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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昏起飞？
——尼采《偶像的黄昏》评注
演出到此结束，超人死了。
——约阿希姆·克勒《尼采的最后一个梦》
转自：http://shenyuanzhuren.blogchina.com/blog/5838731.html
从表面上看，13小节组成的《偶像的黄昏》是尼采讨伐希腊人苏格拉底的檄文。所以，将这里的“偶像”理解成苏格拉底，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黄昏”意味着没落，意味着一天的终结，意味着一条光明的道路走到了尽头——这是否在宣判苏格拉底的死刑？认真参悟这个文本，我们可以注意到这样的细节，短短三千文字，第一次与最后一次提及苏格拉底，都是在谈论他的死亡：判断与言说在即死的语境之中展开。这未免有些残酷。可苏格拉底的勇敢与平静会打破人们的怜悯之情。
“活着——就意味着长久生病”，这是尼采引用的苏格拉底的第一句话。而在末尾，他认为苏格拉底是自杀的——“并非雅典人、而是他自己给自己下毒的，他向雅典人强索毒鸩。”甚至他为苏格拉底写下了临终的祈祷词：“苏格拉底不是医生，在这里死亡才是医生……苏格拉底本身只是一个久病者……”这里，我们至少可以看出：苏格拉底是一个病人，毒药与死亡是医治他的疾病之解药。苏格拉底认同雅典人的死刑判决，原来是为了解救自我，所以他能表现得勇敢和平静。
既然死亡是一条拯救的路途，那么尼采为何还要说是“偶像的黄昏”？——这总会留给人一种凄惨悲凉的感触。我们要注意到，文本中有这样的对时间的定义：苏格拉底教导人们尊崇理性，将性等同于美德和幸福——这仅仅意味着：“人们必须仿效苏格拉底，制造一个永恒的白昼——理性的白昼——以对抗黑暗的欲望。”接下来，尼采又使用了极具决断语气的排比：“耀眼的白昼，绝对理性，清醒、冷静、审慎、自觉、排斥本能、反对本能的生活……”理性赫然与白昼并列。而联系起此一隐喻，我们似乎可以说，白天是理性的；黄昏是理性的衰败，或者，是从理性生活转向另一类（黑夜的）生活的接榫之点。黄昏在这里具有积极的意义，如同苏格拉底的死。但这仅仅是第一重的。
黄昏与死亡为什么会产生积极的意义？而不是消极的意义？我们看到，“偶像的黄昏”在一开头，所流溢的腔调便是悲观的：“在一切时代，最智慧的人对生命都作了相同的判断：它毫无用处。”生命是无意义的，所以苏格拉底才说活着就是承受病痛的折磨。可大多数人会如何看待这智慧的见解呢？尼采模仿他们的声音质问：“也许他们（智慧的人，引者按）全都不再站得稳？都迟暮了？都摇摇欲坠了？都颓废了？也许智慧之出现在世上，就象一只闻到腐尸气息而兴奋的乌鸦？……”注意这里埋伏的地雷引线：尼采已经将“他们”（智慧的人）与“人们”（民众）区分、乃至截然对立开来。
在第二节，尼采尽管很锐利地将矛头指向苏格拉底：“衰落的征兆，希腊解体的工具，伪希腊人、反希腊人”，但他谈论的中心词却是“智慧”与“智慧的人”。所谓“智者的一致”（consensus sapientium），不是说对某一问题的看法一致，而是说在心理的某一方面一致：那就是对生命的必然否定。尼采运用了一个简单的逻辑：作为一个人，他不能去估定生命的价值——不能为一个活人估定，因为他是当事人，是被估定的对象；更不能为一个死人估定，死人是没有判断力的。尼采最想说的是，生命的价值完全不可能被估定，如果一个哲人要把生命的价值看成一个问题，那只能说明，他不是智慧的，不配享有“哲人”这个高贵的名号。从这一点延展，尼采将疑虑的目光投向一切“伟大的智者”，他们堪称智慧吗，或者不过是一个生命的颓废者？——但尼采又快速地收回发问的线头，而将话题引到苏格拉底。
智慧与生命的关系：这是人类史上一个恒久的问题。在我们记忆版图中央伫立着的那个苏格拉底，自称是一无所知，却被德尔斐神庙的神灵指认为是世间最智慧的人，苏格拉底的一生，就是在与德尔斐的神谕对抗之中度过的。由此，后人形成了一个断言：智慧，就是关于无知的学问。或许是语言的障碍，这句分歧离异的话总让人们感到费解。一般而善意地说，这句话所展示的是一种对知识的谦恭姿态，对宇宙、自然和神的虔敬，是一种对未来之力的放性。哲学起源于惊异——因为无知，才可能惊诧。哲学的生命是从“无知”走向“知”的过程，但“知”永远不会完满，所以哲学永无止境。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与《斐多篇》，苏格拉底相信灵魂的存在与不朽，相信灵魂是此生的起源，正是最纯正的哲学的姿态。同时，这也是对生命的姿态，无论现世，还是来生。
不要将眼神滞留于尼采描绘苏格拉底之时所使用的那些刻薄的词语：贱民，罪犯，丑角，色情狂等——这是他眼中的苏格拉底吗？这个粗陋形象的塑造，是出于仇恨和轻蔑吗？如果是，那为什么会有仇恨，为什么会有轻蔑？这些情绪难道是智慧的附带物吗？尼采不会在意这些问题，而当我们发现，他居然用了不少于5小节的笔墨来刻画出一个只会令人们厌恶的苏格拉底，这又能说明什么？——这只能提醒我们，尼采的苏格拉底很可能不同于我们在习俗中所认知的苏格拉底。可能是我们认识错误，也可能是尼采的歪曲，或者都是，都不是。对我们来说，发觉这一点之后，继续阅读这个文本，是一场惨烈的观念争斗，两个苏格拉底在搏击，不，是尼采与我们的偏见在搏击。
