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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译欧洲中古文学的回顾与展望
作者: 李耀宗
转自http://www.lotus-ea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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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对汉译欧洲中古文学作了初步的梳理与评述。20世纪20、30年代出现第一个高潮,译者如钱稻孙、王独清、王维克、郑振铎、梁实秋、邢鹏举、戴望舒、谢六逸、方重等翻译了不少欧洲中古文学名著。80年代以来是第二个高潮,除了重译名著之外,翻译的范围有所扩张。整体而言,汉译欧洲中古文学偏重于末期的著名作家和作品,如但丁、薄伽丘和乔叟,地域偏于意大利、英国与北欧,文体则以英雄史诗居多。据此,本文对汉译欧洲中古文学的成绩与困难提出一些个人的批评和建议,如加强译者的欧洲中古文学专业知识和建立研究欧洲中古文化的学术机构等,希望把未来的汉译工作做得更精确与完善。文末附有汉译欧洲中古文学书目。
关键词 汉译欧洲中古文学 欧洲中古文学 翻译 翻译批评 翻译史 跨文化研究
翻译是文化交流的起始与终结,翻译者是异文化的第一个诠释者,对翻译与译者作历史的检讨应是跨文化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历史的检讨不仅包括对过去的整理与分析,更重要的是总结历史经验以揭示其现在与未来。
本项研究的题目是欧洲中古文学在中国被接受的情况,也就是对汉译欧洲中古文学及其译者作历史的检讨,除了作书目的整理与翻译的评价之外,还要在今天西方文化全球化的环境里,根据过去的经验,对未来中国翻译事业提出些建议。更具体地说,除了要知道已经翻译了什么和翻译得如何以外,还要知道什么没翻译、需要翻译什么和怎样才能译得更好的问题。希望经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能发现一些问题。提出点具体可行的意见。我一直认为,中国知识界对欧洲千余年的中古文化认识不足是个急需弥补的缺陷,因此也希望这份报告能指出不足的程度,提高警惕并互相勉励。
翻译的评价
一般评价翻译有两种趋势,一是技术性的,另一是历史性的。技术的评价着眼于译文的信与达的问题,也连带上版本学术性的问题,历史的评价则着重译者和译文与社会、时代及读者的互动。我评论欧洲中古文学的汉译也该从这两方面进行,可是,由于涉及的作品份量与难度都极高,每部作品常有多种译本,短期间内不可能细评其翻译技巧,最多只能做印象式的品鉴,因此,本文更多的是作历史的回顾与评论,着眼于译者于译序中涉及对翻译的个人看法和对原著的理解与评介的文字。中古文学在欧洲成为一门学科也是19世纪初的事,欧洲中古文学传到中国的第一个高潮是20世纪20、30年代,而最早的翻译者,据我所知,好像是钱稻孙。他于1907年随父母游意大利,读但丁《神曲》原文。回国后,曾以离骚体译诠过前三曲以娱乐双亲,是国人译但丁《神曲》之第一人。据常风告诉田德望说,钱稻孙的父亲是清廷驻意公使,他母亲钱单士厘的《归潜记》(1910)是我国首次提到但丁和《神曲》的一本书。钱稻孙于1921年修整旧稿成汉意对照的《神曲一脔》,发表于《小说月报》,由商务印书馆于1924年出版成书。他的译文读来极有韵味,诠释也针对读者需要,深入浅出、如数家珍地介绍了许多关于意大利和西方文化的知识,是汉译欧洲中古文学中的一支奇葩,也是一篇跨文化研究论文的好题目①。
