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红高粱》中的身体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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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红高粱》中的身体叙事
        出生在山东省高密县的莫言，仿佛在呱呱坠地的瞬间便得蒙上天眷顾，拥有了恢诡谲怪的想象力和令人讶异的语言能力。他的联想、遐想总是出人意表，让人耳目一新，他的文字虽有古味却不失生命力。作品风格恰如他的籍贯那样，带有浓重的北方汉子的粗豪，但同时又夹杂诡异神秘，在表面残忍粗暴的叙述方式背后，隐匿的是他心底的一团火热。
        阅读莫言的作品，必须具有很强的心理承受能力。要很好地品读莫言，更要有正确的阅读态度和一定程度上的自制能力。莫言的奇崛想象、汪洋恣肆的文笔常常令人惊叹不已。他在展示才情的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令人心悸、颤栗的世界，让人在阅读小说的快感中伴随有生理的恶心和精神上的震撼，这是一种独特的阅读感受和心理体验。而这种“审丑”的叙事方式，往往让众多读者对他的作品嗤之以鼻，为其中“屎尿横飞”的画面一叶障目，而对其作品中传达出的深层思索视而不见。本文将以莫言成名作《红高粱》为例，通过对其中身体叙事的分析，揭示莫言小说的迷人魅力和深刻内涵。
        《红高粱》叙述的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以“我”父亲的所见所闻所思所忆所想为文章内容，线索是“我”奶奶让“我”父亲随干爹（其实是亲爹）余占鳌去高粱地伏击鬼子。在从部队前往战场的行军过程中，莫言不断采用插叙，使用“蒙太奇”的电影手法，让时间回到过去，又突然把时间拽回伏击途中。在插叙里，主要提到了罗汉大爷被鬼子活剥人皮，“我”奶奶养小脚和出嫁的过程，以及余占鳌处死犯强奸罪的叔叔余大牙的情节。而作品中所谓的“身体叙事”就集中体现在这三个情节中。
        我们先来看屠夫孙五在日寇淫威下活剥罗汉大爷人皮的情节。“父亲看到孙五的刀子在大爷的耳朵上像锯木头一样锯着。罗汉大爷狂呼不止，一股焦黄的尿水从两腿间一蹿一蹿地滋出来。父亲的腿瑟瑟战抖。走过一个端着白瓷盘的日本兵，站在孙五身旁，孙五把罗汉大爷那只肥硕敦厚的耳朵放在瓷盘里。又割掉罗汉大爷另一只耳朵放进瓷盘。父亲看到那两只耳朵在瓷盘里活泼地跳动，打击得瓷盘叮咚叮咚响。”
        此处，莫言没有放过“凌迟”这种违背人性的酷刑，将种种惨绝人寰，甚至不堪卒睹的画面，明明白白地加以细致描摹。“罗汉大爷的耳朵苍白美丽”，本来耳朵血淋淋的，看了令人倒胃和恶心，然而莫言却用温馨美好的“苍白美丽”加以形容，把读者带入一个貌似“尴尬”的境地，给人一个更广阔的想象世界和更复杂的感觉空间。写到最惨烈、最紧张处，笔锋一转，写行刑者孙五两腿间一蹿一蹿地滋出一股焦黄的尿水，表现了对屈从暴力淫威的孙五可怜可鄙可叹可怜的心理，既有讽刺戏谑的意味又有对人性的关怀。又写耳朵落在瓷盘里，“活泼地跳动”，这显然是受到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影响，细腻、恶心而又夸张的展示出耳内神经垂死前的反射、跳动与挣扎，表现出罗汉大爷的不惧死、不屈从的东北人之“种”。化残酷为凄美，大大淡化了暴力的摧毁性和血腥味，一方面让人容易接受，另一方面也刻画了罗汉大爷的刚毅不屈、至死方休的豪迈气概，读来令人痛恨和惋惜！作者如此不厌其烦不无夸张地渲染酷刑就是要说明：刑越残酷，则侵略者的面目越可憎，老百姓的血海深仇愈深，民族精神之“种”越刚烈！
        我们再来看另一个情节。“奶奶不到六岁就开始缠脚，日日加紧。一根裹脚布，长一丈余。曾外祖母用它，勒断了奶奶的脚骨，把八个脚趾，折断在脚底”这是插叙“我”奶奶幼年时期裹小脚时所受的痛楚。“奶奶受尽苦难，终于裹就一双三寸金莲。十六岁那年，奶奶已经出落得丰满秀丽，走起路来双臂挥舞，身腰扭动，好似风中招扬的杨柳。单廷秀那天撅着粪筐子到我曾外祖父村里抟圈，从众多的花朵中，一眼看中了我奶奶。三个月后，一乘花轿就把我奶奶抬走了。”奶奶遭受裹小脚痛苦之后，被一个名叫单廷秀的人看中，看中的原因不出所料的正是那对“三寸金莲”。
