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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九八八年，为了纪念五十年前希特勒吞并了奥地利，托马斯·伯恩哈德受托创作了一部新的戏剧。伯恩哈德已经创作了十一部小说，二十多部剧本，在这个国家以最有争议的战后作家，而享有盛誉；他的作品对奥地利纳粹遗毒的嘲讽与哀悼进行轮番炮轰，甚至曾大大咧咧地把一堆肥料搬上了舞台，以表心迹。最初，他拒绝参加此类的纪念，辛辣地讽刺说，在曾属于犹太人的所有商店展示写有“肃清犹太人”（Judenfrei）的标语，可能是更为恰当的表态。可是，一个创作了诸如《德国午餐桌》——在剧中，一起进餐的家庭成员发现他们的汤里有纳粹分子——的剧作家，是不会放过这样一次嘲讽奥地利的政治文化精英的大好机会的。“我一辈子都是一个惹是生非的人，”他曾经这么写到，“我不是那种让别人舒坦度日的人。”
伯恩哈德献给这个历史时机的诗剧，讽刺剧《英雄广场》在开幕式的前夜正式上演。这部剧本取名自维也纳的一个广场，一九三八年，欢呼雀跃的人潮在这里向希特勒致敬；那个广场也恰好位于奥地利最富盛名的戏剧建筑——城堡剧院的对面，这部剧本就在这里上演。戏剧围绕着一个奥地利犹太人的自杀而展开情节，二战中他逃亡海外，后回到维也纳，却震惊地发现反犹浪潮依然在这个国家盛嚣尘上。新闻界曝光了剧本原稿，其中包括“眼下纳粹分子横行维也纳/多过三八年”这样的诗句之后，右翼的政治分子，包括耶尔格·海德尔（注1），叫嚣着要把导演驱逐出维也纳。据伯恩哈德的传记作者吉塔•奥涅格所述，戏剧落幕之际，一阵夹杂着“呼声、嘘声、掌声和口哨声”的“不和谐喝彩”持续达四十五分钟之久。
充满恶意的反响甚至让好战的伯恩哈德惊诧不已。他的一些朋友认为，这个小事件加速了他的死亡，三个月之后，在“辅助自杀”的帮助下，他结束了五十八年的人生。（从十多岁开始，他就一直饱受肺病的困扰，最后十年是在不间断的医嘱之下度过的。）不过，他还是成功地留下了遗言。在死后不久就公布的遗嘱中，他不允许在他死后的七十年，在它们的版权保护期内，在奥地利出版、演出，甚至朗诵他的作品，“包括书信和片断”。“我明白无误地强调，我不想与奥地利国有任何的瓜葛，我永久地抵制在此方面的任何干涉或者任何建议。”他宣布说。
伯恩哈德对可悲地不能赏识他的祖国的憎恶，当然也巧妙地公共界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当出版商和剧场主管会荒谬到绕过这道禁令：维也纳艺术节雇用了车队，穿行了六十公里，越过国境，在布拉迪斯拉发上演了他的一部戏剧时，就不可避免引发了一场诉讼风潮。不过，你可以把这看作是一个讽刺作家的美丽恶作剧，用W.G.西波德（注2）的话来说，就是他“在世界的癫狂与理性的需求的困境中”，找到了一种黑色幽默。西波德接着说：“当读者对呈现在他面前的素材没有感到哄然大笑的冲动的时候，那么，在作品情节的背后，它就失去了更为响亮的回音。”
2．
过去的一年见证了伯恩哈德最早期的两部作品英文版的首版。迈克尔·霍夫曼翻译了它的第一部小说《严寒》，该书出版于一九六三年；詹姆斯·里德尔翻译了他的一部诗集《在死亡时刻/在月亮的冷漠之下》，收录的诗歌追溯至一九五七年。纵观伯恩哈德生涯的前后，可以窥见他最具个性的特点：非同一般的专一。从哲理上来看，伯恩哈德在二十多岁的写作与他相当晚期的小说没有什么差异。他少年时代的辛酸生涯，很可能种下了他极端悲观的世界观的因子——对无情世界的无情抨击，对人际关系的缺乏信任，对审美极至的狂热追求。他生于一九三一年一月九日，一个面向未婚母亲的荷兰人诊所里。他的母亲在显然是被强暴而怀孕之前，一直在荷兰工作。他的父亲，来自德国的木匠和小流氓，从来就不想认他，身为小孩子的伯恩哈德不得不去验血以确定父子关系，其耻大辱总是挥之不去。不久，他就被送往萨尔茨堡，由其祖母抚养。他的祖父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田园小说家，伯恩哈德视其为偶像。他记得他们一起散步，他的祖父会即兴就自然与哲学侃侃而谈，这是“他受到的仅有的益教”。这种牧歌生活在伯恩哈德六岁那年戛然而止；他母亲结婚了，举家迁往国境另一边的德国。