另一位20年代在欧洲“浪游”、留学法国的王独清也研究但丁,他想在五四运动后新诗运动蓬勃之际,把但丁当时意大利的“清新体”(dolce stil nuovo)介绍到中国。他早想翻译但丁的《新生》,可是“为了太过迷沉于但丁的研究,所以翻译时非常的矜持,工作也进行得很慢”。几年之后,直到1934年才译成出书②。这译本中的注释也多成为后来钱鸿嘉译本(1993)的依据。这位创造社的主要成员是认为欧洲中古诗歌可供中国新诗运动借鉴的第一人,研究清新体诗对中国新诗的影响该是个跨文化研究问题。可是,由于他沉迷于研究,多年才译成薄薄一本书,与其他不做研究的译者(如郑振铎两个月译《列那狐》,梁实秋一个月译《阿伯拉情书》,邢鹏举一个月译《何侃新》)的速度相比,也反映了一个关于翻译与研究的重要问题:翻译中古文学需要高度的研究,而作研究的人通常不会想做翻译。
还有一位于1925到1928年在巴黎游学、本来研究数理科学的王维克 (兆祥 ) ,他当时虽然不懂得意大利文 ,却因有意翻译但丁的《神曲》而自学意大利文 ,并收集参照了英法德译本 ,于 1935年译成《地狱》 ,由商务于 1939年出版。抗战期间 ,在兵荒马乱的日子 ,他仍然以“文章经世大业”为念 ,有一天起续译神曲之愿 ,对妻子说 :“我岂可安于地狱 ,不思历净界而登天堂吗 ?”夫人赞同 ,“备些好小菜” ,祝贺他成功。终于在 1944年译完《净界》、《天堂》二篇 ,由商务于 1948年出版了第一部完整的汉译《神曲》。他在《译后琐记》中说 ,因为他觉得《辞海》( 1936)所谓的“世界四大诗圣”之中 ,荷马、莎士比亚、歌德都已有中译 ,只有但丁尚无中译 ,因此中国也应该有人做这件事 ,他才自告奋勇的。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基于中国文化的立场 ,对《神曲》作了总结性的评语 :
在《地狱》出版以前 ,曾请柳亚子先生题“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数字 ,以后《净界》拟请人题 :“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 ,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 ;《天堂》题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新民 ,在止于至善” ;盖这些句子都足以表示《神曲》各部之精神与内容也。谚云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按此谚可总表《神曲》 ,盖屠刀在手地狱也 ,放下净界也 ,成佛则天堂矣③。
这段精湛的评语是他后来译本序文《但丁及其神曲》的基础 ,应该列入任何但丁诠释论集中 ,也是一个跨文化研究的好题目。但丁在中国的命运是最好不过的了 :既名列《辞海》的“世界四大诗圣”之榜 ,又曾得到恩格斯的青睐 ,成了“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 ,同时又是新时代的第一诗人” ④。这句革命导师奉承意大利人的话就成了解放后在中国出版和翻译但丁的护身符 ,使他深奥难读的作品未间断地和中国读者见面。于是有朱维基、田德望、黄文捷译的《神曲》 ,钱鸿嘉译的《新生》和但丁的抒情诗 ,朱虹译的《论世界帝国》等 ,除了《宴席》和《俗语论》之外,但丁的主要作品都有了汉译。
