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尔克研究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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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封信

16.07.1903

冯  至


　　十天前我又苦恼又疲倦地离开了巴黎，到了一处广大的北方的平原，它的旷远、寂静与天空本应使我恢复健康。可是我却走入一个雨的季节，直到今天在风势不定的田野上才闪透出光来；于量我就用这第一瞬间的光明来问候你，亲爱的先生。
　　亲爱的卡卜斯先生：我很久没有答复你的信，我并没有忘记它——反而它是常常使我从许多信中检出来再读一遍的，并且在你的信里我认识你非常亲切。那是你五月二日的信，你一定记得起这封信，你那对于生活的美好的忧虑感动我，比我在巴黎时已经感到的还深；在巴黎因为过分的喧嚣，一切都发出异样的声音，使万物颤栗。这里周围是伟大的田野，从海上吹来阵阵的风，这里我觉得，那些问题与情感在它们的深处自有它们本来的生命，没有人能够给你解答；因为就是最好的字句也要失去真意，如果它们要解释那最轻妙、几乎不可言说的事物。虽然，我却相信你不会永远得到解决，若是你委身于那同现在使我的眼目为之一新的相类似的事物。若是你依托自然，依托自然中的单纯，依托于那几乎没人注意到的渺小，这渺小会不知不觉地变得庞大而不能测度；若是你对于微小都怀有这样的爱，作为一个待奉者质朴地去赢得一些好像贫穷的事物的信赖：那么，一切对于你就较为轻易、较为一致、较为容易和解了，也许不是在那惊讶着退却的理智中，而是在你最深的意识、觉醒与悟解中得到和解。你是这样年轻，一切都在开始，亲爱的先生，我要尽我的所能请求你，对于你心里一切的疑难要多多忍耐，要去爱这些“问题的本身”，像是爱一间锁闭了的房屋，或是一本用别种文字写成的书。现在你不要去追求那些你还不能得到的答案，因为你还不能在生活里体验到它们。一切都要亲身生活。现在你就在这些问题里“生活”吧。或者，不大注意，渐渐会有那遥远的一天，你生活到了能解答这些问题的境地。也许你自身内就负有可能性：去组织、去形成一种特别幸福与纯洁的生活方式；你要向那方面修养——但是，无论什么来到，你都要以广大的信任领受；如果它是从你的意志里、从任何一种内身的窘困里产生的，那么你要好好地负担着它，什么也不要憎恶。——“性”，是很难的。可是我们份内的事都很难；其实一切严肃的事都是艰难的，而一切又是严肃的。如果你认识了这一层，并且肯这样从你自身、从你的禀性、从你的经验、你的童年、你的生命力出发，得到一种完全自己的（不是被因袭和习俗所影响的）对于“性”的关系：那么你就不要怕你有所迷惑，或是玷污了你最好的所有。
　　身体的快感是一种官感的体验，与净洁的观赏或是一个甜美的果实放在我们舌上的净洁的感觉没有什么不同；它是我们所应得的丰富而无穷的经验，是一种对于世界的领悟，是一切领悟的丰富与光华。我们感受身体的快感并不是坏事；所不好的是：几乎一切人都错用了、浪费了这种经验，把它放在生活疲倦的地方当作刺激，当作疏散，而不当作向着顶点的聚精会神。就是饮食，也有许多人使之失去本意：一方而是“不足”，另一方面是“过度”，都搅混了这个需要的明朗；同样搅混的，是那些生命借以自新的一切深的、单纯的需要。但是一个“个人”能够认清，很清晰地生活（如果因为“个人”是要有条件的，那么我们就说是“寂寞的人”），他能够想起，动物和植物中一切的美就是一种爱与渴望的、静静延续着的形式；他能够同看植物一样去看动物，它们忍耐而驯顺地地结合、增殖、生长，不是由于生理的享乐也不是由于生理的痛苦，只是顺从需要，这个需要是要比享乐与痛苦伟大，比意志与抵抗还有力。啊，人们要更谦虚地去接受、更严肃地负担这充满大地一直到极小的物体的神秘，并且去承受和感觉，它是怎样重大地艰难，不要把它看得过于容易！对于那只有“一个”的果实，不管它是身体的或是精神的，要有敬畏的心；因为精神的创造也是源于生理的创造，同属于一个本质，并且只像是一种身体快感的更轻妙、更兴奋、更有永久性的再现。至于你所说的“那个思想，去当创造者，去生产、去制作”。绝不能缺少他在世界中得到不断的伟大的证明和实现，也不能缺少从物与动物那里得来的千应万诺，——他的享受也只是因此才这样难以形容地美丽而丰富，因为他具有从数百万制作与生产中遗传下来的回忆。在一个创造者思想里会有千百个被人忘记的爱情的良宵又重新苏醒，它们以崇高的情绪填实这个思想。并且那夜间幽会、结合在狂欢中的爱人们，是在作一种严肃的工作，聚集起无数的温存，为任何一个将来后起的诗人的诗歌预备下深厚的力量，去说那难于言说的欢乐。他们把“将来”唤来；纵使他们迷惑，盲目地拥抱，“将来”终于是要到的，一个新人在生长，这里完成一个偶然，在偶然的根处有永恒的规律醒来，一颗富于抵抗的种子就以这个规律闯入那对面迎来的卵球。你不要为表面所误；在深处一切都成为规律。那些把这个神秘虚伪而错误地去生活的人们（这样的人本来很多），只是自己失掉了它，而把它望下传递，像是密封的信件，并不知它的内容。他也不要被名称的繁多和事物的复杂所迷惑。超越一切的也许是一个伟大的“母性”作为共同的渴望。那少女的、一种“还无所作为”（你这样说的很好）的本性的美是，它预感着、准备着、悚惧着、渴望着母性。母亲的美是正在尽职的母性；一个丰富的回忆则存在于老妇的身内。但我以为在男人身内也有母性，无论是身体的或是精神的；他的创造也是一种生产，只要是从最内在的丰满中创造出来的便是生产。大半两性间的关系比人们平素所想的更密切，也许这世界伟大的革新就在于这一点：男人同女人从一切错误的感觉与嫌忌里解放出来，不作为对立面互相寻找，而彼此是兄妹或邻居一般，共同以“人”的立场去工作，以便简捷地、严肃地忍耐地负担那放在他们肩上的艰难的“性”。
　　凡是将来有一天许多人或能实现的事，现在寂寞的人已经可以起始准备了，用他比较确切的双手来建造。亲爱的先生，所以你要爱你的寂寞，负担那它以悠扬的怨诉给你引来的痛苦。你说，你身边的都同你疏远了，其实这就是你周围扩大的开始。如果你的亲近都离远了，那么你的旷远已经在星空下开展得广大；你要以你的成长欢喜，可是向那里你不能带进来一个人，要好好对待那些落在后边的人们，在他们面前你要稳定自若，不要用你的怀疑苦恼他们，也不要用你的信心或欢悦惊吓他们，这是他们所不能了解的。同他们寻找出一种简单而现康男澈，这种谐?，任凭你自己将来怎么转变，都无须更改；要爱惜他们那种生疏方式的生活，要谅解那些进入老境的人们；他们对于你所信任的孤独是畏惧的。要避免去给那在父母与子女间常演出戏剧增加材料；这要费去许多子女的力，消蚀许多父母的爱，纵使他们的爱不了解他们；究竟是在爱着、漫暖着我们。不要向他们问计，也不要计较了解；但要相信那种为你保存下来像是一份遗产似的爱，你要信任在这爱中自有力量存在，自有一种幸福，无须脱离这个幸福才能扩大你的世界。
　　那很好，你先进入一个职业①，它使你成为独立的人，事事完全由你自己料理。你耐心地等着吧，看你内心的生活是不是由于这职业的形式而受到限制。我认为这职业是很艰难很不容易对付的，因为它被广大的习俗所累，并且不容人对于它的问题有个人的意见存在。但是你的寂寞将在这些很生疏的关系中间是你的立足点和家乡，从这里出来你将寻得你一切的道路。
　　我一切的祝愿都在陪伴着你，我信任你。

你的：莱内·马利亚·里尔克
1903，7，16；布莱门（Bremen），渥尔卜斯威德（Worpswede）

$ 写作时间、注释及其它：

① 卡卜斯被任命为奥地利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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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封信

29.10.1903

冯  至

亲爱的，尊敬的先生，
　　我在佛罗伦萨收到你8月29日的信，现在——两个月了——我才写回信告诉你。请你原谅我的迟延，——我在路上不喜欢写信，因为我写信除去必须的纸笔外还要用：一些幽静、寂寞和一个不太生疏的时刻。
　　我们在六个星期前到了罗马，那时还是个空虚、炎热、时疫流行的罗马，这种环境又添上许多现实生活上安排的困难，更助长围绕我们的不安，简直没有终结，使我们尝尽了异乡飘泊的痛苦。更加之以：罗马（如果我们还不认识它）在我们到达的头几天真令人窒闷悲哀，由于它放射出来的死气沉沉忧郁的博物馆的空气；由于它精华已尽、而又勉强保持着的过去时代的储存（从中滋养着一个可怜的现在）；由于这些无名的、被学者和语言学家们所维护、经常不断的意大利旅游者所效仿的、对于一切改头换面或是毁败了的物品的过分的估价，根本这些物品也不过是另一个时代另一种生活的偶然的残余，这生活已经不是我们的了，而也不应该是我们的。在日日担心防范的几星期后，虽还有些纷乱，却终于回到自己的世界，我们才说：这里并不比别的地方有更多的美，这些被世世代代所叹赏的对象，都经过俗手的修补，没有意义，无所包含，没有精神，没有价值；——但这里也自有许多美，因为无论什么地方都有它的美。永远生动的流水从古老的沟渠流入这座大城，它们在许多广场的白石盘上欢舞，散入宽阔的贮水池中，昼间泠泠有声，夜晚的声音更为清澈，这里的夜色广大而星光灿烂，习习拂着轻风。并且有许多名园，使人难忘的林荫路与石阶——米霞盎基罗①所设计的石阶，那是按着向下流水的姿势建筑的石阶：宽宽地向下一层生出一层，像是后浪接着前浪。由于这样的印象，我们凝聚精神，从那些傲慢的、谈谈讲讲的“多数”（那是多么爱饶舌呀！）回到自身内，慢慢地学习认识“少数”，在少数的事物里延绵着我们所爱的永恒和我们轻轻地分担着的寂寞。
　　现在我还住在城内卡皮托②丘上，离那最美的从罗马艺术中保存下来的马克·奥雷尔③骑马式的石像不远；但是在几星期后我将迁入一个寂静而简单的地方，是一座老的望楼，它深深地消失在一片大园林里，足以躲避城市的喧嚣与纷扰。我将要在那里住一冬，享受那无边的寂静，从这寂静中我期待着良好而丰盛的时间的赠品……
　　到那时我将常常在家，再给你写较长的信，还要谈到关于你信中的事。今天我必须告诉你说的是（这已经是不对了，我没有早一点告诉你），你信中提到的那本书（其中想必有你的作品）没有寄到。是不是从渥尔卜斯威德给你退回去了（因为包裹不能转到外国）？退回是最好的，我愿意得到证实。希望不要遗失——这在意大利的邮务并不是例外的事——可惜。
　　我很愿意接到这本书（像是我愿意接到你所写的一切一样）；还有你最近的诗（如果你寄给我），我要永远尽我的所能诚心地一读再读，好好体验。

