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自我缺失”问题——从“自杀”引发的思考

八和九生

《中国人的“自我缺失”问题——从“自杀”引发的思考》
      中国的自杀问题远比西方的复杂，涂尔干的《自杀论》在中国被认为完全失效了。按照涂尔干的理论，人活着有自我性，组建成社会后有社会性，社会性与自我性是互相牵制的两个本性。当社会性过大时，会产生“示范性自杀”、当自我性过大时会产生“利己性自杀”。因而他得出结论，在城市中自杀率要比农村高，男人的自杀率要比女人高。这个定律在西方成立，而在中国却恰恰相反，中国的农村自杀率高于城市，妇女自杀率高于男性。很多学者就此认为中国的问题不适用于涂尔干的自杀观点。
      在西方，我们认为最理想的自杀模式是这样的：一个人觉得活不下去了，他很痛苦，因为他不幸福。这种不幸对自我产生了否定。西方反对自杀是出于基督教对人的神圣性的阐释。西方有神圣的人的概念，（homo sacer），就是说人的生命是神圣的，但是人充满了罪恶。这种善恶并存的概念充斥着西方的文化。典型的麦克白夫人的自杀就是这样，她觉得自己的罪恶无法被宽恕，因而自杀。
      中国没有自杀禁忌，除了“身体发肌肤，受之父母”外，而这种观点，只是把自杀的问题降格屈从于更高的“孝道”。中国文化中没有对自杀本身好坏的阐释。孔子赞扬过自杀，也贬低过自杀，自杀的好与坏完全在于出于什么样的原因自杀，“舍身取义”一直以来是被褒赞的。在诸多关于自杀的调查结果当中，中国人的自杀往往出于“气节”，自杀者总是为了证明给另外的人看，证明自己的清白，或者报复他人。这是典型的“示范性自杀”。
      鲁迅一直反对吃人的礼教，但是礼教为何吃人？取消了繁冗礼节就会让中国人变得幸福吗？中国人有一个概念叫“命好”，西方有个类似的概念叫“good life”，后者是指一辈子活得很幸福，很知足，很有意义。而前者是指“儿孙满堂、无疾而终”。这就是典型的“社会性”思维与“自我性”思维的不同。中国人的“社会性”思维才是礼教之所以吃人的原因。
      我的一个朋友前些日子失业了，他很痛苦，他对我说他甚至想死。我不太明白，我问他你有房有车，不就是失业吗？再找一个就好了。他说他觉得很丢人，他怕他的父母在亲戚朋友面前没有面子；我有很多出国的朋友都没有再回过，都说受不了中国的关系网。也有些从农村跑到城市里的人不打算回去。由此可见，中国的“社会性”压力，农村是大于城市的，换句话说，农村更缺乏“自我”空间。
      但是问题在于，中国人的“自我性”为何没有与“社会性”相互牵制，并起到平衡的作用呢？我认为，这里存在一个“自我缺失”的问题。
      西方的自我意识也并不是一直就有的，而是哲学和工业化带动起来的。尼采说“上帝死了”的时候，唤醒了个人意识的高潮。可以说，整个西方20世纪文学，就是一部关于自我的文学史。而中国的自我意识并不是这样，我看过一篇关于30年前自卫反击战的一段采访，因为当时好多人都没有告知自己的名字就牺牲了，有人问参军的人要是你自己死了怎么办？有个年轻的小伙子说：“没关系，我家有好多孩子，我死了还有他们。”
      一个高度的自我意识并不是先天的，它和整个社会的文化和经济都有关系。在改革开放初期，大部分人都在国企上班，为了保住饭碗人们不得不阿谀奉承，压抑住自我。不让自己表现的过于“另类”。但是在今天，很多员工并不介意跳槽，因为我们并不至于饿死。“个性”一词，在中国流行起来并没有多少年的时间。
      同时，“自我的缺失”也可以追溯到文化渊源。中国的家族观念很强，社会性必然远远大于个人性。中国式的婚姻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往往是两个家庭的联姻，而不是两对夫妻的结合。）有意思的是，宗教也在这里推波助澜。佛教中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诸法无我”，佛教认为，众生是平等的，这种平等是因为我们的“心性”是平等的。而我们之所创造出一个“自我”，全然是自己贴上去的标签。谓之“我执”。而对“自我”标签化的否定就是“无我”。它不鼓励人们去重视自己与他人的不同。人的“自我性”在这两重压力下自然就没有喘息的空间。
      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模式已然与整个时代产生了矛盾。我常听到很多人如此解释这一矛盾，“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没有办法。”或者劝告寻求自我空间的人：“出国吧，然后再也不要回来。”这种观点纯粹是一种逃避，而一味的把中国出现的问题归结为中国的文化传统，而不追问文化哪里出了问题同样让人反感，尤其是这种文化已经和社会产生了矛盾。在这种极不对称与不和谐的环境中，幸福几乎成为了不可能的事。
      我们应该重新重视中国人“自我缺失”的问题，而且首先要对自我的“社会性”进行反思。这种“社会性”，这种“礼教”，一直在吃人，知识分子们却很少再去呐喊了，好像见怪不怪。高行健在他的诺贝尔演讲中就曾说过这样的话，在毛的时代，人的自我释放几乎成为了不可能。甚至连逃亡都没有机会。集权不光是体制的问题，文化一定也是刽子手之一。不铲除这种文化弊端，就算是改革，也一定是失败的。而且将是新的集权。