和但丁的命运一样好的是列那狐。这个出自古代寓言与民间传说的恶棍是欧洲文坛的一宝,在中世纪首次成为一个独特文体的主人翁。汉译的列那狐故事虽多,却没有一部是根据中古作品翻译出来的,大部份译自德国诗人歌德改写的Reineke fuchs英译本转译的,如郑振铎译述的《列那狐》(1926)、君朔(或伍光建)译述的《狐之神通》(1926)⑤和袁尚英译的《列那狐》(1999)。另一部分则据现代法译本转译,如张道南译的《狐狸的故事》(1935)、严大椿、胡毓寅译的《狐狸列那的故事》(1957)和罗新璋译的《列那狐的故事》(1988,2000)。
其中以郑振铎据歌德译的稍为接近中古作品的残暴凶恶和讽刺风味,可是,他仍把列那狐当作儿童或少年读物,认为“列那狐的历史最可爱最特异的一点,便是善于描写禽兽的行为及性格,使之如真的一般,还有她引过了许多古代的寓言,如熊的被骗,紧夹在树缝中,狼的低头看马蹄,被马所踢等等,而能够自由的运用,使之十分的生动,也是极可使我们赞美的”⑥。顺着这个方向,罗新璋把它译成或改写为“情节曲折,叙述生动,且不乏幽默情趣”的童话故事。他于1987年认为列那狐是他“译得最有趣、最愉快的一本书”,并愿“这本读物,能陪伴少年朋友度过一个有趣而愉快的星期天下午!”⑦可是,在1999年他却把它称作“表现市民情绪、趣味和好恶的市民文学”与“滑稽英雄史诗”⑧。如果想见列那狐的中古真面目,无论是拉丁文的Ysengrimus,还是古法文的Roman de Renart,都需要重新译过。
梁实秋在1928年读到令他感动的英文书 Love Letters of Abelard and Eloise。据他自己说,一来为了练习翻译,二来当时流行出版情书,他只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就译成《阿伯拉与哀绿绮思的情书》,先在《新月月刊》发表,再印成单行本发行,也成了本畅销书。《新月》的煽情广告说:“这是八百年前的一段风流案,一个尼姑与一个和尚所写的一束情书。”梁氏在译后记中解释说:“诱发情欲的书多得很,当今不少一束一束的情书发表。但是这一部古人的情书,则异于是,里面情致虽然缠绵,文辞却极雅驯,并且用意不在勾引挑动,而在情感的集中,纯洁而沉痛,由肉的爱进而为灵的爱,真可谓超凡入圣,境界高超极了。”⑨他的译本向国人介绍了两位重要的中古人物,并在这束书信里找到中国当时爱谈论爱情、揭露隐私的浪漫文风的回响。可是他翻译的英译是经过17、18世纪法、英人改写的本子,已经失真,想认识这批书信的真面目,仍得据较新的标准拉丁文本重译过。
梁译浪漫情书的“意外成功”促使邢鹏举于1929年也去翻译《何侃新与倪珂兰》,他也许不知道那一年,诗人戴望舒已译成出版了同一部作品,书名叫做《屋卡珊和尼各莱特(法国古弹词)》⑩。虽然邢本从英译转译,不如戴本从法文直译的准确,可是他却留下了一段译者序言和给故去女友冰雪的献诗,让我们对他译诗的心境与对那部作品的看法有更深的认识。他在序言中把他的译本与《阿伯拉与哀绿绮思的情书》并列为“中古时代万般黑暗里面的两颗明星,它们的光焰,到现在还是照耀万方”,也是“文艺复兴的先声,近代思潮的种子”,因为他从这部中古文学作品找到了当时中国年轻人求思想解放和打破传统束缚的浪漫气质[11]。而最浪漫的莫过于译者本身的故事,在译了不到三分之一时,他“一年来精神上的良伴”冰雪死了,消息传到时,他正在翻译情人“在塔中相会的一节,想起这部传奇里的恋爱,多么圆满,我俩的恋爱却留下了无限的悲哀,觉得实在没有继续翻译的勇气”,后来想把书译完,“献给我爱之灵,也算日后的一个记念”,才鼓起精神,把诗译完,稿子还给徐志摩校阅过,译文前冠以他的献诗,真教读者分不出文学与生活的界限,是汉译欧洲中古文学中最赚人眼泪的著作(18页)。
