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卡夫卡向来是以思考的重量打动读者和评论者的。最近我正在写一大篇研究卡夫卡的论文,其实只是一些感悟。将我论文的部分草稿贴给大家,还请大家共同讨论。下面是我对卡夫卡叙事特征的一些思考:(未完待续)
第一节 轻与重
现代主义大师的创作实践证明了一个事实:“重点”、“重要事件”、“重大意义”、“重要人物形象”不再是评判文学创作的权威标准,文学其实可以远离道德教化,可以在诙谐自嘲中释放内心的阴暗。乔伊斯可以通过记述两个普通平庸的都柏林男人在1904年6月16日那一天的邂逅完成对《奥德修斯》这部宏大史诗的戏仿,在卑琐混乱的生活记录中暗示当代社会虚无幻灭的沦丧本质。普鲁斯特也可以在黑暗封闭的房间里肆意在记忆中重新建构时间与空间,对繁琐小事的带着淡淡哀伤的回忆也可以捕捉被遗忘的生命气息。在达利的绘画中,表可以融化/溶化为一个软塌塌的存在,而正是这只变形的表完成了永恒的记忆。(插图永恒的记忆)在卡夫卡的世界里,由于自身的虚弱,“轻松”可以成为另一种攀登的力量;而轻松则意味着“无原则性、小题目、轻松象征的形成、无用的废物”。 卡夫卡的轻松性意味着:一、创作的随心所欲,不必顾忌常规;二、创作的小题大做,最平凡的题目中往往孕含着最丰富的内容;三、创作意味着对象征空间的开拓,不确定性与再阐释性是文本不朽的要义;四、创作者自身是“无用的废物”,走下圣坛的凡人视角对世界的把握不再是全知的、完整的、连续的,而代之以局部的、破碎的、断裂的。
一、语言之轻与象征之重
1984年卡尔维诺在哈佛大学做系列诗论讲座,讲稿就是著名的《美国讲稿》的雏形,在《美国讲稿》中第一讲卡尔维诺就讲了“重量”这个问题。在轻与重之间,卡尔维诺直截了当地说他支持轻,因为轻同样可以承载重的内涵。他回顾了自己40多年的小说创作生涯,说:“我的工作常常是为了减轻分量,有时尽力减轻人物的分量,有时尽力减轻天体的分量,有时尽力减轻城市的分量,首先是尽力减轻小说结构与语言的分量。” 卡尔维诺,318在这篇讲稿的结尾卡尔维诺援引了卡夫卡的一篇故事《铁桶骑士》,用以示范如何在给小说“减重”的同时而不“失重”。在这则人乘着煤桶飞天的寓言中:一个寒冷的冬夜,“我背后是冷冷冰冰的炉子,我前面是铁石心肠的天空。”266,一粒煤屑也没有了,“我的煤桶已经空得可以骑着它走了”,于是“我”骑着煤桶到煤店老板家借一铲哪怕是最劣质的煤,但却被狠心的煤店老板用围裙扇走了。从题材而言,这是一篇具有寓言性质的短篇小说;人物是不知身份的主人公和一对普通的小经营者;情节更为简单,是主人公向煤店老板赊煤遭到拒绝。如果按照卡尔维诺为小说“减轻分量”的理论来看,这篇小说无疑在表层结构上是“轻”的,但是一旦深入到文本深层所蕴含的象征空间,这种“轻”则成为不容轻视的“重”。
我们以小说的开篇为例。“煤全用完;煤桶空空;煤铲闲着;炉子呼吸着冷气;房间鼓满了冷风;窗前树木在严霜中发僵,天空成了抵挡想向它呼救的人的银盾。”在这样短短一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煤桶、煤铲、炉子、房间、窗子、树木、霜、冷风、天空组成的一幅纯粹的静物画,我们感受到的是在炉子与冷气、房间与冷风、呼救与抵挡的冲突中产生冲撞力。这句话简洁明净,晓畅轻逸,没有多余的文字来增加句子的重量;但信息涵盖量却十分丰富,且表现力强,完全可以改写为一首出色的印象派诗歌:
煤全用完;
煤桶空空;
煤铲闲着;
炉子呼吸着冷气;
房间鼓满了冷风;
窗前树木在严霜中发僵;
天空成了抵挡想向它呼救的人的银盾。
改写之后我们还发现了卡夫卡句法的规整,这7个诗句完全采用了同样的主--谓结构或主--系--表结构,这种单调的句法并未使得这首诗有丝毫的干瘪寡味感,相反,结构的重复强化了表现的力度,此外,每一个句法雷同的句子都蕴含着非凡的想象力及语言张力。这个句子充分显示了卡夫卡赋予极其简单的事物以无限的象征空间的才华。煤是物质生命的延续的必需之物,煤的匮乏暗示着生存的致命威胁;炉子与房间不再构成温暖的印象,而是在冷风中窒息膨胀;树木的生命感在寒冷中僵化麻木,天空也不再是最后的乐园与依托。此外,文中还提到了卑屈卧地的骆驼与威吓的鞭子,冰窟似的房间与煤店老板热得需要开门透凉气的地窖。这些强烈的反差都被掩饰在作者不经意的散漫之中,这就是卡夫卡所独特的化重为轻。
