止过执行霍梅尼的宗教法令，不断有人出资悬赏追杀拉什迪。后来这笔悬赏金从最初的200万美金，提高到了500多万美金。

　　自从追杀令事件之后，拉什迪至今只悄悄地回过一次老家孟买，当地的穆斯林得知消息后举行了示威游行，高呼要“吊死拉什迪”。对此，拉什迪只能自我安慰说：“但愿他们不是认真的”。
　　可事实证明，追杀令绝对是认真的。在这起耸人听闻的事件中，并不仅仅拉什迪一人噩梦缠身，翻译和出版《撒旦的诗篇》的相关人等也没能避免被追杀的厄运。 1991年，《撒旦的诗篇》意大利文版翻译者在米兰家中被打成重伤。同年，日文版译者首先是收到伊朗政府警告，随后被割喉，当场死亡。1993年，土耳其文版尚未问世，出版社及译者即遭到攻击，虽然译者毫发无伤，但整个事件造成37人死亡。20年来，据说已经有60多人为之而丧命，100多人为之受伤。台湾在2002年出版了中文版《撒旦的诗篇》，但是鉴于以往的血腥事件，译者署名为“佚名”。

　　在1998年伊朗总统哈塔米的声明之后，拉什迪的日子稍稍好过了些。2000年，他从英国移居美国纽约，在2004年还新娶了一位30多岁的女模特。2007年，拉什迪因为获得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授予的荣誉爵士勋章，再次遭到穆斯林的抗议。伊朗和巴基斯坦政府纷纷指责英国给拉什迪封爵的做法是“挑衅行为”。

　　最近，伊朗政府重申对拉什迪的追杀令依然有效，拉什迪的噩梦还没有完。而此事件也让西方媒体重新反思言论自由。近日，英国各大媒体纷纷撰文，追溯死刑令事件20年来对英国社会产生的重大影响。BBC的记者劳伦斯·波拉德说，“此事发生之前，人们一直对言论自由的广义原则抱以理所当然的支持，但拉什迪事件开始促使人们思考，言论自由是否应该有个限度，以避免侵犯多元文化社会里的宗教感情。”可见因《撒旦的诗篇》而产生的文化冲突事件，对西方世界带来的巨大震撼。

　　文化之争

　　事实上，近年来，尤其在“9·11”之后，因文学和艺术作品而产生的文化、文明冲突事件时有发生，似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2005年，丹麦的《日德兰邮报》刊登十二幅《穆罕默德的面孔》的系列讽刺漫画，引发了穆斯林世界的激烈抗议，来自10个穆斯林国家的大使向丹麦首相拉斯穆森发出责难。最初拉斯穆森以干预出版自由为原因拒绝干预此事，但事态发展却越发严重，当这些漫画出现在挪威一家基督教报纸和其官方大报的网站上后，矛盾急剧升温。《日德兰邮报》的主编收到了死亡威胁，伊斯兰国家还发动了对丹麦货物的抵制运动。各地的示威抗议也演变成暴力冲突和流血事件。许多欧洲国家的媒体为了支持言论自由权，又纷纷转载了漫画，结果，这场因漫画而引发的冲突事件几乎蔓延至整个欧洲世界。后来，联合国、欧盟和伊斯兰会议组织就如何平息抗议者怒火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在保护言论自由的同时必须十分注意各民族的宗教敏感问题，事态才逐渐缓和。

　　2006年，在北美市场夺得票房冠军的电影《波拉特》，因为恶作剧地夸张表现了哈萨克斯坦这个东方小国与美国现代文明的差距而遭到了哈萨克斯坦政府的强烈抗议。这部电影的片名有个又长又拗口的副题：“为了建设伟大的祖国哈萨克斯坦而学习美国文化”，这部影片虽是恶搞，但却充分地表达了国家间文化的差异与相互无法认同。

　　2007年，法国动画电影《我在伊朗长大》也引发了一场抗议活动。当这部讲述一名伊朗小女孩在伊斯兰革命期间成长经历的电影入围当年戛纳电影节时，遭到了伊朗的强烈抗议。伊朗方面指责这部电影是“对伊斯兰革命所取得成就的一种歪曲”，并要求停止该片的放映。