古法文Aucassin et Nicolette,散文与诗歌片段交叉,是一篇独传的特异诗体(chante fable),被戴望舒比之于中国的弹词,因此,并不是像邢鹏举说的那种“当时文艺界普遍的产物”,它的形式更不是“没有什么动人的特点”。他对原作还颇多贬褒,一方面,他觉得原著里许多地方“那种机械式的格调,不成文的辞句,简直叫我们看了讨厌”;另一方面,“要是我们把它仔细的回味起来,一种抑扬顿挫的音节,古色斑烂的文词,实在有百读不厌的魔力”(8-9页)。只根据英译本就能对原文有如此奥妙的体会,译者要不就是有超人的天才,否则他就是当时浮夸的浪漫文风的受害者。
邢鹏举对欧洲中古文学的看法却超越了当时文化界的见解,他的译者序言开宗明义地说:“关于欧洲中古时代的文艺作品,中国文坛上素来很少有人介绍;翻译,那更不用说,简直绝不一见。一般自称为文坛先进的人们,他们好像中了西洋历史家的流毒,把整个的中古时代,当做一个绝对的黑暗时期,对于那个时期的作品,大都不值一顾”(1页)。当时最能代表这种见解的要数沈雁冰 (茅盾、玄珠、方壁 ) ,他以玄珠笔名于 1929年出版了一本《骑士文学ＡＢＣ》 ,在例言开头说 ,“现在的读者 ,谁也没有时间去翻寻这个中世纪的大废物堆———骑士文学了。”结尾时再附加 ,如果读者“有兴味去自己掏摸这个中世纪的文学的大废物堆” ,可参考他列出的四种英语读物 ,其中包括《罗兰之歌》与马罗礼的《阿瑟王之死》[12]。
玄珠这本书把欧洲中古文学以专书介绍给中国读者 (还于1990年被重新影印出版 ) ,大开了他们的眼界。可惜 ,他偏见过深 ,又爱谈论自己并没读过的书 ,因此 ,全书到处是错。例如他说Marie de France的短篇故事与Chaucer的Canterbury Tales是散文罗曼斯 ( 27- 28页 ) ,又如提到阿瑟王文学最重要的史家或杜撰家Geoffrey of Monmouth的拉丁文著作时 ,居然会说他“并没讲到阿失 [瑟 ]王的故事”( 67页 )。他花费相当大的篇幅复述较晚期的英国和西班牙罗曼斯 ,对其发源与鼎盛的古法语文学却只提些人名 ,如Chretien de Troyes (特托洛夷司 ) ,却对他们的作品一无所知。最妙的是 ,他以中国国情去揣度欧洲中古宫廷的情况 ,大谈“爵爷”如何叫人抄下流浪诗人的诗篇 ,“并且要叫府里的女乐歌唱”(13页) ,堪称是这位中国小说家的一大发明。我们虽然不能把欧洲中古文学在中国地位低落的责任全推到沈雁冰一个人身上 ,可是 ,他代表了大多数长期接受西方文艺复兴期偏见的中西知识分子的观点 ,也是时至今日我们仍需克服的困难。
1929年也是上海世界书局出版谢六逸的《海外传说集》的一年[13]。这本书的第二集有 22个从 13、14世纪拉丁文的Gesta Romanorum (《罗马人事绩》)里挑选出来的故事 ,是他据英译本改写成的。在很简短的《解说》里 ,他对这部中世纪最流行的读物 (主要给讲道人提供故事材料 )的性质、内容、历史、影响、版本沿流与译本做了扼要的介绍 ,是汉译欧洲中古文学少见的典范 ,可惜并未为后人仿效 ,时至今日 ,大多数汉译书籍仍缺乏给读者提供这类基本信息的格式 ,于兴叹之余 ,不能不对谢六逸的风范表示敬意。虽然他只从数百个故事中凭自己的兴趣选了二十几个 ,读者却可以从中见识到欧洲中古时期一般人和真正所谓民间爱听的一些故事 ,实在是很有价值的。
1929年上海的唯爱丛书社出版了Ｔ.Ｔ.女士编译的三个Boccaccio的故事 ,可惜未能看到 ,这应是汉译薄伽丘的滥觞。在讨论译他的著作之前 ,我要提起另一本我未能见到的书 ,那就是 19 30年出版的《醇酒、妇人、诗歌》。这该是罗念生自英国史家J.A.Symonds的Wine,Women and Song: Medieval Latin Students’ Songs (1884)摘译成的一本书。英文的原著是一本介绍欧洲中古游荡学生写的拉丁文诗很好的书 ,到今天还有参考价值 ,里头英译了60首诗 ,其中 45首译自著名的Carmina Burana。据北图书目的记录 ,罗念生的译本只有30首。即使如此,他有了解到这些作品的重要性和挑选到高品质的专书等独到的眼光, 都是很令人感佩的。
