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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是一个开启的时代；九十年代是一个实践的年代；九十年代是一个“混战”的时代。
我生于八十年代，长于九十年代；九零年入读小学，九九年初中毕业；可以说，九十年代于我而言是一个好奇的年代。尤其是生于此长于此的广州，真可谓世相万新。我常言，相比而言早慧的我比同龄人最有优势的就是以一种超越年龄的眼光亲历了那个大变的时代。
我是从８９年开始关注这个世界的。那时弟弟刚满一岁，妈妈在家照看着他；而我，则活蹦乱跳地跟着表哥们上街“散步”（借用近日福建媒体的创新词）。那些“散步”场景，对一个孩子而言，是很奇怪的；大伙拼命大喊“李＊＊街！我地行街！”然后有忍不住的，哄堂大笑。“散步”的终点是海珠广场，虽然群众们仍然高声呐喊，但此时的我已跑到一旁与一些小孩子玩起来了——玩啥，不是什么儿时游戏，而是排成一排高喊“李＊＊街！我地行街！”然后不笑。
远在香港的表姐夫那阵子常带些境外资料回来，多是录像带。我听见录像中说是什么什么广场的，还以为是海珠广场。想到那天和小朋友在那里玩，再看见电视上所呈现的可怕景象，我吓得哭了。表哥开导我说那儿不是广州，我才停了哭声连续问了好几十个问题，在场的大人都说我是“老积鬼”（粤方言，即人小鬼大的意思）。我就是从那时开始思考的。
上学了。什么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喊到我的耳朵里了，那当然是学校的功劳。我也跟着喊，但始终不明白什么是四个现代化，为什么不是五个，为什么要说这些，难道与当初在海珠广场所叫喊的也是一样？但那时的人喊完之后是大笑的，学校里的显然严肃多了。因此我想，这“四个现代化”一定是比“李＊＊街，我地行街”正经得多，其中一个最大的“嫌疑”是这句话是用普通话来喊的；但后者可能好玩些。我也就此问过一年级的班主任马老师，她说小孩子不要多问这个。
我是第一批进少先队的，因为是小班长。还记得当时并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十来人站到了台上，然后一些哥哥姐姐上来为我们戴上了“红色的带子”。在那位姐姐为我系“红带子”的时候，我拼命低头想看清楚它是怎么结的，因为我怕自己脱不下来，我又一向不喜欢求助于大人。姐姐们下台之后，我们举拳喊道什么“时刻准备着”什么“为?奋斗”。对于后者，我也是相当的不解，记得老师也曾在课堂上说过，但总是没有说明清楚那是什么，到底好不好玩。有过上次的教训，我不敢再问班主任了，总是觉得那又是小孩子不该问的问题，我似乎问到的全是这类“小孩子不要多问的问题”；学校可不比咱家，可以有什么问什么。
学校门前陆续开了很多小卖部，里面卖糖，还卖变形金刚，还有那个“建造派”组合机器人呢，很想把它拿回家玩，但老板娘说要１０块钱才能实现我的愿望！那时候交一个月的课间餐才１０块钱，因而只能每天望它两次。一些卖“咸酸”“油炸鬼”的街边档也越来越多，我也很喜欢他们，它们都是两分钱就能买到的，这也是喜欢的理由。
到了二年级，《圣斗士》传到中国了，每天晚上七时广州台有播。我在此前就看过《圣斗士》，那是表姐夫从香港带回的录像卡带；因而在小伙伴中可谓出尽了风头——我可以提前告诉他们并未上映的情节，像说故事似的，这也是我的强项。随着《圣斗士》的热播，士多里摆放的变形金刚变成了星矢、紫龙、阿瞬。当然了，那时大伙喜欢的多是一辉，因为觉得他很有性格。渐渐的，一些金卡出现了，里面都是些圣斗士的形象，要五角一张！这对于当时的小孩子们来说可是天价了。但终究还是抵不过它的魅力，用零用钱买了，而且越集越多，这也是小伙伴之间炫耀的资本，尤其是男孩子，不容错过的。伴随金卡一同出现的，是贴纸；有大有小的，一、两角钱就能买上多张。这贴纸有一个好玩的地方，就是“局黏纸”——一种小游戏，将双方贴纸放在桌子上，然后用手轮流拍打对方的那张，能最先将对方的拍反的为胜，、胜者可以将对方的贴纸据为已有！那阵子，手握一整叠贴纸的可算作孩子中的富者也是强者的象征了。因此在游戏的时候出点小阴谋是常事——如预先在手心吐些唾液——但被发现则不妙；原则上是大家会排斥你，以后不和你玩这个了——原则上——但小孩子的原则是没有时效性的。
在学校这般忙乎，在家也不会闲着，以我的性格。大概从九二年开始，姑妈练起了气功——香功、腾云功、魔功、自然功，最后将所有注意力都放在了菩＊功上了——也幸好如此，才避免了以后有可能参加法＊＊。姑妈那时四十多岁，正是当时练功人群的主要年龄——这些当年的红＊小兵们，习惯了干什么都是集体行动的。姑妈不仅自己练，她看我为人聪明，也教我。君可知，以小孩子的好奇心，尤其像我这样的小孩子，这是最好玩不过的了。开始时候姑妈每周来我家几天，后来干脆过来暂住了。每天晚上一做完作业，一老一小就在房间里听着卡带，一招一式地练起来。
