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手提箱 —— 帕慕克受奖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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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 douban
翻译    清藏|荒城之月

　　在翻译这篇文章的时候想到了很多，那时我还未能读完帕慕克的任一本小说。很早以前我就丧失了随意阅读外文小说的能力：我看不懂《我的名字叫红》，就像和花簪同学就《百年孤独》所说的：小时候看得懂，如今看不懂了。君士坦丁堡和伊斯坦布尔对我来说同样遥远，何况我暂时还没有培养起对伊斯兰教的研究兴趣。我只能放弃小说的巧妙结构对我的诱惑，何况在并不美丽的翻译下寻找作品音乐式的逻辑之美，那并不是我所擅长的。
　　
　　 幸运的是，这篇帕慕克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上的致辞为我提供了一个接近他的切口。尽管有文学性的煽情表述，但这篇文章中最重要的，是作者在文化身份中的冲撞，以及最后的和解。帕慕克将父亲作为矛盾的中心，是因为在二人不同态度的背后，以父亲为代表的上一代土耳其人同样背负着伊斯兰与西方的冲突，这种冲突因此具有了复杂的历史性。
　　
　　 帕慕克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帕慕克）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 反观《我的名字叫红》，东西方的冲突被蕴藏在细密画技法更新的矛盾中，真主预示东西方皆是真主之地，但以人之眼看世界还是以神之眼看世界？艺术的冲突比单纯的生活方式的冲突要更为有张力——帕慕克在这篇演讲里直言，细密画工匠就是作为小说家的自己。最终帕慕克还是选择和解，他选择打开父亲的手提箱。这种和解的代价，在小说里是鲜血，在这篇文章里则是父亲和儿子一生的岁月。但这个过程要怎样完成，帕慕克自己也语焉不详，他只告诉我们他尽其所能，不断写作。
　　
　　 我所能理解的帕慕克来自于我们所特有的同理心——作为同样处于边缘的东方，我们的神秘之伤同样深刻却不可捉摸。
　　
　　 我在翻译完成后才知道这其实是篇演讲稿。难怪我一度怀疑这英文译稿是不是太过啰嗦，（原文是土耳其文）但同时有些句子又那么充满力量以致我忍不住轻声诵读，它不是为了阅读而是为了倾听。我的译法太生涩和啰嗦了。另外，这篇讲稿忠实体现着诺贝尔文学奖的游戏规则，哀而不伤，温暖巧妙，充满并无创见的深刻。也可以作为“如何写一篇好的演讲稿”的范例了。
　　
　　 父亲的手提箱
　　
　　在我父亲去世的两年前，他曾给我一个装满他手稿和笔记的小手提箱。带着他一贯的诙谐与自嘲，他告诉我他希望我在他走后——也就是说他死后——阅读它们。
　　
　　
　　“只是看看，”他带着些微的局促不安，“看看这里有没有对你有用的东西，也许我走后，你可选择性地出版它。”
　　
　　
　　那时我正在做研究，周围满是书。我父亲在找个地方放下手提箱，他徘徊的姿态像个想要从苦痛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的人。最后，他悄无声息地将箱子放在一个角落里。我们二人都无法完全忘记那个令人惭愧的时刻，但它转瞬即逝，我们又回到了自己的日常角色中，我们通过轻巧地谈论生活来放松。我们如同平时一样交谈——那些琐碎的日常、土耳其永远不断的政治纷争、还有我父亲大半失败的风险交易——谈论时并不带太多悲伤。
