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宗教对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孤独的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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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宗教对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孤独的消解

龚伯禄

摘 要： 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两个最伟大的孤独天才。宗教和宗教的忏悔意识、爱的思想成了他们消解孤独的
重要手段。
关键词： 宗教； 孤独； 消解
中图分类号： Ｉ１０６．４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６－ ６３６５（ ２００５） ０５－ ００９６－ ０３


  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 １９ 世纪俄罗斯文学中两个最伟大的孤独天才。托尔斯泰一生都在探索人生真理，在青少年时代就为生命的最终归宿是死亡而感到无比恐惧。他一生中不断有新的追求， 这种追求有很强的超前性，连他的朋友和亲人都不理解， 和其他贵族更是格格不入。他与沙皇政府的矛盾越来越激烈， 对俄国腐朽的法律和司法制度尽力讽刺和挖苦。他具有“革命家的情绪”， 可是得不到革命者的理解、同情， 他的托尔斯泰主义受到了列宁和其他革命者的指责。托尔斯泰夫妇都有一种倔犟强势的性格，双方在家庭财富、精神追求、两性生活、政治、沙皇、贵族身份等一连串问题上产生不可调和的对立。夫妻双方针尖对麦芒， 互不相让， 都往对方流血的伤口撒盐， 视对方如仇敌。夫妻矛盾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时， 他只好孤独地离家出走， 孤寂地死在一个小小的火车站。这是他孤独一生的必然归宿。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生也是孤独的一生。早年父母的不和使他饱受孤独的折磨， 后来又被长期流放。生活的穷困潦倒， 爱情的失意， 亲人接二连三地死亡， 加之缺乏与人交往的能力， 使他成为一个性格孤独的“地下室人”。巴赫金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主要激情， 无论从形式或内容上看， 都是同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物化， 人与社会的关系， 以及人的一切价值的物化进行斗争。”［１］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的物化， 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 体现为不能沟通的孤独。在人的价值上， 体现为自我的丧失。由于寻求理解的天性， 孤独的失去自我价值的人希望能与人对话而沟通。然而沟通的失败， 他只能陷入更深的孤独中， 加深自我危机， 导致人格分裂。
  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消解自己的孤独时， 都从宗教中寻求自己的慰藉， 自己的理想。别尔嘉耶夫写道：“在 １９ 世纪俄罗斯文化中， 宗教问题具有决定的意义。”［２］
他还指出：“１９ 世纪俄罗斯宗教思想和宗教探索的重要人物主要的不是哲学家， 而是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３］“宗教问题折磨着伟大的俄罗斯文学。关于生活的意义问题， 关于从邪恶和苦难中拯救人、人民和全人类的问题在艺术创作里是占优势的问题。”［４］
宗教信仰对孤独的消解
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心爱的人物都具有不同程度地宗教信仰。对宗教问题的探索， 是两位伟大作家消解现实孤独的一种手段。
《安娜·卡列尼娜》的卷首题词是“申冤在我， 我必报应”， 作者自己申明此句出自《圣经·新约》。这个卷首题词一下就把读者带进了宗教的氛围里， 预示着宗教在全书人物的命运、情节的发展中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在托尔斯泰的笔下， 各种人物具有不同的宗教色彩。
安娜是个真诚的女人， 对宗教信仰虔诚， 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乞灵于上帝。她到莫斯科调解兄嫂矛盾时， 多次向上帝乞援， 流露出强烈的宗教感情。在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 得了产褥热。当感到死神即将来临时， 她一再乞求上帝的宽恕， 要求卡列宁和渥伦斯基和好， 这样她才能心安理得， 她的宗教感情才能得到满足。她和渥伦斯基同居以后， 一直有一种宗教的犯罪感， 只想得到上帝的宽恕。特别是她死意已定， 在投身于车轮前的一刹那， 她仍然没有忘记祈祷：“上帝， 饶恕我的一切。”这种沉重的罪孽感， 说明安娜至死都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
和安娜不同， 列文开始并不信教。直到结婚前被告之，必须拿到做过忏悔的证明才能结婚时， 才不得不违心参加教会的忏悔仪式。自此以后， 在信教与不信教的问题上， 他左右摇摆， 莫衷一是。到作品的结尾， 也就是列文到 ３４ 岁时， 信仰就发生了根本变化。俄国人民普遍信教的风俗终于改变了列文， 使他从否定宗教的存在到肯定宗教的普遍存在。列文为解决人的生死、生命的价值、人生的意义等问题，进行了长期的、紧张的精神探索以后， 终于从宗法制农民的信仰中得出答案， 从宗教教义中找到自己的归宿。在他的一生中， 他曾经为找不到出路而困惑、彷徨、悲观、失望， 甚至多次濒于自杀的可怕境地。有了“善的法则”作为精神支柱， 列文从死亡的困惑中解脱出来。