　　以多多的愿望和祝福

你的莱内·马利亚·里尔克
1903，10，29；罗马

$ 写作时间、注释及其它：

① 米霞盎基罗（Michelangels，1475-156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刻家、画家兼诗人。
② 卡皮托（Kapitoe），罗马七座山丘中的一座。
③ 马克·奥雷尔（Marc Aurel，118－180），罗马皇帝，著有《随感录》流传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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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封信

23.12.1903

冯  至


我的亲爱的卡卜斯先生，
　　你不会得不到我的祝愿，如果圣诞节到了，你在这节日中比往日更深沉地负担着你的寂寞。若是你觉得它过于广大，那么你要因此而欢喜（你问你自己吧），哪有寂寞，不是广大的呢；我们只有“一个”寂寞又大又不容易负担，并且几乎人人都有这危险的时刻，他们情心愿意把寂寞和任何一种庸俗无聊的社交，和与任何一个不相配的人勉强谐和的假像去交换……但也许正是这些时候，寂寞在生长；它在生长是痛苦的，像是男孩的发育，是悲哀的，像是春的开始。你不要为此而迷惑。我们最需要却只是：寂寞，广大的内心的寂寞。“走向内心”，长时期不遇一人——这我们必须能够做到。居于寂寞，像人们在儿童时那样寂寞，成人们来来往往，跟一些好像很重要的事务纠缠，大人们是那样匆忙，可是儿童并不懂得他们做些什么事。
　　如果一天我们洞察到他们的事务是贫乏的，他们的职业是枯僵的，跟生命没有关联，那么我们为什么不从自己世界的深处，从自己寂寞的广处（这寂寞的本身就是工作、地位、职业），和儿童一样把它们当作一种生疏的事去观看呢？为什么把一个儿童聪明的“不解”抛开，而对于许多事物采取防御和蔑视的态度呢？“不解”是居于寂寞；防御与蔑视虽说是要设法和这些事物隔离，同时却是和它们发生纠葛了。
　　亲爱的先生，你去思考你自身负担着的世界；至于怎样称呼这思考，那就随你的心意了；不管是自己童年的回忆，或是对于自己将来的想望，——只是要多多注意从你生命里出现的事物，要把它放在你周围所看到的一切之上。你最内心的事物值得你全心全意地去爱，你必须为它多方工作；并且不要浪费许多时间和精力去解释你对于人们的态度。到底谁向你说，你本来有一个态度呢？——我知道你的职业是枯燥的，处处和你相违背，我早已看出你的苦恼，我知道，它将要来了。现在它来了，我不能排解你的苦恼，我只能劝你去想一想，是不是一切职业都是这样，向个人尽是无理的要求，尽是敌意，它同样也饱受了许多低声忍气、不满于那枯燥的职责的人们的憎恶。你要知道，你现在必须应付的职业并不见得比旁的职业被什么习俗呀、偏见呀、谬误呀连累得更厉害；若是真有些炫耀着一种更大的自由的职业，那就不会有职业在它自身内广远而宽阔，和那些从中组成真实生活的伟大事物相通了。只有寂寞的个人，他跟一个“物”一样被放置在深邃的自然规律下，当他走向刚破晓的早晨，或是向外望那充满非常事件的夜晚，当他感觉到那里发生什么事，一切地位便会脱离了他，像是脱离一个死者，纵使他正处在真正的生活中途。亲爱的卡卜斯先生，凡是你现在作军官所必须经验的，你也许在任何一种现有的职业里都会感到，甚至纵使你脱离各种职务，独自同社会寻找一种轻易而独立的接触，这种压迫之感也不会对你有什么减轻。——到处都是一样：但是这并不足使我们恐惧悲哀；如果你在人我之间没有谐和，你就试行与物接近，它们不会遗弃你；还有夜，还有风——那吹过树林、掠过田野的风；在物中间和动物那里，一切都充满了你可以分担的事；还有儿童，他们同你在儿时所经验过的一样，又悲哀，又幸福，——如果你想起你的童年，你就又在那些寂寞的儿童中间了，成人们是无所谓的，他们的尊严没有价值。
　　若是你因为对于童年时到处可以出现的神已经不能信仰，想到童年，想到与它相连的那种单纯和寂静，而感到苦恼不安，那么，亲爱的卡卜斯先生，你问一问自己，你是不是真把神失落了？也许正相反，你从来没有得到他？什么时候应该有过神呢？你相信吗，关于神，一个儿童能够把住他，成人们只能费力去负担他，而他的重量足以把老人压倒？你相信吗，谁当真有他，又能把他像一块小石片似地失落？或者你也不以为吗，谁有过他，还只能被他丢掉？——但如果你认识到，他在你的童年不曾有过，从前也没有生存过；如果你觉得基督是被他的渴望所欺，摩罕默得是被他的景所骗，——如果你惊愕地感到，就是现在，就是我们谈他的这个时刻，他也没有存在；——那么，什么给你以权利，觉得缺少这从来不曾有过的神像是丧失一个亡人，并且寻找他像是找一件遗失的物品呢？
　　你为什么不这样想，想他是将要来到的，他要从永恒里降生，是一棵树上最后的果实，我们不过是这树上的树叶？是谁阻拦你，不让你把他的诞生放在将来转变的时代，不让你度过你的一生像是度过这伟大的孕期内又痛苦又美丽的一日？你没有看见吗，一切发生的事怎样总是重新开始？那就不能是神的开始吗？啊，开端的本身永远是这般美丽！如果他是最完全的，那么较为微小的事物在他以前就不应该存在吗，以便他从丰满与过剩中能够有所选择？——他不应该是个最后者吗，将一切握诸怀抱？若是我们所希求的他早已过去了，那我们还有什么意义呢？
　　像是蜜蜂酿蜜那样，我们从万物中采撷最甜美的资料来建造我们的神。我们甚至以渺小，没有光彩的事物开始（只要是由于爱），我们以工作，继之以休息，以一种沉默，或是以一种微小的寂寞的欢悦，以我们没有朋友、没有同伴单独所做的一切来建造他，他，我们并不能看到，正如我们祖先不能看见我们一样。可是那些久已逝去的人们，依然存在于我们的生命里，作为我们的禀赋，作为我们命运的负担，作为循环着的血液，作为从时间的深处升发出来的姿态。
　　现在你所希望不到的事，将来不会有一天在最遥远、最终极的神的那里实现吗？
　　亲爱的卡卜斯先生，在这虔诚的情感中庆祝你的圣诞节吧，也许神正要用你这生命的恐惧来开始；你过的这几天也许正是一切在你生命里为他工作的时期，正如你在儿时已经有一次很辛苦地为他工作过一样。好好地忍耐，不要沮丧，你想，如果春天要来，大地就使它一点点地完成，我们所能做的最少量的工作，不会使神的生成比起大地之于春天更为艰难。
　　祝你快乐，勇敢！

你的：莱内·马利亚·里尔克
1903，12，23；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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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封信

