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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颂歌——读雨果的《九三年》有感
——读《九三年》杂感
《九三年》是雨果的最后一部作品，就雨果本人来说，大部分批评家将其一生的政治倾向归结为：早期保王后来转为共和，妥与不妥我们暂且不论，不管怎样，雨果作为法国乃至世界文坛的一大文豪在经历了一世风风雨雨后，在即将落下人生帷幕之际为人类献上的这部著作无疑承载着他深刻而广博的思想，同时也迸发出难以掩盖的艺术光芒。
就小说情节来说，雨果截取了一七九三年的法国这样一个横截面——刚刚推翻了君主制的法国广大人民生活正陷入贫困，经济正受着严重的通货膨胀的影响，掌权者们也各执己见、纷争不断，与此同时，薄弱的周边也危机四伏。最紧迫的是旺代这块领地还未收复，这就意味着君主制依然随时有复辟的可能。因此，充满着诸多矛盾与冲突的九三年对法国来说是巩固大革命胜利的关键，也是彻底改变法国长期被君主制所奴役和统摄的命运的关键。小说即是在此背景下展开，并且以朗德纳克的逃亡为线索，表现了同是贵族出身的郭文与其叔祖朗德纳克间共和党与保王党的冲突，以及郭文与其师西穆尔登间贵族与教士的矛盾。几经生死的朗德纳克侯爵在逃亡中被三个无辜孩童的母亲的无助哭嚎所震动，唤起了他内心的良知，冒死从火中救出了三名儿童，并将自己交到了共和党人手中，叔祖出乎意料的转变惊醒了郭文对革命与人道的思考，并最终决定以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平等、博爱”回报朗德纳克，私自释放了他，并把自己宝贵而年轻的生命交付军事法庭。最终，郭文被判处死刑，其师西穆尔登也被绞入巨大的矛盾的旋涡，并在郭文人头落地之时扣响了扳机，自杀身亡。
显而易见，西穆尔登、朗德纳克和郭文是全书的三位核心人物。就西穆尔登来说，他“忠贞不移，百折不回”、“心地纯洁，但天性忧郁，有一种绝对化倾向。”显然，这种“绝对化倾向”起码在雨果看来是这位近乎天神的领袖人物的一个缺陷。不可否认，西穆尔登的理想是崇高的，他“把祖国当作他的家庭，既然找不到女人做妻子，他便和人类结合。这种结合充实，伟大，实际上是一种空虚。”很明显，雨果看到了西穆尔登的理想是架空于现实的，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神，是人则难免没有七情六欲，这也就是所谓的人性。因此，他首先是作为一个人而存在的，其次才可能实现其伟大的理想抱负。“西穆尔登什么都知道，而又什么都不懂，对科学他无所不知，而对生活，他却懵然无知，这就是他僵化的原因。……他像一枝箭一样盲目而确信；只向自己看准的目标飞去。在革命中没有比直线更可怕的了。西穆尔登一往直前，义无返顾。”正是这种“盲目”、“确信”使他认同“用恐怖来对付恐怖”，应该说，西穆尔登对待革命是相当激进的，我们不否认革命需要激情，但激进与激情是两个概念，因此评价西穆尔登，用冷静甚至冷血以及激进似乎较为妥当。当然，这个人物是绝不可能只用这几个简单词汇就可以概括，他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个体。他爱憎分明又充满仁慈与同情心，一方面会用嘴去吸一个病人喉部的脓疮，一方面又称他决“不会给国王干这种事”。与此同时，他又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没有人看到过他流泪，并且相当自负，认为自己不会犯错误。“他道德高尚，冰冷。令人难以接近。”因此，可以这样说，西穆尔登更像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或者退一步讲，半人半神，由于他缺少了人性的可爱或者俗一点儿称“人味儿”，就显得那样高高在上，连普通百姓的人情世故也体味不到了，这也算是他的悲哀吧。雨果塑造了这样一个典型的只讲暴力不讲人道的革命者形象，一方面批判了革命的渐离人性，一方面也否定了背离人道的革命方式。
与西穆尔登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郭文子爵。他年轻、热情，激进但讲人道。一方面在战场上英勇无畏，但战争过后又很软弱。在西穆尔登看来，这是“致命的缺点”，但是，就当时法国的国情来看，郭文的仁慈是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的。这就好比中国古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一味实行恐怖政策，结果是双方人心惶惶，怨声载道。项羽之所以失掉了天下，与他的那次屠城恐怕不无关系，如果他能适当缓和一下政策，安抚当地百姓，也不致于惹起众怒。