这里存在诸多有意思的细节。首先，尼采深究苏格拉底的血缘：他出身最底层的民众；深究他的相貌：丑陋，这意味着人种的衰落；深究他的身份：罪犯，兴许是个怪物，心中隐藏着一切恶习和情欲。然后，深究他的性格：“他身上的一切都是夸张的、滑稽的、漫画化的，同时一切又都是隐匿的、机密的、躲躲闪闪的。”深究他的行为：使用辩证法——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诡辩术——这在希腊的习俗是歪门邪道，苏格拉底使用它，只能让自己沦为一个丑角。深究——尼采告诉我们，苏格拉底是雅典贵族圈子里的第一个击剑大师，他撩拨起希腊人的竞技欲望，以此来魅惑他们，这是基于贱民式的怨恨，朝向贵族们的复仇——苏格拉底就是这么一幅可憎恶的面孔，以至于人们没有理由不反感他。
但他却飞升成偶像，高贵的雅典人的偶像。只可以这样解释：选取苏格拉底为偶像，正暗示着雅典人已经陷入一种普遍的、无可救药的疯狂，这是不可思议的。还有，这亦论证着苏格拉底的魅惑手段的高明——“全世界都需要他，——他的方法，他的治疗，他的自我保存的个人技巧。”可苏格拉底是真心的吗？尼采不是说他暗地里在向雅典贵族们复仇吗？“本能到处陷入混乱之中；人们到处距纵欲近在咫尺：monstrum in animo（灵魂的凶兆）已是普遍危险”，雅典城邦走入这样恶劣的局面，依照尼采的逻辑，难道不正如苏格拉底所期盼的那样吗？这又是不可思议的。
看一下苏格拉底开出的药方：是理性。理性作为一种德行，能克制本能的冲击，给生命带来幸福，从而肯定生命的价值（显然，苏格拉底把生命价值的估定当作了一个问题，在尼采看来，他必然是不智慧的，是颓废者，是生命的迟暮——“偶像的黄昏”）。这就是“理性＝美德＝幸福”的公式。这最终成为整个希腊思想——甚或西方文明——的起源（这其中的道德性，“劝善”的道德，以及对“理念世界”的预设，给予基督教无上的灵感）。凭借理性，苏格拉底成为了自己的主人。理性被等同与白昼的光芒，以反抗本能、冲动与欲望营造的黑夜。这便是尼采告诉我们的。
陈述的同时，尼采亦在批驳着苏格拉底所开药方的谬误。他写下了这段为后人所不懈引用的话：“哲学家和道德家以为，他们与颓废作战，便是摆脱了颓废，这乃是一种自欺。摆脱颓废是他们力不能及的：他们所选择的救援手段本身也仅是颓废的一种表现——他们改变颓废的表现，却没有消除颓废本身。”就是说，理性只能解决本能的一时之症结，而无法一劳永逸地医治它的病魔（永恒之本源）。同样，理性的过度膨胀亦是一种疾病，尼采生活的时代，正被这种疾病恶狠狠的纠缠。理性作为生命的主人所主张的：“必须克服本能”——难道其本身不是一种颓废的公式？因为本能是不可以被克服的。终于，尼采呼喊出了他埋藏在心底的话：“只要生命在上升，幸福便与本能相等。”
是这句嘹亮的呼喊，而不是余下的最后一节，终结了这个文本。很明显，尼采对他塑造的苏格拉底的形象，是持批判态度的，并不惜将苏格拉底贬低为下贱的民众一层。他强调本能高于理性，甚至这二者根本就是不可比照的。惟有本能，才能给肉身以健康的形体，才能给生命以上升的力量，才能给人类以幸福的快感。压制欲望，乃至驯服欲望，是彻头彻尾的错误。他——不管是否出于善意——认为苏格拉底最终觉察到这个错误。但该错误的后果是否致苏格拉底于死地，尼采并没有说明，他只给出了一个以忏悔者的姿势现身的苏格拉底的留影。
必须重申这样一个问题：不是尼采在论证上的粗鲁，也不是苏格拉底的形象的真实可靠性，更不是这个文本的分裂（这是尼采书写的一贯特点），而是——我们必须发问，尼采对苏格拉底到底保持什么样的态度，以及黄昏这一时刻在尼采时间哲学中的地位。对苏格拉底的态度——这或许不该是个问题，因为尼采是从不针对某个人的，只针对特有的思想，所以，我们不必会费力揣摩这是一个青年的苏格拉底，或是老年的；是无知的，还是“知”的。我们只需要知道，尼采终究是将苏格拉底当成一个忏悔者，也可以说，一个迷途知返的同伴来看待的。
而要想知道黄昏的时间属性，则要与《“真正的世界”如何变成寓言》一文联系起来。在那里，尼采设定了世界的六个阶段，“黄昏”应该在第三与第四阶段之间。“本质上仍是旧的太阳，但被雾和怀疑论笼罩着”的第三阶段，“真正的世界”，即“理念世界”，或基督教的彼岸世界，被看作一个安慰、一个义务、一个命令；而作为拂晓的第四阶段，是实证主义时期，“真正的世界”被搁置于一个苍凉的角落，没有人愿意过问。黄昏时节，处于尼采的世界演进旅程中的水中央。从黄昏起飞之后，便是彻底的怀疑与彻底的创造：在废除真正的世界的同时，我们也废除了假象的世界。这已到了正午，到了人类的巅峰，到了查拉斯图特拉下山的时刻。
2004年12月5日于宁波
[ 本帖最后由 H.James 于 2006-12-15 02:13 PM 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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