溪源

国人的思想理念偏向于如何活得好，获得更好。为何而活，这种形而上的思考在众人生活或在本我生命中所占的比例要少得多。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就是考量人与人的关系比较多，而考量人与人所在的环境少。
其实，寻找自我，塑造自我，建立自我的存在感，是自我本然的需求。没有自我的肯定，个人的生活必然会失调。说道中国人自杀，其实外国人自杀的也不少，所以单从自杀上来推导中国人自我缺失而不分析比较中西自杀动机，很难全面去得出问题的结论。当然八九在这里主要还是从国人的自杀引出对自我这个问题的思考。
这个论题太大了。八九应该也用了很长的时间去思考。俺只是来顶一顶这帖子，所以就说一下我突然想到的一个方面，就是确立自我的两种类型：
第一种，是在众生中，也就是从他人那里确立自我。这种自我通过金钱、地位、权势，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比较，来确定自己的位置。最普遍的现象就是我们这些工作的，工资高的总仿佛比工资低的获得更愉快，得到的社会荣誉也比较高，从而个人自我感觉就会很良好。工资过低的似乎就无颜面对江东父老，处处压抑，从而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怀疑自身存在的价值。这个例子够浅白？
第二种，是在万物中，也就是从自身出发，着眼万物，去思考自己作为宇宙中的一份子，到底处于一个怎样的位置。简单的来说，偏向于哲学的思考，也就是一种形而上的自我。这种思考把他人也置身于存在的洪流之中进行计算与论证。也许会得出自己的答案，也许只能发现永无答案，也许发现不会有答案之后选择某个答案作为信仰。
当然这两种类型并非明确对立的。就个人而言，可能相互交叉，可能此时是某一种，彼时又是另一种，也可能两种状态同时存在。
就八九所言，也许国人太过注重第一种自我，而忽略了第二种自我的力量。并且就目前而言，选择第二种自我的那群人，似乎在这社会里格格不入。所以更多的还是用第一种自我活着，又用第二种自我在一片无人的空间翱翔。

溪源

觉得关键还是要普及知识吧。
不只是科学或科技的知识。哲学也许应该从小学开始就作为一门必不可少的课程。
研究万事万物，也应该研究人本身如何置身万事万物之中。

八和九生

叫我“无聊”就好了，或者叫我“啊彭”。
八九总让我想起六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