　　近日，美国一个电影人代表团到达伊朗，欲与当地演艺界展开为期一周的交流。但事情却并不顺利，期间，伊朗总统内贾德的艺术和电影顾问沙马克达里指责好莱坞电影“一再不恰当地”攻击和丑化伊朗，要求美方代表团道歉。沙马克达里举例说，《斯巴达300勇士》和《狂奔天涯》两部影片即为“彻头彻尾谎言的两个鲜明例子”。他说前者将波斯军人塑造成自我放纵、淫乱和邪恶形象，与高尚、正义的古希腊人形成强烈反差；后者描述一名美国女子嫁给伊朗人后想尽办法带孩子逃离伊朗；而在最新好莱坞影片《摔跤手》的一个场景里，反派人物欲以伊朗国旗勒死主人公，遭主人公夺过旗杆、折断后丢向人群。沙马克达里表示，如果好莱坞不道歉，他们将拒绝与好莱坞所指派的代表团进行会晤。

　　伊朗学生通讯社则援引沙马克达里的话说：“当美国电影人羞辱、侮辱伊朗民众和革命时，我们如何能与他们坐下来真诚对话？只有当美国电影艺术和科学学会、好莱坞为过去30 年间侮辱和谴责伊朗道歉，伊朗电影工业代表才会与他们正式会面。”一个原本以电影为名义的友好交流活动，却难逃尴尬的一幕。

　　早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就曾指出在冷战后的世界，文化和宗教的差异而非意识形态的分歧将导致世界几大文明之间的竞争和冲突。如今，这种因文明冲突而导致的暴力事件屡见不鲜。而在这个充斥着文明冲突的世界里，拉什迪式的噩梦恐怕还会没完没了。

　　被追杀10年后，拉什迪出版了小说《沼泽最后的叹息》，他说，追杀令使他比以前的任何时候都更多地思考死亡，这也是这部小说中有一种紧迫感的原因。“它讲述了一个家伙生命加速成长的故事，这不能用我们惯常的时间概念去认识。”

Godot

最近他的《耻辱》在国内出版了。可惜评价最高《午夜的孩子》因“种种原因”翻译完后，译文又不予出版。

《午夜的孩子》何时告别“午夜”？

刘凯芳


2000年春，上海译文出版社约我翻译英国作家萨曼·拉什迪的代表作《午夜的孩子》。当时，我除教学任务之外，正在翻译一部十九世纪的经典名著时间极为紧张。不过，在再三考虑之后，我还是把这个繁重的任务接了下来。因为我觉得，像《午夜的孩子》这样一部举世公认的当代名著，早就应该介绍给我国的广大读者了。

在当今世界上，萨尔曼·拉什迪无疑是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有目共睹。长期以来，他一直被看作当代英国文坛上的领军人物，被誉为是“ 后殖民”文学的“教父”，又有人他和奈保尔与石黑一雄并称是英国文坛上的“移民三”。二十余年来，他佳作迭出，迄今为止共出版了八部长篇小说和一部短篇小说集，几乎每一部作品都引起了重视，获得过英国以及美、法等国许多重要的文学奖项。上世纪八十年代，拉什迪在《撒旦诗篇》中出言不慎，闯下了杀身之祸，结果使他不得不接受英国警察的保护，在公众面前消失达九年之久。正是个原因，他的重要作品在我国迟迟未能得介绍。所幸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已经得到了改变，1998年，伊朗官方宣布，尽管对拉什迪的追杀令是霍梅尼遗留下来的圣谕，不可更改，但这个命令从认真执行过，今后也不打算执行。随后，欧共体各国纷纷恢复了与伊朗的外交关系，一件令世人瞩目并引发国际争端的大事就以这样一种皆大欢喜的方式收了场。1998年，萨尔曼·拉什迪本人又在公众前露面。

