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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北大中文论坛
一、
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当代最遭人误解的文本，一如人们误解萨德的文本。前文中我们提到了莱斯蒂娜，并通过一种解读方式，将其从“天使”变为可怕的象征物，但是并没有对其的性质做出任何的定义。在这里，我将其属性称之为“贱”。在萨德的文本中，因为象征的意象太过强烈，并有面具式的掩遮，所有活动都集中于莱斯蒂娜一个人身上(这是由萨德的恐惧和憎恨导致的)，所以在他的文本中是以“一”的单数形式表现的，同时那种异己的力量还尚未完全形成。
到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以下简称为《轻》)，“一”这一单数，已经变成复数的“一”，“我”已成为“我们”。在托马斯生活的社会中，人们就生活于“我们”之中，组成“我们”的并非是一个个个体的“我”，恰恰相反，他们本身并非整体的一部分，而就是整体本身。他们就是“我们”，根本没有“我”，他们无需姓名，而是以“群”为名，以“众”为姓，他们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的历史境遇中有不同的称呼。
在《轻》中，他们或他的名字叫群众或公众。他们的性别也出奇的一致，“他们”或“她们”，全然都是女性、都是庸俗的女人。(还记得百折不挠的“天使”吗——莱斯蒂娜，也是女性。)在前捷克，在官方的政治意识形态下，所有的群众都像在专制家庭中没有地位和尊严的妇女一样，因此她们本身的姓氏已不存在，她们只能拥有丈夫的姓氏。正是在官方权威话语重复、枯燥、崇高伟大的言说中，一切非“我们”的传统与异端都被彻底的否定，一个声音，只有一个绝对正确的权威的声音，高高在上，充斥着每一个角落，甚至生活的最私人方面——性。
因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如此强大，因此个人只有选择失去“我”，而加入到整体的“我们”之中，从而所有人的思想、活动、私性的一切都被整齐划一的整合到“我们”之中。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了“自我”，并失去了姓氏，因此我称之为“贱”。但是在强大的媚俗力量下，这似乎是身不由己的。
二、
欧洲启蒙运动以来，人人平等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对人生而平等的原因虽然有种种阐释，包括最有影响的“天赋人权”，但对这一复杂的历史构造物，似乎答案总是欠缺的。我在与这一问题的对话中，生成一种观念，那就是“人之初，性本贱”(这不是一种本体论，我称之为一种解释学式的意义或假设)。
但是“贱”这一状态并非无法改变，因为“媚俗”而派生出“贱”，因此，拒绝“媚俗”，就是摆脱“贱”这一属性的方法。昆德拉说：“在极权主义的媚俗领域中，所有的答案都是预先设定的，而阻止了所有的问题。因此媚俗的真正反抗者就是提出问题的人，一个问题就像一把刀会划破舞台上的景幕，让我们看到后面的东西。”因此，托马斯在《轻》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和主流意识形态和群众(女人们)的声音不一样的声音，尽管其声音微弱，但那是一个不同于我们的“我”，从而证明了他还是一个有“自我”的存在。那是一个在逃避极权主义的媚俗港湾之外，一个不与男性权威认同，敢于保持自我的尊严和思想的存在，因此萨宾娜称他为“毫不媚俗”的“魔鬼”。
然而，真正的魔鬼却是那些没有自我，甘心妥协，失去包括“姓名”和“性别”在内的“妇人”，她们就像易卜生《群鬼》中的海伦·阿尔文太太，性格温柔，懦弱，(她们从来不敢在主流声音之外说一句话)她牺牲自己的青春和幸福，当一个驯服的妻子，然而处处忍受屈辱和痛苦不但造成了自己的不幸，而且导致儿子和丈夫的私生女乱伦，造成了更大的悲剧。
这就是萨德为什么害怕“天使”的原因，尽管他还不完全清楚莱斯蒂娜的可怕之处，但他已感受到“天使”力量之强，为了驱逐内心的恐惧，戴上魔鬼的假面具，这只能是他最无奈的选择。在《贞洁的厄运》中无数恶人都没有制服的莱斯蒂娜，(最后萨德用一种偶然的自然力量将其毁灭，显然是自欺欺人)在《轻》中，已经彻底的变成“群鬼”了。
正是他们的顺从，忍让，不觉悟，不反抗，从而坚固了本就强大的媚俗力量的根基。米兰·昆德拉说：“政治并不怎么依赖理性态度，倒更依赖于幻想，意象，词语与模式，依赖于由这些综合而成的这种或那种媚俗。”托马斯拒绝媚俗，被排斥在“我们”(群众)之外，因此，他必然被惩罚，(媚俗是避免极权的栖地)在拒绝检讨后，失去了当外科医生的资格，变成了擦玻璃的工人。