　　
　　
　　那之后的几天，我在这只手提箱边来来回回，从没碰过它。对于这只带锁的圆角黑皮箱我早已熟悉。我小时候父亲带着它进行短途旅行，偶然也用作上班时的文件箱。每当他从旅途中归来，我就会冲过去打开这只小箱子，把他的东西翻个底朝天，并沉浸于其中的古龙水和异邦的气息。这箱子是位朋友，是我过去日子的有力提醒者，但我现在甚至不能碰它。为什么？无疑是因为它里面装的东西带有神秘的重量。
　　
　　
　　现在，我将谈及这重量的意味：这份重量来自一个人将自己关进屋内、坐在桌旁、退守一隅以表述他的思想——那就是，文学的重量。
　　
　　
　　当我终于将箱子拿在手中，却依然无力打开。但我知道其中一些笔记本中是什么。我曾见过父亲在上面写东西。我父亲有个巨大的藏书库。十九世纪末期他正年轻，曾想要做个伊斯坦布尔的诗人，曾尝试将瓦雷里的诗译成土耳其语。但他并不愿在这个贫穷的国家里写诗，这里几乎没有读者。我父亲的父亲——我的祖父——是位富有的商人，我父亲在童年和青年时过着舒适的生活；他不愿去承受文学和写作带来的艰苦。他爱生活和它带来的美：这我很理解。
　　
　　
　　使我与父亲的手提箱保持距离的首要原因，自然是我怕我可能不喜欢我读到的东西。因为我父亲也明白这一点，为了预防他进行了个表演，表现的他似乎并不在意这箱子中的东西。我已经做了25年的作家，我父亲试图不严肃地对待文学，这触痛了我。但这并不是我最担心的：我真正的恐惧、那件我不愿见到的最关键的东西其实是，我父亲也许是位好作家。如果我父亲的手提箱中真的出现了伟大作品，我就必须承认在我父亲体内存在着一个与我所知的父亲完全不同的人。这是个令人惊恐的可能。尽管我年纪已不轻，但我希望我父亲是且仅是我父亲，而不是个作家。
　　
　　
　　作家，是那种耐心地花费数年去发现他们体内的第二种存在，以及探究这个型塑他的世界的人。当我提到写作，首先浮现在我脑海里的并不是一部小说、一首诗歌、或者一个文学传统；而是一个人将他自己关入屋内，坐在桌边，独自转入内心。在这片庇护中，他用词语搭建新世界。这个男人——或者是个女人，也许使用一台打字机，也许享受着电脑带来的便利，也许和我一样使用笔和纸。当他写作时，他喝茶或咖啡，或者抽烟。他时不时起身，透过窗户看着街上玩耍的孩子，能看到树林或其他什么风景足堪幸运，亦可能只看到一堵黑墙。他可能写诗、写剧本、或者像我这样写小说。但这些不同在那一个至关重要的任务之后已经结束，在他坐在桌前，耐心探寻内心之后。写作是将对内心的凝视转变成语言，是去探究当我们向自我退却时，所经过的世界，是怀抱耐心、固执和喜悦去完成这一切。
　　
　　
　　当我经年累月地坐在桌旁，慢慢用词语填补纸上的空白，我感到我仿佛变成了体内的另一个人，同样那个人也在建桥，或者，垒起一座拱桥。我手持词语如同手持石头，感受着我们彼此联络的道路，注视着它们的忽近忽远，用笔尖的轻触和手指去抚摸它们，称量它们，挪动他们，时岁渐逝，在耐心与希望之中，我们创造了一个新世界。
　　
　　
　　作家的秘密并不是灵感——因为它的来源从不清晰——而是顽强和忍耐。土耳其语对此有可爱的表述：“以针掘井”，它塑造了我心中作家的形象。我钟爱古老故事里的Ferhat，他用爱凿穿了山岭，我明白这种感觉。在《我的名字叫红》里，我写过一群波斯的细密画家，他们年复一年以同样的激情画着同样的一匹马，反复记忆画下的每一笔，直到他们即使失明也能重新创作出一匹同样美丽的马，我知道此时我是在谈论我的写作生活，谈论我自己的人生。当一个作家倾诉他自己的故事——慢慢的，宛如在说别人的故事——当他感到体内有种故事慢慢浮现的力量，当他决定坐下来并将自己全部托付给这门艺术、这种手艺，他首先必须被给予一些希望。灵感的天使（他们常固定造访一些人却很少光顾另一些）赐予作家这种希望和信心。当作家感到极度的孤独，当他对自己的努力、梦想、写作的价值充满怀疑，当他开始想他的作品不过是他一个人的故事——天使便选择此时降临，为作家揭示他愿景世界的图示和幻境。当我回想起自己那些奉献了生命的作品，令我惊奇的是，那些让我心醉的句子和篇章并非来自我自己的想象，而是来自另一种寻找到它们并将其带到我面前的力量。
