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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向石间的寒鸦
我是一只渴望在石头间藏身的寒鸦。
——卡夫卡
一、 误入世界
错误地来到这个世界，也就无可回避的面对这个世界的一切苦难。卡夫卡说：“你可以避开这个世界的苦难，你完全有这么做的自由，这也符合你的天性，但正是这种回避是你可以避免的唯一苦难。”
1. 犹太文化的幽灵
弗兰茨·卡夫卡1883年出生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波希米亚首府布拉格。
历史上，布拉格是一座苦难深重的悲剧性城市。作为奥地利行省波希米亚的首府，在奥地利与德意志及普鲁士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冲突中，布拉格是首当其冲的要害地区和枢纽城市。自13世纪以来，这块是非之地就一直卷裹在政治纷扰和铁血较量的无尽苦难中，从查理大帝的一手遮天到哈布斯堡的暗无天日，布拉格的城头上频频变换着大王旗，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哈布斯堡寿终正寝，捷克斯洛伐克从奥匈帝国碎裂的疆域上独立出来。今日的捷克首都布拉格，混居着各种各样的人群：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普鲁士人、犹太人……他们形形色色交错着的语言，暗喻着布拉格无可言说的凝重苦难。
在这样一座城市出生长大并一生与之难分难解的卡夫卡，很早的时候即已体味到一种“存在性不安”。这种“存在性不安”是布拉格乃至整个欧洲动荡不安的历史凝固成的，它渗透在欧洲人人性的土壤中，构成人的先天存在的一部分。
背上这样一个纷繁扰攘的地域文化背景，本已是卡夫卡的悲哀，然而更可悲的是，卡夫卡还是一名犹太人，一名讲着德语的犹太人。
有人说，如果历史要挑选某个民族代表所有上帝子民去认识人的天命，那么历史多半会挑选犹太民族。犹太民族是最先受到上帝宠爱的民族，像其他优秀民族一样，犹太民族为世界文明贡献出了《圣经•旧约全书》。然而由于某种神秘的无可逃脱的命数，犹太民族又成了上帝惩罚最多的民族。从出埃及后的辗转沙漠，到“巴比伦之囚”的奇耻大辱，辛酸的泪水交织着绝望的呼告，犹太民族始终曝露在上帝的淫威下，默默领受着神秘的命数。公元70年，犹太民族终于迎来了末日审判的腥红：风雨飘摇的耶路撒冷在罗马帝国铁蹄的践踏下洗劫一空，然后淹没在全城犹太人的血泊中。从此便开始了犹太人的永世漂泊和流浪。而在流浪中依旧又伴随着恐惧与颤栗，迫害与杀戮，居无定所与排斥歧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达到顶峰。犹太人似已成为“永劫回归”的象征。生而为犹太人，卡夫卡只能发出辛酸的感慨：“我们犹太人生下来就是老人。”
苦难的民族将民族的苦难积淀成一种原罪心理，一代又一代传下来，于是我们看到，与卡夫卡大致同一时期的奥地利人里尔克、古斯塔夫•马勒（音乐家）、阿德勒（心理学家）、茨威格等人，他们都是犹太人，他们的内心深处都隐含着浓重的罪感。这种浓重的罪感深深压抑和折磨了卡夫卡的一生。在《致密伦娜情书》中，卡夫卡对原罪问题做了如此概括性的表述：“在人与人的共同生活中事情只能如此，罪过层层堆积着，无穷无尽地排列着，遥至远古的原罪。”
而卡夫卡还是一位讲德语的犹太人，这一特殊身份使他成了非鸟非兽，不仅可能受到日耳曼反犹主义、基督教反犹倾向以及捷克民族主义的排斥和打击，同时在犹太人中间也成了异类。这就加剧了卡夫卡内心的“存在性不安”。也正因为如此，卡夫卡在童年时期一直对犹太教不抱好感。