最好地记叙了伯恩哈德早年生活的，如果勉强称得上是最可信的，就是他在一九七五至一九八二年之间出版的五卷本自传。（它的英文版集于一卷，冠名《收拾旧痕》，由戴维·麦克林托克翻译。）伯恩哈德把这部书形容为“由成百成千个记忆中的生活碎片组装而成”，收入了一些他最值得留念也最恼人的作品，以及另一些他最黑色的幽默。伯恩哈德长期尿床，当他的母亲把污迹斑斑的床单挂出来给邻居们看时，他觉得是莫大的羞辱。在学校，他甚至更为可怜：作为饱受欺凌的弱小，他特别痛恨被迫加入了“德国少年团”，“希特勒青年团”的下级分支，它的活动就是“无休止地唱着相同的愚蠢歌曲，沿着相同的街道大吼大叫着游行，听得我头晕脑胀”。八岁的时候，一个社工安排把他送到了一个专为“不良适应儿童”而设的家庭，在那里，他被隔离，被禁食；他唯一的朋友是一个受到同等虐待，手脚扭曲变形的男孩。
一九四三年，伯恩哈德十二岁，他被送往萨尔茨堡的一所学校，住在一间“肮脏、臭气熏天的宿舍”——官方说法是“国家社会主义儿童之家”——由一个“正牌纳粹”管理。不久，每天都要进行空袭演习，伯恩哈德目睹许多人在防空洞里昏厥，慢慢死去。“大街上到处都是碎玻璃和碎石子，”他写到，“空气中裹挟着战争全面爆发的特殊气味。”
“一朵巨大的尘埃云飘浮在毁弃的大教堂的上空，圆屋顶裂开了一个巨大的，与自身一般大小的伤口。从斯拉姆氏店（一家服装店）的拐角望过去，我们可以直接看到圆屋顶上的宏伟的壁画，它们过去装饰了屋顶的墙壁，现在则衬托了被野蛮毁灭的巨大伤口，在黄昏落日的余晖中，残余的部分在纯洁湛蓝的天空的背景下，显得是那么的突兀。就好像是在这座统治着这个城市底层的巨楼的背部撕开了一个口，血从可怕的伤口汩汩流出……去格斯塔腾戈塞的路上，我在伯格斯彭塔教堂前面的人行道上，踩到地上一个软绵绵的东西。第一眼我以为是一个洋娃娃的手臂，我的同伴们也是这么以为的，可是，实际上那是一只小孩子的断臂。正是对这只小孩手臂的一瞥，一下子突然把美国轰炸机发动的第一波袭击，从感情上，一种直到那时为止都秉持的感情——在当时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我的身上引发狂热骚动的感情——蜕变为了一种残忍，一场暴行。”
战后，天主教牧师取代了纳粹分子，管理这所学校，但是，伯恩哈德依然把学校看作是“一台切断我思想的机器”。十五岁，他就从学校退学，在城外一个偏僻潦倒的居民区的一家杂货铺当了学徒。比较于他在学校的悲惨境况，伯恩哈德对他的工作极为自豪；他似乎有一套应付顾客的小窍门，尤其是很喜欢他们谈话时的坦诚、活力四溢，这有助于他以后散漫不羁的写作风格的形成。在他的喜好音乐的雇主的鼓励下，伯恩哈德开始跟着一个歌剧演员上歌唱课程；很显然，他在这方面很有天赋。可是，一九四九年的冬季，在与流感周旋了一阵之后，他因为肺部感染被收容进了医院。这是长达一生的慢性病魔的肇始。在自传的第四卷“呼吸：一种抉择”中，他描述了一个在一定程度上几乎是等待死神驾临的悲恸之夜：