　　
　　
　　我害怕打开父亲的手提箱是因为我害怕我永不能原谅那些我本该原谅的窘境——他不爱孤独而爱人群，他的生活混同于朋友、乌合之众、聚会。尽管如此，不久之后我转向另一种思考方式：克己和耐性的幻景只发生在我上，这不过是一种来自我自己的写作生活经验的偏见。有太多伟大作家湮没在人群和家庭中写作，在聚会和寒暄的热络中写作。在很多时候，我父亲也对单调的家庭生活有所厌倦，所以他才离家前往巴黎，然后像许多作家那样，在宾馆的小房间里写作。其实在他把箱子留给我的前几年，他已开始谈起他在巴黎写作的那段日子，说那时我还是个孩子。但他始终未提他的弱点，未提过他曾有想成为作家的梦想，也未提过他是不是因为身份认同的困惑才将自己关入巴黎的旅馆。他只谈自己曾在巴黎的人行道上见到萨特，只谈自己曾读过的书，看过的电影，以一个人在透露重要新闻时带着的那种兴奋和真挚。
　　
　　
　　我知道我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作家，部分要感谢我父亲，他常常谈论世界著名作家，而不是帕夏和宗教领袖。也许，我告诉我自己，我应该回忆起我对父亲藏书室的感恩，用感激的心情来阅读父亲的笔记，如同享受他的藏书般享受与他的笔记，不用太看重他的写作有多少文学质量。但当我如此焦虑地看着他的手提箱时，我知道这对我来说并不可能。
　　
　　
　　有时我父亲会摊在长沙发上，手持杂志和书本，长时间的沉湎于幻想中。那时他的表情与他在玩笑、揶揄、家庭争论时消磨时间时如此不同，那是注视内心的表情，我明白，带着一阵战栗，他心中升起了某种不满。现在，多年之后，我知道这种不满是将让一个人转向写作的基本特性。耐心和劳苦并不足够：首先，我们必须强迫自己离开人群、工作、日常的琐碎，并将自己关入房间。一位独立写作者的先驱：他阅读内心，仅仅听从自己良知的呼唤，抛弃一切其他杂音——他就是生活在近现代文学滥觞之时的蒙田。我父亲常常带蒙田的书回来，并将它们推荐给我。我愿意让自己成为一名遵循这种传统的作家——在世界某处，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他们切断自己和社会的联系，并将自己和书籍一起关入屋内，这才是纯正文学的出发点。
　　
　　
　　但只要我们将自己隔离起来，我们会发现自己并不像想象中那样孤独。在我们诞生前早已存在的词语、故事、书籍，这些我们称之为传统的东西陪伴着我们。我相信，文学是人类试图理解他们自身时最有效的工具。社会、种族、人民，当他们关注作家笔下那些诘居聱牙的句子时，他们变得更为聪慧、富足、先进；而那些焚书坑儒的时代往往是黑暗而短视的。一个将自己关入屋内并进行内心之旅的作家，年复一年，他终将发现文学的永恒信条：他并须让自己的写作具有某种艺术性——使得作家讲述自己的故事时如同讲的是其他人的故事，讲述其他人的故事时又如同亲历，这才是文学。
　　
　　
　　我父亲有个不错的藏书室，足有1500本，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已十二分足够。当我二十二岁时，我或许还没有全部读过它们，但我对每本书都很熟悉。哪本重要，哪本易读，哪本是经典，哪本是通识基础，哪本容易被人遗忘却是本有趣的地方志，哪本是我父亲首肯的法国作家。有时我会远远看着这间藏书室，想象也许哪天在另一栋房子里，我也能建立起我自己的藏书室，也许我的藏书室还要更好——那是我的世界。每当我远远看着父亲的藏书室，它对我来说是真实世界的一个缩影。但这不过是从我们自己的角落，从伊斯坦布尔看出去的世界。我父亲在他的旅程中建立起这个藏书室，以那些从巴黎和美国买回来的书。四五十年代时，他也用从伊斯坦布尔的外文书店带回来的书来填充它。
