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10日购书札记（兼及我们这一代人与苏俄文学）

守慈

数帆老人在天涯论坛上的长帖《伏尔加河上的灯火》，勾起了我对苏俄文学的诸多回忆，引发了莫大的阅读兴趣，于是乎开始四处搜寻那些曾经主流的苏联文学经典。好在当今世界资讯如此发达，虽僻居外省，一个孔网就把很多问题顺利解决了。在孔网上，我还无意中发现本地的一家旧书店也有一些苏联文学作品待售。经与店主联系，约好第二天过去。
        那家旧书店位于书院门仿古街里，在新开张的地下古玩城的一个角落，还算好找。店面不大，十来个书架，几千册书的规模。店主颇为谦和，话也不多，攀谈几句，我便自顾自翻找起书来。                       
        共淘得以下六种：
        《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全三册），阿扎耶夫著，刘辽逸、谢素台译，人民文学八四年版，依然是繁体竖排。定价三元二角。
        《船长与大尉》（上下册），卡维林著，于光译，外国文学八二年版，算是“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中的一种。定价二元六角。
        《苏联抒情诗选》，王守仁译，湖南人民八四年版，是“诗苑译林”中的一种。书中选译了十月革命以后近七十年间，苏联四十三位诗人的一百六十二首诗作。定价一元四角五分。
        《苏联文学词典》，廖鸿钧、谢天振等编译，江苏人民八四年版。词典中除过正文对主要作家和作品的介绍外，附录的“历届斯大林奖金、列宁奖金、国家奖金得奖作品和作者”目录，也很有史料和资料价值。定价二元。
        《关于<解冻>及其思潮》，定价一元。
        《西方论苏联当代文学》，定价六角二分。
        后两种均属于八二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内部发行的“俄罗斯苏联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之中，都是由北京大学俄语系俄罗斯苏联文学研究室编译。前者主要是译介了苏联国内当时对爱伦堡的中篇小说《解冻》的一些评论文章，以及反映苏联五十年代文艺思潮倾向的若干文章、讲话、决议等。后者则编译了当时西方国家对苏联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学状况的有关论述。都是很好的史料。
        店主的谦和，始终微笑的服务，使我自动放弃了搞价的打算，这六种九册书共花去六十五元。与原价十元八角七分相比较，大约高出六倍，但二十来年间的物价上涨又何止这个数目，这几册旧书还是比较划算的。
        拎着书，从书店出来，又到四周的背街小巷转转。这个我曾经生活过二十几年的地方，已经被改造成了明清风格的仿古商业街区。因为靠近碑林，店铺大都作的是古玩字画生意。那些没有店面的，便沿街摆个摊儿。已是深秋时节，气温降下许多，很有些寒意，人在户外，感觉畏畏缩缩的。天空灰蒙蒙的，想下雨雪的样子。时不时刮过一阵阵冷风，吹得地摊儿上的和店铺外悬挂着招揽顾客的字画迎风飘舞，使人更觉寒意。书院门主街上还算热闹，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但往旁边靠近城墙的小巷走，逐渐便没什么游人了，到了顺城巷，甚至好些店面也关门歇业了，即便营业的，也都基本上虚掩着门，生怕屋里的热气跑了出来。冷冷清清一个人转来转去，没了意思，还不如回家躺在热被窝里翻翻新淘的这几本书来得惬意，于是决定打道回府。

        实际上，这些苏联文学作品并不是什么希罕物。在我上中学的时候，这些书籍在大大小小的新华书店里都会有那么一些。记得当时经常去的钟楼新华书店里，文学类书架上就陈列着不少。记忆中，除了刚买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船长与大尉》之外，还有《叶尔绍夫兄弟》、《茹尔宾一家》、《州委书记》、《一本打开的书》、《水泥》、《热的血》、《不平凡的夏天》、《篝火》、绿色封面厚重的《高尔基文集》等等。但这些书大都乏人问津，或排得整整齐齐束之高阁，或堆放在僻静的角落里。