14.05.1904

冯  至


我的亲爱的卡卜斯先生，
　　自从我接到你上次的来信，已经过了许久。请你不要见怪；先是工作，随后是事务的干扰，最后是小病，总阻挡着我给你写回信，因为我给你写信是要在良好平静的时刻。现在我觉得好些了（初春的恶劣多变的过渡时期在这里也使人觉得很不舒适），亲爱的卡卜斯先生，我问候你，并且（这是我衷心愿做的事）就我所知道的来回答你。
　　你看，我把你的十四行诗抄下来了，因为我觉得它美丽简练，是在很适当的形式里产生的。在我所读到的你的诗中，这是最好的一首。现在我又把它誊抄给你，因为我以为这很有意义，并且充满新鲜的体验，在别人的笔下又看到自己的作品。你读这首诗，像是别人作的，可是你将要在最深处感到它怎样更是你的。
　　这是我的一种快乐，常常读这首十四行诗和你的来信；为了这两件事我感谢你。
　　在寂寞中你不要旁徨迷惑，由于你自身内有一些愿望要从这寂寞里脱身。——也正是这个愿望，如果你平静地、卓越地，像一件工具似地去运用它，它就会帮助你把你的寂寞扩展到广远的地方。一般人（用因袭的帮助）把一切都轻易地去解决，而且按着轻易中最轻易的方面；但这是很显然的，自然界中一切都是按照自己的方式生长，防御，表现出来自己，无论如何都要生存，抵抗一切反对的力量。我们知道的很少；但我们必须委身于艰难却是一件永不会丢开我们的信念。寂寞地生存是好的，因为寂寞是艰难的；只要是艰难的事，就有使我们更有理由为它工作。
　　爱，很好；因为爱是艰难的。以人去爱人：这也许是给与我们的最艰难、最重大的事，是最后的实验与考试，是最高的工作，别的工作都不过是为此而做的准备。所以一切正在开始的青年们还不能爱；他们必须学习。他们必须用他们整个的生命、用一切的力量，集聚他们寂寞、痛苦和向上激动的心去学习爱。可是学习的时期永远是一个长久的专心致志的时期，爱就长期地深深地侵入生命——寂寞，增强而深入的孤独生活，是为了爱着的人。爱的要义并不是什么倾心、献身、与第二者结合（那该是怎样的一个结合呢，如果是一种不明了，无所成就、不关重要的结合？），它对于个人是一种崇高的动力，去成熟，在自身内有所完成，去完成一个世界，是为了另一个人完成一个自己的世界，这对于他是一个巨大的、不让步的要求，把他选择出来，向广远召唤。青年们只应在把这当作课业去工作的意义中（“昼夜不停地探索，去锤炼”）去使用那给与他们的爱。至于倾心、献身，以及一切的结合，还不是他们的事（他们还须长时间地节省、聚集），那是最后的终点，也许是人的生活现在还几乎不能达到的境地。
　　但是青年们在这方面常常错误得这样深（因为在他们本性中没有忍耐），如果爱到了他们身上，他们便把生命任意抛掷，甚至陷入窒闷、颠倒、紊乱的状态：——但随后又该怎样呢？这支离破碎的聚合（他们自己叫作结合，还愿意称为幸福），还能使生活有什么成就吗？能过得去吗？他们的将来呢？这其间每个人都为了别人失掉自己，同时也失掉别人，并且失掉许多还要来到的别人，失掉许多广远与可能性；把那些轻微的充满预感的物体的接近与疏远，改换成一个日暮穷途的景况，什么也不能产生；无非是一些厌恶、失望与贫乏，不得已时便在因袭中寻求补救，有大宗因袭的条例早已准备好了，像是避祸亭一般在这危险的路旁。在各种人类的生活中没有比爱被因袭的习俗附饰得更多的了，是无所不用其极地发明许多救生圈、游泳袋、救护船；社会上的理解用各种样式设备下避难所，因为它倾向于把爱的生活也看作是一种娱乐，所以必须轻率地把它形成一种简易、平稳、毫无险阻的生活，跟一切公开的娱乐一样。
　　诚然也有许多青年错误地去爱，即随随便便地赠与，不能寂寞（一般总是止于这种境地——），他们感到一种失误的压迫，要按照他们自己个人的方式使他们已经陷入的境域变得富有生力和成果；——因为他们的天性告诉他们，爱的众多问题还比不上其他的重要的事体，它们可以公开地按照这样或那样的约定来解决；都不过是人与人之间切身问题，它们需要一个在各种情况下都新鲜而特殊、“只是”个人的回答——但，他们已经互相抛掷在一起，再也不能辩别、区分，再也不据自己的所有，他们怎么能够从他们自身内从这已经埋没的寂寞的深入寻得一条出路呢？
　　他们的行为都是在通常无可告援的情势下产生的，如果他们以最好的意愿要躲避那落在他们身上的习俗（譬如说结婚），也还是陷入一种不寻常、但仍同样是死气沉沉限于习俗的解决的网中；因为他们周围的一切都是——习俗；从一种很早就聚在一起的、暗淡的结合中的表演出来的只是种种限于习俗的行动；这样的紊昏迷之所趋的每个关系，都有它的习俗，即使是那最不常见的（普通的意义叫作不道德的）也在内；是的，甚至于“分离”也几乎是一种习俗的步骤，是一种非个性的偶然的决断，没有力量，没有成果。
　　谁严肃地看，谁就感到，同对于艰难的“死”一样，对于这艰难的“爱”还没有启蒙，还没有解决，还没有什么指示与道路被认识；并且为了我们蒙蔽着、负担着、传递下去，还没有显现的这两个任务，也没有共同的、协议可靠的规律供我们探讨。但是在我们只作为单独的个人起始练习生活的程度内，这些伟大的事物将同单独的个人们在更接近的亲切中相遇。艰难的爱的工作对于我们发展过程的要求是无限地广大，我们作为信从者对于那些要求还不能胜任。但是，如果我们坚持忍耐，把爱作为重担和学业担在肩上，而不在任何浅易和轻浮的游戏中失掉自己（许多人都是一到他们生存中最严肃的严肃面前，便隐藏在游戏的身后）——那么将来继我们而来的人们或许会感到一点小小的进步与减轻；这就够好了。
　　可是我们现在正应该对于一个单独的人和另一个单独的人的关系，没有成见、如实地观察；我们试验着在这种关系里生活，面前并没有前例。可是在时代的变更中已经有些事，对于我们小心翼翼的开端能有所帮助了。
　　少女和妇女，在他们新近自己的发展中，只暂时成为男人恶习与特性的模仿者，男人职业的重演者。经过这样不稳定的过程后，事实会告诉我们，妇女只是从那（常常很可笑的）乔装的成功与变化中走过，以便把他们自己的天性从男性歪曲的影响中洗净。至于真的生命是更直接、更丰富、更亲切地在妇女的身内，根本上他们早应该变成比男人更纯净、更人性的人们；男人没有身体的果实，只生活于生活的表面之下，傲慢而急躁，看轻他们要去爱的事物。如果妇女将来把这“只是女性”的习俗在他们外生活的转变中脱去，随后那从痛苦与压迫里产生出的妇女的“人性”就要见诸天日了，这是男人们现在还没有感到的，到那时他们将从中受到惊奇和打击。有一天（现在北欧的国家里已经有确切的证明）新的少女来到，并且所谓妇女这个名词，她不只是当作男人的对立体来讲，却含有一些独立的意义，使我们不再想到“补充”与“界限”，只想到生命与生存——女性的人。
　　这个进步将要把现在谬误的爱的生活转变（违背着落伍的男人们的意志），从根本更改，形成一种人对于人，不是男人对于女人的关系。并且这更人性的爱（它无限地谨慎而精细，良好而明晰地在结合与解脱中完成），它将要同我们辛辛苦苦地预备着的爱相似，它存在于这样的情况里：两个寂寞相爱护，相区分，相敬重。
　　还有：你不要以为，那在你童年曾经有过一次的伟大的爱已经失却了；你能说吗，那时并没有伟大的良好的愿望在你的生命里成熟，而且现在你还从中吸取养分？我相信那个爱是强有力地永在你的回忆中，因为它是你第一次的深的寂寞，也是你为你生命所做的第一次的内心的工作。——祝你一切安好，亲爱的卡卜斯先生！


你的：莱内·马利亚·里尔克

1904，5，14；罗马


十四行诗

我生命里有一缕阴深的苦恼颤动，
它不叹息，也不抱怨。
我梦里边雪一般的花片是我寂静的长日的祭祷。
但是大问题梗住我的小道。
我变得渺小而凄凉像是走过一座湖旁，
我不敢量一量湖水的波涛。
一种悲哀侵袭我，
这般愁惨好似暗淡的夏夜的苍茫时时闪露出一点星光；
于是我的双手向着爱试探，
因为我想祈求那样的声调，
我热烈的口边还不能找到……

（弗兰斯·卡卜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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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封信

12.08.1904

冯  至

　　亲爱的卡卜斯先生，我想再和你谈一谈，虽然我几乎不能说对你有所帮助以及对你有一些用处的话。你有过很多大的悲哀，这些悲哀都已过去了。你说，这悲哀的过去也使你非常苦恼。但是，请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些大的悲哀并不曾由你生命的中心走过？当你悲哀的时候，是不是在你生命里并没有许多变化，在你本性的任何地方也无所改变？危险而恶劣的是那些悲哀，我们把它们运送到人群中，以遮盖它们的声音；像是敷敷衍衍治疗的病症，只是暂时退却，过些时又更可怕地发作；他们聚集在体内，成为一种没有生活过、被摈斥、被遗弃的生命，能以使我们死去。如果我们能比我们平素的知识所能达到的地方看得更远一点，稍微越过我们预感的前哨，那么也许我们将会以比担当我们的欢悦更大的信赖去担当我们的悲哀。因为它们（悲哀）都是那些时刻，正当一些新的，陌生的事物侵入我们生命；我们的情感蜷伏于怯懦的局促的状态里，一切都退却，形成一种寂静，于是这无人认识的“新”就立在中间，沉默无语。
　　我想信几乎我们一切的悲哀都是紧张的瞬间，这时我们感到麻木，因为我们不再听到诧异的情感生存。因为我们要同这生疏的闯入者独自周旋；因为我们平素所信任的与习惯的都暂时离开了我们；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不能容我们立足的过程中。可是一旦这不期而至的新事物迈进我们的生命，走进我们的心房，在心的最深处化为无有，溶解在我们的血液中，悲哀也就因此过去了。我们再也经验不到当时的情形。这很容易使我们相信前此并没有什么发生；其实我们却是改变了，正如一所房子，走进一位新客，它改变了。我们不能说，是谁来了，我们望后也许不知道，可是有许多迹象告诉我们，在“未来”还没有发生之前，它就以这样的方式潜入我们的生命，以便在我们身内变化。所以我们在悲哀的时刻要安于寂寞，多注意，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当我们的“未来”潜入我们的生命的瞬间，好像是空虚而枯僵，但与那从外边来的、为我们发生的喧嚣而意外的时刻相比，是同生命接近得多。我们悲哀时越沉静，越忍耐，越坦白，这新的事物也越深、越清晰地走进我们的生命，我们也就更好地保护它，它也就更多地成为我们自己的命运；将来有一天它“发生”了（就是说：它从我们的生命里出来向着别人走进），我们将在最内心的地方感到我们同它亲切而接近。并且这是必要的。是必要的，——我们将渐渐地向那方面发展，——凡是迎面而来的事，是没有生疏的，都早已属于我们了。人们已经变换过这么多运转的定义，将来会渐渐认清，我们所谓的命运是从我们“人”里出来，并不是从外边向着我们“人”走进。只因为有许多人，当命运在他们身内生存时，他们不曾把它吸收，化为己有，所以他们也认不清，有什么从他们身内出现；甚至如此生疏，他们在只士志之际，以为命运一定是正在这时走进他们的生命，因为他们确信自己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类似的事物。正如对于太阳的运转曾经有过长期的蒙惑那样，现在人们对于未来的运转，也还在同样地自欺自蔽。其实“未来”站得很稳，亲爱的卡卜斯先生，但是我们动转在这无穷无尽的空间。
　　我们怎么能不感觉困难呢？
　　如果我们再谈到寂寞，那就会更明显，它根本不是我们所能选择或弃舍的事物。我们都是寂寞的。人能够自欺，好像并不寂寞。只不过如此而已。但是，那有多么好呢，如果我们一旦看出，我们都正在脱开这欺骗的局面。在期间我们自然要发生眩昏；因为平素我们的眼睛看惯了的一切这时都忽然失去，再也没有亲近的事物，一切的远方都是无穷地旷远。谁从他的屋内没有准备，没有过程，忽然被移置在一脉高山的顶上，他必会有类似的感觉；一种无与伦比的不安被交付给无名的事物，几乎要把他毁灭。他或许想像会跌落，或者相信会被抛掷在天空，或者粉身碎骨；他的头脑必须发现多么大的谎话，去补救、去说明他官感失迷的状态。一切的距离与尺度对于那寂寞的人就有了变化；从这些变化中忽然会有许多变化发生。跟在山顶上的那个人一样，生出许多非常的想像与稀奇的感觉，它们好像超越了一切能够担当的事体。但那是必要的，我们也体验这种情况。我们必须尽量广阔地承受我们的生存；一切，甚至闻所未闻的事物，都可能在里边存在。根本那是我们被要求的惟一的勇气；勇敢地面向我们所能遇到的最稀奇、最吃惊、最不可解的事物。就因为许多人在这意义中是怯懦的，所以使生活受了无限的损伤；人们称作“奇象”的那些体验、所谓“幽灵世界”、死，以及一切同我们相关联的事物，它们都被我们日常的防御挤出生活之外，甚至我们能够接受它们的感官都枯萎了。关于“神”，简直就不能谈论了。但是对于不可解的事物的恐惧，不仅使个人的生存更为贫乏，并且人与人的关系也因之受到限制，正如从有无限可能性的河床里捞出来，放在一块荒芜不毛的的岸上。因为这不仅是一种惰性，使人间的关系极为单调而陈腐地把旧事一再重演，而且是对于任何一种不能预测、不堪胜任的新的生活的畏缩。但是如果有人对于一切有了准备，无论什么甚至最大的哑谜，也不置之度外，那么他就会把同别人的关系，当作生动着的事物去体验，甚至充分理解自己的存在。正如我们把各个人的存在看成一块较大或较小的空间，那么大部分人却只认识了他们空间的一角、一块窗前的空地，或是他们走来走去的一条窄道。这样他们就有一定的安定。可是那危险的不安定是更人性的，它能促使亚仑·坡①的故事里的囚犯摸索他们可怕的牢狱的形状，而熟悉他们住处内不可言喻的恐怖。但我们不是囚犯，没有人在我们周围布置了陷阱，没有什么来恐吓我们，苦恼我们。我们在生活中像是在最适合于我们的原素里，况且我们经过几千年之久的适应和生活是这样地相似了，如果我们静止不动，凭借一种成功的模拟，便很难同我们周围的一切有所区分。我们没有理由不信任我们的世界，因为它并不敌对我们。如果它有恐惧，就是我们的恐惧；它有难测的深渊，这深渊是属于我们的；有危险，我们就必须试行去爱这些危险。若是我们把我们的生活，按照那叫我们必须永远把握艰难的原则来处理，那么现在最生疏的事物就会变得最亲切、最忠实的了。我们怎么能忘却那各民族原始时都有过的神话呢；恶龙在最紧急的瞬间变成公主的那段神话；也许我们生活中一切的恶龙都是公主们，她们只是等候着，美丽而勇敢地看一看我们。也许一切恐怖的事物在最深处是无助的，向我们要求救助。
　　亲爱的卡卜斯先生，如果有一种悲哀在你面前出现，它是从未见过地那样广大，如果有一种不安，像光与云影似地掠过你的行为与一切工作，你不要恐惧。你必须想，那是有些事在你身边发生了；那是生活没有忘记你，它把你握在手中，它永不会让你失落。为什么你要把一种不安、一种痛苦、一种忧郁置于你的生活之外呢，可是你还不知道，这些情况在为你做什么工作？为什么你要这样追问，这一切是从哪里来，要向哪里去呢？可是你要知道，你是在过渡中，要愿望自己有所变化。如果你的过程里有一些是病态的，你要想一想，病就是一种方法，有机体用以从生疏的事物中解放出来；所以我们只须让它生病，使它有整个的病发作，因为这才是进步。亲爱的卡卜斯先生，现在你自身内有这么多的事发生，你要像一个病人似地忍耐，又像一个康复者似地自信；你也许同时是这两个人。并且你还须是看护自己的医生。但是在病中常常有许多天，医生除了等候以外，什么事也不能做。这就是（尽你是你的医生的时候），现在首先必须做的事。
　　对于自己不要过甚地观察。不要从对你发生的事物中求得很快的结论，让它们单纯地自生自长吧。不然你就很容易用种种（所谓道德的）谴责回顾你的过去，这些过去自然和你现在遇到的一切很有关系。凡是从你童年的迷途、愿望、渴望中在你身内继续影响着的事，它们并不让你回忆，供你评判。一个寂寞而孤单的童年非常的情况是这样艰难，这样复杂，受到这么多外来的影响，同时又这样脱开了一切实生活的关联，纵使在童年有罪恶，我们也不该简捷了当地称作罪恶。对于许多名称，必须多多注意；常常只是犯罪的名称使生命为之破碎，而不是那无名的、个人的行为本身，至于这个行为也许是生活中规定的必要，能被生活轻易接受的。因为你把胜利估量得过高，所以你觉得力的消耗如此巨大；胜利并不是你认为已经完成的“伟大”，纵使你觉得正确：“伟大”是你能以把一些真的、实在的事物代替欺骗。不然你的胜利也不过是一种道德上的反应，没有广大的意义，但是它却成为你生活的一个段落。亲爱的卡卜斯先生，关于我的生活，我有很多的愿望。你还记得吗，这个生活是怎样从童年里出来，向着“伟大”渴望？我看着，它现在又从这些伟大前进，渴望更伟大的事物。所以艰难的生活永无止境，但因此生长也无止境。
　　如果我还应该向你说一件事，那么就是：你不要相信，那试行劝慰你的人是无忧无虑地生活在那些有时对你有益的简单而平静的几句话里。他的生活有许多的辛苦与悲哀，他远远地专诚帮助你。不然，
　　他就绝不能找到那几句话。