　　
　　
　　七十年代时，我开始建立自己的藏书室，虽然这看起来有点野心太过。我并未决定要做一个作家；当我写那本《伊斯坦布尔》时，开始觉得自己可能并不能如前所愿，做个画家。但我并没决定下来我应该选择哪条人生之路。在我的体内有不懈的好奇，一股由希望驱使的学习欲，但同样我也感到我的人生有某种缺失，我无法像其他人一样生活。这种感觉部分和我凝视父亲藏书室时的感觉有关：我生活在边缘，远离中心。在伊斯坦布尔的日子里，我与每一个人分享这种感觉。这是另一个让我感到焦虑的理由：我生活的这个国家太不关心它的艺术家们，无论是画家还是作家，都得不到一点儿希望。在七十年代，当我带着父亲给我的钱，并贪婪地买下伊斯坦布尔那些旧书店里已然蒙尘褪色的卷脚书时，我被这些二手书店令人同情的状况和贫穷肮脏的售书人们绝望的落魄所震撼——他们在路旁、清真寺的庭院、破烂的壁橱里摆开他们的瓷器，就像我买的他们的书一样。
　　
　　
　　这世上我属于我的空间：我的生活，与我的文学一样，都让我从根本上感到我“不在中心。”在世界的中心，那里有一个远比我丰盈和激越的生命，和所有的伊斯坦布尔人、所有土耳其人一样，我并不在那之中。同样，世界性的文学在那里，这个中心远离我。实际上，那时在我心中的是西方，而不是世界，我们土耳其人毫无疑问地被排除在外。我父亲的藏书室就是证据。藏书室的一端是伊斯坦布尔的书籍，我们自己的文学，我们的本土世界，那些令人心疼的细节；书柜的另外一端是另一个世界，与我们毫无相似性的西方，这种相似性的缺乏使我们疼痛却又充满希望。阅读和写作看上去是为了离开一个世界，以在另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里获得安慰，那里陌生而令人惊奇。我感到我父亲阅读小说就是为了逃离他的生活去到西方——如同我之后做的那样。
　　
　　
　　那些日子里，我们用书籍来逃离自己的文化，发现它的缺失。阅读不是离开我们伊斯坦布尔生活，在西方旅行的唯一方式；写作也是一样。为了填满他的笔记本，我父亲去了巴黎并把自己关在房内，最后他把这些笔记本带回了土耳其。我盯着父亲的旅行箱，对我来说这就是令我不安的一部分理由：这二十五年，我进行室内工作，试图作为一个土耳其作家而幸存下来。当我看到父亲将他的深思藏在这个手提箱中，看到他将写作表现得像是一种需要秘密进行的活动，远离对社会、国家、人民的关注，我感到备受折磨。我为什么为父亲不像我一样严肃地对待文学而感到愤怒？也许这就是主要理由。
　　
　　
　　事实上，我对父亲感到愤怒是因为他没有像我这样过活——他从不与他的生活对抗，他的一生在与朋友和爱人的共同欢笑中渡过。但部分来讲，我知道我的嫉妒之情甚于愤怒，这个词更为确切，这同样让我难受。我用轻蔑而愤怒的声音问自己：什么是幸福？幸福会是深居于孤室之中吗？或者幸福就是在社会上过一种舒适的生活，与他人信奉同样的信念？或者，至少，像你做的那样——看上去和周围人一团和气，只将写作当成一个秘密，这到底是幸福还是不幸？
　　
　　
　　这都不过是发泄式的问题。我究竟是在哪里得到“幸福是好生活最重要的标准”这种想法的？人、文字——所有的一切看上去都在这么说。这种孤独是不是在提醒我，去挖掘下另一种对立的可能？毕竟，我父亲曾多次离开家——我有多了解他，我又能有多大的底气说，我了解他的不安呢？
　　
　　
　　这个理由促使我首次打开父亲的手提箱：我父亲是否有一个秘密，那为我所不知的忧愁，他无法承受只得任其在写作中流淌？当我打开手提箱的时候，我回忆起它那种旅行的气味，还认出了其中几本笔记，我父亲几年前曾给我看过它们，尽管并未细说。
