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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卡夫卡在小说中写的是关于一个清醒的知识分子的悲哀。身为知识分子,就得承担起知识分子的以文字和思想拯救世人的任务,也注定了其不被人理解的命运。在卡夫卡所处的年代,人们失去了“旧有的信仰;牧师坐在家里一件一件地拆掉自己的法衣,可是医生却被认为是什么都能的,只要一动手术就能妙手回春。“
清醒知识分子作为病态社会的医生,总是被世俗人寄予过多的期望,尽管他们的生存状况很糟糕。
”老师领着一个学生合唱队站在房子的前面,用极简单的曲调唱着这样的歌词: 脱掉他的衣服,他就能治愈我们,/ 如果他医治不好,就把他处死! /他仅仅是个医生,他仅仅是个医生。“
我们可以看到,世俗人对于知识分子,只是会”脱掉他的衣服,他就能治愈我们“这样的粗暴的实用主义文本解读。一旦发现,这个知识分子给不了我们想要的东西,”就把他处死“,”他仅仅是个医生“,既然医治不了病人,那就该死。知识分子就在这样一个被苛刻地要求,而且不准犯错的生存环境下去为病态的世界把脉,他们仅被看作一个实用的医生,而并没有被当作一个可以犯错的、可以虚弱无助的真实的人。
然而,知识分子一旦作为知识分子,就得负起这个沉重的十字架行进到底。正如卡夫卡在文中最后一段所说的:”在这最不幸时代的严寒里,我这个上了年纪的老人赤裸着身体,坐着尘世间的车子,驾着非人间的马,到处流浪。我的皮大衣挂在马车的后面,可是我够不着它,我那些手脚灵活的病人都不肯助我一臂之力。受骗了!受骗了!只要有一次听信深夜急诊的骗人的铃声——这就永远无法挽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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