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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很多年没有再读这本书了,很多年以后因为校选课的缘故,要去写一篇关于少年维特的读书笔记。然后,也根本没有重读;当自己想到这本书时,存在一种深深地厌恶和羞耻。
少年
初中时,自己也不过是维特的年龄。数学课时在抽屉里读完这本书,译林版的,和《亲和力》合订的那一种。这本神奇地符合了自己少年时节过分做作和自欺欺人的书,流下眼泪,换来了一点(廉价的?)感动(我现在反感这个词)。之后若干年,这本书始终是这个少年眼中最好的书之一。高一时读人文版的,又是和《赫尔曼和多罗泰》合订的,还是觉得好,为孩子们想要在圣诞节送给决意去死的维特一份礼物而流泪。于是不理解,认为歌德是一个保守而庸俗的小布尔乔亚,他居然不喜欢自己这本早年的作品,甚至耻于谈及。对歌德,我的当时的理解是,仅仅因为小说的“非教化”,又过分“人性”。
我错了。
有一天发现自己不再喜欢这么一本书了。留在记忆的彼岸,偶尔回忆起有那么一个少年,可笑而多情,爱着自己脑海里的一个影像,努力使自己显得像自己脑海里的另一个影像,美得足以和前一个影像相爱,然后为之付出牺牲。可是,可是,其实什么都不存在。当我不再是少年,我开始急于擦去自己可笑的过去(如同一个少年为他孩提时的过去感到羞耻),开始羞于向他人谈论文学,羞于说自己是文学院的,更羞于在墙角发现那个无病呻吟的少年维特,就像晚年的歌德一样。
绿蒂
第一次看见她,她是坐在钢琴前的女孩;第一次看见绿蒂,绿蒂在给孩子们分面包。几年前的我在某篇小说的开篇——或是在现实生活中,只是又一次的羞于承认吧(我考虑着删掉这个“吧”字)——犯了一个和歌德同样的错误。其实,事实并非如此。绿蒂,被少年爱过的绿蒂,太过于华丽地如歌剧般的出场就告诉了我们她的不真实。
少年爱过绿蒂吗?爱过?当然。可绿蒂是谁?我不知道。不对,我应该是知道的,很多年里我也陷入了这种癫狂,难道不是喜欢着同一个绿蒂?或者说真实的绿蒂存在与否其实不重要,绿蒂是否同样爱着维特其实不重要,绿蒂是否已经订婚其实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少年需要去无缘无故的(据我们美学老师说,“无缘无故”这个词其实突出了相貌在这类选择中的重要)爱一个人,需要去让自己显得和平凡的世界不同;而这样的爱人必须是只能是遥不可及的,否则根本不值得爱。
遥不可及,这意味着绿蒂可以是所有人,意味着柏拉图式的恋爱可以继续(爱情必须是柏拉图式的。——海涅)。所有东西不过是脑海中的影像罢了。为脑海中的影像去死?这可能吗?因为是少年。多少年以后我不再信任思想,不再信任语言,也不再信任爱情和绿蒂,突然悲哀地发现,自己已不是一个少年。
孩子
生活,就是不断地自己欺骗自己。
少年时,我们用绿蒂完成了一次崇高的伟大的欺骗。少年时,我们会为嘲笑一对恋人,会为自己的被嘲笑而感伤,有的人也会为其他少年辩护。少年,一个过分夸大自己的眼泪的年龄,仿佛广博的海洋就出自于此。可是,还有孩子。
别忘了,他们的爱情从孩子开始,到孩子结束。绿蒂被爱,可以归因于那个分面包的动作;而孩子们的天真留给了维特除绿蒂以外的最后一份美。只在这一点上,我看到晚年的歌德,我了解了浮士德博士的模糊不清结尾。为了世界的未来,浮士德唯一一次满足了(我不这么认为),上帝是否出手相救其实已经无光紧要。他已经用自己的灵魂自赎了。是时候了,下地狱也无妨的。可是,还有孩子。
这是一个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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