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质疑“国学大师”显示偶像的倒掉和大师的招摇

Hermes

　　2009年02月20日00:00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王石川
　　
　　　　这些年特别是进入新千年后，文怀沙先生频繁亮相于电视、报纸、网络等各种媒体。在各种自述或专访中，此公生平的耀眼传奇引人注目者，主要有三点：一、自称出生于1910年，故今年已被媒体称作“百岁老人”；二、自述“文革”经历，系因被打成“反革命”而锒铛入狱，同时，又因写藏锋诗“反江青”而被视为“英雄”。三、被誉为“国学大师”、“文史大家”、“楚辞泰斗”。
　　
　　　　实际上，文怀沙是1921年出生；“文革”中入狱是因为“自五十年代起冒充文化部顾问，以此猥亵、奸污妇女十余人”；至于“国学大师”、“文史大家”、“楚辞泰斗”，学界知其底数的人则都明白，文的楚辞学问至多可抵一名中学教员。（人民网2月19日、《北京晚报》2月18日）
　　
　　　　如果没有人民日报记者、文化学者李辉的这篇文章，庸常如我辈者是万万也想不到，这名所谓国宝级人物，原来如此不堪。李辉的指陈当然需要验证，文先生是否回应、如何回应？这一切都值得期待。但不争的事实是，又一个偶像倒掉了，又一个大师“沦陷”了。
　　
　　　　在渴求真相之余，是不是该追问谁制造了这一幕滑稽的世纪恶作剧？近年来，文先生享誉日隆，人们用了几乎所有华美的词语如“国学大师”、“文史大家”、“楚辞泰斗”描摹他。那又是谁第一个将这些帽子扣在他头上？如果是文先生自己，那就是邀宠，是自我抚摩；如果是别人，那可能就是不负责任，是浮夸，是制造虚假繁荣。
　　
　　　　这是一个大师匮乏的年代，温总理也为当今涌现不出大师级人才感到“非常焦虑”。但这又是一个大师多如牛毛的年代，有自封的、有被封的、有假装的、有半推半就的。显然，许多所谓的大师是伪大师，这样的大师越多无疑越折损真大师的威名。
　　
　　　　当今不乏假装大师或半推半就大师称号的人。某含泪文人不是对大师称呼很陶醉吗：“比‘大’字等级更高的是‘老’字，一个人先成‘大人’才能成为‘老人’，那么，既然我已经做了大半辈子的‘老师’，那就后退一步叫叫‘大师’也可以吧。”
　　
　　　　大师为何泛滥？一方面当然是一些人过于浅薄，习惯于匍匐，勇于下跪，动不动就封一些稍有成就者为大师，高帽虽高，但含金量不高。另一方面也与当事人不自知有关，汲汲于沽名钓誉，别人真真假假封其为大师，他假装推脱一番便颔首笑纳，有时连谦虚的环节都省略了。
　　
　　　　这也使我想起季羡林先生，他曾说过希望“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这三顶桂冠指的是 “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和“国宝”称号。老人说：“真正的大师是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我算什么大师？我生得晚，不能望大师们的项背，不过是个杂家，一个杂牌军而已，不过生的晚些，活的时间长些罢了。”老人还说：“我写的那些东西，除了部分在学术上有一定分量，小品、散文不过是小儿科，哪里称得上什么 ‘家’？”
　　
　　　　季羡林毕竟只有一个，像他这样自谦的人也不多。“生的晚些，活的时间长些罢了”的人，却偏偏顺理成章地成为“国学大师”、“文史大家”，这样的人可谓多矣。顶着虚假高帽招摇于世、安享世人膜拜的人，也可谓多矣。这些人难道没有愧怍之心吗？很难！自我抚摩很舒服，被人抚摩也很舒服，特别当这抚摩和名利联系在一起时。
　　
　　　　哲人说，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我们都跪着，让我们都站起来吧。奉劝一些好事者，别动辄给人家加封大师的冠冕，干什么不好，非要装孙子？也忠告一些人，别动辄自封大师，或把别人送的大师高帽如获至宝。看这趋势，过不了多久，大师也会成为骂人的符号，如果大师继续泛滥、伪大师继续为老不尊的话。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李辉：文怀沙的真实年龄 国学大师的荒诞人生
　　2009年02月19日 08:29人民网
　　
　　三个疑点
　　
　　这些年，特别是进入新千年之后，文怀沙先生频繁亮相于电视、报纸、网络各种媒体，故事越讲越生动，名头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响了。
　　
　　在各媒体发表的自述或专访中，此公生平的耀眼传奇引人注目者，主要有三点:一，自称出生于1910年，故今年已被媒体称作“百岁老人”；二，自述 “文革”经历，系因被打成“反革命”而锒铛入狱，同时，又因写藏锋诗“反江青”而被视为“英雄”。三，被誉为“国学大师”、“文史大家”、“楚辞泰斗”。
　　
　　事实果真如此吗？
　　
　　1910年出生，还是1921年出生？
　　
　　近些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或演讲中，文怀沙都自称为九旬老翁，年表中所写出生时间为1910年1月。但我所了解的情况，却大相径庭。
　　
　　自五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退休，文怀沙工作过的单位与呆过的地方主要有三处:1.1953年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编辑；2。约1953年调至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现与中央实验话剧院合并为中国国家话剧院）任剧本编辑；3.1963年底入狱劳教至1980年释放回原单位，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离休。
　　
　　据查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十年代初的第一本花名册，文怀沙的出生时间填为“1922年”；据中国国家话剧院记录，其出生时间填得更为具体:1921年1 月15日；1963年12月被判劳教时，年龄记录为“43岁”，推算一下，出生时间也在1921年初。三处记录的出生时间虽略有差异，但相差不到一年。
　　
　　当年社会，尚无六十岁退休之忧，似不必把年龄说小。与如今的讲述相比，当年相对严谨的档案记录无疑更为可信。因此，有一点可以明确，即:在2009年的今天，所谓“百岁”老人，真实年龄应是88岁左右。
　　
　　年龄虚报近一轮，是为了便于给早年经历加上一个又一个耀眼光环。
　　
　　突出的一个光环:文怀沙多次自述中称章太炎是其老师，故与鲁迅是前后弟子。
　　
　　据查，1934年秋天，67岁的章太炎由上海迁居苏州，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1936年6月14日，病逝于苏州。但在1963年文怀沙的劳教记录中明确写到，他是“1941年上海太炎文学院肄业”。如果他出生于1921年，1936年才15岁。另外，章太炎去世之后，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是否继续办，文怀沙“肄业”的“上海太炎文学院”与之是什么关系，是否为同一学校？也有待考证。即便是同一所学校，也应是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由苏州迁至 “孤岛”上海。按此时间推算，当文怀沙入学时，章太炎早已去世，又如何见过？
　　
　　另有一个光环:相关年表写到，1928年18岁的文怀沙，“受聘担任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教授，后任上海剧专教授”。按1921年出生计算，这一年他才7岁，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身担此任。
　　
　　由于年龄提前了近12岁，抗战期间的经历也就容易丰富得光芒四射了。如，其年表所记:“一九三八年 二十八岁秋，于重庆作《听雨》诗 :‘滴滴更丝丝，江楼听雨时。一灯红豆小，此夕最相思。’柳亚子评曰‘诗出王摩诘而胜之。’”实际上，此时他还在上海念书，只有17岁，如何在重庆与柳亚子交往，得柳亚子如此嘉评？
　　
　　年近九旬之翁，美髯飘动，步履轻盈，思路敏捷，皮肤滑润，已相当了不起，足可夸耀，大可不必多说一轮十二年。虚拟年龄，于天，于父母，似均为不敬。如果仅仅限于自家庭院，别说虚增十二岁，就是自称二百岁、五百岁，也是个人之事，不必较真。但是，如果以 “百岁”之假，行大做商业广告之实，对消费者无疑有误导和欺骗之嫌。一旦进入文化史范畴，人际交往与学术轨迹就非一己私事，那就更有必要细加订正，予以澄清。
　　
　　到底为何入狱？
　　
　　文怀沙的“文革”经历，特别是多年牢狱之灾，受他的自述影响，媒体的不同版本大同小异，故事神奇，绘声绘色，被渲染为英雄般的壮举。
　　