　　
　　
　　我手中大部分的笔记，是父亲年轻时在巴黎写的。就像那些我所钦佩的作家一样——那些我读过他们的专辑的作家——我希望知道父亲在我这个年级时，写过什么，想过什么，但很快我就发现我找不到这些东西。父亲笔记中一再扰乱我的，是一个写作者的声音。这不是我父亲的声音，我告诉自己；这不可信，或者至少，这不属于我认识的那个父亲。在我的恐惧下，是他还未成为我的父亲时书写的一个更大的恐惧：这种恐惧深入内部，自我变得不可信。如果我发现我父亲的写作一无是处，如果我发现他深受其他作者的影响，我将陷入曾在我年轻时强烈折磨过的我的绝望中，这种绝望塑造了我的人生，我真正的本质，我写作的欲望，我进入问题的方式。在我刚成为作家的那十年里，我感到这种焦虑多么尖锐，当我与它搏斗的时候，我害怕有一天我必须认输——就如同我曾经对绘画所做的那样——我同样将放弃写作。
　　
　　
　　当我合上父亲的皮箱并将它丢在一旁时，我有两种感受：被流放在边缘的感觉，和对自我真实性缺乏的恐惧。这些年来，在我的阅读和写作中，我不断的发现、琢磨、和加深这些情绪——它们的多样性和无意识性，在它们的神经末梢，它们一触即发的当口，它们如此色彩斑斓。这些疑惑、敏感、生命和书本袭击我时的阵痛刺激着我的灵魂，尤其是作为一个年轻人，这种刺激毋庸置疑。唯有写作能让我开始完整地理解有关自我真实性的问题，（在《我的名字叫红》和《黑书》中）以及有关生活在边缘的问题（在《雪》和《伊斯坦布尔》中）。对我来说，成为作家就是为了辨认出这种我们带给自身的神秘之伤，这种伤痛太神秘以致我们自身仅能发现他们的存在，仅能耐心地探索、了解、阐明、承认他们，并使其我们的灵魂和写作中自觉的一部分。
　　
　　
　　作家讲述那些我们都明了却并不知道自己明了的事情。探索这种智识，看着它慢慢滋长，是件令人愉快的事；而读者立刻会对这个世界感到熟悉和奇迹感。如果作者将这种神秘之伤作为他写作的出发点，无论他是否察觉，他将对人性充满强烈的信任。我的这种信心来自我对人类彼此相似的信念，我相信他人有与我一样的创伤——因此他们会理解我。所有真正的文学作品发源于这种孩子气又充满希望感的事实：我们彼此相类。当作家把自己经年累月地关在房间里，他的这个姿态意在说明一种单纯的人性，一个没有中心和边缘之分的世界。
　　
　　
　　但如同我可能从父亲的手提箱和我们在伊斯坦布尔的苍白生活中所看到的，这个世界确有中心并远离我们。从我的经验中我知道，这个地球上的大多数人带着一种同样的不真实感和契科夫式的粗鄙生活着，甚至还有一些人正承受着远甚于我的匮乏、不安全感和堕落。是的，人类所面临的最大的窘境依然是无家可归、流离失所、饥饿匮乏……但今天的报纸和电视却以一种比任何文学作品都要轻佻的态度向我们谈及这些问题。
　　
　　
　　此刻，文学作品最应该告之和探索的，正是人性中最基本的恐惧：对被边缘化的恐惧，对被漠视的恐惧，以及伴随这些恐惧而产生的无价值感——对群体的耻辱感、虚弱、微不足道、委屈、敏感、被辱幻想，民族主义的膨胀正是这一切的近亲……每当我面对这些情绪、这些他们夸张而非理性的表述，我知道他们触及到了我内部的黑暗。我们常常见到西方之外的人民、社会、国家——我能够很容易地辨别出他们——屈从于这种恐惧，做出愚蠢的行为。我同样知道在西方——我同样能够轻易地辨认出——国家和人民为他们的财富、为他们带来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现代思想的光荣感到过分的骄傲，已时常屈从于这种近乎愚蠢的自满。
　　
　　
