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我们同时代的莎士比亚

mu · 发表于 2005-9-15 14:53

张冲/文

当本·琼生（Ben Jonson）写下莎士比亚“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世世代代”这一诗行时，他很可能希望籍此对这位诗人兼戏剧家表示衷心的赞美，但是他也许并没有想到，这句话将成为一个被历史和现实无数次验证、而且还将继续验证下去的预言。四百余年来，莎士比亚一直是圣经之外印行最多发行最广的英语作品，剧院节目单和出版商书目里，莎士比亚及其相关产品一直是重要的常设项目，莎士比亚教学和研究一直是高等教育的重要内容，莎士比亚戏剧节一直是演出界的一桩盛事。虽然上一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乃至世界“去中心”思潮（decentralization）盛极一时，莎士比亚的经典地位似乎也受到了挑战，一九九六年洛杉矶世界莎士比亚大会上还响起了“去莎士比亚”（de-Shakespeare）的呼声，但从根本上看，出现这一呼声本身，也无非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莎士比亚的不可去性。

事实上，属于所有时代的莎士比亚远不止出现在舞台和书架上，也远不止因为他的剧作具备了为所有时代读者和观众喜爱的内容。莎士比亚之所以属于所有时代，还在于——也许更在于——他的剧作以各种方式参与着各个时代的社会、文化、政治生活，表现出惊人的当代性和适时性。莎士比亚似乎就是我们的同时代人，经历着我们在经历的一切，关注着我们在关注的事情，传达着我们在传达或想传达的信息。《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难道犹太人没有眼睛吗？……你们要是用刀剑刺我们，我们不是也会流血吗”（三幕一场）等著名台词，多少反拨着当时因御医洛佩兹被怀疑有毒害女王的企图而起的反犹气氛；《理查二世》则因为展现了臣属颠覆君王的场面，被认为有助长篡位企图之嫌而在当时遭遇禁演，同一出《理查二世》，几百年后又成为捷克人在“布拉格之春”事件时发泄不满的最好形式：当年的捷克领导人苏联之行后遭遇软禁的结果，与戏中的理查二世从北方匆匆返国，却发现自己早已被撵下国王宝座的命运何其相像！而那个既忧郁又犹豫的王子哈姆莱特，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英美曾一度成了“不作为”的典型，受到热血青年的批判和嘲讽，似乎莎士比亚也在为使更多的人投身风起云涌的社会抗议运动而呐喊。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西方文化和文学批评思潮迭起，在以崭新与多样的角度和深度阐释着社会和文化的同时，也对莎士比亚进行了新一轮解读。文化唯物主义、精神分析学说、各种各样的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一面解构着传统的莎士比亚，一面又在建构新的莎士比亚。虽然这时的莎士比亚并不是娱乐或教化行为的主体，而成了批评思索和解构建构的客体，成为各种文化和文学批评武器的试验场，但正因为如此，莎士比亚便和奥斯威辛集中营、殖民主义衰落、民权运动、女权主义、多元文化兴起等，成为当代目光的关注点之一。不仅如此，莎士比亚还检验着当代纷繁的批评视角，检验它们的合理程度和适用程度，向人们展示这些批评视角的操作方式和可能成果。这样，当今时代在解构和建构莎士比亚的同时，也昭示着莎士比亚的适时性。