　　关于其入狱原因，一篇报道说:“文怀沙曾经在1966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和‘老右派’，因为在一次公开场合说了鄙视江青的话，于是被抓到秦城监狱，之后又被流配到西北。” 另有一处报道称:“在1974年，文老曾被扣上‘反毛泽东思想’罪名入狱。”
　　
　　这些叙述都不符合史实。
　　
　　首先，文怀沙不仅从来没有被打成“右派分子”，相反，在批判“右派分子”时表现得十分积极与激烈，吴祖光先生在生前曾多次对人说过，他对在“反右” 中最不能原谅的人之一就是文怀沙。剧作家杜高先生，五十年代与文怀沙同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工作，作为“吴祖光小家族”中的主要成员而被打成“右派分子”。他回忆说:“在1957年批判吴祖光和我的大会上，文怀沙表现得非常积极，慷慨激昂。他指着吴祖光的鼻子说:‘你就是现代的西门庆，专门玩戏子。’他这是拿吴祖光与新凤霞的结婚说事。当时把我们气死了。”（2009年2月10日与李辉的谈话）
　　
　　其次，所谓“1966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和“1974年因‘反毛泽东思想’罪名入狱”的说法，同样不成立。
　　
　　在北京文化界，知情者都清楚，文怀沙早在“文革”爆发前的1963年年底，就已经被判处劳教。其罪名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其它原因。
　　
　　据知情者回忆，逮捕文怀沙的宣判大会，1963年年底在东单的青艺剧场（90年代因修建东方广场而拆除）举行，青年艺术剧院的不少人都参加了那次大会。查阅史料，他的罪名定为“诈骗、流氓罪”（其罪详情为:自五十年代起冒充文化部顾问，称与周恩来、陈毅很熟，与毛主席谈过话，以此猥亵、奸污妇女十余人。）。先是判处劳教一年，1964年5月正式拘留，后长期在天津茶淀农场劳教，劳教号码:23900。他从来没有关押在秦城监狱，直至1980年4月解除劳改。没有听说他的劳教是冤假错案而得到平反，但他的年表如今却写为:“1978年，在胡耀邦的亲自过问下被释放。”
　　
　　由此可见，“文革“期间文怀沙并不是因为政治原因而入狱，也没有被关押在秦城监狱。
　　
　　关于文怀沙在“文革”中的经历，叙述得最生动的莫过于写藏锋诗“反对江青”的勇敢之举。这一故事的版本甚多，大同小异，取其中之一如下: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梁效”这个名字，这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帮“四人帮”说话、发表言论、攻击对手的写作班子，正好梁效写作班子缺人手，一个朋友想要搭救他，就让文怀沙给江青写一封信，表示悔改和感恩，若能成功，这个朋友将会帮助文老结束监禁和劳改生涯，并且可以进入梁效写作班子，生活待遇也相当优厚。文怀沙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立即赶到西北，希望儿子能够在绝境之中服个软。文怀沙那时正在生病，躺在炕上，望着母亲蓬乱的头发、消瘦的面容，心中万分难过，但他还是说:“妈妈，我不能写啊，我不能违心啊。”母亲没有再说下去，只是叮嘱儿子别往枪口上撞。当时文老满怀心酸地点了点头，但没过多久，文老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实在看不上眼，忍不住写下这样一首诗“沙翁敬谢李龟年，无尾乞摇女主前。九死甘心了江壑，不随鸡犬上青天。”其中每句第六字连起来读乃是“龟主江青”。当时江青看后随手就把这首诗扔到了沙发上，可能觉得没什么，这一点却被王洪文看出来了。
　　
　　故事实在太生动了！无法考证其真实性。让人生疑的是，按照当时他的处境，即便真有此诗，又如何能到达江青之手？他又如何知道江青将之“扔到了沙发上”，她没有看出这是一首“藏锋诗”，王洪文反倒看出来了？
　　
　　关于这一“英雄”般的吟诗行动，徐晋如先生在其博客《士林见闻录》中有云:“又谓其在狱中拒入梁效，且报以诗云……此诗每句第六字连读，则为‘龟主江青’也。据云至今悬于文家书房。然此事纯系文氏自造，卽古史辨学派所谓层累之历史也。”
　　
　　我赞同徐先生的判断。
　　
　　层累历史固然可以为编造者增添光环，但我们如何告慰那些在“文革”中真正受到迫害的英雄们的在天之灵？
　　
　　是国学大师、楚辞泰斗吗？
　　
　　一个人是否为国学大师或文史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似不必过于较真。的确，所谓“大师”，自八十年代原轻工部在评选工艺美术师时将名称定为“工艺大师”的头衔后，“大师”的含义已有所演变，早已失去神圣感，诚如王谢堂前燕飞入百姓家一般。此乃皆大欢喜、各取所需的好事。文怀沙或自诩、或被人封为 “国学大师”、“新中国屈原学开创者”、“楚辞泰斗”。是否如此，学界自有行家界定，不必由我外行者评说。何况，寻遍图书馆和网上旧书店，难见一本他的学术专著，故只好放弃研究他的学问的念头。
　　
　　将文怀沙称为“国学大师”“楚辞泰斗”的主要依据，是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整理出版过《屈原集》以及随后陆续出版的《九歌今释》等。但是，有知情者就此发表过不同看法。
　　
　　五十年代初，作家、学者舒芜先生，与文怀沙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共事，一同参与了整理出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工作。据舒芜在《老吾老》（载《万象》 2008年第10期）一文中回忆，当年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冯雪峰先生，安排编辑部同人各选一种古典名著自任整理，探索“以马列主义指导古典文学整理出版”，其主要工作是校注。这些名著包括《红楼梦》（汪敬之校注）、《水浒传》（张友鸾校注）、《三国演义》（顾学颉校注）、《西游记》（黄肃秋校注）、《李白诗选》（舒芜编选校注）、《陆游诗选》（李易协助游国恩先生编选校注）等，文怀沙负责校注的是《屈原集》。
　　
　　舒芜指出:“包括《屈原集》整理者文先生在内的顾、汪、张、文、李、舒、黄几位整理者，都不是作为专家被聘请来，而是作为本社编辑人员被交派下编辑任务。从时间顺序来说，他们每一个都可以说是新中国整理某书的第一人，但这个‘第一’完全不包含价值意义，不是开辟者、创始者、奠基者的意思。”他还说: “ 这几本书陆续出版，除四部长篇小说外，其实都只是薄薄一本，注释完全是简单通俗式的，那时讲究普及，谈不上什么学术性。”即便如此，文注《屈原集》问世后，随即受到过其他专家的批评，而“文先生一出手就这样砸了锅，随即调离人民文学出版社”。
　　
　　关于文著《九歌今释》等书，柳白先生在其博客上发表“:红尘过眼录之十”《文怀沙、“文革”中恐怖的“西纠”、聂绀弩、江青》，其中写道:
　　
　　虽然，沙之白髯飘飘，仙风道骨之貌，极易“醉”倒某些人，但是学界知其底数的人则都明白，文的楚辞学问至多可抵一名中学教员。
　　
　　仅以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其《屈原九歌今绎》（以下简称《今绎》）为例，即遭到诸多学者质疑。在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楚辞研究论文集》中，李一氓和黎汝清先生对文怀沙的《今绎》提出批评。
　　
　　李一氓说文的“译文非常不连贯，仅是有一句译一句，前后句无照应，甚至一句中的兮字上下脱节。有些地方译者更是没有深刻的了解原文”。
　　
　　而黎汝清的文章则对沙的《今译》有如下批评:“还必须指出的是，有的文法也欠通……”
　　
　　上面二人所谈，均依据史实，且有当年黑白文字为证，当不谬也。
　　
　　最近，我请汤序波先生编选其祖父汤炳正的书信集以备出版。汤炳正先生是真正“私淑太炎”的弟子，他的通信集中，即有写给章太炎的夫人的一批信。汤先生是学界公认的楚辞专家，曾任中国屈原学会第一任会长。汤先生1988年在致汤序波的信中，这样提到文怀沙:“从报刊上看，不少人的学术成就并不大，却由于大事宣扬，名气很高。我一向反对这一套，现在看来，应当注意。你所提到的‘沙翁’，大概是指‘文怀沙’，此人学术水平不高，仅仅翻译了几篇屈赋，怎能与郭（沫若），游（国恩）二公并称呢？”
　　
　　汤先生所言，与舒芜、柳白先生所述，可以帮助我们解开疑窦。
　　
　　如今，口述实录盛行于各媒体报道及出版物，为历史研究、传记写作等提供了许多重要素材。但是，鱼目混珠，良莠不齐，同样让人感到忧虑。在此情形下，人们特别是媒体中人特别需要认真甄别，严肃对待，警惕一切可能的编造并以此混淆视听。
　　
　　于是，草就此文，求教于文怀沙先生，求教于读者和各媒体同仁。并希望抛砖引玉，使时间脉络渐趋清晰，历史尽可能接近于真相。
　　
　　完稿于2009年2月12日，北京