历经沧桑的布拉格（被卡夫卡称为“带爪子的小母亲”）和饱受苦难的犹太民族的文化幽灵共同构成了卡夫卡精神世界的背景与底色，尤其是后者，不仅加剧了卡夫卡内心的“存在性不安”，还促成了卡夫卡一生都挥之不去的“无家可归”意识。
卡夫卡成年后对犹太文化的态度有所转变，在朋友的影响下，他广泛阅读了帕斯卡尔、陀斯妥耶夫斯基、列昂•布卢瓦、克尔凯郭尔的著作。应该说，作为一名犹太人，不论爱与恨，犹太文化始终都是他一切思想和人生态度的出发点。
2. 孤独与恐惧
1）。孤独感。卡夫卡的孤独感大致有两点来源：
第一，如前所述，身为讲德语的犹太人，卡夫卡是犹太民族中的异类；身为奥地利统治下的犹太人，卡夫卡是没有祖国的异乡人。这种双重排斥内化成卡夫卡的双重孤独感。
第二，亲情的缺席。卡夫卡出身在一个商人家庭。其父赫尔曼•卡夫卡是一名中士出身的妇女用品零售和批发经销商。繁忙的商务占据了他的绝大部分时间，以致襁褓中的小卡夫卡几乎很少看到父亲的身影，只能不时听到他匆忙的脚步声。母亲尤莉•洛维虽然充满慈爱，却也跟父亲一道卷入商海浮沉。她的干练机智和友善大方使她成为丈夫不可或缺的依赖。在每天的“全日制”工作中，母亲不仅独当一面，还分担丈夫商务上的不满和抱怨；晚饭后照例陪丈夫玩纸牌。母亲在对丈夫的温柔体贴中奉献得太多，而最需要她无微不至关爱的小卡夫卡却常常被冷落一旁，整日与保姆、奶妈、厨子及家庭教师待在一起。这种亲情的缺席对卡夫卡幼小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此外，两位弟弟的过早夭折，也成为卡夫卡幼时挥之不去暗影。后来他在致未婚妻菲莉斯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知道，小时侯我经常孤独，但那多半是被迫的，很少自己等来的快乐。而现在我投入孤独的怀抱，一如河水流入大海。”在致好友布洛德的信中则写道：“实际上，孤独是我的唯一目的，是对我的巨大诱惑。”这些文字表明，儿时的孤独体验后来衍化成一种对孤独的归依和认同，孤独感成为卡夫卡最重要的存在体验和生存方式之一。
2）。恐惧感。谈到恐惧感，就不能不谈到卡夫卡的父亲。中士出身的赫尔曼•卡夫卡是一位“强壮、食欲旺盛、声音洪亮、能言善辩、坚忍不拔、沉着镇定、通晓人情世故、有着某中好爽的气质”同时也自以为是、性格暴躁的父亲。这样一位父亲在生意上不可不谓之是一位成功者，他的旺盛精力和沉着镇定恰恰适合应付繁杂累人的商务。而在家庭教育上，他却是个完全的失败者。也许，他从来没有认真打量过他的儿子——弗兰茨•卡夫卡是怎样一个孩子。他无视儿子天生的“羸弱、胆怯、迟疑不决、惴惴不安”（这些源自其母系洛维家族的遗传），以昔日中士的身份以己度人，用士兵的标准来训练小卡夫卡，希望他像士兵一样坚强和粗犷。当儿子“一本正经地敬礼并行军式地走路时”，或是“喝一喝啤酒”、“唱起并不理解的歌时”，他笑呵呵的鼓励；而当儿子达不到要求时，他便怒不可遏，竭尽辱骂、恐吓、挖苦之能事。在小卡夫卡心中，父亲“具有一切暴君所具有的神秘莫测的特性”。在后来那封著名的《致父亲》的长信（长达35000字）中，卡夫卡以表面温和的嘲讽口吻历数了父亲的野蛮、专制和粗暴：“喋喋不休的指责”、“斥骂、威胁、讥讽、冷笑”、“百般责骂、诽谤、凌辱”、“用威胁来加强斥骂的威力”、“声色俱厉，几番呵斥……从被窝里揣出来，挟到阳台上，关了房门……”、“咆哮、咒骂和发怒”、“大声嚷嚷”、“狂喊着饶着桌子”、“指桑骂槐”……就这样，原本羸弱而敏感的小卡夫卡在父亲的“咆哮”、“狂喊”、“威吓”中形成了一种“本体性”的恐惧感。在他看来，父亲像天神一般强大，像上帝一样威严，以致于常为父亲的粗重嗓音吓得“发抖得厉害”；面对父亲魁梧的身躯，卡夫卡感觉自己是“最瘦的人”。在父亲面前，卡夫卡永远是战战兢兢、不知所措，随时准备彻底垮掉。由对父亲的恐惧扩散开来，便形成了对存在本身的“本体性”恐惧，这是“对最大事物也对最小事物的恐惧，由于说出一句话而令人痉挛的恐惧”，他甚至直截了当地告诉他的情人密伦娜：“我的本质就是：恐惧。”下文将谈到的卡夫卡与菲莉斯的两次订婚，也皆因幽灵般无处不在而又突如其来的恐惧感而宣告失败。恐惧感是卡夫卡人生悲剧的起点，也是卡夫卡人生下半时“向死而在”的策略基点。