如果把目光稍稍偏转一下，去看看当今大众娱乐的主要形式之一的电影，我们便会看到莎士比亚适时性的又一个、也许是更令人印象深刻的例证。特别是上一世纪九十年代，莎士比亚在银幕上红极一时，电影工业界的名编名导名演们以各自的理解和技巧，在胶片上对莎士比亚进行了极富特色的阐释。布拉纳（Branagh）的《无事生非》，凭借男女主角的出色表演，贴切地阐释了原作中的那场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爱情战争”，把莎士比亚的喜剧精神发挥到了极致；帕西诺（Al Pacino）的《寻找理查》（即《理查三世》），则将新闻片、记录片、舞台片和故事片的形式巧妙地糅合在一起，在叙述电影故事的同时向大众普及莎士比亚的语言、戏剧技巧、演出程式和人物情节；深受欧美年轻人喜爱的鲁尔曼（Luhrmann）的《罗密欧+朱丽叶》，玩弄着拼贴、戏仿、反讽等手法，借莎士比亚的爱情悲剧告诉人们，透过后现代的万花筒我们有可能看到些什么；暗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理查三世》，把历史悲剧的乱世枭雄装扮成了希特勒的模样；二〇〇〇年版的《哈姆莱特》，则把哈姆莱特悲剧搬进了曼哈顿的摩天大楼，故事情节围绕着一家大公司董事长的突然身亡展开；一九九九年上映的《仲夏夜之梦》，借着好莱坞的几个著名女影星，演了一出以前一世纪为背景的嬉笑怒骂的闹剧；而作为二〇〇一年世界莎士比亚大会展映片的《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则把莎士比亚悲剧中的荒诞血腥发挥到了让人无法忍受的极致。十一二年时间里，林林总总近二十部电影，使莎士比亚不仅再次成为大众娱乐的一个关注焦点，也催生了莎士比亚评论的又一新方向：莎士比亚电影研究，为经典作品大众化的问题提供了崭新视角和经典课题。

即使把目光转向我们正在经历着的社会生活，莎士比亚依然呈现出惊人的适时性和当代性。《一报还一报》中，文森修公爵感到在自己治下法制松弛，便将权力转给有刚正严厉之誉的安哲鲁，并告诉他：“你的片言一念可以决定维也纳人民的生死”，“你的权力就像我自己一样，无论是需要执法从严的，或者不妨衡情宽恕的，都凭着你的判断执行”（一幕一场）。如此地把生杀与夺大权放在一个人手里，造成了无人监督的绝对权力，公爵对后来安哲鲁以权谋私的腐败事件，断难辞其罪责。著名的历史剧《亨利四世》开场伊始，观众就听见亨利四世宣布：“动荡多难，是我们眼下这时世。/且让受惊的和平喘过一口气，/然后气短声嘶地宣布：战争/即将在海外的国土上重新开始”（一幕一景），而在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中，更不乏焦土一片血流成河的战争场面时，当我们读到这样的场面时，思绪中挥之不去的景象很可能是巴尔干、伊拉克、以色列巴勒斯坦与约旦河西岸，很可能是自杀式爆炸和精确残酷的定点清除。去看看所谓 “不太重要的莎士比亚”（the lesser Shakespeare，即那些人们了解不多的作品），如《科利奥兰纳斯》，我们会为剧本所反映的关于民主、民众、多数和少数、个人与国家等问题的深刻反思而震撼，甚至会产生要从古罗马民主开始，认真地把这一概念和实践梳理一遍的念头。剧中的悲剧主人公科利奥兰纳斯是一位战功卓著的将领，但他拒绝向罗马市民展示自己身上的伤疤，便因此不但失去了进入元老院的资格，还被受人挑唆的市民套上了国家叛徒的罪名，使他最后真的走上了与敌人勾结攻打祖国的叛国之路。然而正是这样一出悲剧，提出的问题早已超过了爱国还是叛国，故事情节对罗马式民主、舆论的力量、民众的声音和权力范围等问题的思考，实际上正是我们当今在从事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建设要思考的课题。即使仅从娱乐角度看，《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中的野蛮、残忍和血腥杀戮以及对人体的暴力，《泰尔亲王佩里克利斯》里戏剧主人公一再逃避仇人的追杀等情节，在惊悚血腥悬念方面也丝毫不逊于好莱坞大片。

莎士比亚的确属于所有时代，但使莎士比亚属于所有时代的，不仅是莎剧有声有色的剧情故事，不仅是莎剧精美绝妙的语言，不仅是莎剧独特丰富的意象，而更是莎士比亚戏剧主题在每一个后来时代中表现出的适时性，是莎剧在每一个后来时代的阅读和阐释中获得的意义，换句话说，就是每一时代的人们在特定的语境下所能“读入”的意义。因此，作为莎士比亚研究者、翻译者、演出者和教学者，在继续从剧情、语言、意象、剧场等方面研究和展示莎士比亚意义的同时，似乎更可以关注一下这样的课题：我们如何在自己的时代中延续和表现莎士比亚的无穷生命力？如何向当今的读者、学生乃至社会说明，莎士比亚是“有用的”，如何能向读者、学生乃至社会传达莎士比亚的适时性和“实用性”？

