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精选：与门罗“相关”的五位女性

志心

作者：薛忆沩
2014-01-28 09:55:49 来源：infzm.com
标签门罗短篇小说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女性
去年十月十日早上八点，我从一位深圳朋友的电话里得知加拿大作家门罗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我的视野里是加拿大层林尽染的秋色。这没有令我感到任何意外的消息还是给我已经习以为常的自然美景增添了一层人文的喜悦。“门罗不需要诺贝尔，但是诺贝尔需要门罗。”我在电脑的屏幕上敲出了我感情冲动的反应。

紧接着，我的脑海中相继浮现出与我的写作相连又与门罗“相关”的五位女性。这些出没在不同时代和国度的女性用不同的经历和魅力拉近了我与门罗之间的距离。

首先浮现在我脑海中的是远在北京的徐晓。三年前的一天，通过一份约“短篇小说”稿的邮件我认识了这位以《半生为人》征服过无数读者的风云人物。随后的三年之中，我们有许多次的交谈和切磋，而每一次交谈和切磋都会紧扣“短篇小说”。那好像已经被中国的写作者遗弃的体裁是我们交流的基石和主题。我们有共同的起点，都相信相对于长篇小说来说，短篇小说是更“高”的文学形式，更值得写，也更难写。我们有共同的担心，因为近年来，几乎所有的中国作家都在一窝蜂地“独”创长篇，而中国的文学杂志都在一窝蜂地“独”钟长篇。面对这浮躁的文学现象（我有时候戏称这是中国文坛的“不正之风”），徐晓坚持从自己做起，在她负责的《新世纪》周刊文化版面上为“短篇小说”留出宽松又奢侈的空间，并且不遗余力地去发掘优秀的作者和作品。她对“短篇小说”执着地表现出来的“愚忠”让我感动也让我受益。我有幸成了这三年来在《新世纪》周刊上发表“短篇小说”最多的作者，而我今年出版的三部短篇小说集中也都包括了我刊登在《新世纪》周刊上发表的作品。

我知道，这三年来徐晓经常为“短篇小说”稿源的枯竭而焦躁和气馁。当加拿大层林尽染的秋色中最耀眼的枫叶惊动中国文坛的时候，她甚至已经在为《新世纪》周刊是否应该继续支撑几乎为所有中国作家不齿的文学体裁而犹豫不决。门罗让瑞典皇家文学院第一次对“只”写短篇小说的作家低下了头。在这一点上，她的冲击力甚至超过了曾经引爆南美文学的博尔赫斯。这百年不遇的契机不仅肯定了徐晓对“短篇小说”一贯的“愚忠”，也捍卫了《新世纪》为“短篇小说”开辟的新天地。

接着浮现在我脑海中的是近在咫尺的莉迪亚。八年前的一天，在她刚搬进我们这座大楼来的第二天，我就在大楼底层游泳池的门口遇见了莉迪亚。她的面孔让我大吃一惊，那完全是我非常熟悉的那张门罗照片的翻版。我将这不可思议的“雷同”当成是自己文学道路上的吉兆。回到家里，我立刻半开玩笑的告诉“身边的少年”，加拿大最好的作家成了我们的邻居。后来，“身边的少年”因为一度在游泳池担任救生员，与莉迪亚成了朋友。而也许是因为“门罗”的缘故，我却一直对莉迪亚敬而远之。相遇的时候，我们从来都只有寒暄，没有深谈……直到今年夏天的那个中午。在从超市回来的路上，我快步赶到了她的身边。莉迪亚用门罗照片中的那种眼神看着我。她说有很长时间没有看见过从前的救生员了，她向我打听“身边的少年”的情况。同时，我也乘机走进了她的生活：她出生在匈牙利，在著名的“匈牙利事件”之后移居加拿大。她仍然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对社会主义也充满了感情……那天分手的时候，莉迪亚将电话号码留给了我。她早就从“身边的少年”那里知道我是一个写作者。我说我很喜欢听故事。她说她的一生有很多的故事。