  托尔斯泰的宗教探索在青年时代就已经开始。在自传体三部曲中的主人公尼古林卡身上， 就已经显露出道德自我完善的倾向。《战争与和平》里的安德莱和彼埃尔都热爱思考， 不断探索人生意义。他们所感受到的上帝就是爱和善， 所找到的信仰和人生意义就是信仰上帝， 追求善， 在道德上不断完善。《复活》通过聂赫留朵夫和玛丝洛娃灵魂的“复活”， 集中体现了基督教的仁爱宽恕和道德的自我完善是解决人间矛盾的根本途径。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品中也塑造了众多理想的基督徒形象， 用这些形象消解自己在现实中的孤独和痛苦。这些形象和自己一样， 怀着一颗赤诚的爱心， 却不为世人所理解。陀氏小说中的人物， 不是在基督的感召下皈依了上帝， 就是因为背叛了上帝而走向疯狂和毁灭。《白痴》中的梅斯金公爵和《罪与罚》中的索尼婭， 毫无怨言地承受着人世的不幸和凌辱， 在受苦中净化自己的灵魂， 用“积极的爱”去感化和引导世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佐西马长老， 是陀氏所赞美的最完美、最虔诚的基督徒形象。在这一人物身上，寄托了作者对人类追求完美道德的全部希望。他在父亲被杀中虽然不是杀人犯， 但是有罪。父亲死后他孤独痛苦， 良知渐渐苏醒。决定用苦难来洗刷自己， 净化自己的灵魂。后来， 他代人受过， 去流放地服苦役 ２０ 年， 以期弃恶从善， 使灵魂得到拯救。

忏悔对孤独的解脱

  忏悔意识是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之一。忏悔就是通过向上帝承认自己的罪过， 乞求上帝的宽恕。忏悔时必须要毫无保留地向上帝坦白和交代自己的罪过及其缘由， 从内心切实悔恨自己的罪行。基督教以其神秘的神灵， 虚无缥缈的彼岸世界， 使人超越现实世界的苦难而获得一种解脱感， 使孤独无助的个人在对神的依赖中获得稳定感和安全感。基督教同时宣扬“原罪”， 认为人一来到世上就应不断地忏悔、苦修、祈祷和赞美上帝， 以求赦免罪恶， 来世进入天堂， 成为幸福的灵魂。忏悔使人产生自我惩罚的需要， 使人孤独的精神世界获得一种受虐性的满足。
  忏悔意识始终存在于托尔斯泰的创作中。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 中的主人公聂赫留朵夫是作者笔下最早出现的带有自传色彩的忏悔贵族形象。《哥萨克》中贵族青年卡列宁厌倦上流社会， 来到高加索寻找理想中的自由和幸福， 对贵族阶级的罪行进行深刻忏悔。《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集中体现了作者的忏悔精神。在为玛丝洛娃申冤上诉时进行了认真的精神探索。他越来越清楚的看到自己以及自己阶级的表面上的冠冕堂皇， 实际上的卑鄙污浊， 看到了自己阶级所犯下的种种罪恶， 决心真诚的悔罪， 希望自己的灵魂能够救赎， 从宗教中得到启示， 按照上帝的旨意为人类的幸福开始一种 “全新的生活”， 从而在精神上得到“复活”。

  托尔斯泰在长期紧张的精神探索中， 越来越感到生命的意义在于善。这种人性善的思想， 使他对劳动者的不幸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对贵族阶级的豪华生活表示忏悔。在《一个地主的早晨》、《复活》等作品中有许多农民悲惨生活的真实描写。作为占有几处庄园和成百农奴的地主， 托尔斯泰心里感到“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和忧伤”， 内疚万分，“就像回忆起他刚犯下的一桩不能补偿的罪行”。［５］对贵族寄生虫般的腐朽生活， 作者则以深厚的人性善的思想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与否定。他在《忏悔录》里这样写道：“他们过的并不是生活， 只不过是类似生活而已。我们在其中的优势环境使我们失去了理解人生的可能。”［６］ 托尔斯泰主张贵族应该放弃自己的优裕生活， 忏悔自己， 同情人民。特别是要改善农奴的生活， 创办学校， 为穷人的孩子提供受教育的机会， 以自己的真诚行动来忏悔自己， 走贵族平民化的道路。 忏悔意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别具风采， 构成了他小说的核心和最令人迷惑之处。他小说中的心理分析、人格分裂、风格开创都与忏悔意识密不可分。