社会分工全然不按照个人的能力和特长，而是必须屈从媚俗的意愿。媚俗的力量竟如此强大，媚俗(与公众保持一致)，只有如此，才能免受群众(多数人)摆布、造谣、诬陷。托马斯发现：“人人都朝他笑”，在他被迫辞职时，告别的同事把他的手握成青一块、紫一块。在媚俗的天堂里，是没有托马斯这种“魔鬼”位置的，只有按照单一思想方式，一致行动，没有差别生活的公众，才能“轻松”的呆在伊甸园里。正是托马斯发现并占有百万分之一的不同，而被视为偷食了智慧的禁果，在主流话语的上帝面前，他只能被逐出伊甸园。
三、
米兰·昆德拉说：“我们中间没有一个超人，强大得足以完全逃避媚俗，无论我们如何鄙视它，媚俗是人类境况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人之初，性本善，性本恶，或根本没有“性质”，都是与具体的历史文化相关，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独立于文化之外的所谓人类本质，人总是诞生于某种文化中，被文化所构造，“任何人都超不出他的时代，就像他超不出自己的皮肤。”(黑格尔语)
所以，作为媚俗存在的一种状态在人身上的表现“贱”，是在人开始从出生到成长，在“本质”不断的形成过程中，而日益显现的。人之初既进入媚俗的社会境遇中，因此，性本贱，既开始发生作用，这是一个动态的生成过程。但是在“本质”的生成过程中，人是可以选择拒绝媚俗的，从而摆脱“贱”的。就像托马斯，他拒绝媚俗，反抗媚俗，从而他得以获得另一种不同于媚俗的人的另一种“本质”。
由于媚俗让人成为众中之一，没有自我，没有性格，没有“姓名”，也无所谓尊严，彼此没有“本质”的区别，而且占大多数，所以其价值自然表现为一种“贱”，多一个，少一个根本不重要，而且有庞大的后备队伍。媚俗的人是自轻自贱的，他们也有选择其他“本质”的机会，但是他们没有勇气，没有信念，不肯也不愿走出媚俗的天堂。
所以对于媚俗，我们的态度应该是一个也不宽恕的。人们生活在媚俗的天堂，就可以像“天使”一样轻松的生活，而像托马斯那样的“魔鬼”，只能被逐出伊甸园过一种沉重的生活。托马斯之所以选择“重”，而放弃“轻”，是因为那种“轻”是有自我意识的生命所不能承受的，那就意味着“贱”。在汉语中，有用轻来形容贱的“轻贱”，可见语言本身具有文化自觉的一面。“轻贱”相反的是“贵重”，正因为拒绝媚俗，选择“重”，放弃“轻”。同时也就获得了另一本质“贵”，托马斯最后在异常艰辛的生活中感到了快乐，“追求事业是愚蠢的，我没有事业，任何人也没有。”“事业”只不过是主流话语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所编织的一种自欺欺人的合法叙事而已。为了“事业”，捷克的一些人竟然到俄国使馆去报告托马斯的“读者来信”；不久，俄国人在他们的辖区内取消了言论自由，并且占领了捷克，因为这是为了更加伟大的“事业”，“小我”必须服从大的“我们”。
拒绝媚俗，是需要巨大的勇气和毅力的，当一个人真正放弃“轻”而选择“重”时，他会感觉到这是无比的沉重。萨德没有选择“轻”，因为那是他无法承受的，他任由批评家和道德家指责而甘愿承受“重”。有价值的生命是需要沉重的，因为他是要承载真正的意义和人类文明的。
四、
作者在此文中对“轻”和“重”的解读有悖于批评界所认为的意义，是一种典型的“误读”；是不合作者米兰·昆德拉的“原义”的，完全是“误解”。
但是我们在阅读米兰·昆德拉时是否有一种众口一致的倾向呢？有一种非要寻求作者本来意义的倾向呢？不知不觉中一种“媚俗”的评批倾向正在形成，至少是“媚”米兰·昆德拉的“俗”。
如果读者像《轻》中特丽莎梦见的女人们围着作者边走边唱歌，边唱还得边下跪，那是否真正违背了米兰·昆德拉的原义了呢？阅读，是意义的生成和文本的愉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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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5-8-28 0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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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1-21 23: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