        我国古代，人们觉得女人最性感的部位是脚。凡看过“三寸金莲”老照片的现代人，都会感到恐怖，咋舌不已。这些在今天看来只能是令人倒吸凉气的“艺术品”，其实就是封建社会对女人扭曲和摧残的活化石。那些跷着“金莲”的女人们，像一株株被人冷不丁从地里拔出来又故意乱插乱栽后的植物，扭曲变异得厉害。那双脚不仅不能引发现代人任何美好的联想，倒让人联想到厨师们挥刀片削后的胡萝卜。然而，古人却从宫内到民间皆以小足为美、为贵、为娇，此俗一直延续到清代、民国而长盛不衰。莫言在此，顺势提及裹小脚的传统，是对中国古代妇女的命运发出同情之声——“我的母亲也是小脚，我每次看到她的脚，就心中难过，就恨不得高呼：打倒封建主义！人脚自由万岁！”对古代男们变态的审美趣味进行谴责，对缠足这种伤害妇女的愚昧做法进行批判，让人不禁联想起冯骥才《三寸金莲》中的戈香莲。确实，莫言的身体叙事中不仅透露出对民族之“种”的寻找，也显露出对传统文化中存在的缺陷和消极因素的反思。
        最后一个情节是余占鳌为严肃“军纪”大义灭亲。在四万万同胞举起抗日的血旗之时，抗日队伍也隐隐浮现出一些内部矛盾。抗日武装力量“司令”余占鳌的亲叔余大牙凌辱了玲子姑娘。面对死亡，余大牙却表现出了异常的安静和淡然。
        “父亲认为人在临死前的一瞬间，都会使人肃然起敬。余大牙毕竟是我们高密东北乡的种子，他犯了大罪，死有余辜，但临死前却表现出了应有的英雄气概，父亲被他感动得脚底生热，恨不得腾跳。余大牙面向臭水湾子，望着在他脚下的水汪汪里，野生着一枝绿荷，一枝瘦小洁白的野荷花，又望着湾子对面光芒四射的高粱，吐口高唱：‘高粱红了，高粱红了，东洋鬼子来了，东洋鬼子来了，国破了，家亡了……’”。唱罢，余大牙“转过身，面对着哑巴，笑了笑。父亲发现他的笑容慈祥善良，像一轮惨淡的太阳”。死亡对于一个人来说应该是惊悸不已的，然而在他脸上却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凄美，不紧不慢，无所畏惧。其中滋味是悔恨，是不屑，还是无可奈何？复杂而耐人寻味。此外，作者也浓墨重彩地对余大牙的死状进行了一番白描。“他的脸上只剩下一张完好无缺的嘴，脑盖飞了，脑浆糊满双耳，一只眼球被震到眶外，像粒大葡萄，挂在耳朵旁”，这样残酷几乎肮脏、龌龊的画面，只有莫言能恰到好处地形象化与美化，字里行间充盈了作者细致入微的艺术细胞，给读者烙下了无法抹去的记忆，就像《透明的红萝卜》里老铁匠烙在小铁匠手臂上的印记一样。
        莫言之所以这样浓墨重彩的表现余大牙死前的行动和死后的惨象，也是为了要说明民族之“种”在余占鳌、余大牙这一辈人身上得到了发扬光大。他们的“种”固然包含粗豪、野蛮、鲁莽、无所顾忌的成分，比如余大牙所犯的强奸罪，就是一种不顾及女子身体、心理安危和权利的暴力行为，但就连这所犯的罪中也充满了东北男儿的血气与纵情恣肆。
综上所述，莫言《红高粱》中涉及到的身体叙事主要体现在插叙的三个情节中。在对妇女“三寸金莲”的描写，对“剥人皮”和“枪毙”等血腥场面的描写中，暗含民族精神的根源，具有寻根小说的特质。从整体上看，作者着重歌颂了红高粱养育的人民“糊一把黑泥捂住头上的伤口”的生命强力，和面对“凌迟”、“枪毙”也毫无惧色的反抗精神和勇猛之性，但也同时在侧面表现了他们这种东北“种”的缺陷。

Giorgio

哦，感谢莫言！我开始阅读外国文学就是先从《红高粱家族》入手的。当时有一本关于莫言研究的最全面、最权威的书，叫《莫言论》，是由张志忠著，徐怀中作序，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的。
在书中，作者详细的介绍了管谟业的人生经历：从高密东北乡的黑土地冲出来，参军、写作......并认为1985\86年是中国与西方外国文艺接触最重要的时期,那些闻所未闻的现代派创作在中国人眼里无疑像是第一次品尝到西餐。在书中，作者指出，莫言的作品无疑深深地受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威廉.福克纳、以及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新感觉派”川端的影响。但是他似乎“异军突起，已成气候”。
像好些著名的作家的方式一样，他的作品始终离不开那个“高密东北乡”。他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的声望，他是被寄予希望冲击诺贝尔的为数不多的中国作家之一，但近年来作品思想趋于颓废，优秀的，有激情的作品逐渐少了......此外，尽管在日本文学界很受欢迎，但有评论认为，在争取诺贝尔花冠的路途中，莫言先生有两个障碍要克服：第一是其作品并没有被广泛的介绍到英语世界的评论圈中；其二是他的叙事似乎“还不够简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