但是，这种“人道”是要有节制的，盲目的人道与盲目的暴力在本质上是没有多大差别的。但是，这种所谓适度的“人道”在现实中是很难把握的。雨果说：“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这就可见雨果首先割裂了革命与人道，并将人道置于革命之上。不知是由于翻译的问题还是原话如此，我始终认为世上没有“绝对的”事物，没有什么革命或人道是绝对的，革命相对于守旧，人道相对于暴力，两方是同生共死的，因此也就不存在“绝对的”革命与人道。再有，革命与人道也并非对立关系，应该说人道是寓于革命之中的。人之所以要革命，不是闲的无聊，而是本性的欲求，没有自身的主动要求，外人是无论怎样也无法鼓动的。革命首先是由于一些人的人性、生存的基本要求受到了压迫，为了生存而奋起反抗，因此，革命始于人性，也就该回归人性。革命如果最终没有回归人性，那这就是革命大方向的迷失。
至于对朗德纳克的描写，历来争议颇多，许多人无法理解并置疑他的转变。我以为，雨果对这个人物的处理正体现了他作为一代文豪的可爱与伟大。政治家无法接受也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人物，因为政治家的着眼点主要是斗争的既得利益，对人性他们不是不在乎起码也是放于次要地位考虑，但是文学家恰恰最为关注的是人性。朗德纳克会去救那三个孩子不是不可能的，人本身就是多重矛盾的载体，我们永远难以预料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因此“救人”于朗德纳克决非不可能之事，何况这位侯爵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坏人”，他也坚持自己的信仰，从这个意义上讲，朗德纳克甚至可以算作一位“老年英雄”。因此。雨果写他的转变也许是寄托了自己的一种理想与希翼，在革命与人道的两难中。雨果摇摆不定，可能他自己都没有想清楚到底该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朗德纳克的转变是战争的天平向人性的倾斜。雨果是带着对人类的悲悯之心而创作的，他颂扬的是人性的美与善，否定的是革命的丑与恶，这种对人性的关怀是难能可贵的。
此外，这部巨著中的小人物也颇为值得研究，泰尔马克即是其中之一。我看到很多篇评论认为这个小说人物是愚昧的，他不分敌我，一方面收留朗德纳克这个保王派，一方面又救治无辜的贫民佛莱莎。恕我不敢苟同。就我的认识，泰尔马克更像是一位哲人超脱于世外来对人性进行关怀。泰尔马克认为“一个人原来可以在法律之外”，对受难的朗德纳克，他也一视同仁，收留了他，但他也并没有滥施仁慈，而是在放走侯爵前严肃的要求他“不要到这儿来做坏事”。而接下来，雨果这样来描述泰尔马克——“……他们（农民们）不喜欢泰尔马克。叫花子泰尔马克是个让人担心的人。他为什么总是望着天空？他一连几个钟头一动不动，到底在干什么，在想什么？他显然跟别人不一样。……而这个孤独的人，却对大自然全神贯注，仿佛沉醉于大自然的无限平静之中，他采集草药和植物，只关心花鸟和星星，这显然是一个危险人物。”这就很自然的使人想到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洞穴人的论述。泰尔马克就像是被解除了手铐和脚镣走出去看到了真理的太阳的洞穴人，当他带着被开化了的思想又回到了局促的洞穴后，里面的洞穴人当然要把他的行为视为怪异，认为他的行为无法理解。泰尔马克超出了善与恶的界限，站在更为宏观的角度关注与解救人类、人性。因此，他在看到一位母亲如此痛苦而这痛苦又恰恰是朗德纳克所带来的后反问自己：“可是我为什么要救这个贵族呢？”“他自己回答道：‘因为他是一个人。’” 这个回答相当精彩，从这个角度来看，泰尔马克对人类的博爱甚至超越了西穆尔登、朗德纳克，他更像是中国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与陶渊明，他活得更像是位隐士，超于世外，然而又始终关注着世事，“革与不革”已不是他所关注的重点，人性的张扬与泯灭才是他最为关注的。雨果虽然对他着墨不多，却倾注了巨大的人性关爱，这就是泰尔马克身上的闪光点。