一个星期之后的那个周末，我第一次拨通了她的电话。我们的交谈进行得非常顺畅。很快，时间就开始倒流，流向了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岁月。莉迪亚告诉我那最后的岁月她是在奥斯维辛度过的。她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让我感觉有点不知所措。我想象不出那个在集中营里等待死亡或者解放的花季少女是什么样子。“你的父母呢？”我犹犹豫豫地问，“你们在一起吗？”莉迪亚停顿了一下，问我是不是听说过毒气室。“当然，”我说，那是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地标。莉迪亚平静地告诉我，她是亲眼看着她的父母走进去的……也就是说，当十七岁的莉迪亚走出奥斯维辛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个被历史遗弃的孤儿了。我不太记得后来我们还谈了一些什么。我又一次被迷信折服了。我开始觉得这位与门罗长相雷同的老人其实就是门罗的一个人物，或者……她也许是门罗转让给我的一个人物？

接着浮现出来的是我“深圳人”系列小说中的“村姑”。这位迷恋着田园生活同时又沉醉于精神生活的加拿大知识女性在从多伦多到蒙特利尔的火车上第一次与“东方”相撞。激情的相撞不仅让她发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渴望，也让她发现了“中国最年轻的城市”。就像门罗的许多人物一样，“逃离”也是这位“村姑”生活中的关键字和转折点。而那显然是命中注定的发现正好是她的“逃离”的导火线。在命运的引领下，她“逃离”了自己的田园生活，她变成了我笔下的“深圳人”……最后，她又像我笔下所有那些“深圳人”一样，“逃离”了他们感觉嘈杂不堪的城市。

两年前的一天，在从多伦多到蒙特利尔的火车上，我与“村姑”的原型有过一段短暂的交谈。我们谈起了加拿大的作家，当然也就谈到了门罗。我们有许多文学和语言上的共识，比如都认为门罗是加拿大文学之最，比如都认为语言是小说的第一要素。这短暂的交谈很快被我生活中的一个突如其来的噩耗吞并，瞬间即逝的生活因此变成了挥之不去的故事。

这种迷恋田园生活又沉醉于精神生活的“村姑”是加拿大的一大特产。门罗就是这样的一位“村姑”。因此，我在为国内的报纸撰写关于门罗的文章时故意接上地气，使用了《“村姑”的文学道路》一类的标题。事实上，门罗比我经常遇见的加拿大“村姑”还更加“村姑”，因为她甚至没有受完最基本的高等教育。说起来，门罗应该是受教育程度最低的当代西方女性严肃文学作家。她只在普通的大学里读过两年的本科。她也没有像其他当代西方女性严肃文学作家（比如她之前的那一位，也正好是二十年前的北美女性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莫里森）那样做过顶级出版社的高级编辑或者名牌大学的文学教授。她在首次攻入《纽约客》的时候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主妇。而且她早恋早婚，远在第一部作品集横空出世之前十年，就已经是三个女儿的母亲。

值得注意的是，草根的出生并没有让门罗带上丝毫的土气和俗气。她的作品具备高雅的格调、深沉的美感和揪心的智慧。看她的语言，看她的结构，看她在理智与情感之间的穿梭……读者会像她一样相信“短篇小说”是一门高超的艺术。有谁会想到，就是这样一位加拿大的“村姑”，用将近半个世纪的努力，逆市而动，让一种垂死的体裁又活跃在文学的国际舞台上。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是的，我在几篇文章中都说过，这位加拿大的“村姑”很可能是“后不见来者”的“短篇小说”大师：她因“短篇小说”而不朽，她使“短篇小说”不朽。