        从数帆老人的帖子中看，他应该比我们这一代人大一个年代，有十年左右的样子。他们经过的那个年代正是苏联文学在中国一支独秀的时候。比他们再大点的，完全沐浴着斯大林时代文学的光辉，而他们则沉浸在后斯大林时代文学的氛围里，虽然色调有些灰暗了，不过底色还是一样的。苏联文学寄托了他们那一代人的理想和追求，对他们而言，是可望而又可及的乌托邦。所以，他们不可能不热爱苏联文学，而且这种热爱必然是发自肺腑，终生不倦。
        我们这一代人生也晚，只经过了那个时代不光彩的尾声和仓促的谢幕。等到我们开始大量文学阅读的时候，苏联主流文学伴随着那个时代，迅速地被冷落和边缘化了。因此，那些老大哥的大部头作品便在售书架上落满了灰尘。
        对一般读者而言，当时热销的是当代的文学创作。张贤亮、丛维熙、王蒙、张洁、陆文夫、苏叔阳、刘心武、蒋子龙、古华、柯云路等等，还有随后的现代派。外国的主要是十九世纪的古典文学，欧美的现当代文学，以及拉丁美洲的文学大爆炸。各种文学思潮流派你方唱罢我方登场，好不热闹。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在这样一个纷繁的环境中正式开始了文学阅读。
        环境的多元化，使我们这一代人的阅读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没有了统一的色彩。这一点说不上是好是坏，是福是祸，反正是若干年后的同学聚会，往往问问近况如何，不咸不淡扯点什么之外，总是寻不到一个大家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我想，如果不算是太过牵强地说，这应该是没有基于共同的阅读而产生共同理想的一个必然结果吧。
        我们这一代人中头脑敏锐，乐于接受新鲜事物的，便尽情享受欧风美雨去了；而少数像我这样的，仍挥之不去那个已逝年代的抒情品格，尽管只是不经意间瞥见了那个时代陈旧灰暗的背影而矣。当时，我们热衷的那些当代中国作家们，其实仍然是从苏联文学传统中熏陶出来的，那里面的气质一脉相承。热衷于读他们的作品，应该会自然而然把我们引向苏联文学，然而却没有。
        现在想来，原因大概有三。一是没有人来引导。不单是我，我们这一代中的很多人都是在自我摸索中开始阅读的。因为那时候，我们的父辈和兄长们刚从前一个时代的噩梦中惊醒，对与那个时代有关的一切，包括文学，都抱着怀疑的态度，怎么会再有心作一个生生不息的传承者。而且，他们也正被眼花缭乱的新玩意儿迷惑着，三心二意，自顾不暇。二是苏联文学显得一下子败落得太厉害了，几乎没有人再关心，没有人再阅读，没有人再谈论。少年的心总是势利的，好热闹的，如此门庭冷落的去处，怎能吸引人呢。三是名著情结使然。看书要看名著，要看一流的。在我们这样通常人的眼光里，那些苏联作品还算不上是世界文学中的一流，更谈不上是名著。如此这般，我们就这样和苏联文学擦肩而过了。虽然天天在书店里还见得到它们，但慢慢就变得熟视无睹了。尽管无聊中也偶尔翻过那么一两次，终归是不得要领。苏俄文学作品都太长了，又都爱从远远的地方写起，很含蓄，很难一下子吸引住人。
        然而，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毕竟仍然涌动着抒情的渴望，对理想的追求，对完美人格和生活的向往，这些由上一个时代遗留下来的内在的精神气质决定着我们必然要踏进苏俄文学的殿堂。不过，与数帆老人他们那一代人直接接受苏联文学不同，我们则是直接读起了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就我而言，第一个真正接触的俄罗斯作家是屠格涅夫，看的他第一部作品就是网格版的《前夜》、《父与子》合集，接着是他的《罗亭》、《贵族之家》、《猎人笔记》、《初恋》、《春潮》、《阿霞》等等，等等。由屠格涅夫又扩展到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一系列光辉灿烂的名字。