难得的是，即使在拉迪处于风暴中心、被迫藏身地下之时，他也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十余年间，他又有一系列新作问世，包括文学评论集《想象的家园》，短篇小说集《东方，西方》，长篇小说《哈伦故事海》、《摩尔人的最后叹息》、《她脚下的土地》和《愤怒》。更可贵的是，评论家认为，他并没有简单地重复自己，每一部作中都有一些出人意外的新东西。

拉什迪出生在印度的穆斯林家庭，但却在英国接受教育，在文化上，他始终处于一种“ 边缘”的地位，这使他能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观察世界。他以英语为写作语言，小说素材大多来自印度次大陆，他在写作中经常采魔幻现实主义艺术的技巧，把“神话传统、寓言、后现代小说和通俗文化交织在一起”，他的作品可说是东西方文化交汇、碰撞的一幅幅异常生动的图画。

拉什迪的作品中，最有代表性最出色的便是《午夜的孩子》。《午夜孩子》让他获得了国际声誉，使他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米兰·昆德拉和君特·格拉斯等世界级文学大师并驾齐驱。这部小说原文四百余页，1981年出版后，文学界好评如潮，《纽约书评》称它是“这一代人英语世界出版的最重要的书籍之一”。《伦敦书评》认为它是“印度对英语小说最新最出色的贡献”。《泰晤士报》有人撰文说“自从阅读过《百年孤独》以来，还从来没其他小说像它这样令人惊叹。” 它连续获得了英国文学的最高奖项布克奖及詹姆斯·泰德·布莱克纪念奖、英国艺术委员会文学奖和美国的英语国家联合会文学奖。1993年，该书又荣获为纪念布克奖设置二十五周年而颁发的大奖“特别布克奖”。1999年，美国著名的兰登书屋出版社评选出一百部二十世纪最佳英语小说，该书便名列其中。

《午夜的子》所以会受到广泛的好评，成为二十世纪的经典，一是因为其题材独特，场面恢宏。它以印度次大陆为背景，内容涉及到印巴分治前后的政治动乱、社会变革、宗教纠纷等复杂的现象；拉什迪以文学的语言再现了这段历史的内涵，通过一个家族的故事和一个人的遭遇折射出这个“后殖民”的时代。二是作者的想象力丰富，他突破了关于小说形式的传统观念，将现实虚构、小说和历史糅合在一起，在现实的社会政治讽刺中，加入了奇特的幻想，把神话、寓言、通俗文化、社会现实和历史事件结合在一起，情节曲折多变，读性非常强。

拉什迪在《午夜的孩子》一书中采用的是印度史诗如《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中讲述故事的传统方式，让主角萨里姆·西奈在走向人生道路终点之前向女伴博多讲述自己的家史。书中时间跨度长达六十二年，覆盖的地域包括克什米尔、德里、孟买、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等地。这半个多世纪在印度次大陆发生的种种重大政治事件，例如1919年4月英军在阿姆利则对手无寸铁的印度人的大屠杀（死伤一千五百余人）、印度独立前的宗教冲突、印巴分治、中印边界冲突、巴基斯坦政变、孟加拉战争、英迪·甘地的铁腕统治等无不在书中得到了反映。拉什迪将这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同主角的经历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对印度次大陆从英国殖民地向独立国家转化过程中的种种问题进行了探索。他在描写次大陆社会变革政治动乱过程中，对当权者进行了辛辣的讽刺调侃，尤其是对英迪拉·甘地政府实行的紧急状态法进行了无情的抨击。