Hermes

再看这篇，就显得很滑稽了
转自华商网：

95岁国学大师激情满怀

文怀沙　我就是喜欢美人


2005-06-30 00:00:00





　　文怀沙，当代著名国学大师、楚辞泰斗。其诗文书法皆为世所重，有 “当代屈原”之称。曾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内多所大学任教。

　　时下于西安举办的“长安雅集”，95岁国学大师文怀沙应邀前来，文先生面色红润，须发飘飘，身着红衣蓝裤，拄一根似乎只是装饰的拐杖，所到之处，颇引人注目，他激情吟诵了自己撰文并书的《长安雅集颂》，而关于陕西文化与美人等话题，文怀沙更是激情洋溢，开怀畅谈。

　　“登泰山而小天下，登秦岭而小泰山”

　　与会诗人们在户外参加曲江诗会时，气定神闲的文怀沙坐在院中，谈锋甚健。他首先对陕西进行了引经据典的赞美，说自己听过一个传说，“古时候，有江南人嘲笑山东状元考得少，说我们江南状元这么多，山东怎么连续多年也没出一个状元？山东人于是回敬他们，我们山东的状元的确少，但出过一位读书人，天下读书人就得对他顶礼膜拜，奉为圣人。他们说的是孔子，此所谓登泰山而小天下，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嘛。在文化绝顶上俯视天地，一望苍茫。而我要说的是，登秦岭而小泰山，因为孔子的‘后台’正是周公呀，他的许多东西都是从周公那里学来的，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哪，那是何等气派。道家始祖老子也曾经说过‘甚矣吾衰矣，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因为在梦中周公要给他上课呀，几天不梦见周公，他就慌了。中国文化史上的多少大腕，都对周公恭敬有加，周公绝对是陕西的骄傲呀，所以来到陕西，来到了孔子的‘后台’所在地，登秦岭而小泰山。”

　　“在恋爱问题上，我一直朝秦暮楚”

　　不愧为性情中人，文怀沙出语惊人：“在恋爱上，我一直朝秦暮楚。”并称“我这一生绝不戏弄女性，也不允许女性戏弄我”，他自言虽然朝秦暮楚，但从不涉足声色场所，受文怀沙的“授权”，其学生、儒雅的蔡厚示先生还现场发布了与文怀沙之间的一次师徒“隐私”，说有一次，蔡厚示说自己的爱情观是“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时，文怀沙当即说道：“蔡公呀，我跟你不同，我是一瓢一瓢地饮。”众人闻言大哗。蔡厚示还当场“揭露”，当时有许多家喻户晓的女明星都曾追求过文怀沙，求之不得，辗转反侧。作为楚辞大家，文怀沙说他最喜欢屈原《离骚》中的“美人、芳草”这两个词，并且最喜欢年轻美人，“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当传言一位昔日美女想约见他时，文怀沙直言“对不起，你已经老了”，该女伤心不已，文怀沙直叹：“没办法，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文怀沙说自己的4次恋爱，都非常认真、负责，每一次都像初恋一样认真对待，坦诚之态可掬。

　　与多数正襟危坐的学者不同，文怀沙敢作敢为，他不光在语言上赞美美人，征得美人同意或默许后，他还会把有95圈年轮的大手搭上美女的香肩。记者看到，文怀沙与一位高个女士合影时，嫌自己“相形见绌”，竟然戴上帽子踮起脚尖攀住该美女肩膀，令人忍俊不禁。本报记者　王锋/文　强军/图

Hermes

凤凰网的消息，作者似乎和上文的作者为同一人：


“国学大师”文怀沙被疑造假2009年02月20日 03:00华商报【大 中 小】 【打印】 已有评论0条最新进展

昨日文怀沙弟子披露，最近几天，文怀沙将向外界澄清这些质疑。“文老已经知道了李辉的质疑文章，对此文老并不生气，现在老人的情况很好。”

近日，学者、人民日报编辑李辉向文化界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他撰写长文《揭秘：文怀沙的真实年龄“国学大师”的荒诞人生》，投书网络、媒体，向被誉为 “国学大师”、“楚辞泰斗”的文怀沙提出公开质疑，指出其年龄不是自己声称的“近百岁”，而是八十有余；在“文革”中获罪入狱，则是因为诈骗、流氓罪；其被称为“国学大师、楚辞泰斗”也是徒有虚名。

文章被网络广泛转载，学术界一片哗然……

原文摘录

学者质疑文怀沙“三宗罪”

进入新千年之后，文怀沙频繁亮相于各种媒体，生平的耀眼传奇引人注目者，主要有三点：一，自称出生于1910年，故今年已被媒体称作“百岁老人”；二，自述“文革”经历，系因被打成“反革命”而锒铛入狱，同时，又因写藏锋诗“反江青”而被视为“英雄”。三，被誉为“国学大师”、“楚辞泰斗”。

