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东晖：为什么需要翻译批评？

独舞者

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和学术作品的翻译，对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生活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如果没有汉译佛典、没有西学东渐，我们现在的思想方式、表达方式还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子，但肯定是相当地贫乏。夏曾佑曾经陈寅恪叹息自己不懂外语，慨叹无书可读。现在懂外语的、外语好的人越来越多，是不是翻译就不重要了呢。否。

    假如我的德语和李秋零老师一样好，可以拿着康德原著看了就明白，是不是就不需要中译本了呢？否。首先，中译本是花了译者大量时间和精力的，如果他同时有极好的学术造诣，那么他的翻译就会促进我的理解，节省我的时间，虽然这并不能完全代替我去读原文原著。其次，这也是更重要的，就是母语的地位。对此，关子尹先生有一篇很好的文章，可以参看。母语是一切语言经验的基础。维特根斯坦在英国住了那么多年，可写论著仍然用德语，除了他可能有的诵读困难症外，更是因为他是用德语思考的，英语无法替代作为母语的德语。我们也是这样，外语再好，只要是在中文的文化圈里，中文仍然是深层次理解的根本。当然，懂外语之后，对中文的理解和运用也会更深入、更自如。这就是为什么好的翻译家母语造诣也往往很好的原因。

    当然，任何译本都困难有瑕疵，好的译本不是母语缺点和瑕疵的译本，但好的译本一定是合格的译本，差错率应当限制在一定程度内，甚至应当远远低于规定的标准。可是我们现在批评的译本，往往谈不上合格。所以有时候翻译批评成了语法和词汇改错，也因此而让人不屑于从事。但翻译批评是非常重要的。乔纳森的博客上有则轶事：

1983年3月，保罗·德曼在康乃尔大学对瓦尔特·本雅明的名篇《翻译者的任务》进行剖析时，曾很不客气地指出该文的法译本译者、巴黎大学著名哲学教授冈迪拉克的翻译错误。那么，冈迪拉克的错误究竟属于何种性质呢？其实，跟将“异性恋”译成“同性恋”的王道乾很像，他是把schlechthin（可译的）译成了intraduisible（不可译的）。碰巧，德里达在巴黎专门就本雅明《翻译者的任务》这篇文字开过一次讲座，在讲座上用的恰恰就是冈迪拉克的法译本。德里达本人的德文水平相当高，这是不用怀疑的，但在讲座的过程中他却一直在依据冈迪拉克版本的“不可译的”、“不可译性”进行解读，直到听众中有人指出正确的译法应该是“可译的”。

    不知道德里达是怎样应对的，也许他的理论无论是不可译的还是可译的都能解释得通。但与此可以看出翻译的准确性的重要意义。

    贺麟先生翻译的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就属于名篇佳译。虽然从学术的观点看，确有瑕疵，但整体译文的质量很高。我曾经动过重新翻译的念头，但往往是“崔颢题诗在上头”。有时间略加校订，发个电子版让大家共享。几个月前买了杨绛译的《堂吉诃德》，本来是给我的小侄子看的，结果红色警戒远比堂吉诃德有吸引力，于是他又转赠给我。有人批评杨绛的译本不够忠实，但我以为杨绛的译文是真正的文学翻译。当然，我不懂原文，没有资格评判，但读杨译，确实是享受，配得上《堂吉诃德》。

    在国外学术界，翻译批评是非常重要而常见的。两个月前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看到一篇书评，批评一本法文书的英译本有错误，而这些错误在我们看来其实是微不足道的。海德格的《存在与时间》第一个英译本是John Macquarrie和Edward Robinson翻译的，大概是1962年，现在已成为通行本，但缺陷较多。Joan Stambaugh于1996年又出了一个新译本，第二年Theodore Kisiel就写了一篇20页的长文痛批，指责新译本错误多多，甚至新不如旧，根本称不上标准译本。正是有了这些毫不留情的批评，译者和出版商都必须小心翼翼，因为书评在国外学术界和出版界是相当重要的，正如新闻舆论对政府的监督一样。一本书出来，如果没有书评，一出生就死了；有人评论，哪怕是负面的，也能出个彩，不至于打水漂。

    可是在中国，大多数杂志都取消了书评。为什么？大多数都是没有原则的吹捧；而一批评，马上就吵架，反目成仇。我在博客上就曾经举了一个例子。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一个专门的《中国书评》。多么奇怪的产物！