空空的煤桶,空空的街道,空空的肠胃,飘来荡去的主人公,嘴里呼出的寒气,眼睛因寒冷流下的不含感情的眼泪,无一不是强化一种浮在冷风中的没有分量的存在意识;骑着桶飞上天空,依然是没有奇迹没有温暖没有光明的未来,空空的胃囊无法容纳沉重的心,飞离冰冷的大地并不意味着能够摆脱沉重的耻辱。就是在这样一则弥漫着轻飘飘的意象与漫不经心的叙述的寓言中卡夫卡不仅仅完成了对社会黑暗战争残酷有力的讽喻,更让人看到了比没有煤块的房间还要阴冷的人性,感受到的是人的尊严丧尽谦卑扫地的耻辱。而这样一个沉重的主题在卡夫卡这里却轻而易举地通过一个轻飘飘地浮在空气中的骑桶人这样一个构想就实现了。这种轻与重在反差中所构成的弹性空间正如卡尔维诺所言:“能使我们产生永无止境的联想。” 卡夫卡就是这样的举重若轻。
卡夫卡非常重视语言的纯洁性,他所喜爱的作家大多也属于这种语言风格,他在向雅努赫推荐克莱斯特的小说时说:
“这是克莱斯特的小说。这是真正的创作。语言非常清楚。你在这里找不到矫饰的语言,看不到装腔作势。克莱斯特不是骗子,不是逗趣者。他的一生是在任何命运之间幻影似的紧张关系的压力下度过的,他用明确无误的、大家普遍理解的语言照亮并记述了这种紧张关系。他要让他的幻景变成大家都能达到的经验财富。他为此而努力,却不耍言语游戏,不做评论,不施用诱惑。在克莱斯特身上,谦虚、理解和耐心变成任何一次分娩的成功所需要的历练。因此,我反复阅读卡莱斯特的作品。艺术不是瞬即消逝的惊愕,而是长期起作用的典范。这一点,您从克莱斯特的小说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这是现代德语语言艺术的根。”
卡夫卡通过对克莱斯特的评论中鲜明地树立了自己的语言风格:不加矫饰的自然、明确易懂、如实记录而不加评论。正如雅努赫所言“卡夫卡能用一两句话迅速阐明有争议的事情。而他从来不化什么力气,表现自己才气横溢甚至妙趣横生。无论他说什么,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话总是那样简单、自然、不言而喻。达到这种小说不是靠某种特别的遣词造句的方式、表情或语调。”卡夫卡小说所抵达的深度与力度不是通过徒然增加语言的密度与重量及难度实现的,他注重的是语言的象征力量。如何赋予最简单的语言最丰富的能指空间,如何通过有限的语汇表达无限的精神这才是卡夫卡的叙事意图。卡夫卡的创作主要是短篇小说与微型小说,即使长篇小说也是按照短篇小说的架构来组织的。短篇小说最能体现语言的表演力,《铁桶骑士》、《一只狗的研究》、《致科学院的报告》、《杂种》、《豺狗和阿拉伯人》、《切不开的面包》、《兀鹰》等带有寓言性质的作品则是卡夫卡这一创作意图的一贯体现。
然而,卡夫卡的寓言不仅仅是寓言,“是一种否定性的超验的象征”而不是一个肯定性的寓意与明确的教化意图。事实上,理解卡夫卡的困难来自想象的困难以及相应的象征的困难,对此卡夫卡似乎早有预见。他曾经说:“许多人抱怨,智者的话就是反来复去总是象征,但在日常生活中无法应用。如果智者说:‘过去吧’,它的意思并不是要我们到另一边去,至于说走过去,只要值得,我们总还能够做到的;他指的是某个传说中的地方,使某个我们所不认识的地方,就是他自己也不能把它说得更准确,所以他对我们一点帮助也没有。”卡夫卡明确地告诉我们他的作品有象征性,但这些象征具体指的是什么,他也不清楚。他甚至绝望地认为这种创作其实毫无意义,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会留下一个焚稿的遗嘱。卡夫卡说“所有这些象征不过是想说明:不可理喻的东西就是不可理喻的。”那么追究卡夫卡的象征意义其实也就是一种在“不可理喻”中找到“可理喻”之处的冒险。
从语言之轻与象征之重这个角度来观望卡夫卡以后的文学创作,几乎没有什么作家得到了他的衣钵传授,中国作家也不例外。从这个角度对卡夫卡与现当代中国文学进行影响研究几乎是思路一条,要么导致牵强附会,要么根本就是赶鸭子上架,这不仅会把对卡夫卡的理解困难引致更深的误解,而且会歪曲所涉及的中国文学文本的原貌。事实上,20世纪后期的中国文学创作的确呈现了一个类似于卡夫卡风格的“避重就轻”,但这种轻与重的抉择几乎总是有关内容与主题的。就叙事语言而言,轻更多的表现为没有根基的虚飘,既想抛弃传统语言的“土”气又想附带一些西语的“洋”气。但同时,这种语言又是空洞无物的花架子,我们看不到在这打扮得漂亮前卫的语言之后创作者对生命有什么思考。这种失根的语言在跳跃中拉扯而成的晦涩难懂、语意指称不明、肆意编造语言的作品几乎吓跑了读者。但也乐坏了一些评论者,与在不可理喻中寻找意义的耗人身心的焦灼相比,在一种语言游戏中进行再游戏堪称为一种乐趣了。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诚然始于文字游戏,但绝不能仅仅停留于此,卡夫卡对待文学的严肃性与纯粹性应该对我们当前的创作有所启悟。正是由于这种在不具有可比性的可示范性使得论者在此对卡夫卡的语言风格作一强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