疑点一：何年出生

1910年出生，还是1921年出生？

近些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或演讲中，文怀沙都自称为九旬老翁，年表中所写出生时间为1910年1月。但我所了解的情况，却大相径庭。

1953年前，文怀沙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编辑，据查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十年代初的第一本花名册，文怀沙的出生时间填为“1922年”。文怀沙约1953年调至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现与中央实验话剧院合并为中国国家话剧院）任剧本编辑，据中国国家话剧院记录，其出生时间填得更为具体：1921年1月15日。

因此，有一点可以明确，即：在2009年的今天，所谓“百岁”老人，真实年龄应是88岁左右。

疑点二：因何入狱

讽刺江青，还是诈骗、猥亵妇女？

入狱原因：一种原因称是因为在一次公开场合中说了鄙视江青的话，于是被抓到秦城监狱，之后又被流配到西北。另一种说法是，在1974年，他曾被扣上“反毛泽东思想”罪名入狱。

不实理由：1963年，文怀沙因“诈骗、流氓罪”被处劳教。

文怀沙早在“文革”爆发前的1963年年底，就已经被处劳教。查阅史料，他的罪名定为“诈骗、流氓罪”（其罪详情为：自五十年代起冒充文化部顾问，称与国家领导人认识，以此猥亵、奸污妇女十余人）。先是处劳教一年，1964年5月正式拘留，后长期在天津茶淀农场劳教，劳教号码：23900。他从来没有被关押在秦城监狱，直至1980年4月解除劳教。没有听说他的劳教是冤假错案而得到平反，但他的年表如今却写为：“1978年，在胡耀邦的亲自过问下被释放。”

疑点三：大师之称

仅译过几篇屈赋，就是楚辞泰斗？将文怀沙称为“国学大师”“楚辞泰斗”的主要依据，是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整理出版过《屈原集》以及随后陆续出版的《九歌今释》等。但是，有知情者就此发表过不同看法。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作家、学者舒芜先生，与文怀沙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共事，一同参与了整理出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工作，据舒芜在《老吾老》（载《万象》2008年第10期）一文中回忆，文怀沙负责校注的是《屈原集》。舒芜指出：“除四部长篇小说外，其实都只是薄薄一本，注释完全是简单通俗式的，那时讲究普及，谈不上什么学术性。”

草就此文，求教于文怀沙先生。并希望历史尽可能接近于真相。李辉 （本报有删节）

各方动态

文怀沙方面不回应

昨天记者按照文怀沙先生去年给记者留下的宅电打过去，一位年轻女人的声音传来，当记者表明事情的缘起时，她旋即表示：“这件事儿啊，我们已经知道了。”记者问文怀沙先生方面是否准备回应时，她称：“我们目前没有什么回应的。”对于关键人物文先生的行踪，接线者坚称“文老没在”，记者欲请问有无可能联系时，接线者再次表示：“文老不在北京，对，无法联系。”记者又辗转联系了文怀沙的几位好友，均未果。

质疑者李辉：文怀沙回应了，我才回应

李辉目前为《人民日报》文艺副刊编辑，传记文学作家。

记者昨日致电李辉，他表示：“我现在要说的，所有都在文章中，一切等文怀沙本人有回应了，我才会回应。”

辩护者崔自默：对质疑人的质疑

虽然文怀沙昨日对此事没有丝毫回应，但网络上却有一个名叫崔自默的人写了一篇文章——关于“质疑文怀沙”的质疑。

文章隐晦地透露文怀沙曾得罪过一些人，他写道：“假如文老一直寂寞下去，大概无人问津，更无人会以大块的‘质疑’来照顾他。假如文怀沙不作回应，也许会让他们失望，可这也会再次证明文翁的圣贤姿态，更不可能像某些人奢望的文翁形象会‘轰然倒塌’。”这篇替文怀沙回应的文章昨日被网络转载多处。因为缺少证据，网友认为此篇“辩护得苍白无力、言之无物”。本报记者 狄蕊红 王锋

记者求证

国家话剧院：何必再问

文怀沙留在国家话剧院的记录，是否就是李辉所言的1921年1月15日出生呢？本报记者昨日试图直接求证。

国家话剧院一名未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在获悉记者来意后表示，之前已经有记者来过电话求证过此事。当记者表示希望再次证实这个年份时，该工作人员表示，都已经证实了的，何必再问呢？该工作人员还担心地反问记者：“你说他（文怀沙）自己说几岁就几岁，如果从我们这边证实不是如此，又被你们媒体报道出来，那他岂不是会生我们的气？”

记者随后致电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老干科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时候，文怀沙曾经在他们出版社工作过很短一段时间，但在他们现有的资料当中，查找不到文怀沙的档案记录，所以无法证实文怀沙的年龄。

徐晋如：我的证据来自邻居

李辉在质疑中提到，针对文怀沙自述曾写讽刺江青的藏锋诗，徐晋如先生在其博客《士林见闻录》中有云：“此事纯系文氏自造。”

“假的始终真不了。”昨日接到本报记者电话时，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博士徐晋如感慨地说道。

徐晋如告诉记者，他是从著名学者徐亦孺先生口中获知此事的，他们两家是邻居。据徐亦孺先生讲，“文革”期间，他曾和文怀沙一起长期在天津茶淀农场劳教，交往甚多。但长期交往之后，徐亦孺却发现“文怀沙人品太差”。解教后，徐亦孺和文怀沙不再来往，“在文怀沙爆出自己的‘反抗江青的英雄经历’后，徐亦孺先生就气愤地表示，根本就没有那回事，一切都是文怀沙编造的。” 本报记者 吴成贵

学界看法

楚辞研究者说文怀沙

文怀沙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对楚辞的翻译和普及有一定的贡献，而且即使到目前为止，他的翻译也是有自己特点的。但从学术方面讲，他对楚辞的研究属于一般成就，学术界对他的关注也不多，更没有人将他列到大师或者专家的行列。——— 著名楚辞研究专家、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周建忠

文怀沙本人我是很敬重的，但文先生也一直是具有很大争议的人物，比如他在楚辞方面的作品，在学术界一直也不是很认可。因为他的作品有点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普及读物，提供给一些文学爱好者看，这和学术研究不是一个概念。如果说楚辞研究有十大元帅，里面有闻一多他们，那么文怀沙就只能算是“中将”级别。他名气大，是因为在硕果仅存的那个年代的学者中，他还是一个有才气的人，口若悬河，思维敏捷，非常聪明；而且他个人的一些坎坷经历，使得他在民间影响很大；而学术界的人都默默做学问，社会上名气不大，不要把文怀沙神化，也不要妖化。——— 西安某高校一楚辞研究学者（当事人不愿透露姓名）

文怀沙来我们学校做过讲座，印象是很风趣，聊天多于讲座内容。我们在教学中会发现文怀沙的翻译比较直接，属于逐字逐句的直译，所以楚辞中那些浪漫的意境和诗情画意的东西少，显得浅显，所以有点像中学老师。不过不能完全用今天的眼光去看文怀沙的作品，当时的环境，在有限的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里，文怀沙能够译出来，证明他还是有才华的，尤其是之前都没有人翻译成白话文的形式，所以是有难度的。——— 西北大学给本科生教授楚辞的方蕴华本报记者 刘慧