你的：莱内·马利亚·里尔克
1904，8，12；瑞典，弗拉底（Flädie），波格比庄园（BorgebyGàrb）

$ 写作时间、注释及其它：

① 亚仑·坡（Allan Poe，1809－1849），美国小说家、诗人，以描写神秘恐怖故事知名。这里指的是他的一篇小说《深坑和钟摆》（The Pit and the Pendulum），描述一个被判处死刑的人在黑暗的牢狱里摸索墙壁、猜度牢狱形状的恐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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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封信

04.09.1904

冯  至


我亲爱的卡卜斯先生，
　　在这没有通信的时期内，我一半是在旅途上，一半是事务匆忙，使我不能写信。今天我写信也是困难的，因为我已经写了许多封，手都疲倦了。若是我能以口述给旁人写，我还能向你说许多，可是现在你只好接受这寥寥几行来报答你的长信。
　　亲爱的卡卜斯先生，我常常思念你，并且以这样专诚的愿望思念你，总要对你有所帮助。但是我的信到底能不能帮助你，我却常常怀疑。你不要说：它们能够帮助你。你只安心接受这些信吧，不必说感谢的话，让我们等着，看将要有什么事情来到。
　　现在我对于你信里个别的字加以探讨，大半是没有用的；因为我关于你疑惑的倾向，关于你内外生活和谐的不可能，关于另外苦恼着你的一切：——我所能说的，还依然是我已经说过的话：还是愿你自己有充分的忍耐去担当，有充分单纯的心去信仰；你将会越来越信任艰难的事物和你在众人中间感到的寂寞。以外就是让生活自然进展。请你相信：无论如何，生活是合理的。
　　谈到情感：凡是使你集中向上的情感都是纯洁的；但那只捉住你本性的一方面，对你有所伤害的情感是不纯洁的。凡是在你童年能想到的事都是好的。凡能够使你比你从前最美好的时刻还更丰富的，都是对的。各种提高都是好的，如果它是在你“全”血液中，如果它不是迷醉，不是忧郁，而是透明到底的欢悦。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就是你的怀疑也可以成为一种好特性，若是你好好“培养”它。它必须成为明智的，它必须成为批判。——当它要伤害你一些事物时，你要问它，这些事物“为什么”丑恶，向它要求证据，考问它，你也许见它只适措，也许见它表示异议。但你不要让步，你同它辩论，每一回都要多多注意，立定脚步，终于有一天它会从一个破坏者变成你的一个最好的工作者，——或许在一切从事于建设你的生活的工作者中它是最聪明的一个。
　　亲爱的卡卜斯先生，这是我今天所能向你说的一切。我附寄给你我一篇短的作品的抽印本①，这是在布拉格出版的《德意志工作》中发表的。在那里我继续着同你谈生和死，以及它们的伟大与美丽。

你的：莱内·马利亚·里尔克
1904，11，4；瑞典，央思雷德（Jonsered），弗卢堡（Fruburg）

$ 写作时间、注释及其它：

① 系里尔克的散文诗《旗手克里斯托夫·里尔克的爱与死之歌
》（Die Weise von Liebe und Tod des Cornets Christoph Ril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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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封信

26.12.1908

冯  至

　　亲爱的卡卜斯先生，你该知道，我得你这封美好的信，我是多么欢喜。你给我的消息是真实、诚挚，又像你从前那样，我觉得很好，我越想越感到那实在是好的消息。我本来想在圣诞节的晚间给你写信，但是这一冬我多方从事没有间断的工作，这古老的节日是这样快地走来了，使我没有时间去做我必须处理的事，更少写信。
　　但是在节日里我常常思念你，我设想你是怎样寂静地在你寂寞的军垒中生活，两旁是空旷的高山，大风从南方袭来，好像要把这些山整块地吞了下去。
　　这种寂静必须是广大无边，好容许这样的风声风势得以驰骋，如果我想到，更加上那辽远的海也在你面前同时共奏，像是太古的谐音中最深处的旋律，那么我就希望你能忠实地、忍耐地让这大规模的寂寞在你身上工作，它不再能从你的生命中消灭；在一切你要去生活要去从事的事物中，它永远赓续着像是一种无名的势力，并且将确切地影响你，有如祖先的血在我们身内不断地流动，和我们自己的血混为唯一的、绝无仅有的一体，在我们生命的无论哪一个转折。
　　是的：我很欢喜，你据有这个固定的、可以言传的生存，有职称，有制服，有任务，有一切把得定、范围得住的事物，它们在这同样孤立而人数不多的军队环境中，接受严肃与必要的工作，它们超越军队职业的游戏与消遣意味着一种警醒的运用，它们不仅容许、而且正好培养自主的注意力。我们要在那些为我们工作、时时置我们于伟大而自然的事物面前的情况中生活，这是必要的一切。
　　艺术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我们怎样生活，都能不知不觉地为它准备；每个真实的生活都比那些虚假的、以艺术为号召的职业跟艺术更为接近，它们炫耀一种近似的艺术，实际上却否定了、损伤了艺术的存在，如整个的报章文字、几乎一切的批评界、四分之三号称文学和要号称文学的作品，都是这样。我很高兴，简捷地说，是因为你经受了易于陷入的危险，寂寞而勇敢地生活在任何一处无情的现实中。即将来到的一年会使你在这样的生活里更为坚定。

你的：莱内·马利亚·里尔克
1908，圣诞节第二日；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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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而等待 （1943）

冯  至




     在我们抗战的第二年，英国诗人奥登因为同情中国来到武汉，那正是前线不利、武汉岌岌堪危的时刻，他当时写了一些诗，其中有一首十四行，卞之琳曾经把它译成中文：

        当所有用以报告消息的工具
        一齐证实了我们的敌人的胜利；
        我们的棱堡被突破，军队在退却，
        “暴行”风靡像一种新的疫疠，

        “邪恶”是一个妖精，到处受欢迎；
        当我们悔不该生于此世的时份：
        且记起一切似被遗弃的孤灵。
        今夜在中国，让我想起一个人，