也许有人会觉得，说莎士比亚“实用”，是对莎士比亚的贬损，其实，这是一种误会。莎士比亚戏剧在自己的时代就十分实用：写剧本也好，演出也好，都基于实用得不能再实用的考虑，即让剧团生存下去，为演员挣得生活，为老板挣来利润。后来，莎士比亚成为学习英语、了解英国乃至整个西方文化和文明发展的重要内容，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当时和后来一段时间里，大英帝国输出自己文化的重要工具。同时，莎士比亚演出和研究也成为一门产业，成为众多演员、剧团、文学批评理论的实验场、试金石和成名地。英国当代著名的学者作家戴维·洛奇（David Lodge）于1984年发表了一部长篇小说《小世界》，其中有一段看似荒诞不经的情节：一位大学教师急于成名，为吸引学术界的眼球，竟给自己的论文冠上了“论艾略特对莎士比亚的影响”的标题！然而，根据他振振有辞的辩解，这一标题应读为“论解读艾略特的方式对解读莎士比亚的方式影响”，借互文作用的意思为自己打了个大大的圆场。这看似荒唐可笑的解释，倒在不经意中为莎士比亚的适时性做了个注脚：莎士比亚的适时性，正是他作品与每一个当代之间互文的最好体现。

当然，对当今的中国读者、学生、及各种各样的阐释者来说，莎士比亚的“用处”已远不止上述方面。莎士比亚的“用处”已不再简单表现为对西方文化和文学的“引进”甚或“猎奇”——中国的改革开放早已远远超越了那样的时代；莎剧已不仅是那些在当代人眼里可能显得粗糙和老套的戏剧故事，已不再是我们冀以寻找“事实”和“劝戒”的历史、思想、道德和行为读本。莎士比亚的“适时”和“用处”具有了更高层次的意义：它能使作为人的我们情感更丰富、思想更深刻、更具有人情味和人性的力量。而我们要到莎士比亚的戏剧里去寻找的，也已不仅是娱乐和欣赏，不仅是问题的答案，而是问题本身，更是发现问题和看待问题的方法。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发现、领略和传达莎士比亚的适时和“实用”。莎士比亚是适时的，不仅因为他作品本身就深蕴着适时性，更因为有一代又一代人的解读和参与。作为莎士比亚的读者、研究者、表演者和翻译者，具备了足够的学识、足够的热情、足够的信念、足够的方法，就有可能将莎士比亚的适时性传达出来。这是当今时代和现实对莎士比亚学者们提出的重要挑战，但同时也预示着莎士比亚研究的广阔未来。