记者手记

愿真实之花迎风怒放

一些人，一些事，如此简单明了，又如此扑朔迷离。

若“围讨”文怀沙，少争意气，多摆铁证，“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事关学术与人格，一切只需真相。

数年间，记者与文先生面对面接触过六、七次，有采访，有闲聊，无论如何，他都是一个有些岁数、有些趣味、有些学问的老头子吧。有时故弄玄虚，有时不无可爱。

有一件事或可称为“失策”，当“受封”以“国学大师”时，他未如季羡林先生般主动请辞。时移势易，桂冠亦是荆冠。

陈丹青在新书《荒废集》中认为，若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于丹们也就是个文艺青年，因为真正的国学家在那儿，但现在就成了个事儿了。此语加之于文先生，似无不妥。曾几何时，国学式微，国学家亦日渐凋零，一派文化荒漠中，一个耳聪目明、记性甚好、谈锋甚健的老人出来传播，自会耸动四方。

在曲江，在西大，在人民大厦，文先生屡次吟起“平生只流双行泪，半为苍生半美人”，令人泪下。久后方知，此诗非其原创，有人以铁证相询，他才“恍然大悟”，将“著作权”拱手让回清代诗人。而众所周知，他津津乐道的《四部文明》巨著，他名虽主编，而麾下众人，才是真出力者，读者所感动者，则是书中所录原典，与文先生无涉。

他精力旺而口才好，仅记者亲身所历，演讲内容大同小异，几年前后相差无几。

他有时亦不无自负与“计较”。某次来陕，数位文化人前往拜望，他很为一位名作家未来而怏怏不乐。那次拜望者之一、书法家马河声，对此颇不以为然，但他称：“若客观而论，文先生的书法则古拙典雅，趣味盎然，从中可以窥见一位文化大家的综合修养，此人无疑博学通透。”

文先生的诗文著作，寥寥可数。以学界“潜规则”论，当受诟病。然此亦非实质问题，古往今来，许多传世佳作，也不过零篇断章与只言片语。面对盘诘，文先生曰：“我是述而不作”。且他显然深谙大众传播之兴奋点何在，于是总结自己写了最小的文章（关于“正清和”的释义，30余字），主编了最大的书（《四部文明》）。最大最小都占全了，然后，他天马行空，纵意所如。

还可以挑出他的很多毛病，比如他来陕，讲“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我是登秦岭而小泰山”。到河南，他说：黄河是母亲河，河南是中国人的母亲，行及山西，则又是另一套说辞，“讨好”之状可掬。不过此类“吉祥话”，原也无须当真。犹记在西北大学，《四部文明》丛书首发，他搀起霍松林先生，一步步踱出会场。纵按李辉先生所质疑的算来，文先生亦是年近九旬的老人了。一双白发老人，沉沉步履，令人一望慨然。

抛开学问任人见仁见智外，文先生是个有性情、有情趣的老人。舒芜等人发难，似已完全淡忘了自己在胡风案中的告密丑事，只知苛责旁人。若以荒唐岁月中之陈年旧事相纠缠，则苍茫大地，亲历而能逃脱非议者，又有几人？

李辉叫阵了，如小孩之撩“皇帝的新衣”。文某人裸裎示人，又当如何。文先生身上，有我们大可汲取借鉴之处，他正四处飞行以“展示”，如一活体教材，可正看，可反观。

多年来，文化上累遭横创的我们，已习惯了没有大师的“缺角的天空”，我们亦疾呼大师能横空出世，随着传统文化复兴大潮，当文先生乘潮而起、卷土而来时，众人因学养与识见之限，双目所见，非仙即圣，躬身下拜，势所难免。而当尘埃渐渐落定，我们可以反思并检视自己的标尺，冷静理智，无须羞愧。那些违心之辈，作伪于当代，必贻羞于后世，而“包羞忍耻是男儿”，愿一切作伪者能在真实之镜前无所遁形，愿真实之花，能在各方力催之下，迎风怒放。 王锋

cardinal

一把美髯和几十旬时光都盖不住灵魂丑恶的人...
哈哈，倒是给我们添了些茶余谈资呢～

木头

哦，人是多面的，究竟真相如何，谁也不知，拭目以待吧。
但是两周前我才听一朋友说，文怀沙心态似乎不错。好多年前诊断出癌症，可是他天天生活悠闲，赏花看月的，反倒又自己好了。说的应该就是这老头儿吧。

Giorgio

也许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嘲世者呢？

Giorgio

我也转载一篇。尽管也并不赞同什么“大师”，权当参考。

　　早在四五十年前就活跃于中国文坛、学苑的“风流才子”、年轻教授文怀沙，如今已90高龄，却松柏后凋，傲骨嶙峋。比年仍扶杖奔走南北各地，弘扬“骚韵”。用他自己的话说：“借讲学为名，行旅游之实。”

　　我清晰地记得二十年前第一次电话中与他预约采访，我表示与他这样一位学贯中西、精通古今的老前辈对话，实在感到“书到用时方恨少”。文老抛出一串响亮的笑声：作为女人，“略输文采”没关系，不可“稍逊风骚”……直惊得我半晌说不出话来。心想，不幸而言中，这位屡遭磨难、锐气不减的老先生的确“恶习”不改。

　　▲柳亚子怀着无限深情赠诗文怀沙

　　▲郭沫若与比他小一辈的文怀沙“称兄道弟”

　　▲焦菊隐穷屋陋舍的抽屉里总给文怀沙留几毛钱

　　▲文怀沙咬文嚼字给刘海粟大师挑错儿

　　也许是文怀沙祖籍湖南，浸润三湘灵气，沿袭文氏家族的世代书香，他20多岁就以飞扬的文采崭露头角。

　　抗日战争时期，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更为明确，他反对独夫政治，抨击恶浊、腐朽的反动统治，用他那支注满热血的笔去参加战斗。1944年夏天，文怀沙在重庆任教，听到了一则笑话：冯玉祥与蒋介石曾结拜兄弟。一天冯玉祥在烈日当空的中午打着灯笼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大惑不解。冯将军对蒋介石说，您这屋里用不着灯笼，可一出门就伸手不见五指了。

　　文怀沙为此感慨万千。正是当时，他与许多进步人士呼吁废除党JB禁，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并在《新华日报》头版的《对时局宣言》上签了字，因而被学校解聘失业。失业后，文怀沙就住进重庆城里焦菊隐临时租赁的小屋里，两人挤一张小木板床，两人分吃只够一人充饥的一日三餐。虽然焦菊隐在欧洲留过学，回国还办过戏校，但抗战期间，这位大戏剧家生活极为困苦。据作家林斤澜记述，焦菊隐那时与文怀沙相濡以沫的友情很是感人，曾有朋友在那空空荡荡，没一样值钱东西的屋里，见到蕉菊隐留给文怀沙的字条：怀沙，抽屉里还有×元×角，你拿去买“锅盔”吃……（“锅盔”是无油盐芝麻最便宜的川式烧饼）。

　　重庆的夏天又长又热，夜晚经常停电，文怀沙在黑暗的小院中，远眺江对面蒋介石住所彻宵不灭的灯光，想到冯将军打灯笼的笑话，愤笔写下一首充满愤恨的小诗，发表在《新华日报》上：“残山星月黯，剩水漏更长。隔岸繁灯火，光辉不渡江。”

