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尔：施特劳斯论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

Theonona

布鲁尔：施特劳斯论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转载)

布鲁尔（Christopher Bruell）

程志敏译

本篇关于施特劳斯教授论色诺芬笔下如何描述苏格拉底的作品之研究，将主要致力于讨论他对《家政学》（Oeconomicus）*的解释。因此要稍微交待一下这种选择以及将要采取的讨论方式的理由。

在施特劳斯研究色诺芬的《西罗》（Hiero）而写的《论僣政》（On Tyranny）中，他写到：“由色诺芬所开创的谦卑艺术之魅力已然被破坏掉了，至少暂时如此，如果那种艺术是通过解释而变得莽撞冒失的话。……我们只能希冀色诺芬的艺术会被一代人所理解的那个时代会再次到来，这代人在其少年时代就得到了恰当的训练，那么就不会再需要目下这种累赘的研究”（页27，修订本）。施特劳斯并没有说在对那种时代的希冀中，就不再需要这样的研究：训练毕竟不是一切。我们此处所引之语首次出现在1948年。22年后，施特劳斯出版了《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对话：〈家政学〉阐释》，两年后又出版了《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Cornell University Press），在该书中，他写到，“我完成了对色诺芬笔下苏格拉底作品的阐释”（前言）。也许施特劳斯生前出版的最后这两本书是他赐给这一代人的礼物，在某种意义上他对这代人的训练是责无旁贷的。

当然，这两本书也给无论训练有素的或未经训练的读者带来了非同寻常的困难。这两本书的写作方式也许可以在与《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中所出现的一个单句段落的参照中得到阐明，在讨论色诺芬《会饮篇》（Symposium）的过程中，他写到：“色诺芬声称就在宴饮的现场”（页144）。在前一段的最后一句中，施特劳斯认定《会饮篇》“并非仅仅是为了描述苏格拉底游戏性的事迹，而纯粹是要描述他的事迹本身：与他的言语和思想相区别的是，他的事迹无非是游戏性的”。施特劳斯为何紧接着这句话就写下了那个单句段落，让我们关注它所包含的信息，而不是像他在其他地方那样很容易地向我们传达这些信息？结果显示，在〈论色诺芬的《长征记》〉（Xenophon’s Anabasis，载interpretation，卷4，第3号，页117-47）一文中，施特劳斯解释了它们之间的联系。该文也许是打算充作那两本论色诺芬描述苏格拉底的书的附录。施特劳斯在那里，也就是我们在《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中正思考的那一页写到：“可以肯定，色诺芬（不同于柏拉图）以与苏格拉底相区别的方式来表达自我”（页140；参见页124：“色诺芬立而起行；他在‘政治’这个术语最通常的意义上从事着政治活动，然而苏格拉底却不这样……”）。换言之，《会饮篇》中所描述的色诺芬是在宴饮的现场，这对正在那里受到庆贺的苏格拉底来说意味着一种替代性的无声暗示。此时，且不说尚有许多疑难还未得到解释，施特劳斯在他撰写《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时，也绝不会想到自己在有生之年又写下了〈论色诺芬的《长征记》〉。的确，这篇论《长征记》的文章中所提供的解释，会在《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所发生的种种暗示中得到确证，而这些暗示正是从我们正在讨论中的那页起就已经开始了。但是，至少在那个时候，那个费解的单句段落应该可以成立。由此观之，我们就施特劳斯在这两本论色诺芬描述苏格拉底的书中，凭其写作方式而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如A与B一起考虑的话，会得出结论C，但施特劳斯自己总不把对结论C的证明看作自己必要的或适当的工作，他甚至不承认A与B相关；他把这些情况摆在那里，只提到A和B具有同样密切的关系，而全赖读者去做余下的推理……[全文太长，请下载阅读]

Bernhardt

是列维-斯特劳斯吗？

Hermes

是列奥·施特劳斯，美国的政治哲学家，列维是法国的人类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