　　我的父亲并不孤独：我们对“世界是有中心的”这种想法给予了太多的关注。但那种将我们推入房中，经年累月地写作的冲动，是一种与此对立的信心，一种相信终有一日我们的作品会被阅读和理解，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人们彼此相类的信念。我从我和我父亲的写作中了解到，这是一种令人不安的乐观，被边缘化的愤怒创伤了这种乐观。在很多场合，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西方和西方人的爱与恨我感同身受。只要我能抓住最基本的真理，只要我还有理由乐观……因为我曾与这位伟大作家一起经历过他与西方世界爱恨交缠的羁绊，我曾经注视过这个他在彼岸建立起来的世界。
　　
　　
　　所有将其生命奉献给职业的作家都知道这是事实：无论我们开始时的意图为何，我们充满希望的长年写作所创造出来的这个世界，最后总是将我们带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它将我们带离那张我们曾在悲伤和愤怒中写作的桌子，将我们带入另一种悲伤和愤怒中，那是另一个世界。我父亲是否到达过这样一个世界？如同陆地从七色雾中渐渐显形，如同一次长途航海后终于发现了岛屿，我们被这个异世界迷住了。就像那些来自南部的西方旅行者，他们也被雾中升起的伊斯坦布尔迷住了。这场旅程始于希望和好奇，而在它的末尾，旅者面前出现了一个完整的世界——清真寺和伊斯兰式的尖塔，房屋、街道、丘陵、坡道错落起伏。看着这个世界，我们希望进入它并沉溺于它，就如我们沉浸在一本书中那样。我们因感到被地方化、排斥、边缘化、愤怒和深深的忧郁而伏案写作，但那之后我们发现了一个超越了这些情绪的完整世界。
　　
　　
　　我现在的感受与我童年和青年时代所感受到的正相反：对我来说，世界的中心就是伊斯坦布尔。这并不仅仅因为我在此渡过了我的一生，而是因为在过去的三十五年中，我一直在讲述关于这里的故事：这里的街道，这里的桥梁，这里的人民，这里的狗，这里的房屋，这里的清真寺，这里的喷泉，这里奇异的英雄，这里的商店，这里的著名人物，这里建筑上的黑斑，这里的日日夜夜，我已将它们作为的我一部分，我拥抱这里的一切。当我亲手创造时这一切变得明晰，这个仅仅存在于我的脑海中的世界，对我来说比我实际居住的这个城市更要真实。此时人们、街道、民具、建筑开始谈论他们自己，以我从未预料到的方式相互作用着，仿佛他们并不仅仅存在于我的想象和书本之中，而是他们为自己而存在。我创造的世界如同以绣花针挖出的井，可它看起来比任何事情都要真实。
　　
　　
　　当我注视我父亲的手提箱时，我想在他写作的岁月里，他也许同样发现了这种幸福。我不应对他有偏见。我应为他骄傲。他从来不是一个居高临下、难以亲近、无法抵抗、烦人又平凡的父亲。不论我独立自主还是孩子气，他总给我自由和最大的尊重，这也许是因为我与我的同龄人不同，我并不害怕我的父亲。从更深的层次上讲，我能够成为一个作家要归功于我的父亲，在他的年青时代，他同样希望成为一个作家。我应该带着宽容去阅读它——去试图理解他在旅馆小房间里写下的作品。
　　
　　
　　带着这种希望我走向这只手提箱，它依旧留在父亲放下它的地方。带着所有的希望，我读了一些父亲的手稿和笔记。我父亲都写了写什么呢？我想想，有些从巴黎的旅馆看出去的景色，有些小诗、谬论、分析……如同我写作一样，我感到像是一个刚刚遇到车祸的人，他一边拼命想要记起车祸是怎么发生的，一边又害怕记起刚才的一切。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如果父母快要吵架，当他们陷入一阵令人害怕的寂静时，我父亲会打开收音机，换换情绪，此时音乐就会帮助我们快点忘记这令人不快的一切。
　　
　　