“每半个小时，就有一个护士过来，掐掐我的手臂，然后又放下去。她可能对我床铺前面的那只床上的手也如法炮制，他在浴室呆的时间越来越长。她每次来的间隔越来越短。在某个时刻，几个穿灰衣服的人就抬着一副密封的镀锌棺材，进入浴室。他们挪开棺盖，把一个裸尸放进去，然后盖上。我意识到，他们抬着从我面前走过，躺在密封的镀锌棺材里的那个人，就是那个睡在我前面床铺上的人。现在，护士过来，只是掐掐我的手臂，看她是否还可以感觉得到脉搏。突然，排列成一线的湿淋淋的洗涤过的衣物从浴室横穿过来，正好落在我上方头顶的部位。只要再几英尺，它就盖住了我的脸，闷死我。那个护士进来，抓住洗涤过的衣物，扔到了浴盆旁边的椅子上。然后她掐了掐我的手臂。整个晚上，她穿梭于每个房间，掐掐人的手臂，把把他们的脉搏。她开始卸床，那个刚刚死过人的床铺。她把床单扔在地板上，然后又掐掐我的手臂，好像在等着我死去。接着，她俯下身子，收起床单，抱着它们出去了。现在，我想活着。”
在痊愈过程中，他又得了肺结核。自传的最后一卷充斥着让人毛骨悚然的对他的治疗——其中包括一次拙劣的手术，他的医生损伤了他完好的那个肺——以及接下来住在格拉芬霍夫疗养院的叙述。然而，他后来告诉一个采访者：“当身体发病的时候，思想却得到出乎意料的升华。”他住院时，他的祖父逝世了，留给他一台打字机。伯恩哈德从他祖父的书架上的藏书开始，第一次阅读文学：莎士比亚，歌德，陀斯妥耶夫斯基。他也有系统地以儿时记忆为素材开始写作，“收拾”关于自己往昔的“旧痕”，做了无数张小纸片的笔记。“我现在已经掌握了自己写作的方式，”他写到，“属于我自己的讽刺风格，我的与众不同的刻薄形式，我自己特有的品味。”
住在格拉芬霍夫期间，伯恩哈德出版了他第一个短篇小说，一个献给他祖父的故事。他（不遵医嘱）离开医院后，为一家萨尔茨堡的报社当文化记者和法庭记者，接着去萨尔茨堡莫扎特艺术研究院学习表演。一九五七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Auf der Erde und in der Hölle”（《在地球与地狱里》），另外两部也很快接着出版了。过去，评论家都倾向于认为伯恩哈德的诗歌是一时好奇之作，给人的第一感觉似乎与他后来的作品毫无关联之处。在“In Hora Mortis”（“在死亡时刻”的拉丁文）的组诗中，诗人悲凄地向沉默的上帝抱怨他的不幸，显得特别的不谐调。可是，他痴恋文学的种子已经开始萌芽；《在月亮的冷漠之下》里的诗歌描绘了一副凄凉的颓废风景，其中花儿“在血泊中绽放”，“眼泪飘荡/在风中”。同样，伯恩哈德刻苦严谨地推敲诗句，使之精练：英格里德•伯拉乌，他从莫扎特艺术院开始就认识的一个朋友，记得听到他对着录像机朗读他的诗歌，反复地洗掉，再录制自己的朗读，直到找到他想要的精确的音调和节奏。
伯恩哈德成为一个小说家的滥觞看起来几乎是一个意外。他的第四本诗集，名为《严寒》，被他的出版商退了回来。随之，伯恩哈德隐居写作，七个星期之后，带着他的第一部小说的草稿回来了，小说同样名为《严寒》。它由一个被派去完成一项不寻常任务的无名医学徒的笔记构成：他必须观察并报告老画匠斯特劳斯的一举一动，同时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和意图。斯特劳斯是个古怪的离群索居者，一直住在山里的一个小客栈里，这个学徒也在那里住了下来；他很快就讨得了老人的欢心，每天和他一起远足旅行。
这个学徒盯梢的意图不明显；他发给诊所的信从来没有得到过回音。可是，每天对一个人习惯与语言等琐碎小事的记载，恰恰反应了他在疗养院期间精神上所展开的笔记之旅。这个学徒实质上是在学习怎样成为一个作家。最初，他忠于实际，记下斯特劳斯“说话吐字时是怎样如老年人那般唾沫横飞”，如实记录这个画匠絮絮叨叨地谈自己暧昧不清的哲学思考，却承认自己对此懵懂无知。然而，当这个学徒深入他的目标的深刻的厌世之态时——斯特劳斯毁掉了“暗示着我是毫无价值的永久伤疤”的所有油画，而迷恋于自杀——他渐渐“感觉到了他驰骋于哲理思考之痼疾的传染力”。就他而言，他总是不知何故地现身其中，否则，就不可能透过他的语言来重塑一个画匠的角色。