紧随着“村姑”出现的是那位“阿尔巴尼亚的处女”。她是我最早接触到的门罗人物。多年前，第一次翻开门罗的一本作品精选集的时候，我就被《阿尔巴尼亚的处女》这样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题目吸引住了。我没有想到死死盯着安大略西南部小镇不放的“村姑”还有野心去建造巴尔干半岛上的迷宫。我迫不及待地翻到了小说开始的那一页。我更没有想到小说的第一句话就深深地打动了我。那是一句关于名字的话，那也是一句关于“交流”或者“交流”障碍的话（遗憾的是，那句话原文的微妙之处必然会被汉译丢失）。那样一句关于“交流”障碍的话其实就是大师为小说中所有冲突设置的隐喻。



《随笔》2014年第1期 出版：《随笔》杂志社

为了写作这篇文章，我重读了小说的第一节（从第一句话到第一次空行处）。多年前的激动又重新激动着我的身心。我曾经有野心用一本书的篇幅去分析《百年孤独》的第一自然段。将来有机会的话，我也会愿意用一个学期的课时去讲解门罗这篇小说的第一节。现在，不妨利用本文的有限篇幅先做一次简洁的细读。

巴尔干半岛是一个火药库，这是历史的常识。《阿尔巴尼亚的处女》的第一节就是围绕着这个困扰人类历史至少两千年的隐喻展开的。作为第一句话之因的小说的第二句话就已经散发出浓烈的火药味：女主人公的向导被追杀他的人打死了，女主人公自己无法在悬崖边上勒住受惊的马，被甩到了山下，身负重伤。追杀她的向导的那些人将她救起，并带着她走过了一段漫长的路程，回到了他们家族的定居地。

请细看这接下来的微妙细节：处于昏迷状况的女主人公有一天感到有什么东西在贴近她的脸。她开始觉得那像是“一块棺材板”，后来她意识到那其实是“一个十字架”：这种感觉的对比让宗教（或者说“拯救”）一出场就带上了死亡的气息。这当然是大师的手笔，大手笔。但是大师并没有就此打住。她让她的女主人公继续查看。她看到了身边站着的是一位圣方济各会会士，接着，她又看到了会士挎着十字架的身上同时还挎着一只勃朗宁左轮手枪。宗教（或者说“拯救”）就这样又与暴力挂上了钩。这是多么深的讽刺！这是多么深的杀机！这是多么的巴尔干！

接着，文明与野蛮的冲突巧妙地呈现。刚刚苏醒的女主人公马上想到了最近的城市，她想去找领事馆或者去找警察局。她不知道在她身陷于其中的迷宫里，“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去找警察”。“以暴制暴”是这座迷宫里的游戏规则。全知的基督徒告诉无知的异教徒，她的向导之所以被追杀是因为他杀过追杀他的家族的人，而他之所以杀那个人是因为那个人杀过他自己家族的人，如此循环往复，两个敌对家族的世仇已经很深了，“以暴制暴”的链条已经很长了……但是，仇恨还在继续加深，链条还在继续加长，因此，“总是有许多男孩子被生出来”，而这种生育的目的就是“为了”将新生力量投入到那阴暗无比的循环往复之中。也就是说，在这座迷宫里，“生”就是为了“死”，为家族的“荣誉”而死。

我们不妨做一个替换练习，将“家族”替换成“国家”，这样，我们就可以从眼前这位一手举着十字架一手握着左轮枪的基督徒的叙述里看到极端爱国主义的野蛮和荒谬。女主人公显然无法接受这种“以暴制暴”的游戏规则，她还是“处女”，她还没有遭受野蛮的强暴，她对和平还存有幻想。她说她的向导不是那种甘愿赴死的人，她说他如果逃到北部的邻国去就可以挣脱那邪恶和血腥的生死之链。而基督徒冷漠地告诉她，他“即使逃到美国去”也无济于事。

这篇充满异国情调的小说的第一节就以这样一个冷漠的让步从句结束了。从这惊心动魄的入口，读者看到的是由交流的冲突呈现出来的恨与爱的冲突，男性与女性的冲突，野蛮与文明的冲突，信仰与直觉的冲突，当局者与局外人的冲突……门罗用诡秘的设置暴露了被无数历史学家和历史教材遮掩着的人性的真实。《阿尔巴尼亚的处女》是显示门罗写作深度和广度的一个范本。