        他经过10年的沉默，工作而等待，
        直到在缪佐他显了全部的魄力，
        一举而叫什么都有了个交代：

        于是带了完成者所怀的感激，
        他在冬天的夜里走出去抚摩
        那座小古堡，当一个庞然的大物。

    奥登在武汉的任何一个旅馆里的灯光下会“想起一个人”，这个“想起”使我感到意外地亲切。第一因为我是中国人，中国的命运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分担着；第二因为他所想起的那个人正是我10年来随时都要打开来读的一个诗人，里尔克。我从这人的作品中得到过不少的启发，他并且指示给我不少生活上应取的态度。现在来了一个第三国的诗人，他居然把中国的命运和里尔克融会在一首美好的十四行里，这能说只是诗人的奇异的联想吗，也许里边不是没有一些夙缘。
    中国对于这个奥地利的诗人是一个辽远的世界，除却李太白的名字和磁茶杯外，在他的集子里找不到什么关于中国的事；他是一个纯粹的欧洲人，他不像他同时代的一部分诗人、画家，每每远渡重洋用异乡的色彩不着实际地煊染他们的幻想。里尔克的诗，由于深邃的意念与独特的风格就是在他的本国也不是人人所能理解的，在中国，对于里尔克的接受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竟有人把中国和里尔克这两个生疏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也许最生疏的事物在生命的深处会有时感到非常的亲切吧。
    人需要什么，就会感到什么是亲切的。里尔克的世界使我感到亲切，正因为苦难的中国需要那种精神：“经过10年的沉默，工作而等待，直到在缪佐他显了全部的魄力，一举而叫什么都有了交代。”这是一个诗人经过长久的努力后的成功，也就是奥登对于中国的希望。
    里尔克在他“10年的沉默”之前，就写过这样的诗句：

        ……他们要开花，
        开花是灿烂的，可是我们要成熟，
        这叫做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

    这里很显著地表明了诗人所决定的态度，他与热闹的世界判然分离了。至于他沉默的时期，正是在第一次的世界大战中间和战前战后，他看着世界一切都改变了形象，他在难以担受的寂寞里，深深感到在这喧嚣的时代一切的理想都敛了踪迹，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但是他锐利的目光无时放松时风的转变，他只向他的友人们倾吐他的关怀。他的信札集，在战时和战后那几年内，成为最能感人的一部分。在1915年的一封信里，他写道：

        在城市中有多少曲饰，多少最坏的消遣，
    ……被贪求获利的文艺和可怜的剧院所支持，
    被报纸所谄媚。……恶劣的谎语自一年以来的
    确常常成为真正发生的事件的原因了，几百的
    谎语在世界上制造出几千的事实，于是那不断
    发生的崇高的、牺牲的、果敢的事都被编入可
    怜的虚伪混浊中了……

    这是一个真伪混淆的社会，他希望这混饨的状态能够在伟大的人物的面前澄清一些。但是他所最推崇的两个同时代的人，法国的雕刻家罗丹和比利时的诗人凡尔哈仑，据由战线的西边辗转传来的消息，他知道，他们都在这时期内与世长辞了。他证实了这些消息以后，在1917年感慨地写给他的夫人：

        若是这可怕的硝烟（战争）消散了，他们
    将不再存在，他们将不能协助人们重新建设和
    培育这个世界了。

    世界在紊乱着，而在这紊乱的世界能够指给人一些方向的人正在这时死去了，这有多么使人悲痛！欧洲经过四年的混战，停战后一般的情形比战时更为紊乱，更为庞杂，他在1919年向一个女友表示他的热望：“在这样多的颠覆、嚣杂、恶意的倾轧之后，并没有从事于真实地改变和革新的意志，这意志，人们早就应该准备着分担合作了。”
这是他在战时和战后所有的心情，外边任何一件不合理的事都会成为他深切的痛苦。但是他在外界不愿显露，他隐伏着，只暗自准备将来的伟大工作。1918年，奥地利政府因为他过去的文艺上的贡献曾经颁给他奖章和奖状，他拒绝了。他在12月17日上的呈文，读起来也非常感人：

        具呈人于本年五月，展读报纸，知将承受
    一最高之褒扬，当时曾决定，不拟接受：因彼之
    心意从来如此，即规避任何颁奖之勋章。但当时
    友人促其注意，因彼正服务于陆军协会，应无权
    予以拒绝。
        今具呈人已收到颁赠奖状及勋章之正式公
    文，彼在此具有根据其信念行事之自由：因此望
    能准许将勋章及一切附带之文件向颁发处退还。
        具呈人实为冒昧，人将视此行为为缺乏恭
    顺；惟彼之拒不接受只由于维护其个人之信念；
    盖其艺术工作绝对使其渡‘不显著’之生活也。

    不显著地生活着，也正是前边所引的那三行诗里所说的“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当他早期的作品在战壕里被许多青年人诵读时，他个人早已在紊乱的时代前退却了。如果没有那些信札传下来，人们会不知道这些年的岁月他是怎样渡过的；现在却从这些信札里知道，他当时对于人类所有的关怀并不下于指挥三军统帅在战场上所用的心机。在战后，他怀着那个“从事于真实地改变和革新的意志”，经过长久的彷徨和寻索，最后在瑞士缪佐地方的一座古宫里，在1922年，一举而完成那停顿了10年的巨著，《杜伊诺哀歌》，同时还一气呵成写了一部《十四行致莪尔菲斯》，10年的沉默和痛苦在这时都得到升华，一切“都有了个交代”。这两部诗集成为20世纪——至少是前半世纪——文艺界的奇迹，显示着一种新的诗风。如今，里尔克早已死去了，他的诗、他的信札，却不知教育了多少青年，而他的名声也一天比一天扩大，由欧洲的大陆而英国，由英而美，一直波及我们东方，甚至奥登在武汉的中心，有一天夜里会想到他。
    现在距离奥登写那首十四行的时候转眼又是五年了。在这五年内，我们有成功，也有失败。成功，是我们当时所热望的，所想象的，如今有些事渐渐具体化了，把握得住了；失败，我们不能不承认，在一般的社会里显露出道德崩溃的现象。在这局面下，有人过分乐观，觉得一切都会随着抗战胜利而得到解决；有人在悲观，几年的流血并没有把人心洗得清洁一些，一切反倒越搅越混浊了，他们看着这情形，感到激愤，他们担心战后的社会里有许多事怕会更难收拾，恐怕需要比抗战还要艰巨的努力。在谈到这些问题时，我常常想到另一个英国人所说的一句话。在民国10年的一个夏夜，北京大学大礼堂里聚集了许多青年，在送别罗素的集会上听取这个英国的思想家的临别赠言。那时我还是一个没有走进大学门口的学生，也坐在人群中间倾心静听。那晚罗素说了些什么话，如今已经记不清，但是其中有几句却始终没有忘记，而且现在越想越有意义了。他说，中国这样大，人口这样多，其中只要能有1000个真实努力工作的人，中国就会有办法。现在，22年的岁月悠悠地过去了，当时参加过这个聚会的青年，如今多是40左右的壮年，分散在这广大国土的许多地方，回想起来，不无一些伤感。但是中国之所以能够有今日，大半还是多亏在这20年内不缺乏真实努力工作的人。我们只希望这些人的数目能够增加。
    我们不要让那些变态的繁华区域的形形色色夺去我们的希望，那些不过是海水的泡沫，并接触不到海内的深藏。我们应该相信在那些不显著的地方，在不能蔽风雨的房屋里，还有青年——纵使是极少数——用些简陋的仪器一天不放松地工作着；在陋巷里还有中年人，他们承袭着中国的好的方面的传统，在贫乏中每天都满足了社会对他提出的要求。他们工作而忍耐，我们对于他们应该信赖，而且必须信赖，如果我们不对于中国断念。无视眼前的困难，只捕风捉影地谈战后问题，有些近乎痴人说梦，但真正为战后作积极准备的，正是这些不顾时代的艰虞、在幽暗处努力的人们。他们绝不是躲避现实，而是忍受着现实为将来工作，在混饨中他们是一些澄清的药粉，若是混饨能够过去，他们心血的结晶就会化为人间的福利。到那时他们也许会在夜里走出去，抚摩他们曾经工作的地方，像是“一个庞然的大物”。

1943年

$ 写作时间、注释及其它：

《冯至学术论著自选集》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ISBN:7-81014-6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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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zähltextanalyse zu "Die Aufzeichnungen des Malte Laurids Brigge"

      是日，Dasha找寻“die Gesichter über die Augen zusammengezogen”的用法：汉语诸人根本不在意里尔克煞费苦心的文字经营，皆弄成“皱眉”（die Augenbrauen zusammenziehen）。于是找到这篇文本解析，深得吾心，乃转贴。


Erzähltextanalyse zu "Die Aufzeichnungen des Malte Laurids Brigge"

Eine Erzähltextanalyse von Lena

Dasha


In dem zu analysierenden Erzählanfang aus dem Buch „ Die Aufzeichnungen des Malte Laurids Brigge“ von Rainer Maria Rilke schildert der Ich- Erzähler die ersten Eindrücke und Erfahrungen seines neuen Wohnorts, einer französischen Stadt. Aufgrund der Datums und Ortsangabe und des Ich- Erzählers lässt sich vermuten, dass es sich bei dem Text um einen Tagebuchauszug handelt. Der Erzählanfang lässt sich inhaltlich in drei Abschnitte gliedern.