斯特劳斯引用帕斯卡尔之言：“我们的本性即运动，彻底的停滞即死亡。”这部小说中对停滞的隐喻就是不断肆虐的“冷酷的严寒”，它最后将覆盖一切。书中的景象穿插着诸多痛苦的痕迹；正如伯恩哈德在萨尔茨堡重建的街道上依然可以闻到尸体腐烂的味道，战争“恐怖的痕迹”在山谷里依然阴魂不散，偶尔冲击着他们穿越大雪之途。斯特劳斯把这副景象描述为“丑陋的，险恶的，和充满着邪恶记忆碎片的，一副可以将人肢解的景象”。小说的结尾，这个画匠消失在了大雪里，既是故事的结局，亦具有象征意义：他走失了，对他的搜寻因为暴风雪的降临而不得不放弃。我们可以假定是自杀。“寒冷慢慢吞噬着，进入我大脑的中央，”他这么跟学徒说。
3．
与他最仰慕的卡夫卡一样，伯恩哈德几乎是从一个样板中来构思他的小说，在《严寒》中，这个样板已经初露端倪。他虚构的典型人物——常常隐约以现实生活中的人为原型，比如格伦•顾尔德（注3）或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是沉迷于不可能之工程的天才，最后，在崇尚完美与找不到理论出路的困境中凤凰涅槃。在《纠正》（一九七五）中，科学家罗伊特哈默尔常年累月致力于一个几何学上是完美锥形的建筑，仅是为了在工程完成后实施自杀。《真实》（一九八二）里的鲁道夫多年潜心研读一本关于门德尔松的书，却没写片言支语。
痴迷的主题要求痴迷的形式。在努力描述行动中的意识的过程中，伯恩哈德锤炼出了一套结构与思想的精巧结合。他的小说采取了一种大段大段独白的形式，有的独白可以长达百页却不分段，从沉思到亢奋，各种情感翻腾其中。伯恩哈德早年受到的歌剧演员的训练，体现在了他写散文时的乐感上，他就像一个作曲家创作优美的主题曲一样，建构、把玩、重复关键词和主题思想。由于没有叙述与说明，就只能靠读者自己去推进剧情。一个人在聚会上，坐在靠背椅上沉入思索，就构成了一整篇；而在另一整篇，一个人盯着一张照片凝思，就占去了一百页的篇幅。其目的，正如《纠正》中的旁白者所释，就是洞察主人公的内心思想：
“当我关注罗伊特哈默尔时，我是在面对多么重大的任务呢？我扪心自问，很显然，我面对的是一个自愿被强迫对所从事的任何事情都追求极端完美，并在这种知识交流的协助下，成就达到了最颠峰的人；一个把他自己的发展，他的品格和与生俱来的智商天份的发展，推向最高峰，最极限，最高度实现……的人；归根结底，就是一个把自己所有的才华集中于一个极点，极端压榨自己的知识才能和精力，直至在他一次又一次臻于如此极至的膨胀、收缩与完全密集之后，必定会化为碎片的人。”
毋需惊讶的，这种采用从一个人物到另一个人物，都不喘口气，似乎无限蔓延的长句的写作风格，招来了不少的批评者。甚至戴维•麦克林托克在一篇关于翻译伯恩哈德之难的文章中，说他是“一个古怪得前途渺茫的作家”。可是，对伯恩哈德来说，对这种风格的执着，即是快乐的需求，又是快乐的来源。伯恩哈德曾被唤为Übertreibungskunstler，即夸张艺术家。不仅他把思想推敲至极端的小说，需要一个相同的极端的形式；就是在他的散文中，他也以夸张，言过其实，甚至癫狂中带着欢笑的风格而自得其乐。文思泉涌的时候，他会很风趣：他对关于艺术家困境的思考是严肃的，可是，他在叙述中，常常突然奇想，插入一些有意思的评论，从手织的毛线衫（“难看的针织衣”），谈到他的关于三环装订工人，以及他们所象征的官僚主义，是德国文学的没落的理论（“当然，唯一的一个例外是卡夫卡，他实际上也是一名小官吏”）。这个曾把他的写作比喻为他的“独特的残忍表现方式”，没完没了地制造麻烦的人，或许在看他的读者辗转折腾时，也获得了某种愉悦。他讲过一个故事，一次他没等自己的一个戏剧结束就离开，在衣帽间取大衣时，服务生同情地说：“你也不喜欢看，是吧？”