薄伽丘是被翻译得最多而被台湾书商盗印得最频繁的中古作家。1930年黄石和胡簪云据英译本译出首部《十日谈》,可惜我未能读到译者序。单以黄石挂名的重印本曾于1960年由香港的商务出版过。1935年柳安从英译选译了其中8个故事。1941年闽逸据英译译出了《十日清谈》,台北的文星书店1965重印过, 长春的时代文艺1996年的重印本没有译者小引 ,也无从拜读译者的个人观点。方平和王科一1958年据英译译出、由上海译文出版的《十日谈》在大陆成了标准本 ,方平译序充满了战斗气氛 ,知识则多来自百科全书。这译本被台商多次改名 (琼斯、魏良雄等 )换包装 (包括所谓导读 ,导读者高谈阔论这部伟大作品 ,却绝口不提真正译者是谁 ,直接参预了剽窃译者与欺骗读者的勾当)。第一次从意大利原文直接译出的是钱鸿嘉、泰和庠、田青 1993年由南京译林出版的《十日谈》。王永年的译本晚了一年 ,也是从原文直翻译的。王林2000年的《十日谈》少了原著者的序 ,也没对所据原文作任何说明 ,无法理解与置评。此外,陈才宇据一个 1587的英译本翻译了《痴情的菲亚美达》(199 2) ,也是个异数。
除了但丁、薄伽丘,欧洲中古文学家在中国最著名的还有乔叟。早在 924年王昌漠等人编译的《欧美名著节本》上集 ,就有“乔塞的肯脱白来故事”(未见)。乔叟的主要汉译者方重于30年代就开始翻译,当时他任教于武汉大学,“有感于当时尚未有人把乔叟这位英国文学史上为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为文艺复兴运动铺路的承先启后的伟大作家的作品介绍到中国来 ,遂发愿翻译”。他于 1943年在重庆译成出版了《屈罗勒斯与克丽西德》,于 1946年译成出版了《康特波雷故事》两个“土纸版”,1979年译出了《乔叟全集》,在台湾也被数次盗印[14]。由于他用散文翻译,后来的译者 ,吴芬1999年译的《特洛勒斯与克丽西德》和黄杲炘2001年译的《坎特伯雷故事》都以诗歌形式重新译出。
以上介绍的是汉译欧洲中古文学在中国出现的第一个高潮 ,我们不妨总结一下这个时期的翻译者的动机和翻译的成果。钱稻孙为自己的兴趣和娱乐父母亲 ,王独清为了给新诗运动引进意大利的清新体 ,王维克要给中国补上世界四大诗圣的缺门 ,梁实秋要赶凑出版情书的风潮 ,郑振铎想引进寓言童话 ,邢鹏举要在黑暗的中世纪找到给中国年轻人反抗传统与思想解放的明星 ,谢六逸和罗念生则搜罗一些比较不受人注意、但极有价值的中古故事与诗歌 ,介绍给中国读者 ,方重也以补缺的心情发愿把乔叟介绍到中国 ,这个多姿多彩的局面因抗日战争与国共内战而告终。
这些翻译家的贡献是极大的 ,可是也有些局限性与不足。他们受到最大的局限是完全接受西方从文艺复兴以来对中世纪的偏见 ,因此,无论介绍的是但丁、薄伽丘还是乔叟 ,都一律予以“黑暗中世纪露出文艺复兴的曙光”、“打破封建与宗教的束缚、走向人文主义与现实主义”等教条式平等待遇。这种偏见到了解放以后 ,和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结合 ,就成了千篇一律的八股 ,如作品为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产品、作家的进步性与局限性等等 ,作为译作序言的思想指导。当然,戴着这副文艺复兴时期配制的眼镜的人并不限于以上列举的这些 ,即使在今天的知识界 ,这种意识形态还是相当普遍的。
他们不足的地方是 ,除了极少数例外 ,没有直接接触到原文 ,不讲究所据以翻译的版本 ,大多数对此都没有交待 ,因此,都是从其他译文或后人改写成的东西转译的。严格地说,他们翻出来的东西 ,大多数不能算是真正的欧洲中古文学 ,都得重新据原著原文翻过。