“午夜的孩子”这一说法出自拉什迪的虚构。说的是1947年8月15日午夜，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在德里宣布独立，就在零时至一时之，印度全境共出生了一千零一个婴，其中有五百八十一人活了下来，这些与新国家同时诞生的孩子就是“午夜的孩子”。由于这些孩子诞生于一个非同寻常的历史时刻，他们都获得了某些神奇的法力，有的能任意变化，有的能穿越时空，其法力的大小又与其出生时刻同午夜零时的距离成反比，即越是离零时近的法力越大。这其中两个离零时最近便是在孟买诞生的两个婴儿，一个是本书的主人公萨里姆·西奈，另一个名叫湿婆。萨里姆其实是一个英国人同杂耍艺人的妻子私通所生，而另一个孩子的父母是孟买的一对穆斯林富商夫妇。但是，助产士在他们出生时进行了调包，这，英印血统的婴儿便成为穆斯林富商的儿子，被取名为萨里姆。而这对夫妇真正的儿子却到了街头艺人身边，过着贫困的生活。这两个孩子都神通广大，萨里姆具有通灵术，能够深入到人的思想之中，洞悉别人内心的想法。他每天午夜还能够把所有午夜的孩子的灵魂召集到一起，后来他的鼻子又变得异常灵敏，以致孟加拉战争时在巴基斯坦军队中充当“军犬”的角色。而湿婆的膝盖则无比强大，他从小在恶劣的环境中生长，成为一个信奉暴力的歹徒，但孟加拉战争却使他时来运转，成了战斗英雄。拉什迪虚构了尼赫鲁为萨里姆的出生写他的贺信，信中说：“……你是印度那个既古老又永远年轻的面貌的最新体现。……你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我们自己生活的镜子。”萨里姆有己的人生哲学，他追求生活的目的，力图把午夜的孩子团结起来，把印度建设成为理想的国土。但现实却给予他一次次的打击。他未老先衰，健康每愈下，全身出现了裂痕。拉什迪借着萨里姆的个人遭遇，表现的重点是英国殖民统治在印度次大陆留下的灾难性后果。而湿婆作为萨里姆的反面，处处与他作对，追求的只是破坏和罪恶，体现了印度社会中一股恶的力量。

有人说，魔和印度历史永远是拉什迪作品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在本书中，预言、征兆、特异功能等离奇的内容既使故事蒙上了印度传统文化中常见的神秘色彩，又带有强烈的政治讽刺意味。印度本身是一个文化传统丰富、种族宗教关系极其复杂的国家，拉迪在全书中使用了大量有关印度传统文化的典故，其中不少都与印度教、伊斯兰教有关。例如，被调包的孩子名叫湿婆，这是印度教中司毁灭创造、生殖和舞蹈的主神的名字，而另一位午夜的孩子婆婆帝用的便是神话中湿婆的妻子雪山神女的名字。护士的调包，使血统是英印混血儿的萨里姆进入穆斯林家庭，穆斯林富商的骨血却流落到印度教信徒的街头艺人中，造成了宗教文化身份上的错乱。拉什迪尽管在小说中量进行了虚构，但其中的大多历史事件却完全真实，这种将一个国家的命运及其历史变革折射到一个家族、一个孩子的经历之上的叙事手法十分巧妙。作者故意夸大某些器官的特殊功能，如本书中的鼻子和膝盖，作为萨里姆和湿婆两人的象征，在书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其想象力的丰富令人惊叹。

拉什迪借用了印度史诗中的叙事方式，即由主角讲述故事，这使全书节奏流畅，行文生动，富有民口语文学的韵味。它时而离题万里，时而回归主题，枝叶繁茂，令人眼花缭乱。书中个人生活与历史事件、现实与虚构结合得天衣无缝。拉什迪的多元文化的背景使他具有独特的视角，能从全新的角度切入印度独立前后的现实之中，阐述古老的文明，探讨印度次大陆在摆脱殖民统治之后的艰辛历程。不妨说，萨里姆遭遇也正是印度这一新国家独立后成长的艰难历程反映。