    翻译的问题主要出在体制上。首先，翻译在高校不受重视。这样说似乎有些矛盾，因为比如苗力田先生主持翻译的《亚里士多德全集》就很受重视，邓晓芒翻译的三大批判还得了教育部的一等奖。但实际上，高校重视的就是论文，特别是核心期刊的论文，当然专著也受重视。可是，你不写书，不翻译书不要紧，论文必须写，而且要发表在核心期刊上。这是中国高校最恶心、最可耻的要求，惟一的结果就是逼良为娼，生产出大量文字垃圾。只要看看中国期刊网上的那些大量垃圾论文、重复多发的论文，就知道中国高校的学术成了何种状态。不但教师要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博士生、甚至硕士生也要发表论文才能毕业，于是大量垃圾杂志应运而生或转型而成，杂志副刊甚至正刊越来越厚，文章越来越短。我不知道这场闹剧和悲剧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只有终结了学术创作的核心期刊评价机制，才有真正的学术可言。翻译呢？不重要。只有你翻译完成了像样的作品，学术衙门才拿来表功，尽管表功，在他们的评价机制里，仍然不重要，因为翻译作品无法在量化的科研成果统计报表里显示出份量。

    其次，出版商重视翻译作品。原因很明显，除了在学术领域，除了某些学术明星之外，国内学者的著作不挣钱，因为质量不高，而国外学者的译著好卖，包装、炒作一下更好卖。甚至把国产货贴上洋商标的伪书也屡见不鲜，当然在学术著作领域里还不多。出版社的重视是主要出于利益（当然也有一些财大气粗的出版社赔本赚吆喝），利益当然越急功近利越大。学者、学生往往是利用业余时间“赶活”而不是“干活”，给校订者的时间和薪酬更紧，于是制造出的产品质量也就无法保证了。

    我曾经写过英国Leverhulme基金会拿出11万镑资助一位英国学者用两年的时间翻译弗雷格的《算术的基本原理》，这是花钱买时间。要是我们有这么大的资助力度，对质量精益求精，而不是赶活，何愁不出名作佳译呢？试想，如果给李秋零老师同样的资助买同样的时间，《康德著作全集》不是早就可以问世了吗？

作者：韩东晖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哲学副教授。从他的博克中转载下来的。

北溟之鸟

翻译确实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
所以对译者还是抱有尊敬和感谢。

mu

但实际上，高校重视的就是论文，特别是核心期刊的论文，当然专著也受重视。可是，你不写书，不翻译书不要紧，论文必须写，而且要发表在核心期刊上。这是中国高校最恶心、最可耻的要求

也不知道这些论文写出来谁会关心，现在论文质量已经与论文字数是一个概念了。

Vans.bluge

《堂吉诃德》.......
还是董燕生的译本好....

小香可

其他我不了解，就外国文学核心期刊这一块，论文的质量，我敢说，绝大部分赶不上认真写的本科生毕业论文的水平。

寒鸦

看来我都要认真写论文了！！

kenshin

是啊
文学的学术化问题...

独舞者

抄下两则回复吧：
logos：个人感觉，翻译学术著作相对于中国人来说其重要程度远比对西方人来得重要。因为西方学界在研究方面鲜有使用翻译著作的，而在中国学界则不然。不恰当地说，翻译著作对西方人来说是普及性的，是给不懂外语的一般人读的，而中国的翻译著作却是给学术研究用的。帮主介绍了西方学界对翻译的苛求，实际上中国更应该重视才对。所以对于汉译西方学术著作的苛求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否则，就像人们是根据电视剧了解中国历史的一样，人们是通过翻译了解西方思想的。如果市场上流行的是劣质的翻译，其结果可想而知。

lily：
呵呵，50年代，大陆也有个别出版商是大手笔，商务曾专门供养一批学者，做拉英汉/希英汉词典的翻译工作。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计划胎死腹中，精益求精态度值得怀念。
现在的翻译也是动辄获罪，很少严肃真诚的批评。有时令人心寒。

[ 本帖最后由 独舞者 于 2006-12-14 08:02 PM 编辑 ]

hinekuo

我以为，批评只是一门概率学，而翻译则是法学。必须紧防批评成为翻译的指标，甚至一切超乎原文之上翻译都理当摒弃。最好也不要让你的翻译冒出“评论家”的口吻，使原文少了真挚却经常暴露本土姿态。

剽窃的人和有面具的人，手法纵有千万变化，只要他们存有一刻不肯苟且的心，我愿意尊重他们的翻译和文论，并终生捍卫他们的立场。

超乎原文之上的翻译作品，实际上可以说是明显的剽窃。在乎原文之下的翻译作品，为什么不可能是他们面具人生的真实诉求？

一个翻译者是语言的奴隶，我指的是母语。但是，他热爱非母语的原因，多么希望是他的傲慢以告诉他族的民众：“我秉承先辈的遗志，来指明你表达上的遗漏，你我所固有的语言何其脆弱！”

[ 本帖最后由 hinekuo 于 2006-12-20 10:37 PM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