上面这些话，不仅出于理性思考，也有着来自实践经验的事实支持。过去十年间，笔者先后为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本科和研究生开设过“莎士比亚选读”、“莎士比亚与银幕”和“文艺复兴与莎士比亚”等课程，也开设过面向高校全体学生的公选课程“莎士比亚导读”及“银幕上的莎士比亚”，后两门课程选课时人数多达三、四百有余，足见当今高校学生对莎士比亚仍然具有热情。二〇〇四春季学期，笔者曾为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本科三年级学生讲授“莎士比亚与银幕”，课程选取莎士比亚的《无事生非》、《亨利四世》、《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莱特》、《奥瑟罗》、《暴风雨》等六部戏剧，要求学生观看六部风格手法各异的莎士比亚戏剧电影，阅读从六部剧本中选取的原文片段，每两周一次两小时的专题导读及讲座，两小时的课堂讨论。专题讲座以女性主义角度解读《无事生非》中的有关片段，讨论《亨利四世》中的复调声音，分析鲁尔曼影片对《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后现代重述，细读哈姆莱特独白的悲剧意义，探讨《奥瑟罗》中的种族问题，用后殖民主义理论重读《暴风雨》中的人物关系等，讨论课则完全由学生围绕所读所观的莎士比亚展开自由讨论。开设这门课程的理念，是希望在两个交叉点上突显莎士比亚的“适时性”：将莎士比亚与当代批评视角联系起来，将经典文学与大众娱乐联系起来。起初目的谨慎而简单，只希望能以电影为“诱饵”，多少引起学生对莎士比亚的兴趣，让他们多少读一点原文的莎士比亚。至于课程能否对学生保持这样的吸引力，特别是能否引起他们开展起热烈有效的讨论，不敢抱太多的奢望，甚至做好了随着课程的开展，人数日益减少的思想准备。然而课程进展和结果却完全出乎预料：课程引起了学生的浓厚兴趣，选课的三十余名学生不仅全都坚持到了最后，完成了全部六篇阅读报告和一篇课程论文，每一次课堂讨论都十分热烈，而且从发言内容的细致程度看，他们决不仅读了课程要求的片段选读。据事后得知，他们是在看完电影之后，觉得仅读选段不够，一定要去读读“原汁原味”的莎士比亚，所以自己去找了原文，读完了相关的整个剧本。这种自发的热情和兴趣，恐怕也只能用他们感受到了莎士比亚的适时性来解释了。

这段经验表明，莎士比亚是适时的，不仅因为他作品本身就深蕴着适时性，更因为有一代又一代人的解读和参与。作为莎士比亚的读者、研究者、表演者和翻译者，具备了足够的学识、足够的热情、足够的信念、足够的方法，就有可能将莎士比亚的适时性传达出来。这是当今时代和现实对莎士比亚学者们提出的重要挑战，但同时也预示着莎士比亚研究的广阔未来。

来源：当代文化研究

桑林 · 发表于 2005-10-17 01:57

即使把目光转向我们正在经历着的社会生活，莎士比亚依然呈现出惊人的适时性和当代性。《一报还一报》中，文森修公爵感到在自己治下法制松弛，便将权力转给有刚正严厉之誉的安哲鲁，并告诉他：“你的片言一念可以决定维也纳人民的生死”，“你的权力就像我自己一样，无论是需要执法从严的，或者不妨衡情宽恕的，都凭着你的判断执行”（一幕一场）。如此地把生杀与夺大权放在一个人手里，造成了无人监督的绝对权力，公爵对后来安哲鲁以权谋私的腐败事件，断难辞其罪责。著名的历史剧《亨利四世》开场伊始，观众就听见亨利四世宣布：“动荡多难，是我们眼下这时世。/且让受惊的和平喘过一口气，/然后气短声嘶地宣布：战争/即将在海外的国土上重新开始”（一幕一景），而在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中，更不乏焦土一片血流成河的战争场面时，当我们读到这样的场面时，思绪中挥之不去的景象很可能是巴尔干、伊拉克、以色列巴勒斯坦与约旦河西岸，很可能是自杀式爆炸和精确残酷的定点清除。去看看所谓 “不太重要的莎士比亚”（the lesser Shakespeare，即那些人们了解不多的作品），如《科利奥兰纳斯》，我们会为剧本所反映的关于民主、民众、多数和少数、个人与国家等问题的深刻反思而震撼，甚至会产生要从古罗马民主开始，认真地把这一概念和实践梳理一遍的念头。剧中的悲剧主人公科利奥兰纳斯是一位战功卓著的将领，但他拒绝向罗马市民展示自己身上的伤疤，便因此不但失去了进入元老院的资格，还被受人挑唆的市民套上了国家叛徒的罪名，使他最后真的走上了与敌人勾结攻打祖国的叛国之路。然而正是这样一出悲剧，提出的问题早已超过了爱国还是叛国，故事情节对罗马式民主、舆论的力量、民众的声音和权力范围等问题的思考，实际上正是我们当今在从事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建设要思考的课题。即使仅从娱乐角度看，《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中的野蛮、残忍和血腥杀戮以及对人体的暴力，《泰尔亲王佩里克利斯》里戏剧主人公一再逃避仇人的追杀等情节，在惊悚血腥悬念方面也丝毫不逊于好莱坞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