In dem ersten Abschnitt berichtet der Erzähler über eine Erkundung der Stadt zu Fuß. Bereits am ersten Satz wird eine pessimistische Haltung von Seiten des Erzählers gegenüber der Stadt sichtbar. Die Stadt, welche von vielen Menschen für ihre Lebhaftigkeit geschätzt wird, bezeichnet der Erzähler mit dem Konjunktiv „ich würde eher meinen, es stürbe sich hier“. Der Satz macht deutlich, dass hinter der Fassade der belebten Stadt, nach Ansicht des Erzählers für ihn sich etwas anderes verbirgt. Die umgangssprachliche Formulierung „ So, Also“ unterstreicht den Tagebuchcharakter und macht dadurch indirekt die Subjektivität des Erzählers deutlich. Der parataktische Satzbau „ Ich bin ausgewesen“ und „ Ich habe gesehen: Hospitäler“ erzeugt eine nüchterne Atmosphäre. Die Beschreibungen der Person, die zusammengebrochen ist, verstärkt die kühle Atmosphäre. Rilke verwendet die Bezeichnungen „ Menschen“ und „Die Leute“, um eine unpersönliche Beziehung zwischen den beiden Begriffen zu schaffen. Durch die Verwendung des Verbs „ versammeln“, wird das indirekte Alleinsein des zusammengebrochenen Menschen sichtbar. Er ist zwar von anderen Menschen umgeben, aber die Fürsorge oder Hilfe in diesem Moment kommt in dem Verb nicht zum Ausdruck. Das Alleinsein wird auch in der darauf folgenden Beschreibung einer schwangeren Frau deutlich. Durch das Verb „schob“ und das Adverb „schwer“ werden die Mühen, die die Frau auf sich nimmt, offensichtlich. Ihr einziger Halt ist eine Mauer, die mit den Adjektiven „hohen“ und „warmen“ beschrieben wird. Wie auch der zusammengebrochene Mensch, der zwar nur indirekt Einsam ist, ist auch die Frau, obwohl sie kurz vor der Entbindung steht, ganz alleine. In den Kommentaren des Erzählers „ Gut. Man wird sie entbinden- man kann das“, wird eine deutliche Kritik sichtbar. Der Ich –Erzähler vermittelt das Bild einer Gesellschaft, die zwar medizinisch sehr fortschrittlich geprägt ist, in der aber menschliche Bedürfnisse, wie Liebe, Zuneigung und Fürsorge vollkommen fehlen. In seinen weiteren Erlebnissen des Tages beschreibt der Erzähler die Gerüche einer Gasse. Der Geruch wird mit Begriffen wie „ Jodoform, Fett von Pommes frites und Angst“ bezeichnet. Wohingegen der Erzähler zu Beginn nur optische Eindrücke schildert wendet er sich nun dem Geruchssinn zu und verstärkt dadurch die negativen Empfindungen auch beim Leser. Der Geruch des „ Jods“ stellt eine Verbindung zu den vorher beschriebenen Krankenhaussituationen her. Das Fett der Pommes steht einerseits für das Vergnügen in der Stadt und gleichzeitig auch für die Modernität. Der Begriff der Angst, welcher in Form einer Synästhesie, gebraucht wird, erzeugt eine bedrohliche Stimmung. Insbesondere die Vermischung der drei Begriffe weckt in der Vorstellung des Lesers eine sehr negative Assoziation. Der parataktische Satzbau „ Alle Städte riechen im Sommer.“ wirkt wie ein Einschub bzw. eine Unterbrechung der Erzählung. Die nüchterne Aussage dieses Satzes, die den Geruch zur gewordenen Normalität in allen Städten macht, lässt die Tatsache noch schlimmer erscheinen. Anschließend beschreibt der Ich – Erzähler ein Haus, welches als „ Asyle de nuit“ bezeichnet wird. Das Haus wird in der Verwendung der Adjektive „eigentümlich starrblindes“ personifiziert. Die nächtliche Unterkunft erweckt wie auch die Hospital- Situationen das Gefühl des Alleinseins. Das Haus wirkt aufgrund seiner Beschreibungen kühl und ungemütlich. Die kurzen Sätze „ Ich habe sie gelesen. Es war nicht teuer.“ unterstreichen, wie auch in den vorangegangen Beschreibungen, die negative Atmosphäre. Die Information, dass die Unterkunft nicht zu teuer ist, verdeutlicht, dass viele Menschen sich eine Übernachtung im „Asyle de nuit“ leisten können. Auch hier wird die Gesellschaftskritik sichtbar. Aufgrund vieler Errungenschaften haben es die Menschen zwar geschafft sich bestimmte Lebensstandards einzuräumen, jedoch sind die neuen Lebensbedingungen oft von unpersönlich, fremden Aspekten des Alleinseins geprägt. Die Frage „ Und sonst?“ stellt sich der Erzähler selber. Sie spiegelt eine Überlegung im Kopf des Erzählers wieder, nach der Frage, welche Erlebnisse zusätzlich im Gedächtnis geblieben sind. Außerdem erweckt sie beim Leser das Gefühl als würde der Erzähler über die zuvor berichteten Erlebnissen unreflektiert hinwegschauen. Als Antwort auf die Frage erzählt er von einer Begegnung mit einem Kind in einem Kinderwagen. Das Kind wird mit den Adjektiven „dick und grünlich“ und der Information, dass es einen Ausschlag auf der Stirn hat, beschrieben. Der Kommentar des Erzählers, welcher fast im Gegenteil zu den Beschreibungen der Krankheit steht, „ Er heilte offenbar ab und tat nicht weh.“ erweckt den Anschein als ob der Erzähler emotionslos über das Kind berichtet. Den gleichen Effekt, löst der Kommentar „Das war nun mal so“ aus. Auch hier wird die Metapher dass das Kind „Jodoform, Pommes frites und Angst“ einatme scheinbar verharmlost. Die Ersetzung des Wortes „ Luft“ durch die am Beginn erwähnten Gerüche, soll verdeutlichen, dass bereits die Kinder in Einsamkeit aufwachsen. Das Kind hat vor allem keine Wahl, da es auf die Luft angewiesen ist. Auffällig ist auch, dass im Zusammenhang von einem Kind, das in einem Kinderwagen liegt, nicht die Mutter erwähnt wird. Diese Tatsache unterstreicht die Einsamkeit. Durch den Satz „ Die Hauptsache war, dass man lebte“ versucht der Erzähler die Eindrücke der Stadt treffend zusammenzufassen. Durch den kurzen Satz „ Das war die Hauptsache“ wird das vorher genannte betont. Außerdem greift der Erzähler den Aspekt vom Anfang wieder auf. „….hierher kommen die Leute, um zu leben,…“ Die beschrieben Erlebnisse wirken aufgrund der nüchternen Kommentare noch gravierender. Es scheint, als würde der Erzähler mit seinen Kommentaren provozieren. Die Verwendung der Verallgemeinerung „man“ macht sichtbar, dass die nur scheinbaren Überzeugungen des Erzählers, Ansichten der Gesellschaft sind. Die äußere Form des ersten Abschnitts harmonisiert mit den beschriebenen Erlebnissen. Die Raffung der Zeit, die immer wieder aufkommende Verwendung kurzer Sätze und die stilistisch unschöne Aufeinanderfolgung der Sätze (wiederholtes „Ich“ am Satz Anfang/ Fehlen von Bindewörtern) erwecken eine nüchterne und kühle Atmosphäre, die in Verbindung zum Inhalt eine scheinbare Emotionslosigkeit des Erzählers wieder spiegelt.
In dem zweiten Abschnitt berichtet der Erzähler einerseits von Geräuschen, die ihn beim Einschlafen stören und anderseits von der Stille, die ihn bedrückt. Der Abschnitt beginnt mit einem Tempuswechsel in der Erzählzeit. Der Erzähler wechselt vom Präteritum ins Präsens. Da er von Geräuschen spricht, die ihn jeden Abend plagen, und die Geräuschkulisse aus diesem Grund keine einmalige Handlung ist, verwendet er das Präsens. Zusätzlich wirken die beschriebenen Geräusche im Präsens noch bedrohlicher. Durch die Beschreibungen der Eisenbahn und der Automobile wirkt es so, als würden sie das Haus des Erzählers durchqueren. Aufgrund der Abwechslung zwischen langen und kurzen Sätzen, die teilweise unverknüpft aneinander gereit werden, wird eine hektische Stimmung erzeugt. Das Bellen eines Hundes oder das Krähen eines Hahnes hingegen, wirken auf den Erzähler beruhigend ( „ Was für eine Erleichterung“, „ Das ist Wohltun ohne Grenzen“). Daher wird deutlich, dass zwischen städtischem Lärm und ländlichen Geräuschen differenziert wird. In der Nacht sind es nicht die Gerüche und optischen Einflüsse der Stadt, die den Erzähler plagen, sondern die akkustischen. Die Sehnsucht nach ländlichen Motiven kommt in dem Hundebellen und dem Hahnkrähen zum Ausdruck. Die ländlichen Geräusche erinnern den Erzähler an seine alte Heimat und wirken aus diesem Grund beruhigend auf ihn. In diesem Zusammenhang steht auch die im nächsten Teil erwähnte Stille. Durch die Verwendung des Komparativs „furchtbarer“ wird die Stille charakterisiert. Der Erzähler vergleicht sie mit einem Moment äußerster Spannung beim Feuerlöschen, bei dem die Feuerwehrleute hilflos abwarten was passiert. Um die Anspannung sowohl bei dieser Situation aber auch bei der Empfindung von Stille zu verdeutlichen verwendet der Erzähler Ausdrücke wie „ mit hochgeschobenen Schultern“ oder „ Die Gesichter über die Augen zusammengezogen“. Der Kontrast zwischen der Stille, die mit den Adjektiven „ lautlos“ beschrieben wird, und dem darauffolgenden „schrecklichen Schlag“, den man mit etwas Lautem assoziiert, verdeutlicht ebenfalls die Anspannung. Es scheint, als würde der Erzähler die Stille der Stadt anders empfinden als die Stille auf dem Land. Durch die Verwendung des Wortes „ hier“ in dem Satz „ So ist hier die Stille“ wird die Unterscheidung sichtbar. Die Stille in der Stadt bedeutet für den Erzähler keine Entspannung sondern Anspannung und Unruhe.
In dem letzten Abschnitt werden die Veränderungen des Erzählers aufgrund seiner neuen Umgebung deutlich. Durch die vielen neuen Eindrücke und Erlebnisse, die der Erzähler versucht zu verarbeiten, hat er sein inneres Bewusstsein neu entdeckt. Der Satz „ Ich lerne sehen“ zeigt, dass er Erlebtes zwar mit andern Augen sieht, es aber noch nicht richtig zu deuten weiß. Die Veränderung seiner eigenen Person, kommt durch das Brief schreiben zum Ausrduck. Durch die Verwendung des Perfekts „ Ich habe heute einen Brief geschrieben“ wird deuchtlich, dass der Erzähler den Brief zu einem früheren Zeitpunkt geschrieben haben muss. Die Auzeichnungen sind nun eine Reflexion über das Briefe schreiben, die widerrum im Präsens formuliert ist. Um zu zeigen wie sehr er sich verändert hat, nennt der Erzähler seine Bekannten „ fremde Leute“. Hier wird seine Isolation und Einsamkeit in der Stadt sichtbar. Das unterschiedliche Zeitempfinden in der Stadt bzw. auf dem Land ( „Drei Wochen anderswo…..hier sind es Jahre“) spiegelt ebenfalls seine Einsamkeit und sein Unwohlsein wieder. Dem Erzähler ist es aufgrund seiner neuen Lebensumstände gelungen, hinter die Oberfläche der Persönlichkeit eines Menschen zuschauen. Die verschiedenen Verhaltensweisen und Charaktereigenschaften einer Person bezeichnet er als „ Gesicht“. Er spricht davon, dass ein Mensch verschiedene Verhaltensmuster aufweisen kann, dass es Menschen gibt, die öfters ihr „ Gesicht“ wechseln oder aber auch andere die es nur selten tun. Rilke möchte an dieser Stelle aufzeigen, wie wenig man über einen Menschen wissen kann, selbst wenn man ihn länger kennt. Das Innerste und die sogenannte wahre Identiät eines Menschen zu erkennen und zu verstehen, ist schwierig, da jede Person in beliebig vielen Situationen unterschiedliche Verhaltensmuster aufzeigen kann. Dennoch möchte Rilke dies nicht verallgemeinern. Es gibt Menschen, die sich nicht der Situation entsprechend verstellen oder anpassen, sondern sich immer auf die gleichen Vorstellungen und Normen berufen. („Das sind die Sparsamen…..“) Andererseits gibt es aber auch Menschen, die sich ihr lebenlang verstellen und anpassen  („ Andere Leute setzten unheimlich schnell ihre Gesichter auf,…“). Da es jedoch schwierig ist ein lebenlang ein Rollenspiel zu führen, kommt es bei diesen Menschen vorallem im Alter zu einem Umschwung. Plötzlich zeigen sie ihr „Nichtgesicht“ und die jahrelang versteckten Makel der Persönlichkeit kommen nun zum Vorschein.
An einem Erlebniss des Erzählers soll verdeutlicht werden, wie schlimm es sein kann, die unverhüllte Persönlichkeit eines Menschen zu erleben. Es kommt an dieser Stelle wieder zum Tempuswechsel. Im Präteritum berichtet der Erzähler von einer armen Frau, die ihm ihr unverhülltes Ich offenbart. Dies kann der Erzähler nicht verkraften, er möchte sich weder dem unverhüllten Dasein der armen Frau zuwenden, noch das innere eines „Gesichts“ sehen. Diese Metapher am Ende des Textes soll die Angst vor der wahren Identität eines Menschen zum Ausdruck bringen.
Insgesamt lässt sich sagen, dass Rilke in dem Text die Konflikte der Gesellschaft in der Zeit der Jahrhundertwende thematisiert. Der schnelle technische und soziale Wandel, und das imperalistische Streben vieler Staaten, verbereitete bei vielen Menschen ein Gefühl der Angst, Hoffnungslosigkeit und vorallem Orientierungslosigkeit. Die Orientierungslosigkeit übermittelt Rilke insbesondere durch die Verwendung stilistischer Mittel. Die oft syntaktisch schlecht miteinander verbundenen kurzen Hauptsätze diesen dazu, die Empfindungen des Ich- Erzählers zu übermitteln. Dieser ist aufgrund der Fülle von Eindrücken nicht in Lage die Teilaspkete zu einem geordneten Ganzem zu verbinden. Der scheinbar stilistisch unschön aufgebaute Text spiegelt expressionistsche Gefühle wieder. Die erlebte Wirklichkeit ist für Malte Laurids Brigge so komplex und unverarbeitbar, dass seine Aufzeichnungen nicht anders hätten aussehen kön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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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sland - Rilke - Freud