二．向死而在
既然错误地来到这个世界，既然这个世界的恐惧无处不在，而苦难又无可回避，那么，这个世界究竟是否值得一活？当哈姆雷特惊呼：“活还是不活，这是一个问题！”的那一刹那，死亡的困扰与诱惑事实上已从整个生存问题的泥沼中浮出水面。而到了卡夫卡的时代，由于对现存制度及人类未来的整体性绝望，对死亡问题的思考于是积淀成对死的迎合与认同。陀斯妥耶夫斯基就语出惊人地说：“任何人只要追求最大的自由，他们就应该自杀。”舍斯托夫则说：“只有面对最大的恐惧，灵魂才决定全力以赴，否则他永远也摆脱不了平庸；死亡的痛苦和难看迫使我们忘掉一切，甚至忘掉我们的‘自明真理’，而跟在现实后面，走向从前满是幽灵的领域去。”于是卡夫卡看到，他最为喜爱的作家之一克莱斯特在34岁时选择了自杀，而他本人也在34岁时被确诊患上了当时的不治之症肺结核，并开始咳血。这一切似乎都在怂恿着卡夫卡的绝望意识，而卡夫卡也确实躁动过求死的欲望。他说：“我的一生就是在抗拒结束生命的欲望中度过的。”然而，卡夫卡毕竟是热爱生活，渴望幸福的。生存的恐惧、亲情的缺失、死神的暗影反倒激发起他坚定的生存意志。于是在“存在性不安”的荒漠中，他开始了“向死而在”的生存努力。
在海德格尔笔下，“向死而在”意味着只有领会死，才能深刻理解生，渴望生。
1.布伦塔诺与克尔凯郭尔
1）.布伦塔诺沙龙
1901年，卡夫卡考入布拉格大学。起初学了两星期的化学，后又学了半年的德国文学，但在父亲的干预下被迫转学法律，直到1906年获法学博士学位。大学生活是卡夫卡一生最美好的一段时光。虽然学的是他并不喜欢的枯燥的法律，但在课余时间他广泛涉猎了大量的名家经典，斯宾诺莎、达尔文、尼采、克尔凯郭尔、帕斯卡尔等人的哲学著作，歌德、黑贝尔、克莱斯特、托马斯·曼、爱默生、陀斯妥耶夫斯基（卡夫卡说陀斯妥耶夫斯基是一个流血的童话）、狄更斯、福楼拜、儒勒·凡尔纳、格里尔帕策等作家的文学作品，都曾令卡夫卡深深着迷，其中达尔文、尼采、歌德、狄更斯等人更是对他的思想和创作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而在陀斯妥耶夫斯基、克莱斯特、格里尔帕策和克尔凯郭尔那里，则能找到许许多多深刻的认同感。
除了广泛的阅读之外，卡夫卡还积极参加布拉格的文学活动，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参加“布伦塔诺沙龙”。自从第二学期选修了布伦塔诺的学生安东·马尔蒂开设的哲学讲座“描写心理学的基本问题”，其后四年大学生活便持之如一地参加了“布伦塔诺沙龙”活动，与圈子里的人经常晚上聚在一起进行无休止的讨论，尽管布伦塔诺并不在场。
布拉格的学生对布伦塔诺情有独钟绝非偶然。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布伦塔诺的哲学是中欧土地上破碎不堪的存在的一种深刻反映。他的哲学思想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从今天开来，他无疑是当代哲学主流的最重要源头之一。从下面这个谱系便可大概了解这一点：
→弗洛伊德 荣格
布伦塔诺 阿德勒
→胡塞尔 海德格尔 → 伽达默尔
萨特
马尔库塞
卡夫卡之所以沉浸在布伦塔诺哲学中乐而忘返，主要是因为布伦塔诺首先要人们站在自明的存在立场上反观繁复的心理世界。这种思想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卡夫卡的心理需要。作为生而不幸的“最瘦的人”，卡夫卡无时无刻不背负着恐惧和不安，他自知无力同这个危机四伏的世界展开“肉搏”，只有返回内部存在，通过对自己和他人的心理世界的不断审视来实现心理平衡。这实际上是一种防御性的生存策略。在与雅诺斯的《谈话录》中卡夫卡谈到：“每一种抵御都是后退，都是躲避，因此，把握世界总是意味着把握自己。”