　　“光辉不渡江”，高度浓缩的五个字，在诗人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柳亚子先生也从心里喜爱文怀沙这样的诗，但他实在为这鲁莽青年担忧。柳亚老当时住在还在中央大学外语系任教授的儿子柳无忌家里，他特地把文怀沙请到沙坪坝，劝他斗争要讲策略，要善于保护自己。因为他知道文怀沙曾因写反对国民党腐败的文章在皖南被捕。出狱后到重庆，他仍然是满腔怒火，无论在酒馆茶楼都敢破口大骂国民党。柳亚老为他的侠肝义胆和他的铮铮正气所感动，满怀深情地为文怀沙写下一首诗：“抱石怀沙事可伤，千秋余意尚旁皇，希文忧乐关天下，莫但哀时作国殇”。诗中告诫文怀沙，不仅要抛弃一切属于个人的忧乐，而且要学会机智，牺牲也要有价值。

　　柳亚老的寥寥28个字，寄托了他对当代屈原精神继承者文怀沙的不尽深情。

　　抗战后期，郭沫若先生也住在重庆，他的别居在市郊赖家桥，这个地方既可防空袭又是避暑的好地方，文怀沙常常到郭老家住上几天。当时郭老50多岁，文怀沙30出头。郭老没架子，喜欢年轻人，他们可以平等地讨论时局，研究诗文，探讨个人的感情世界。郭老对文怀沙十分关心，无论在旧社会找工作或后来走向革命，郭老都热情而又责无旁贷地充当文怀沙的介绍人。

　　在文怀沙心目中，郭老是师友中谦虚的典范。郭老事忙，有时请文怀沙代为修改文章；郭老给文怀沙写字、写信一律称“怀沙兄”。1951年文怀沙的《屈原九歌今译》出版，郭沫若将“怀沙兄嘱题”为一首诗作为题词写在卷首。而今，文老为了怀念他的这位敬爱的师长，把五十年前——也就是郭老作《甲申三百年祭》那年写赠文怀沙的精品横幅醒目地高悬于中堂，朝夕晤对，那流溢生动的墨迹竟化为一股激励自己不敢稍事懈怠的力量。

　　文怀沙是略具魏晋遗风的文化人，他似乎是很爱嵇康的影响，所以他始终备受争议。尽管如此，文老先生从不“为尊者讳”的傲骨赢得不少人称道。当年，毛责东诗词一公开发表，全国一片喝彩，而文怀沙欣赏之余，通过认真推敲，竟指出毛责东诗词中文字上的瑕疵，这在当时“句句是真理”的年代，后果不问自知。

　　按理说这“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可在我与他的交往中却发现老先生“秉性难移”。

　　1993年2月，文老去香港讲学，期间去看望少年时代就认识的刘海粟大师。老友相见，兴奋的泪水还没抹去，海老就取出自作七律递给文怀沙。老人眼神里没有一丝的“自我陶醉”，而是恳切地请这位诗词专家指教。文怀沙一见到诗词格律之类的文字，职业病大发，他在海老身侧摇着头踱着步反复吟咏。然后挥笔进行“剜心”——把律句改为绝句。显然，这意见过于严苛，举措过于唐突，旁观的朋友们一时不知所措，但海老无愧大家风范，他沉思良久后，喜上眉梢，同意照改不误。

　　久阅春秋的一代宗师，具有可贵的丛善如流的高贵品质，海老的谦逊使文怀沙突感内疚惶恐。他对我说，那时他忽然感到自己变得非常渺小。我说：不！能认识自己渺小的人，就已经向伟大迈进了。

　　▲文怀沙与个体小老板的一段奇缘

　　▲两件珍藏，五次婚姻是文怀沙一生的财富

　　▲文怀沙美美地享受了一番“死”的愉悦

　　知情人都知道文怀沙“惜墨如金”。近年来他只给“炎帝陵”、“炎帝祠”题过字，一字万金，他却分文不取，悉数捐助政府。可是有人发现北京东四北一间铺面不大的餐馆是他题写的匾额。

　　原来文怀沙与这家餐馆的小老板有一段感人肺腑的奇缘。

　　文怀沙一生浪迹天涯，临财廉，事亲孝。“文革”中锒铛入狱，出狱后老母瞌然长逝，妻离子散，生活无人料理，便常常到街上吃馆子。一次他在住家附近找了一间小餐馆，照例要了一个红烧肘子解馋。这是文怀沙最爱吃，也是他母亲最拿手的一道菜。谁知文怀沙越吃越觉奇怪：这红烧肘子不仅香嫩松软，而且色香“似曾相识”，就像母亲当年亲手烹制的一样。

　　文老越吃心事越重，便召来小老板问掌勺师傅是何方人士？小老板笑答：本人亲自掌勺。文老更觉奇怪：“你跟谁所学？”我师傅只有一位——文婆婆。文怀沙大惊，摘下眼镜仔细端详眼前这位已过而立之年的小老板：这不母亲楼下那间副食店的小朱吗？睹人思旧，文老心中打翻了五味瓶，不由涕泗滂沱，老泪长流。

　　文怀沙当年以“现反”被捕入狱后，文母孤身一人苦熬度日。副食店的小朱为人正直有同情心，常常偷偷上楼照料老人。老人干不了的活计他都包了，副食店里有点便宜又不易买的东西他总是悄悄留点给老人送去。文母无以相报，攒够了肉票买一只猪肘烧好了等小朱来吃，有心的小朱边吃边问，一来二去学会了老人烧菜的手艺。

　　后来文老平反了，报刊频频登载他的文章，小朱却从来没有找过他，只是心中默祈文老先生健康长寿，但愿有一天文先生贲临能吃到他亲手所烧的“文氏红烧肘子”，也算告慰文婆婆在天之灵。文老不由对这小老板肃然起敬，更觉这红烧肘子味道非同一般。他破例挥毫题匾，并题句曰：“大嘴吃八方还是这里香，小口细品尝谈笑吐芬芳”

　　我面前的文老先生银髯飘拂，儒雅绝俗。一支拐杖，两轮破车，“三千银丝”，半儒半仙，浪漫飘逸。文老是以骚韵传世的楚辞大家，一张名片空旷旷总共七个字：“述而不作文怀沙”。然而只要你听他讲过一次《离骚》，屈原的形象就会深深地镌刻在你的心上。

　　文老有两个他视作珍宝的本子。一个日记本，仅有巴掌大，破旧发黄，那是他“文革”中入狱，在数不清的寂寞日子里，追忆自己曾经淋漓尽致地挥洒过的感情。他一生经历过五次婚姻，他从不欺骗他的任何一位妻子，包括他自己。这在芸芸众生中，是没有多少人具有这份勇气的。他的小日记本里记述了他对每位夫人曾付出过的珍爱。离异后，他离异的妻子和妻子的丈夫都依旧是他挚诚的朋友，都能得到他亲切的关怀。

　　文老每年三月三日都要面壁禁食一天，这个自定的祭日他已经坚持了几十年，原因是为了一个曾在这天为他殉情的姑娘。

　　文老现在的夫人徐嘉秀与他相伴20载，他年年三月三如此，夫人亦年年三月三陪伴在侧，侍茶弄水……夫人戏称“我们家是文豪与文盲的组合”。文老听罢却说，我的日籍夫人虽已失“昭君之貌”，却有“昭君之怨”，“我们是爱国主义的结合”。文老心不老。