Lou Andreas-Salomés Reisetagebuch Russland mit Rainer

VON HANS-GUSTAV VON CAMPE





- Für Anne -

Das Erscheinen dieses Buches ist ein Kuriosum. Lou Andreas-Salomés Reise mit dem jungen Rainer Maria Rilke durch Russland im Sommer 1900 darf zu den Eckdaten der russisch-deutschen Kulturbeziehungen zählen, wie etwa der Band Russland und Rilke2 belegt. Lous Reisetagebuch Russland mit Rainer erschien hierzulande aber erst 1999, und zwar, nachdem es bereits 1992 in französischer, danach in italienischer und russischer Übersetzung erschienen war.

Ist es Zufall, dass ein Franzose, Stéphane Michaud, Professor für vergleichende Literaturwissenschaft an der Pariser Sorbonne, sich um Lous Nachlass so insbrünstig bemüht, - jener Frau, die wie kaum eine andere die Lebensreformbewegung in Deutschland um 1900 repräsentiert?

Die Russland-Begeisterung gehörte zu der für das Deutschland dieser Zeit so typischen Lebensreformstimmung. Mit der Dostojewski-Rezeption wurde die Rede von der russischen Seele populär. In den vergangenen Jahrzehnten als Klischee abgetan, setzte sie doch ein Zeichen gegen Rationalismus und Materialismus des Westens. Die Tolstoi-Rezeption fügte der russischen Seele den russischen Alltag hinzu. Der seine täglichen Verrichtungen mit Liebe zu Welt und Dingen übende russische Bauer schien zu zeigen, dass eine Alternative zur Umtriebigkeit der so genannten Zivilisation möglich ist. Heute scheint der Abschied von so genannter Agrarromantik längst unumkehrbar. In Berlin um 1900 waren es nicht ein paar grüne Spinner, sondern es war der Mainstream der jungen Künstler- und Intellektuellenszene, der so dachte und sich unter dem damals erfundenen Femininum Moderne sammelt. Es bedurfte keines antirationalistischen Affekts, um wie Wilhelm Bölsche und Bruno Wille von Natur zu reden. Noch Werner Heisenberg verdankte der durch Bölsche beförderten Novalis-Renaissance dieser Jahre viel.

Lou Andreas-Salomé wohnte in diesen Jahren in Berlin-Schmargendorf (Rilke in Fußwegnähe, ihr in der Küche zur Hand gehend). Sie gehörte zum Kreis um Bölsche und Wille (den Brüdern Hart, Gerhart Hauptmann, August Strindberg, Gustav Landauer und anderen) und trug zu deren Zeitschrift Freie Bühne für modernes Leben bei. Die in Distanz zur Großstadt in Berlin-Friedrichshagen siedelnden Lebenskünstler wurden Naturalisten genannt. Aber die Ästhetizisten, Impressionisten, Neuromantiker und Japonisten und Jugendstilkünstler unterschieden sich von ihnen nicht so, wie es Historiker aus heutiger Sicht tun: auch Rilke ging barfuß durch den Schmargendorfer Wald.

Lou Andreas-Salomé
(1861-1937)


Die Siedlungsfrage gehörte zu den heiß diskutierten Themen der Zeit. Zwischen einer Künstlerkolonie am Großstadtrand und einer Plantage in Ostafrika sehen wir heute einen Abgrund klaffen. Wenn Frieda von Bülow, Lous beste Freundin dieser Jahre, Vorträge zur kolonialen Frage hielt, so spielte hier gewiss die Frage hinein, wie sich Deutschland und Mitteleuropa (von Kopenhagen bis Budapest) unterscheiden könnten vom überwiegend ökonomisch motivierten Kolonialismus der westlichen Staaten. Die Lebensreformer suchten die Nähe der Primitiven um der eigenen Kultur willen, wie auch das Werk Tanja Blixens gezeigt hat.

Zu Frieda ziehen sich Lou und Rainer auf den Biberberg bei Meiningen zurück, um sechs Wochen lang ihre Russlandreise vorzubereiten. Wie besessen sollen sie Russisch gelernt haben. Lou hatte ihre Kindheit als Tochter westlicher Immigranten in St. Petersburg erlebt, bis sie, 1880, neunzehnjährig, in Zürich zu studieren begann. Russland heißt für sie Kindheit. Bis ins hohe Alter wird sie versuchen, die Kindheit zu leisten. Die Begegnung mit Sigmund Freud, der dominierenden Bezugsperson ihrer letzten Jahrzehnte, begründet sie in ihrem Lebensrückblick so: »Das Miterleben der Außerordentlichkeit und Seltenheit des Seelenschicksals eines Einzelnen« - gemeint ist Rilke - »und das Aufwachsen unter einer Volksart von ohne weiteres sich gebender Innerlichkeit« habe sie empfänglich gemacht für die Freudsche Tiefenpsychologie.3 Der Titel des Reisetagebuchs Russland mit Rainer nennt also gestalthaft prägnant vielleicht das Sternzeichen (Russland - Rilke - Freud), unter dem Lous eigenes Lebensschicksal stand. Zu beachten ist, dass Lou nicht orthodox-freudianisch Eltern und Geschwister nennt, sondern eine Volksart, unter der sie aufgewachsen sei. Das Reisetagebuch schweigt über die letzte Station: den Besuch bei den Verwandten.

Das Tagebuch gliedert sich - aus meiner Sicht - in drei Phasen:

- Religiöses Dasein in Moskau
- die einwöchige Schiffsreise auf der Wolga
- alltägliches Dasein auf dem Lande

Vorwegnehmend sei aus einer Schlusspassage zitiert: »Religion ist im Grunde nichts anders, als eine Art des Lebensverhaltens zu sich selbst, - das Verhalten von Höhe und Tiefe zueinander, ...« (136). Bei Rilke findet sich die Beobachtung einer gewissen Haltung, die ihm an der Frömmigkeit russischer Kirchgänger aufging: der verhaltenen Haltung einer gewissen Geneigtheit, die an der leibhaftig vollzogenen, daher kaum beschreiblichen Vollzugseinheit (Rilke nennt es Innigkeit) von Demut und Freimut ablesbar ist. Auch Lou achtet eher darauf, welche Haltung Raum und Ritus den Frommen ermöglicht, als auf Glaubensinhalte. Sie spricht vom »kurzen Weg zwischen Gefühl und Handlung«.

»Das Ritual ist daher trotz seines Formalismus, auch weiter und schmiegsamer zur Aufnahme individueller Stimmungen der Religion als die Dogmen.« (37)

Bei ihrer Moskauer Freundin Sofia Schill lernt Lou bildungshungrige Arbeiter kennen.

»Syssujew, einer wahrer Riese, mit Händen die ein Hufeisen zerbrechen könnten, ... mit blauen freimüthigen Augen, denen man Verstand und eine Freude an Gesang und Tanz ansieht. Er singt gut, ist lyrisch veranlagt, dichtet. Er brachte dem Schillchen eine Novelle mit, die er [...] nach seinem Geschmack umgeschrieben hat.« (37 f.)

Der kurze Weg (zwischen Hand und Auge, Tanz und Gesang, Fuß, Hand und Wort) bleibe »intakt« (46). An solcher Intaktheit mag sich erweisen, was die Rede vom »natürlichen Takt« (40) sagen möchte. Gemeint dürfte die innere, besser: innige Gefügtheit dessen sein, was im Westen (spätestens seit Descartes) dualisiert wurde und dann nachträglich rück-gekoppelt werden soll (Allerdings gesteht Lou Russland einen Mangel an Dualismus zu.) Wenn Lou von Innerlichkeit spricht, mag sie - ähnlich wie Rilke - noch einem pietistischen Primat eines Innen gegen ein Außen nachhängen. Intaktheit sagt aber schon, dass es um das ursprüngliche/spontane, taktile Innen-Außen-Gefüge geht.