2）.与克尔凯郭尔的认同
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与卡夫卡有着太多的相似性：相似的童年缺憾，同样因为母爱的缺失和父亲的伤害而影响了一生；相似的失败婚姻，两人都订过婚又解除了婚约，最终一生未婚；相似的恐惧感与孤独感；相似的羸弱与内向；相似的受罪感折磨一生；相似的对个体偶在独特性的强调；相似的对父母之爱的移情；相似的对人群众生的避离，不愿进入正常的伦理－人际关系范畴；相似的自我隐喻，卡夫卡说自己是一只翅膀萎缩的寒鸦，克尔凯郭尔则把自己说成是一棵孤独的枞树；甚至连命数也存在着惊人的相似，卡夫卡在34岁被确诊患了肺结核，而克尔凯郭尔则认定自己必死在34岁之前（34岁恰好也是耶稣的有生之年）。
正因为有这么多的相似，克尔凯郭尔才成为卡夫卡最有认同感的哲学家。在致好友布洛德的信中，卡夫卡写到：“克尔凯郭尔出现在我头脑中——无论我在别的地方干别的事，总是不能够完全脱离与他的联系。”
克尔凯郭尔与卡夫卡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将所有的寄托与渴望交给了彼岸世界的上帝，从彼岸的终极存在中寻找安慰和解脱，彻底放弃人世的伦理－人际关系，而将人生境界提升到“信仰”的最高层次（克尔凯郭尔曾将人生境界划分为“美学”、“伦理”、“信仰”三个层次）；而后者在反伦理—人际关系的道路上没有前者走得那么远，他归根到底还是执着于现世幸福，故而向着此岸的污秽、苦难做出“向死而在”的生存努力。由此可以看到：卡夫卡虽然终生未婚，却从没有停止过恋爱；虽然有着根深蒂固的孤独感，在公司里却能与同事打成一片，与上司关系良好；虽然一生都与社会保持批判关系，在工作上却永远是兢兢业业、恪尽职守。
卡夫卡说：“在你与世界的斗争中要帮助世界。”
2．一生中的婚姻与恋爱
1912年8月13日，卡夫卡在好友布洛德家中结识了菲莉斯·鲍尔。从那天起，菲莉斯走进了卡夫卡的生活。一周后，卡夫卡在日记中写到：“我没有在意她是谁，却当即把她的出现视为理所当然。”一个月后，卡夫卡为菲莉斯写下第一封情书，又半年后，卡夫卡向菲莉斯提出求婚。经过差不多一年的周折，两人于1914年5月正式订婚。可是才过了一个月便解除了婚约。三年后，两人第二次订婚，可是不久卡夫卡便被确诊患了肺结核，于是第二次婚约随之解除.1919年3月，也就是在与菲莉斯解除婚约一年半后，卡夫卡与另一名捷克犹太女子尤丽叶订婚，不料当即遭到父亲的断然反对和辛辣嘲讽，之后，两人的关系渐渐不了了之。同年，卡夫卡又结识了非犹太捷克女子密伦娜。密伦娜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已婚。两人一见钟情，不久便开始了频繁的书信来往，关系很快达到白热化程度。在卡夫卡的一生中，密伦娜也许是最为了解他的人，连他一生的好友布洛德也未达到那样的程度。这一点卡夫卡本人也坚信不疑。只有在密伦娜面前，卡夫卡才不会显示出常规上的自我分裂，才不会感到人性和身份上的自卑和压抑，才敢全面暴露出自己的恐惧和渴望。这也许正是卡夫卡把她叫做“密伦娜妈妈”的原因，儿时母爱的缺失在这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补偿。虽然两人最终没有结婚，可是卡夫卡对她表现出的信任却几乎超过了任何人。1921年秋天，也就是大约两人分手半年后，卡夫卡将自己的所有日记交予密伦娜，而此前他还把《美国》和《致父亲》的手稿交给了密伦娜。