        在各自阅读的最佳时光里，数帆老人他们领略了苏俄文学的后半部分，我们领略了前半部分。但是，他们的阅读与他们所处时代的精神气质总体而言是相符的，所以他们的阅读渗入了他们的骨髓，化成了他们生命中的一部分，虽经世事变幻，仍然无怨无悔。而我们却要不幸的多。尽管就整体文学成就看，俄罗斯文学自然要高出后继者苏联文学一截，然而我们所处的时代已不大能容忍那些从容的文字了，我们能从俄罗斯文学中获得的只是一些吉光片羽，剩下的多只是一些个体的阅读体验罢了，欲执着而又不能。这是我们和他们最大的不同，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与苏俄文学关系真实而又无奈的告白。
        后来，随着苏联的解体，我又接触到了俄侨文学，以及被苏共长期压制的文学潜流，比如布尔加科夫，比如格罗斯曼，至于曾经的苏联主流文学却一直未能进入阅读的视野，直到最近读了数帆老人的长帖。我有莫大的阅读渴望，但更多的是顾虑，以这样的年龄，以这样的心态，还能经历得起那样阳光明媚的文字吗？

        晚上，万邦书城二楼木光读书吧里举办一场小型的座谈会，主要内容是为一位作者新出版的《哥萨克的末日》一书作个推介宣传。这位作者“近年来致力于编订出版俄罗斯文学天才伊萨克.巴别尔的中文译作”，这本新作据介绍就是根据他这几年对巴别尔的研究而形成的。座谈会还有一个副标题“俄国十月革命九十周年纪念”。座谈会的主角自然是作者本人，当然还少不了要有几位特邀嘉宾捧捧场。一位是蓝英年，一位是芦苇，还有两位是本地音乐电台的主持人。本人对文化圈很是闭塞，只记得那两位主持人似乎在有关场合见过，蓝先生与芦苇都是第一次得见。
        我到的时候已经快开始了，书吧里已坐满了人，没有座位的就只好站着。人们交谈着，时不时瞅一瞅前面聚光灯下，坐在宽大沙发上的主角和嘉宾们，等着开始。主角在忙活着摆弄投影仪，看来是要图文并茂地讲解了。嘉宾们则或是作沉思状，或是在闭目养神，也在等待着开始。终于，投影仪摆弄好了，主持人宣布座谈会开始。首先是蓝先生开讲。蓝先生面色红润，底气很足，字正腔圆的京腔非常亮堂。蓝先生从这次座谈会的副标题着手，回顾同时顺带还原了十月革命;等往下交话筒时，经作者的提醒，又谈了谈对那本书的观感。接下来是芦苇，一脸严肃认真，音调低沉，讲了一些紧紧围绕主题的话。然后就是作者图文并茂的讲解了。可是，投影仪似乎在故意捣乱似的，时好时坏，一会儿没了图像，一会儿又有了。作者一边讲解，一边还要鼓捣机器，便有些急促忙乱，不停地表示歉意。作者似乎性子急了点，准备的内容又比较多，所以语速很快，听起来像是打机关枪一样。这可不是讲俄罗斯的办法，那需要一种无限的舒缓和从容。
        这时候，我已经下到一楼翻看有什么新书没有了，反正在大厅里照样能听得见。一回头，我发现芦苇也溜了下来，四处翻翻看看。芦苇肩上斜挎着一部相机，上身穿一件银灰色毛衣，下身是一件宽大的绿军裤，脚上穿着一双久违的黑色大头皮鞋。应该是一副有情结之人的标准装束。等到互动交流时我又回到了二楼。但正如每一次座谈会的互动交流一样，又是拘泥于对一两个具体史实的争论。当然，同样又是僵持不下，毫无结果。主持人不得不草草宣布座谈会结束。
        其实，我倒是很想问蓝先生一个问题。蓝先生得风气之先，惯于作俄罗斯文学的翻案文章，那么他现在会对斯大林时代的主流文学抱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如果说文学自有其独立于政治形态的独特价值，那么，那些曾经紧紧依附于或不得不依附于政治形态的文学是否也应该有其应有的独特价值？如果说以前是被政治的汪洋大海淹没了，那么现在是否应该让它们浮出水面？昆德拉拒斥抒情的苏俄文学，因为他在抒情的背后看到了政治。那么，有没有泼出脏水，保住婴儿的两全办法？我虽然不指望能够得到一个让人霍然一亮的答案，但确实很想听一听蓝先生的见解。可是曲终人散之时，签名售书之际，蓝先生已无暇回答什么问题了。
        我不想凑那个热闹，便独自出了书店。街灯昏暗，行人匆匆。夜空中偶然飘下几颗雨星，天更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