拉什迪在对英语的运用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他在这方面的成就完全可以和十九世纪的大师狄更斯、萨克雷等相媲美。英国著名作家普雷切特在《纽约客》上就撰文说：“印度产生了一位伟大的作家……一位滔滔不绝地讲故事的大师。”他的语言灵活风趣，丰富多彩，可说是色香味样样俱全，例如书中反复使用了印度国旗上的绿色和桔黄，克什米尔天空的蓝色，再加上黑夜的黑色。又反复将食品如酸辣酱的味道和人物的感情或者故事的转换联系起来。另外我们在故事中还可以看到大量巧妙的比喻和双关语，即以各章标题而论，其中就有好几处一语双关，例如“多头妖怪”既指以进行种族宗教迫害牟利、以印度教中多头神罗婆那来命名的黑帮，同时该又有“群氓”之意，指很容易受到煽动的芸芸众生。“引流和沙漠”中，引流一词指医学上对鼻腔等器官的疏通，同时该词又有“消耗殆尽”之意，指国家的力量、军队的斗志以及个人的精力等消耗一空。此外，毒蛇的内容在书中反复出现，德哥斯塔在被警察追捕时被蛇咬死；萨里姆病危，靠蛇毒救治过来；在“蛇梯棋”一章中，萨里姆将蛇和梯子看成是人生中的祸与福的象征这两者保持平衡，又互相转化，这种辩证的关系与我国老子所说的“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很近；而在“萨巴尔马提司令的指挥棒”一章中，萨里姆的报复便是模仿蛇的出击。书中又反复使用了“一千零一”这个数字，除在某些场合是实指外，大多数情况下只是表示“无数 ”、“非常多”之意。同时，拉什迪在故事中还使用了意流手法，借助梦境和生病时的昏迷状态来表达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对未来的预感。此外，作者还不止一次地使用孟买电影中的技巧，如人物的特写镜头，近景和远景的描绘等等。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印度，历史悠久，文化丰富多彩，而宗教对生活在印度次大陆的人民尤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本书大量涉及到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方面的内容。印度教中神话传说的丰富令我们难以想象，正如拉什迪在小说中所说的，印度教中的神灵就有三亿三千万个，其中一些主神都有各各样的化身。伊斯兰教在印度次大陆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书中大量篇幅反映了穆斯林的风俗习惯，不止一处引用古兰经。这些都增加了翻译的难度。为了尽可能准确地将全书介绍给中国读者，我在翻译过程中参阅了大量有关印度次大陆历史文化和宗教方面的书籍，书中人名、地名和神祗的名称尽可能采用《宗教词典》、《高级印度史》、《印度史话》、《印度邦历史文化》、《巴基斯坦简史》等书中通行的译法。书中大量有关食物、衣着和其他风俗习惯的词语源自印地语、乌尔都语或者孟加拉语，这些词语就连英国的《牛津词典》和美国的《韦氏三版国际词典》等大型英语辞书也不见收。为了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译者只能转请国外的友人向具有印度或巴基斯坦文化背景的朋友请教。简而言之，译者在翻译本书时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是远远超过平常的。

译文早已于两年前完成，本以为很快就会和我国读者见面。但出人意外的是，出于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该书至今尚未能付梓，这是很令人失望的。众所周知，当年霍梅尼对拉什迪下追杀令，是因为他在《撒旦诗篇》中出言不慎，对伊斯兰先知有不敬之处，这与《午夜的孩子》可说风马牛不相及，毫无相干之处。在我国，《世界文学》2001年第五期曾以八十余页的篇幅发表了我的译文中的两章，非但没有出什么乱子，相反还受到了广泛的好评，除有杂志摘要转载与译文一起发表的我撰写的论文之外，还有外国文学研究者和高校学生给译者来信来电话，询问有关该书的情况，希望能够早日读到它。何况，在2000年颁布的我国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中，“Midnight's Children”已被列入到英语专业学生阅读参考书目之中（当代文学作品总共才十一二本）。既然鼓励或指导大学英语专业的师生阅读原著，那么，还有什么理由不让无法直接阅读原文的读者读译文呢？二十余年来，我国出版界的开放程度前所未有，这也体现了我国民主建设的长足进步。如今，萨尔曼·拉什迪已经重获自由，而《午夜的孩子》这样一部得到世人公认在全世界流行的文学名著，既未鼓吹色情或暴力，又没有触及国际政治宗教上的敏感或禁忌之处，那么，还有什么理由缩手缩脚，不让广大的中国读者阅读它呢？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