解放后的汉译欧洲中古文学在 80、9 0年代出现新机以前 ,唯一值得一提的译作是钱春绮的《尼贝龙根之歌》(1959 )。这位自称“没去过德国 ,只是在东南医学院学医时念了几天德语 ,半路出家”[15]的多产翻译家除了翻歌德、席勒等德国作家的作品之外 ,还垂顾了这部中古史诗 ,实在令人赞佩。可是由于缺乏他的译作数据,不知他所据何本,只能从他未受过中古高地德语的训练 ,推测他是据现代德语译文转译的。即使如此 ,他把德语中古文学的一部最重要的史诗以诗体译成 ,介绍给国人 ,贡献还是很大的 ,因为当时的文艺路线 ,也只允许这类的作品问世。
此外 ,还有黄素封1960年译马罗礼的《阿瑟王之死》 ,把中世纪末的一部以英语散文写成、集欧陆阿瑟王传奇之大成的作品呈现给中国读者 ,是件值得庆贺的事 ,译者的成就也是很大的。美中不足的是 ,他明知温切斯特抄本更接近马罗礼原文 ,却弃之不用 ,反而采用经过柯克士顿“整理、修改、润饰、标点、划分章回”作品的印刷本 ,因为他赞成“柯克士顿把马罗礼所作猥亵的描写,特别是本书的第十九卷,几乎完全改写了”的做法[16]。这种不尊重原著真实面目的作风是不值得后人仿效的 ,同时也牵涉到一个翻译者如何对待历史上与今日道德水平不同的现象的问题。我觉得 ,作为重现过去的翻译者和学者 ,我们不应该扭曲事实 ,掩饰历史真相。不过 ,这不是黄素封个人的问题 ,是精华与糟粕那种二分法的流毒 ,也是整个时代的意识形态的问题。
最能代表那个时期翻译中古文学的意识形态的是朱光潜的这段话 :“中世纪最大的文学成就是歌唱民族英雄的故事诗 ,如德国的《尼泊龙根之歌》,英国的《伯阿沃夫》 ,法国的《罗兰之歌》 ,西班牙的《什德的诗篇》以及北欧的沙加(Sagas)等。此外就是各国的民歌。这些作品中有许多不但没有基督教的影响 ,而且是反教会和封建制度的 ,《列那狐》 ,《奥卡森与尼古涅特》,罗宾柯德系统的民间传说都是著例。这些作品都是根据民间传说或是由人民直接创造的 ,它们才是西方近代文学的真正的源泉。”[17]且不论这个观点是否正确 ,由钱春绮的译作开的头、80年代以来卷土重来的汉译欧洲中古文学作品都是这份书单上的民族英雄故事诗 :杨宪益1964年译成的《罗兰之歌》在1981年出版 ,1999年又有马振骋的译本 ;赵金平的《熙德之歌》于1982年出版 ,1997年又有屠孟超的译本 ;冯象的《贝奥武甫》在 1992年出版 ,1999年又有陈才宇的译本;安书祉重译的《尼伯龙人之歌》(未见 ) ;侯焕闳在 19 83年译出冰岛文学的《尼雅尔萨迦》,石娥琴等人于2000译成了《萨迦选集》和《埃达》。这份书单加上上述对但丁、薄伽丘、乔叟的新翻译、罗新璋译的《特利斯当与伊瑟》和沈弘译的中古英语诗如《农夫皮尔斯》等,可以说是近二十年来汉译欧洲中古文学的总成绩。
这二十年来的成果是可观的 ,可是问题也不少。除了翻译各民族的英雄诗歌和重译经典作品之外 ,最主要的建树是在英国中古文学的领域里。冯象译的《贝奥武夫》有学者的严谨和诗人的文感 ,为汉译古英语诗立下新的标准。沈弘几乎要独力把非乔叟的主要中古英语诗歌与诗人都译出来 ,包括兰格伦的《农夫皮尔斯》、高沃的《情人的忏悔》、无名的《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珍珠》、《猫头鹰与夜鹰》、《奥费欧爵士》等著名长诗和不少较短的诗。这两位译者都是受过中古学训练的学者 ,对原文的掌握和版本的考究都非常注重 ,是将来汉译欧洲中古文学的理想人选与模范。