伯恩哈德语言上明显的病态还有深意。他似乎把维特根斯坦著名的格言“我的语言之极限即我的世界之极限”当作一个对自己的挑战。所以，他试图把自己语言的外部樊篱，拓展至甚至囊括了最极端的人类经验之尖峰。《在死亡时刻》以一首好像是描写描述死亡之时刻的诗歌收尾，整首诗撕裂成了一长串支离破碎的哭喊：“我的刺扎进去/刺骨/哦/刺骨/哦/刺骨/哦/哦/哦/我的/哦。”在短篇小说《阿姆纳斯》中，伯恩哈德尝试把一片片笔记和日记组装起来，刻画一个家庭的病态。在诸如《怪人》和《石灰艺术品》等小说中，他开始创作使用长段和独白的独特形式，在它们千回百转的叙述中，寻找书写隐藏在奥地利历史深处的秘密以及承继了它们的奥地利人所面临的困难的方式。
《纠正》标志着这种风格臻于颠峰，可能是伯恩哈德最伟大的作品。小说的第一部分由科学家罗伊特哈默尔的一个无名朋友长达一百多页的独白组成，他在罗伊特哈默尔自杀之后过来整理他的文稿：数千张稿纸和一本冠名《论阿尔腾森姆及有关阿尔腾森姆之一切，并专论圆锥体》的“大部头手稿”。阿尔腾森姆是科学家在他的父母在一场车祸中罹难之后，继承下来的罗伊特哈默尔家族的房产，他懊恼不已。圆锥体原来是一件罗伊特哈默尔耗费了生命的最后六年不断完善，准备把它当礼物送给他心爱的妹妹的“建筑艺术品”：他按照严格的数学规格设计，并建在柯贝诺瑟尔森林正中央的一块空地上。“这个创意是要送给我妹妹一个完全符合她的性格的建筑品，让她无比高兴，”他在死后留下的文稿中这么解释。然而，他的妹妹被这个圆锥体吓出了病，在看到它没几个月后就逝世了。前往她的葬礼的路上，他开始修改他的文稿，“一次又一次地纠正”，一遍还喃喃自语，说“要完全颠覆它，把它纠正成为与原先说的相反形状”之后，他会烧了文稿。此后不久，他上吊自杀了。
罗伊特哈默尔的朋友被这份文学资料所震撼，决定“整理和筛选”这些文稿，但不做改变。小说的后半部分又是一个一百多页的段落，完全以罗伊特哈默尔为叙事人称（在转译的时候不得不尴尬地插入“正如罗伊特哈默尔”，即“根据罗伊特哈默尔所言”来表示），把他的碎言片语整合起来，叙述整理的过程。这些笔记记录了罗伊特哈默尔对他的家庭的怨恨，主要是针对他的母亲，在他小时候，她曾把他锁在一间遍地死苍蝇的小塔楼里。它们洋洋自得地描述了建造圆锥体的过程，着手一项从未尝试过的工程的兴奋，以及导致他“纠正”自己的作品的失望：“我们经常在纠正，纠正我们自己，毫不留情，因为我们每时每刻都会意识到我们完全做错了（完全写错了，想错了，做错了）……任何事情到了此时此处就扭曲了，所以我们要纠正扭曲，然后，我们又要纠正对扭曲的纠正，纠正对扭曲的纠正的纠正，依此类推。”可是，他最后认识到，“终极的纠正”就是自杀。在小说行文精湛的最后一段，罗伊特哈默尔精神崩溃了，直至分裂：
“对纠正的纠正的纠正……的纠正。我们不可能总是生活得喘不过气来，所以，我们就会在思想和行动（感觉）上降低要求，这样，一段时间后，我们可以重新思考，行动，感觉，程度更胜于前，如此，我们最后就可以抵达更强点；只要我们没有越过极限的边界，我们就不会疯狂……正如罗伊特哈默尔所言，我们总是走得太远了，所以我们总是朝着极限推进。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跻身于极限之外。只要我跻身于它之外了，一切都完了，正如罗伊特哈默尔所言，所有的‘一切’。我们总是被置于那个预定时刻，所谓的‘预定时刻’。当那个时刻来临时，我们并不知情，可是时机已到。正如罗伊特哈默尔（六月七日）所言，只要我们活着，我们就可以生活在最强度之下。结局是没有过程的。完结。”
这种把“终极的纠正”视为死亡的想象，可以看作是伯恩哈德最闻名的夸张手法之一：如果艺术家只能通过献出自己的整个生命，才能臻于伟大的话，那么，伯恩哈德自己——毕竟他一直稳定地在创作出版，至死方休——就无法抵达这样的境界。甚至伯恩哈德都认识到，过如此之人生，会是如罗伊特哈默尔所言的多么的“恐怖”。这根本就是一个阴森森的笑话。
4．