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卡夫卡意外遭遇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场爱情。这场爱情短暂而纯真，让卡夫卡真正体味到了人世的幸福。这位叫多拉的米里茨犹太姑娘在情感上也许比密伦娜更加贴近卡夫卡。在卡夫卡弥留的日子里，多拉一再唤起他被扭曲的生存意志。1924年5月初，卡夫卡在多拉的鼓励和温暖下病情有所好转，随即向多拉求婚，这一次，却遭到了多拉父亲的反对。此后，多拉仍旧一直陪伴在卡夫卡身旁，直到他去世。在卡夫卡殡葬那天，送葬的人们已陆续离去，而多拉仍扑倒在坟墓上失声痛苦，成为最后一个在坟墓上哭悼卡夫卡的人。
卡夫卡终生没有结婚，却终生渴望爱情，渴望建立一个完整的家庭。他情不自禁地写下一封又一封情书，一次次发自内心地提出求婚，同时却始终将婚姻视为“一生中迄今最恐怖的东西”。这种人生的悖谬，只能从他的恐惧感来解释。他与克尔凯郭尔一样，带着童年的巨大缺憾，注定了只能颤栗地游荡在正常的伦理范畴之外。这既是一种退避，也是一种反抗。卡夫卡在恋爱与婚姻之外还有自己相对封闭和完整的精神生活系统，俗常的婚姻生活无疑对此构成了威胁。故而，每当爱情从书信往来走向生活接触时，也就意味着爱情开始从需要转变成威胁。
3．遗书：一个错误的开端
卡夫卡一生最令人难以理解的就是他的遗书。
遗书说：“凡是我遗物里的所有稿件，日记也好，别人和自己的信件也好，草稿也好，等等，毫无保留地、读也不必读地统统予以焚毁。”
这份遗书是留给他一生的好友布洛德的。然而布洛德不仅没有将他的遗稿焚毁，反而竭尽所能将所能找到的每篇稿件包括日记和私人信件一一整理出版，最后编成多卷本全集出版。在布洛德的鼓吹和推动下，不久便兴起了一门以阐释为旨规，以卡夫卡为本体研究对象的新学问——“卡夫卡学”。
布洛德的做法历来毁誉参半。表面上看，作为卡夫卡的知己好友将卡夫卡的遗著整理出版并推向世界，结果不仅为卡夫卡赢来了现代文学三大鼻祖的身后殊荣，同时也推动了世界文学的发展，布洛德实在功不可没。但正如不少“卡夫卡学”家所认为的，布洛德并不理解卡夫卡，他只是卡夫卡的狂热崇拜者；而作为所谓“卡夫卡学”的鼻祖或权威，他在许多方面的狭隘偏执一定程度上误导和局限了“卡夫卡学”的研究局面。米兰·昆德拉就指出：“以布洛德为榜样，在卡夫卡学家笔下，卡夫卡的传记成了圣徒传记。”卡夫卡在布洛德开创的“卡夫卡学”的阐释和解读下，俨然成了一个现代神话。
卡夫卡的遗书固然有多种解读可能性，但基本的事实却一再被忽视和回避：卡夫卡并不希望他的所有作品流传，甚至根本不指望得到世人的理解。实际上，许多作家对自己作品的公开都是有所保留的，尤其是那些在他们看来不成熟、不满意或未经修改的手稿。福克纳就声明“除了已刊印的书之外”不想留下“任何别的”痕迹。而卡夫卡的本意也许只是焚毁他的私人信件、日记以及那些没有写成功的短篇和长篇小说。就此说来，布洛德的做法无疑是违背卡夫卡遗愿的。他的一厢情愿的狂热错误地成就了一门学问。
但从今天看来，不管怎么说，布洛德的努力依旧是值得肯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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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6-3-13 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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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3-13 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