除却这些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外，雨果的浪漫主义手法也在本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施展。比如开篇几笔勾勒出的索德烈树林，“这座树林是一个悲剧的舞台”，即为全篇笼上了悲剧的阴影。当然，最为精彩的当属描写战舰大炮的段落。为了能使读者对当时的情形有更切身的体会，雨果使用了大量的比喻和拟人手法，如“这门拉断了铁链的大炮，转瞬间变为一头神奇的猛兽，一门大炮变为一个张牙舞爪的魔鬼。……再没有比这种没有生命的东西的愤怒更无情的了。这个发疯的巨物有豹子的敏捷，大象的重量，老鼠的灵活，斧头的坚硬，波浪的突然，闪电的迅疾，坟墓的沉默。”可以说，雨果用他那令人叫绝的丰富想象为读者营造了这样一个光怪陆离、波诡云谲的氛围。也就是在这样一个悲壮的场面下，朗德纳克登场了，显出了他的冷峻、沉着与刚毅。“流史有真实性，传奇也有真实性。传奇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传奇的真实是在虚构中去反映现实。”雨果正是如其在小说中所言的那样认为浪漫手法同样能达到真实。正如郑克鲁先生所说“浪漫手法与写实手法是殊途同归。”
至于小说结尾的处理，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多数评论家认为雨果最终在革命与人道之间选择了后者，这样的说法不无道理，但我们毕竟不是雨果本人，很难了解他创作时的真实心态，可以肯定的是，在恐怖与宽容、革命与人道之间，雨果一直在徘徊、犹豫，可能至死都没有最终思考清楚。这个问题可能也是整个人类的两难选择，因此选择的结果不论是哪一个都有其合理与不合理的一面，也就没有太大的必要去探究了。反而是思考过程中，当两种选择如硬币的正反面一方渐进一方渐远，循环往复，我们的灵魂也因此受到拷问，可以说，雨果后半生就经受着这样的拷问，所以我们看到了这部充满矛盾的《九三年》。可能《雨果传》的作者莫洛亚的看法更为贴近雨果本人的想法，他认定作者对两个阵营——蓝军和白军的同情是平等的。“保皇党的首领朗德纳克侯爵的智慧、勇敢和冷酷只是更加显出他的惨无人道。朗德纳克就是历史上一笔勾销的已成过去的法国。”“雨果想说明的是，革命对待资产阶级、旧世界、君主政体的态度是正确的，没有流血斗争乃至恐怖，砸碎旧枷锁，实现新社会的解放事业是不可能的！”
应该说，《九三年》所蕴涵的冲突是多元的，与主要的敌对冲突——共和政体与君主政体并列的是伦理道德的冲突。这里指的是郭文所代表的“宽容的共和国”与西穆尔登所代表的“恐怖的共和国”之间的争执。我们看到一个最正确的观点，根据这一观点，“真理的两极”——西穆尔登和郭文，即恐怖（这在今天是必要的）和宽容（这在明天是可能的）。在小说的最后，雨果不急于下结论：他在十八世纪法国革命的伟大历史的大门口停下来深思熟虑……
雨果没有给他的读者们一个终极答案，这反而更增添了《九三年》的艺术魅力。因为不同时代的读者会站在自己的时代背景下来解读它，从而获得不同的认识。可以说，《九三年》在这个意义上是与时俱进的。而反观中国古代乃至现当代的小说，能有如此魄力描写这样宏大场面的战争题材的小说真的为数不多呀，就与时俱进来说，恐怕只有存疑最多的《红楼梦》堪与之媲美了。
《九三年》带给读者极大的想象与思辨的空间，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永恒的话题：革命与人道。即便是在物质文明如此发达的今天，从巴以冲突，美国的“九?一一”事件，以及战火纷纭的伊拉克，我们仍然挣扎在革命与人道之间，但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人性始终是人类的终极关怀目标，如果脱离了人性，人与兽就沦为一路了。雨果正是怀着人文主义者对人性的关怀在即将辞世之际为我们献上了着一巨著，留给后世的读者以无限的思索和启迪。
参考书目：
1、《伟大的叛逆者——雨果》 安德烈?莫洛亚著 陈沅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4年4月第一版
2、《雨果创作评论集》 柳九鸣等著 漓江出版社 1983年1月第一版
3、《〈九三年〉与革命问题》 孔庆东作 北大中文网站论坛
4、《〈九三年〉译序》 郑克鲁作 中国学术网
潘珊
2004年岁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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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5-9-28 2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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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0-24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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