　　他珍藏的另一个本子精美绝伦，这是他想留给旅居国外的女儿文都的“遗产”。本子里面的每一段文字皆当代英隽的亲笔墨迹，都是尊敬文老热爱文老或文老尊敬文老热爱的人给文老所作的“鉴定书”。他认为这是他一生最宝贵的财富，比任何财产都更具价值。遗憾的是女儿今年回国探亲，对仍不富庶的祖国多有抱怨；对西方世界则刻意谀颂。文老痛心地与其争执。他真想不到东西方生活的差别那么快地埋葬了女儿对祖国的依恋；他实在接受不了自己为之弘扬一生的屈原精神被自己的女儿蔑视如土。他哭吐精诚地对女儿说：“屈原的爱国主义，不是你爱我，我才爱你，是一往情深，不是等价交换！”就为这，他将分别多年，在他身边没住上几天的女儿赶出家门。但我想，女儿毕竟是文老的女儿，她终究还会回来，那个本子还会属于她。

　　文老一生好恶分明，爱就爱得轰轰烈烈，恨就恨得天翻地覆。在他享用了一辈子爱与恨的恩赐之后，最令他引为欣慰的莫过于“死”的体验。一次上海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在播放文老吟咏的诗词之前，怀着沉重、怀念、敬佩的心情告诉听众：这是已故著名诗词专家、吟咏大师文怀沙先生的遗作……他在上海的哥哥听到后，慌忙跑到电台询问；著名作家峻青和国内外的亲友们也纷纷来唁电。文老接到哥哥的电话，看到那些唁电，快乐得几天几夜不能安眼，他赶忙给上海广播电台的总编辑写信，没有丝毫的责怪，真诚地感谢他们让他活着听到了身后的赞誉。他说这种“死”的感觉太幸福太美好了。

　　文老从来活得潇洒，潇洒得无所忌讳。在家中待客，赶上他不高兴，你就尽管听他数落不成器的人不成文的文，只能听不得问，听懂听不懂就此一回；他高兴的时候，你不说还不行，他听够了兴许还“摇头摆尾”地吟咏小诗一首。然后，说不定什么时候就顺嘴溜达出点儿让你哭笑不得的“带色儿”的话来。但只要你能理解他坎坷蹉跎的几十年，就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他许多的“污言秽语”下，埋藏着一个孩子般单纯的灵魂。

　　▲“咬文嚼字”——给毛责东诗词挑错

　　▲“万口腾誉”——唯文君反复“推敲”

　　纪念毛责东诞辰110周年，人们怀念这位伟人。多少年来，有人成功地把毛责东写成了“人”，也有人盲目地把毛责东奉为“神”。无论是神或是人，从文化角度去评论毛责东的，不多；而敢于给毛责东“挑错”的，更是凤毛麟角。

　　文化名人、著名楚辞专家文怀沙老先生，是一位不仅“敢”、而且“爱”给毛责东挑错的人，他因此曾饱尝铁窗之苦，被冠以当时人们最为惧怕的帽子——“恶毒攻击”。

　　我面前的文老先生银须垂胸，腰板直挺，全然没有龙钟老态。那飘逸的“三千银丝”，更增添了一种大家风范。

　　当年，毛责东诗词一公开发表，全国一片唱采，许多诗词大家竭尽颂解捧释之功，而文怀沙却极为冷静。他在欣赏赞叹之余，也本能地指出毛责东诗词中的瑕疵。比如《七律•长征》中：“金沙水拍”原作为“浪拍”，因与“腾细浪”之“浪”字重复，故改作“水”，而这又不得不与“万水千山”句中“水”字重复了；“万水千山”句中的“千山”又与“岷山千里雪”重复。更显眼的是首句“红军”与末句的“三军”两个“军”字在同一位置……再如对“鸟儿问答”词中，“不须放屁”这句话，文老即十分不恭地说：“这就是放屁，就是败笔……”

　　文老是在诗词方面有独特造诣的专家，对于伟人作品逐字逐句体味吟脉乃至分析，本是极为自然正常的，也是希望伟人的作品能像伟大的人物一样更加完美。但在那“字字句句是真理”的盲目崇拜年代，敢给毛竹席挑错，敢批点毛竹席诗词中的字句，那可就是大逆不道了。

　　“毛责东是诗人，但他写的词更优于近体诗。”在文老的会客室里，他侃侃而谈，让人丝毫感觉不到一个曾蒙受“蚊字狱”的人的牢骚与不满。“毛责东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不象一般诗人那样容易自我陶醉，而是具有可贵的自知之明。”

　　是啊，写诗的人和伟大的诗人其区别和高低之分，就在这“自我陶醉”和“自知之明”之间呀！

　　“毛竹席在给陈毅的信中说：‘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我看你于此道，同我一样，还未入门，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亲，我则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毛竹席的这封信，绝非庸人的谦卑作态，而是基于崇实精神和严峻的自省，是十分诚恳的由衷之谈。”

　　“毛竹席是诗词学里手，但他‘得失寸心知’。虽然他自称对律诗‘还未入门’，据我看不是指一般的‘门槛’，而是指他本人心目中更高的‘门槛’。”

　　我一边惊叹老人的记忆力，一边赞叹老人那份执着与真诚；文怀沙给毛竹席“挑错”，正是基于对毛责东的理解和崇敬，就象毛责东自称“不是什么伟大的谦虚”一样，文怀沙也不是什么“恶意贬低”，这完全是高文学素养人的一种不谋面的文字切磋与精神交流！

　　“就拿那万口腾誉的《七律•长征》来说，毛竹席是改了又改。他是痛感‘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呀！”

　　我细细品味着文老为我泡的龙井茶。时至今日我方弄明白毛竹席为什么不主张青年学写旧体诗，也才理解了文怀沙老人30多年前的侠肝义胆与铮铮傲骨之可贵。

　　▲十三陵水库上文怀沙“欲与天公试比高”

　　▲监狱中“戴罪囚徒”给《我一张大字报》挑错别字

　　1958年，毛竹席到十三陵水库视察。这是文怀沙先生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近距离见到这位历史巨人。

　　当时，吴玉璋先生把才华横溢的文怀沙带上主席台。毛责东、流哨齐、粥恩莱正准备为十三陵水库题字。“我见拿来的毛笔还没有开胶，便用嘴含开；没有预备研墨水，我便顺手拿了瓶汽水代水研了墨。毛竹席挥毫写下‘十三陵水库’五个大字。”文老谈起往事，如同昨日。

　　我真没有想到如今横嵌在十三陵水库大坝上的毛竹席题字和文老有这么一段情缘！

　　其实，文怀沙和毛责东还沾亲。毛责东的母亲文其美是文怀沙的七姑，其原名是“文七妹”。只是文老不愿也“不敢”“高攀”，故毛责东询问文怀沙何方人氏时，文老竟撒了个“弥天大谎”，说自己是“湖北人”。这段秘闻他从不愿对人说起。足见其高风傲骨。

　　“毛竹席写后少奇同志写下了‘劳动万岁’四个字。当时刚刚推行简化字，他把‘岁’字”的‘山’下面多写了一横；周总理看出来了，马上提醒他，少奇谦和的笑了笑，忙把写好的那幅字团了，重又铺就纸再写……”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不出错没有缺点的人是不存在的。唯物主义者敢于正视并改正，所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绝对要坚持，特别是对名人、伟人、大权在握的人。