重译乔叟的译者当中 ,吴芬也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学者 ,她以诗体重译了《特洛勒斯与克丽西德》 ,可与方重的散文译本另备一格。另一位译者黄杲炘也以诗体重译了《坎特伯雷故事》 ,他要用“应对的形式翻译” ,他的译文“以顿代步”复现原诗的格律。这是极其可佩的尝试。可是 ,由于译者自称不熟悉中古英语 ,所据的版本虽然在今天仍有参考价值 ,基本上却是个19世纪末的版本 ,在 20世纪末有更好的版本而不用,殊为可惜 ,原因恐怕正是没受过专业的训练。看来 ,今后要提高汉译中古文学的水平 ,专业训练是不可或缺的首要条件。
另一个重要成就是对冰岛与北欧的中古文学的译介。石娥琴主编和翻译了极有份量的埃达与萨迦 ,包括以诗体译诗体《埃达》的全集和六部有名的散文萨迦 ,并对其历史文化背景作了很好的介绍 ,为中国读者开拓了新的领域 ,作出很大的贡献。相形之下 ,罗新璋把杨宪益旧译的《罗兰之歌》和自己旧译的《列那狐的故事》凑上新译的《特利斯当与伊瑟》来代表中古法国文学就显得有点寒酸与不伦不类了。他读中古文学“如重见儿童般的天真 ,犹觉有趣 ,抑或令人绝倒”的见识 ,亦未免太天真了[18]。何况他译的《特利斯当与伊瑟》是20世纪早期大中古学者贝迪耶编写的畅销书 ,也不是中古的原著。
至于对经典作家和史诗的一再翻译 ,我认为只要译者有充足的学养与文笔 ,译本越多越好。至于读到译者的论述 ,好的还是占少数 ,大部分和刚才提到的八股文问题有关 ,我在此就不再一一评论 ,只挑一个比较特出的例子 ,让大家看到一些更严重的问题。赵金平在他的译本序中对《熙德之歌》的八股评语 ,如史诗“反映人民群众的感情和愿望”,西班牙人长期“受着异族的侵略、压迫和统治” ,“摆脱异族的桎梏、争取自由、收复国土和统一祖国就是当时西班牙人民的主要思想感情和愿望” ,“西班牙人民和摩尔人之间的民族矛盾是当时的主要社会矛盾”等等 ,都一字不改地给后来的译者屠孟超抄袭了[19]。八股是脱离了历史事实的公式化口号 ,抄袭虽然与个人的人格与学格有关 ,却也是过去大锅饭思想的遗毒。
我以汉译但丁开始本节的历史回顾 ,也以汉译但丁作为收场。在我读过的但丁译序里,除了早期的王维克 ,我觉得田德望的写得最扎实、最好 ,八股味也比较少些。当我见到 2000年黄文捷的新译本 ,知道他用最新的意大利注本 ,认为一定会有新的译序或诠释。可是 ,翻遍全书 ,除了附于书末一篇谈《神曲》版本的由来与发展的短文 ,并没有他写的序。我多次批评过汉译不记所据原文版本 ,黄君倒给了读者几乎十页长的书单 ,对翻译的个人看法却寥寥数语带过 ,殊为不解。再看书前有二序 ,均出自主编吕同六之手 ,初读序文时 ,只觉得陈腔老调 ,无甚新意 ,后来越读越觉得许多看法、说法、句子和词汇都似曾相识 ,便取过田德望的序相对照 ,才发现吕序与田序多处雷同 ,只是有些地方做了修饰[20]。谁说时代永远是进步的?我读译者序 ,从钱稻孙读到吕同六 ,简直像倒过来的神曲之旅 ,是从天堂到地狱 ,越读到后来越没读头 ,简直是一场悲剧。
“热门”与“缺门”
我在上一节曾简略评论了汉译欧洲中古文学的第一个高潮 ,现在就作个整体的评论 ,着眼于“热门”与“缺门” ,指出有待填补的领域 ,供大家参考。
从上节所提供的数据看来 ,“热门”的时期是中世纪末的著名作家与作品 ,地域则为意大利、英国、北欧 ,文体则以史诗执牛耳。
“缺门”的每一项都得开一门课才讲得清:时间上说 ,欧洲中古文学的鼎盛期 ,即 12、13世纪文学几乎全缺 ;地域上 ,西欧文化的核心地带 ,法语和德语文学也只有象征性的代表 ;文体上 ,南北法语和中古高地德语的抒情诗 (Minne sang)、罗曼斯、史诗、色谑诗 (fabliau)、梦幻诗、名喻诗 (allegory)、动物讽喻诗等等 ,都只闻楼梯响 ,不见斯人来。这些欧洲中古方言文学全盛期的作品和作家 ,不是少为人知 ,就是所知有限 ,来自百科全书的知识 ,更不用说中古拉丁文学了。