»Der Jenseitsglaube der alternden Kulturen entstand im Christentum vermöge der Müdigkeit und Dekadenz.« (51)

Sollte solche Müdigkeit mit der Mühe der Nachträglichkeit dualistischer Rückkoppelung zu tun haben? Und die letztlich unvollziehbare Nachträglichkeit wäre nur der konkrete Ausdruck der auf ein Jenseits sich vertröstenden, unvollziehbaren Glückseligkeit - da, wo das Glück der glücklichen Hand je und je ausblieb?

Es ist Lou, als sei hier das Tun »kein« bloß »praktisches Tun, sondern ein wunderbar glanzvoll beseeltes Tun« (46). Kurz vorher hatte sie von einer von »zarten contemplativen Idealen erfüllten Seele« gesprochen, - also wieder von einer innerlichen, gegen ein Außen verkapselten Seele: bloß kontemplativ - statt kontemplativ-aktiv. Diese Frage wird sie und Rilke in ihrem Briefwechsel lebenslang beschäftigen.

Die Beobachtungen des intakten [frommen] »Lebensverhaltens« zu sich selbst, worin Höhe und Tiefe [innig] zu- und voreinander verhalten, waren in Moskau mit dem Tolstoianer Sergej Alexandrowitsch Lewizki erörtert worden. Der folgende Besuch bei dem alten Lew Tolstoi auf dessen Gut in Jasnaja Poljana bei Tula scheint eine Enttäuschung zu bringen.

»Während unseres Ganges in Augenblicken wo der Wind ihn heftig von der Seite angriff schien diese Gestalt ihren richtigen Rahmen zu finden, - ein Verwehtes, hülflos vom Sturm Erfaßtes lag dann über ihr, und dabei die Kraft, dem Sturm durch ein Geheimnisvolles, Höheres zu trotzen. Im Hause steht der da wie ein Einsamer, - ...« (56)

Tolstoi lebte im Dauerkonflikt mit seiner Frau, die sein »Einfaches Leben« nicht akzeptierte. Er lebte noch ein knappes Jahrzehnt, trennte sich von seiner Frau und starb - auf der Flucht - in einer entlegenen russischen Bahnstation.

Über Kiew und Poltawa geht die Reise nach Saratow. Hier beginnt - es ist Juni - um ein Uhr nachts die Einschiffung auf der Wolga,

»nachdem wir von ½ 9 bis 10 das Schiff am Landeplatz erwartet haben. Der [folgende] Abend von unsagbarer Schönheit, ein Gold und Roth über Wellen und Wäldern [...] von allem Anfang an die Landschaft höchst sympathisch, leise und breit anziehend, in großen, einfachen Zügen, doch ohne Melancholie. Sie ist das Gegenteil des Pittoresken am Rhein [...] Zwischen Samara und Stawropol folgt die herrlichste Strecke; in Stawropol um 8 Uhr abends. Der Himmel trübt sich, aber es ist schön auf Deck bis tief in die Nacht. Warum ist es so ganz anders herzergreifend, so, mit dieser gleitenden Bewegung durch die Landschaft zu gleiten, als sogar in ihr zu wohnen? Wahrscheinlich, weil man beim Wohnen [...] zu ihr kommen muß, während sie hier die Illusion weckt, als komme sie zu uns, indem sie, sich leise wandelnd, Theil für Theil, vorüber gleitet. [...] Die Eisenbahn kann diese Illusion nicht wecken, wegen der sich aufdrängenden Eile der Bewegung [...] in der Bahn durchrennt man die Landschaft, im Schiff empfängt man sie. - Am Mittwoch morgen regnet es, aber auch im Regen ist das Landen [...] wie ein Heimkehren.« (75)

Die Fahrt auf der Wolga dauert eine gute Woche. Diese lange Weile müsste der Leser mitvollziehen können, um die »leise und breite, in großen und einfachen Zügen über Wellen und Wäldern« auf die Fahrenden zukommende Anziehung mit zu er-fahren und so zu ermessen, wie das Allerweltswort Erfahrung sich im Wortsinn und leibhaftig bewahrheitet. Die Fahrenden fressen nicht die Kilometer in sich hinein, sondern das Land zieht sie an sich, - zieht sie leise, langsam in seine wogende Breite: in großen Zügen wie ein Atem, der weit ausholt, um Luft einzuziehen und doch so einfach, selbstverständlich und kaum beachtet wie die tiefen Züge des eigenen Atems, - ja vielleicht sogar im Wechselgesang mit ihnen: Zug um Zug. In solchem Ineinanderschwingen der Züge, bis das Ein des Einen in das Aus des Anderen eingeschwungen ist, kehrten die Züge (der Zug der Welt/der Zug des Menschen) in ihr je Eigenes ein: sie er-eigneten einander. Das Modewort der Lou Andreas-Salomé und ihrer Zeit lautete Erlebnis. Das Leben wir so er-lebt wie die russische Weite erfahren: indem sie sich den Erfahrenden zuspricht und zueignet. Ereignis ist kaum veranstaltbar. Event kommt auf uns zu beinahe wie der Zufall. Was aber wird heute alles veranstaltet und als Event oder Ereignis verkauft (inkl. das veranstaltete Hineingezogenwerden in den Cyberspace)?

Für ihren ersten Liebesrausch hatten Lou und Rilke 1897 ein Bauernhaus in Wolfratshausen bei München ausgesucht. Einen Sommer lang bewohnen sie drei Kammern über einem Kuhstall und nennen es Loufried. Von 1903 bis zu ihrem Tod im Jahre 1937 wird Lou, zusammen mit ihrem Mann Friedrich-Carl Andreas, am Rand des Göttinger Hainbergs an der Herzberger Landstraße ein Holzhaus gleichen Namens mit einem Garten bewohnen, in dem 43 Obstbäume stehen, in dem sie, die Vegetarierin, ihr Gemüse anbaut, und wo sie Hühner hält. Eins ihrer Bücher wird den Titel Das Haus tragen.

In Jaroslawl rät ein Kutscher den Russlandreisenden zu einem Aufenthalt in dem nahen Dorf Kresta.

»Denn hier gelingt nun endlich, am Ausgang der Wolgafahrt, wonach meine Sehnsucht förmlich schrie [...]: einem Stückchen Leben im russischen Dorf.« (82) Häuslichkeit in einer Isba, einem russischen Bauernhaus. »Die Isba noch ganz leer, der Ofen kaum trocken; aus dem Heuboden springt nur die Katze. Ein Strohsack erwartet uns schon [...] 2 Eimer Holzschaff und ein fast antik geformtes thönernes Waschgefäß auf der Hausschwelle [...] der Abend vor der Hausthür ist wundervoll. [...] Wir haben uns einen ausgezeichneten Tisch aus einem Fensterladen und einer kleinen Leiter gemacht.« (84) Zwei Tage später: »Wir reisen noch denselben Abend [...] Ich höre [die Wirtin] Makarowna noch einmal sprechen: diesmal warm und überströmend und fühle, wie lieb sie uns gewonnen hat. Der Regen strömt. Dann folgt das entsetzlich traurige Packen. So geht man doch nur von zu Hause fort.« (87)

Wenige, unscheinbare, frühe Dinge sind da, nahe, beinahe zu nahe und zu früh: Wände aus frisch geschältem Holz, ein Ofen aus noch feuchtem Lehm. Die Ankommenden müssen berückt gewesen sein vom Auftun dieses schreiend ersehnten Raumes, dieses plötzlichen, duftenden Anwesens, - ein beinahe leerer Raum, gefüllt mit rein strahlender Präsenz. Die Gedichtzeile »So viel Anfang war nie ...« mag in solcher Situation gekommen sein.

Eine Tür, eine Schwelle. Ein Waschgefäß - im July - auf der Schwelle, - kein fließendes Leitungswasser, weder Zufluss noch Abfluss (von elektrischem Strom keine Rede). Die Tür verhält sich nach Westen. Nahferne/Spätfrühe tauscht über die Schwelle. Empfang des Abends vor der Schwelle, - Einlass der Zeit in den Raum. Hier zeitigen sich die Dinge, die die Ankommenden erst einmal auf sich zukommen ließen: im Handumdrehen ist aus Tür und Leiter ein Tisch - für »Gedicht und Näherei« - gezaubert. »Welche Seiten kehren die Dinge dem Traum zu?« hatte Walter Benjamin gefragt und geantwortet: »es sind die vom Gebrauch abgegriffensten«. Das glückliche Handumdrehen kehrt eben diese, gebrauchsfreundlichen Seiten hervor und re-präsentiert, was jedes Kind einmal konnte: zaubern.

Die Hütte in Kresta: Ein Ort, so liebgewonnen wie -gewinnend: zugesprochen durch die Rede der Makarowna. Lou hört - im Abschied - ihr Sprechen, - wohl eher das Wie als das Was: Farbe und Temperatur des Klangs, den Strömungscharakter des Rhythmus im warmen Strom des Regens. Kresta - so unscheinbar wie berückend da, - so schreiend gerufen wie traurig verabschiedet; - so entsetzend an- wie abwesend.

Als Lou über 50 Jahre alt geworden war, hat sie sich einmal gewünscht, sie möge ihr Alter nicht verpassen. Das scheinbar nichtige und doch so kräftig-frische Anwesen der Isba in Kresta und ihr ebenso heftig erlebtes Abwesen mögen für Lou eine Einübung in jenen Grundrhythmus des Lebens gewesen sein, der nur Sterblichen vorbehalten ist.

So viel wir wissen können, hat Lou Andreas-Salomé in ihrem Haus am Göttinger Hainberg ihr Altern und ihr Sterben nicht verpasst, sondern erlebt, - wahrscheinlich, weil sie erlebt hat, was und vor allem wie Dasein ist. Und die Freie Bühne für moderne Leben? Was hat das Einfache Dasein (inklusive das Tod-Leben-Verhältnis) mit ihr zu t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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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merkungen:

1 Lou Andreas-Salomé: »Russland mit Rainer«. Tagebuch der Reise mit Rainer Maria Rilke im Jahre 1900. Hrsg. von Stéphane Michaud in Verbindung mit Dorothee Pfeiffer. Mit einem Vorwort von Brigitte Kronauer. Deutsche Schillergesellschaft (Marbacher Bibliothek 3), Marbach 1999.
2 Hrsg. von K. Asadowski, Frankfurt/M. 1986.
3 Lou Andreas-Salomé: Lebensrückblick. Aus dem Nachlaß, hrsg. von E. Pfeiffer. Frankfurt am Main 1974, S. 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