　　“也是我凡心未泯，觉得主席那样高大、亲切，竟凑到他身边挺直了胸想和他比比个。无论我怎么挺，比主席还是矮。”

　　我惊叹他的胆量：“你的举动没人注意吗？”

　　“别人没注意，倒是我自己在我与毛竹席合影的照片旁边写下了‘欲与天公试比高’的句子，给自己留下了‘罪证’，招至恶运……”

　　“文革”中，文怀沙因“恶毒攻击旗手”、“为凳小瓶翻案”和“恶毒攻击毛竹席”被捕入狱。在狱中文老患了肝病。经监狱医院检查确诊为肝癌。这位老先生“痴”心不改，又给毛竹席挑起错别字来。而且这次是从诗词“跃升”到毛竹席的《我的一张大字报》，迎着“炮打司令部”的“炮弹”上了。别说是一个监禁中的肝癌患者，就是我现在听着都“肝颤”！

　　“当时我从让我们学习的报纸上看到了毛竹席的‘最高指示’。发现《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最后一句话‘难道不是发人深醒的吗’那个‘醒’字肯定是错别字，应该是‘省’。”从文化大革命中过来的人都还有印象，当时有报纸赞扬毛竹席这个“醒”字的文章比毛竹席那张“大字报”还长。

　　“我的监室是20多人的的大号，我对着那些有文化的、没文化的、听得懂的、听不懂的犯人们说：毛竹席是人不是神，既然是人，就不可能不出错。‘深’就是沉，可以沉睡，怎么可以沉醒？所以这个‘深醒’是错别字，应该是‘深省’。”

　　不用多问，我想象得到他为此又吃了多少苦头。

　　“后来，毛竹席《关于红楼梦的批示》发表了，其中提到两个共青团员，他把‘共青团员’写成了‘共青团团’。我又犯了忌，挑出了这个错。不过，我认为这是笔误，毛竹席日理万机，不可能不出错。多伟大的人也会有错误，这说明他是有血有肉的人。”

　　我想错误就象人脸上溅上了泥点，敢于指出并帮助擦掉正是出于爱护之心；而只有那些阿谀奉承的小人才会硬把麻子说成“美人痣”，硬把缺点说成优点。

　　▲“偷吃贡果”：一条狗鱼使文怀沙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妓女真言”：一代中国人对毛责东感情的诠释

　　60年代初，文怀沙因病住进中苏友好医院（即今日友谊医院）。在那里他结识了毛竹席的机要秘书高智。同是大知识分子，又都是对毛责东“有研究”的人，自然话题离不开毛竹席。

　　“住院期间，高智告诉我，毛竹席因三年自然灾害，把最爱吃的红烧肉都‘戒’了。我听了非常感动。”毛竹席爱吃红烧肉，把吃红烧肉当成“补脑子”的故事脍炙人口，而他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戒肉”之事更是流传广远。今天这些事对一些青年人来说似乎只是听个新鲜，可当时凡能知道这件事的人都会为此而深受感动。

　　“毛竹席是真君子！他当时经常收到湖南老家送来的一些特产，但他坚决不吃，而是让秘书把这些东西分给有病的同志或一些老同志。有一次湖南的乡亲送到中JB南海几条狗鱼，这是毛竹席在家乡时最爱吃的。但毛竹席硬是不吃，说全国人民还没得吃，我毛责东怎么吃得下？高智便给我送来了一块狗鱼……，我是吃在嘴里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还有一次新疆的老同志带给主席几个哈蜜瓜。那时候可不象现在运输方便，一到夏天遍地都卖。以前能从新疆背出几个来很不容易，毛竹席坚持不吃，又给我送来……”

　　看到老人说到动情处有些伤神，我忙开了句玩笑分散他的注意力：“你这是偷吃贡果啊！”

　　他不知是摇头还是点头说：“反正我常常是吃鲜的！”

　　我忽然觉得，深埋在这老人心胸中对毛责东感情是那样的真，那样深，使你丝毫感觉不出他曾是在毛责东时代受过大委屈，遭过大磨难的人。

　　“我还认识一位专门给中央首长修皮鞋的人，他悄悄告诉我：毛竹席最‘抠门’，进城这么多年只做过一双皮鞋。按常理，就是草民百姓一、二年穿一双皮鞋也不为过，毛竹席怎么就只做一双鞋呢？后来我专门问了高智，证明此事不虚。你说，做为一个人、一个伟大的人，这种小事不更证明了他的人格和品质吗？”

　　我知道，文怀沙老先生出狱后，每年12月26日都要到纪念堂去悼念毛竹席，便和他探讨：为什么整整一个时代的中国人都对他怀有这样深的感情呢？

　　文老先生给我讲了三件事：“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内心一直有一种自卑感和屈辱感。直到1949年我亲耳听到毛竹席站在天JB安门城楼上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这种自卑和屈辱感才随着眼泪一下子流出来。从那天开始，我觉得自己腰板直了。”

　　第二件事：“解放初期，我去妓女收容所了解情况。一个不知父亲是何人的十二、三岁的小男孩子，解放前一直管生他养他的母亲叫姐姐。原因是他的母亲在接客时这孩子在门外叫她‘妈——妈’，嫖客知道她已是这么大孩子的母亲，便拂袖而去。而这母亲为了养育这孩子，不得不叫儿子从此只叫姐。是新中国‘恢复’了她们的‘母子关系’。有一天晚上，儿子12点多才回到母亲所在的收容所，母亲怕他学坏，一把将他拉到主席像前，让他跪下，狠狠地打了他。儿子流泪一声不吭，最后告诉妈妈，学校要在天JB安门前练队，分配他的任务是喊‘毛竹席万岁’，他太荣幸太兴奋了，就跟着队伍一直喊啊，喊啊！孩子的话一落，母亲一把将儿子搂在怀里，连声说‘孩子，妈错怪了你，你喊吧，替妈也多喊两声毛竹席万岁！’

　　文老讲的两件事深深震撼了我，我似乎开始理解，为什么从文坛圣手到妓女走卒，整整一代中国人都对毛责东如此崇敬，如此难以忘怀了。

　　第三件事：“1991年毛竹席98岁华诞，中央电视台在毛竹席纪念堂采访我，让我用最简单的语言评价一下毛责东，我‘备课’三秒钟，说了三句话：毛竹席是第一个恢复我民族自尊心的人。尽管人们对他有这样那样的议论，然而他毕竟是一个最伟大的人。”

　　毛责东是伟人，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伟人；毛责东是一个使中华民族站起来的人，他的名字和生命已同中国的历史和一代人的精神融合在一起。所以才会有这经久不衰的“毛责东热”，才会有这说不尽的对毛责东的怀念，才会有各种各样的对毛责东的崇敬。

　　文老使我更加敬爱毛责东。（胡殷红）

Giorgio

“国学”造诣方面，不得不承认是颇深的。但这个所谓的“国学”的影子总是与圆明园“兽首”的影子重叠在一起，就觉得这种学问和文老的年纪一样，显得过于古老。他的认真与执着只会让人觉得他自己都是受害者。

Giorgio

如果单纯的聊天解闷，老文这斯倒也不失诙谐，当然也就仅限于吹牛。做人方面，我相信所有的的“国学”颇深的“大师”们都差不多：整日里依红偎翠，还自比“唐明皇”、“儒商”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