　　现在让我用一些甜蜜的句子来转换情绪吧，我希望它能够起到音乐般的作用。我们作家最常被，也是最喜欢被问到的问题是：你为什么要写作。我写作是因为我天生需要写作。我写作是因为无法像别人一样做普通的工作。我写作是因为我想读到一本我自己写的书。我想写作是因为我对什么都怒气冲冲。我写作是因为喜欢坐在房间里成天写作。我写作是因为我只能通过改变生活而参与生活。我写作是因为我希望其他人，这整个世界，了解伊斯坦布尔人、土耳其人是怎样生活的，了解我们还将继续生活下去。我写作是因为我喜欢纸笔和墨水的味道。我写作是因为我相信文学，相信小说的艺术胜过我对任何东西的信仰。我写作是因为这是一种习惯，一种激情。我写作是因为我害怕被遗忘。我写作是因为我喜爱写作所带来的荣耀和利益。我写作是因为我要独处。也许我写作是因为我希望明白为什么我对一切都怒气冲冲。我写作是因为我喜欢被阅读。我写作是因为每当我开始一部小说，一篇散文，一个专栏的写作时，我都一定想完成它。我写作是因为每个人都希望我写作。我写作是因为我对文字的不朽，对我的书摆在书架上的方式都有孩子气的信仰。我写作是因为将整个生命中的美好与富足全部转化成文字是件太令人激动的事情。我写作是因为我不满足于讲述故事，我要编织故事。我写作是因为我要逃离那种预感——在梦中我有个必须到达的地方，但我永远无法抵达。我写作是因为我永远无法让自己幸福。我写作是为了获得幸福。
　　
　　
　　在来到我办公室并留下手提箱的一周后，父亲和我又有了一次会面。如同往常一样，他给了我一块长方形巧克力（他忘了我已经48岁了）。如同往常一样，他笑谈生活、政治和家长里短。过了一会，父亲的目光游移到了那个角落里的箱子上，他发现我动过它。我们彼此看了看，然后陷入一阵令人压抑的沉默。我没有告诉他我曾打开这个箱子并试图阅读里面的内容；我移开了目光。但是他明白。正如我明白他已然理解的。正如他明白我理解他的想法。
　　
　　
　　如同平常一样，我目送他离开，嫉妒他的幸福，嫉妒他的轻松愉快和镇定气质。但我记得那日曾有一阵愉快的闪念使我感到羞耻。我想我的日子过的没有他那么舒服，我想我不曾像他那样愉快轻松地生活过，而我把自己奉献给了写作。你知道……我因没有考虑到父亲的为这一切付出的代价而感到羞耻——为了包括我父亲在内的，所有那些从未成为我痛苦来源的人们，为了那些让我自由的人们。所有的这些都在提醒我，文学和写作与我们内心的空虚紧密相连，与我们对幸福和罪恶的感觉紧密相连。
　　
　　
　　不过我的故事还有另一个问题，旋即让我想起一些另外的事情，带来更深的罪恶感。在我父亲给我留下箱子的23年前，自我22岁时决定成为一个作家后的第四年，我抛弃一切，将自己关入房间，然后我完成了我的第一本书《塞夫德特和他的儿子们》。我用颤抖的双手递给我父亲这份未发表的打印稿，请他阅读并发表感想。这并不仅仅因为我对他的品味和智慧有信心，他的意见对我至关重要，因为他并不像我母亲那样反对我成为一名作家。那时我父亲并没有和我们住在一起，而是在很远的地方出差。我焦急地等待着他的回应。两周后，当他回到家的时候我跑过去开门。他什么也没有，但是很快他拥抱我并告诉他非常喜欢这本书。有那么一会儿，我们陷入一种常伴随着激动情绪而来的笨拙的寂静之中。当我们安静下来，开始聊天的时候，我父亲用一种夸张而充满感情的语言诉说他对我和我第一部作品的信心：他告诉我，有一天我将赢得让我感到无比荣耀的奖励。他讲这个并不是为了让我信服他的想法，也并非要我以得奖为目标；他讲这些就像任何一个土耳其父亲在鼓励他的儿子，他们会说“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一名帕夏！”这些年来，每当他看到我，他都会用相同的话鼓励我。
　　
　　 我父亲于2002年12月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