伯恩哈德最后十年出版的戏剧和小说，在《英雄广场》达到写作颠峰，他更为残酷地打破了弥散在奥地利的纳粹历史之中的沉默。他最后一部小说《毁灭》（一九八六），极为生动地表现了一出他称之为的Herkunftskomplex，或“血统联合体”的丑剧：一个人怎样面对有害的遗产？弗朗茨-约瑟夫•穆拉乌，这部小说——又是分成两个一百多页的独白——里的独白者，刚刚得到消息，说他的双亲和兄弟在一场车祸中毙命，把家族的房产沃尔夫塞格留给了他。他对他们，对这房产除了怨恨，就没有其他感情，因为他们在战前和战后都在孩子游戏房里庇护过纳粹分子。甚至现在，前纳粹长官将出席主持他们的葬礼，一副令人作呕的场面：
“牧师……后面跟着——按照他们说的，迈着标准的步子——纳粹长官，党卫军官和按照血缘亲疏依次排列的亲人。我猜想，这些人后面还会跟着一溜国家社会主义的天主教徒。哀乐会由国家社会主义的天主教乐队来演奏。国家社会主义的礼炮会齐鸣，国家社会主义的丧钟会敲响。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国家社会主义的太阳会照耀着丧礼，运气背的话，国家社会主义的大雨会浇透我们。”
当穆拉乌回忆起以前家里的一个朋友，一个叫做撒切梅耶尔的矿工，由于收听瑞士广播，被人揭发，而被送进了集中营的时候，他简直无法抑制自己的怒火。后来，他得到了一笔象征性的赔偿金，而附近的一个前纳粹分子却领着丰厚的退休金安享晚年。“这是怎样的一个国家啊，”他心里想，“一个血债累累的刽子手领着丰厚的退休金，敬重与颂扬加身，而撒切梅耶尔却无人问津。”出于愤怒，他决定写一本书，书名叫做《毁灭》，“来揭穿它所描述的，揭穿沃尔夫赛格对我所意味的一切，沃尔夫塞格本来的面目，一切的一切”。但是，他觉得被历史玷污的沃尔夫塞格也应该完全抹去。在小说的最后一页，他透露了把房产移交给维也纳犹太人团体的心迹。此举有某种荒谬之处：仅凭施舍之举是不能治愈奥地利的病症的。可是，穆拉乌别无选择；在哲学思考上，他已经词穷理尽。正如罗伊特哈默尔必须“纠正” 手稿直至灰飞烟灭一样，穆拉乌也必须随着沃尔夫塞格一起毁灭。因此，在卸掉了自己的重负之后不久，他就去世了。
“我与这个国家不再有任何的关联，或有任何的必要去关联，”在《毁灭》的落幕之时，穆拉乌做了结语。这几句话与几年之后，伯恩哈德所立的企图把自己的作品逐出奥地利的遗嘱有惊人的相似。不论伯恩哈德是把自己想象成穆拉乌，以尽可能不恰当的方式放弃了他的房产，还是想象成罗伊特哈默尔，摧毁了耗费一生心血的古怪的建筑物，他一定在文化界的反响中感受到了一种尖刻的满足。 “我们总是以一种讽刺的眼光看任何事物，不论我们是多么的尖刻，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啊，” 他在自传里沉思着，并毕身不渝。
注：
1．Jörg Haider，奥地利极右政党“未来联盟”党魁。
2．W. G. Sebald（1944－2001），德语小说家，二零零一年不幸车祸罹难，作品有Austerliz。
3．Glenn Gould（1932－1982），加拿大钢琴演奏家，以弹奏巴哈出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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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7-7-10 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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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7-21 13: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