当然，一定会随着门罗获奖的消息出现的还有在国际舞台上极为活跃的阿特伍德。与只用作品说话的门罗相反，阿特伍德是高调的公众人物。她的影响力已经超出文学的范围，已经进入人权、环境保护和动物保护等公共领域。如果说门罗是攻入《纽约客》等文化堡垒核心的突击队，阿特伍德就是高调传播加拿大文化的宣传队。对于处在美国强势文化重压之下的加拿大，宣传队的作用可能比突击队的更加重要。

因此，在许多人的心目中，阿特伍德被认为比门罗更能“代表”加拿大的文学成就。而正因为这种“代表”性，多年来，文学界经常会流传阿特伍德本人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大热门的消息。我曾经说过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的任何一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落到门罗的头上都不会有任何的异议。同样的说法无疑也可以套用到阿特伍德的身上。当然，今年的获奖者如果是阿特伍德而不是门罗，加拿大现任的保守党政府肯定不会高兴，因为高调的阿特伍德是现政府的激烈批评者，她对保守党政府的所有文化和环境政策都高唱反调。

三年前，我曾经需要在加拿大这两位最有影响的作家之间做出选择。当时，长篇小说《白求恩的孩子们》接近完成，我突然感觉有需要在小说的最前面补入一段序言，概括白求恩的生平和呈现整部小说的轮廓。我决定虚构一封写给加拿大著名同行的信来实现这一目的。那么，谁是更合适的收信人，门罗还是阿特伍德？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我最后还是选择了阿特伍德，不仅因为我的确与她有过书信的往来，还因为她的“代表”性更吻合那段序言所要完成的文学功能。

于是，在《白求恩的孩子们》的最前面，就出现了一篇题为《“必须”之谜》的代序，而它的副标题说明这一段提纲挈领的文字“摘译自薛忆沩给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一封信”：

你也许知道，白求恩一生两次结婚，两次离婚。他的两位前妻是同一个女人。在第一次结婚之前，白求恩曾经向他未来的两任妻子保证，他们的婚姻也许不会给她带来“幸福”，但是绝对不会让她感觉“乏味”。白求恩的这两次婚姻都以“无后”而终。

在与同一个女人第二次离婚将近五年之后，白求恩告别了他所有的情人（包括对他的思想和生活影响至深的那位著名画家，他的“小种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当然没有想到这是一条不归之路。他当然没有想到他与中国的结合是致命的结合，又是永恒的结合。他当然没有想到这种结合会使他成为在“新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那十年里耀眼的政治明星（他是紧排在四位伟大革命导师之后的最著名的外国人）。他更不会想到，与他的前两次婚姻相反，他与中国的结合将在那最黑暗的十年里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开花结果：作为“高尚的人”和“纯粹的人”，作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这位加拿大医生借助地球另一侧的剧烈社会动荡，用他的“精神”（而不是他的“精液”）孕育了数以千万计的孩子。这是人类精神发展史上的奇迹。

我是这数以千万计的“白求恩的孩子们”中的一个。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仍然为这种称呼而不安和激动。这种称呼出自一个疯女人之口。它根源于她惊人的发现。她发现了我们这一代人永远不变的“身份”。这个疯女人是我一生遭遇过的许多疯女人中的一个。她的这一发现让我对“疯狂”充满了敬畏。

……

如果有一天能够与门罗交谈，我一定会与她谈起白求恩和《白求恩的孩子们》。我一定会向她重复“代序”中的最后那句话：“白求恩是中国和加拿大的共同遗产。‘白求恩的孩子们'也应该成为我们两个国家文学的共同记忆。”我一定会向她提及发现了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永远不变的“身份”的那个“疯女人”。

“白求恩的孩子们”对加拿大怀有特殊的亲情，与加拿大的写作者也会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我没有将收信人设定为门罗，但是从她的作品中，我早已经能够听到她对“白求恩的孩子们”奇特命运的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