可是 ,随便举几个例子 ,要译阿瑟王的罗曼斯 ,怎能不译Geoffrey of Monmouth的拉丁文《不列颠诸王史》?要译列那狐 ,怎能不译拉丁文的Ysengrimus? 要译乔叟和《玫瑰传奇》,怎能不译Alainde Lille的拉丁文《自然的怨憾》与《反克劳地安奴斯》?要译《阿伯拉与哀绿绮思的情书》,怎能不译自标准的拉丁文本?要谈“宫廷爱情”或“风雅之爱” ,怎能不译Andreas Capellanus的拉丁文《论高尚爱情》?要读逛荡学生的拉丁诗 ,又怎能不译罗念生 70多年前已开过头的Carmina Burana?
可是翻译欧洲中古文学所需要的知识还不止某国或某个时期的文学 ,译者还得对欧洲各国的历史文化有比较全面的知识 ,这是一个更大的缺门。因为这个缺门 ,才会让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偏见持续下去而历久不衰 ,失去对直接接触第一手数据的兴趣 ,妨碍了对原著的理解 ,从而轻易接受一些二三手信息和更多的偏见。知识越少就越容易简单化 ,这也是为什么八股流行的主要原因。同时,由于这种种缺门 ,大多数欧洲中古文学的中译者 ,除了少数受过中古专业训练的译者,如刚提到的冯象与沈弘,在翻译与介绍的过程,都遇到无可克服的困难,犯了不少缺乏常识性的错误。正因为中古文学的历史悠久,语文、作者、文体繁多,有时连专家也会出错,例如,石琴娥为了推崇冰岛萨迦的地位,说“萨迦开创了中世纪骑士文学长篇小说的先河” ,就是不符合文学史的话。中世纪并无长篇小说一格 ,骑士文学在现存萨加之前约百年早已盛行欧洲。此外 ,2000年出版的译本 ,仍然不向读者交待所据原文版本 ,也是令人不解的 ,这也就牵涉到我国学术规格尚未完善树立的问题。
因为翻译欧洲中古文学需要专业的知识 ,我们最大的一个缺门正是没有一个培养和支持学者与译者的学术体制。我国到今天还没有一个研究欧洲中古文化的学术中心 ,收集中古文化的基本典籍与西方近两世纪中古研究已做出的重大成果 ,供研究中古的学者使用。我们没有够水平的著作 ,供有意于翻译中古文学的译者参考 ,也没有信息上赶得上时代的教科书与普及读物 ,好教育我们的年轻学子。他们只知道今天西方文化正在全球化 ,却不知道它的过去 ,又怎么能有效地应付未来的挑战呢?从以上对历史的回顾与检讨可以看到 ,汉译欧洲中古文学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是很薄弱的 ,因为我们缺乏对欧洲中古文化的专业知识和生产这种知识的机制。建立这种机制和培养这方面的人才是刻不容缓的事 ,也是发展中国整个文化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
[ 本帖最后由 Hermes 于 2006-4-5 13:28 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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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6-4-5 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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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5-14 01:01
发表于 2009-3-4 1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