以我对那时的各样功法的涉足见，菩＊功有一个最明智的做法——就是提倡练功只是辅助的，有病还是要看医生，这与后来闯了大祸的法＊＊明显不同。那时的菩＊功在广东影响力甚大，连九十年代初红透南中国的著名填词、作曲人＊小奇、＊海鹰也曾为它的创始人狄＊明谱过唱功歌曲——那也是菩＊功的专利，以唱歌为功法；听着大师的卡带，或跟着他一同唱，就算是练功。
接近了菩＊功，附带地，姑妈也涉足了佛学，购了好几张卡带回来，都是佛教经文，像《心经》、《大悲咒》等，全是粤语诵读的；得益于那时一次又一次的聆听，不久之后我就能将《心经》与《大悲咒》流利地背出来了；此技能至今仍存在，背一遍《心经》全文不用２０秒，有时仍在朋友当中表演作为活跃气氛的手段。
那时候的广州体育馆，每周都有各个功法的专场讲演会，参加者数以千百计，我也有随姑妈参与过不少。专场一般在两三个小时左右，大师站在蓝球场上给在座的学员及准学员们表演“即场发功”，据说有人即场感到了头晕目炫，也有人说见到了佛光，更有人现场大哭了起来，但这些事都与我无缘。姑妈也哭过一次，那次是在家练功，练着练着，她放声大哭，把我吓坏了。
事物总是成双成对出现的，像有上必有下，有左必有右；有这么多功法出现了，就会相应地出现一个司马南。此君专打击伪科学气功，我也有去看他的专场讲演，在广州有的。那时我也拉姑妈去，但她死活不去，说那不是正道。而我虽则一直跟随姑妈练功，但对什么功法的一直疑惑重重，见姑妈这么专注，也不敢发问。疑惑一直存于心，突然出了个现身说法的司马南，幸事一桩。我独自一人去听了一场发报会，从此就不再练功了——那些魔术连我也学会了！不用劳烦什么大师表演了，我也可以表演给姑妈看了；虽说如此，没试过表演给她老人家看，免得破坏她的信仰。
自此，每当看见海珠广场呀、海印呀、滨江路呀这些地方成百成百的人在练功，我就觉得十分好笑。
稍后于菩＊功，法＊＊登场了。大概是九五年吧，几乎全广州练气功的人都或多或少地练起了法＊＊——幸好姑妈一心于菩＊功，幸好我听了司马南的言论，不然，后果不堪设想。那时听姑妈说，甚至连一些政府公务员也练起了这玩艺儿。可以说，这玩艺儿是所有功法里面推广工作做得最出色的，将练气功的风气带上了最高点。那时不是有这样的流行话语吗——十亿人民，九亿练功（那时全国人口是十亿）。此语就是那时候流行开来的。但事物总是物极必反的，到达了最高峰的这股练功热潮在九十年代末瞬间落至冰点。法＊＊被取谛，其核心领导层逃到了国外。不但如此，此前什么自然功、菩＊功的各位大师们也闻风逃逸，多数选择了加拿大。初中毕业之际的我就私下写了一篇文章《红＊兵那代人的足迹》，分析了我姑妈那代人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成长历程；其结论是，在他们之中所发生的事情都是极度集体性的，但无一例外，每件事都最后都是大起而又大落的，并在后来者看来，全是不可思议而又荒唐透顶的（这个结论直到今日还在不断被证实，如这两年的股市）。
从九四年开始，通货膨胀其实就开始了，当然，那时没有现在的来得猛烈。我眼见的，辅币之中的分币消失了，最大的面额变成了５０元，后来更再变为１００元。学校前的“油炸鬼”从三几分升到了五角。金卡要一元一张，课间餐升至每月３０元。九五年《新三字经》政治任务规定每个学生都要买，已是五元一本了。要知道，五元在我一二年级时能买好几套厚厚的古典小说了。猪肉票、粮票逐步消失，老爸将它们收藏了，没有兑换。
据我那位房地产经理所说，九三年是他们事业最关键的起步期，他们吃到了头啖汤；此后，房价就到了十多年的逐步上涨期，他们的产业得以在此过程中建了一期，二期，三期，并进行了新楼盘的开发。经济的腾飞，让在国营工厂内“做也３６唔做也３６”的工人动了心，纷纷跳出来，干起了个体户，或帮私人老板打工。而外资企业的不断进驻，让效率低下，人员流失严重的国企“前仆后继”地倒下。好友多、百佳、家乐福，大型超市纷纷杀入广州市场，原先广州百货旗下的百货店根本无力支招，下岗职工不计其数，不愿下岗的，要交几万出来做公司股东，才能继续有工开。
城市在扩大，早期的工厂搬到了郊区，原址买给了地产商发展房地产。商品房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出。人们首次听闻了什么是“按揭”，什么是“首期”。
哎，妈叫吃饭了，以后再继续写吧，我要说的简直一发不可收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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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8-5-26 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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