在陀氏的作品中， 由恶向善的忏悔往往表现出向宗教寻求归宿， 寻求解脱。《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忏悔和皈依宗教是一体化的。他想借杀人来铲除人间罪恶， 却使自己更深地陷入了人类罪恶之中。这种悖反困境， 表明人类铲除罪恶和制造罪恶相伴随， 总是同时发生的， 因此人类必须向上帝忏悔罪恶。对邪恶的恐惧， 良心遭受的惩罚， 在陀氏看来， 人在理智和意志的冲突中， 往往是人的意志（ 性体能， 作恶本能） 支配一切。人们“在盲目的支配下”， 听凭“自己本身的， 随心所欲自由的意愿， 自己本身的， 即便是最野蛮的任性， 自己本身的， 有时甚至激怒到发狂程度的幻想的冲动。在凌辱他人和折磨自己当中得到一丝快感”。（ 《地下室手记》） 将军仅仅因为小孩伤了狗腿， 当着母亲的面唆使狗群将小孩撕碎。父母因为亲生幼女无法控制自己的生理行为， 就将屎抹到她脸上， 再关进厕所， 然后心安理得地睡觉。卡拉玛佐夫家族更是任凭情欲泛滥而不受理智的约束。《死屋手记》中鞭笞犯人的军官在棍棒的夹击声中获得巨大的快意， 而犯人作恶杀人有时仅仅出于嗜好， 一种取乐， 一种虐待欲的满足。人类情感的丧失， 使拉斯科尔尼科夫意识到自己的悲剧和失败， 受到索尼亚所代表的宗教思想的感召， 终于忏悔。这种忏悔的本质， 主要是人对自身的忏悔， 而不仅仅是对上帝的忏悔。索尼亚是人类苦难的象征， 在她身上体现了虔信善良， 承受不幸， 通过痛苦净化灵魂的思想。在这种人与上帝的契约中， 上帝实际上被人格化， 代表了一个至高无上， 尽善尽美的人。

“忏悔情结”有它的心理根源， 忏悔是人类最古老， 最原始的心理和思维方式之一。面对着雷电风雨的袭击， 野兽的攻击， 瘟疫流行， 以及人类内部的复仇， 惩罚， 侵夺， 先民无法寻找原因及其解决的办法， 必然反观审视自身， 认为这一切“恶果”均来源于自身罪孽的观念就自然产生了， 摆脱自身罪孽的办法也随之产生： 忏悔和自责。

基督教认为， 每个人都是上帝的罪人。只有不断地忏悔， 赎罪， 使心灵净化， 才有希望达到绝对永恒， 到天国享福。耶和华无处不在地监督每个人， 诉诸人的良知， 让人祈
祷， 让人忏悔。忏悔， 自责是平衡心理冲突， 缓解心理紧张的有效方式。忏悔首先是一种自觉的行动， 是对自己“罪”、“恶”的发现。忏悔的第二步是用某种社会规范、道德、良心、理性对自己“罪”的谴责、批判、追悔。因此， 忏悔往往是心理上寻求人格的自我升华， 超越与平衡， 是人类的一种高级意识活动： 一种痛苦而快乐的精神历程。忏悔成为西方人一种自觉的精神行为， 成为一种心理补偿， 补偿人们在现实中的精神缺乏。成为一种心理慰藉， 慰藉人们在现实中的愤懑与创伤， 慰藉人们在现实中处处碰壁的孤独。成为一种冥思， 冥思人们在孤独的现实中难以寻求的港湾与归属。还成为一种心理净化， 净化人们在现实中的不洁和犯罪。因此西方文学中表现忏悔意识的作品比比皆是， 尤其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将他们的忏悔意识深深地贯注于博大精深的作品中， 希望通过忏悔从负罪和孤独的重压下解脱出来， 达到良心的安定和欣喜， 灵魂的超脱和解放。

“爱”对孤独的慰藉

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思想意识超前的艺术家必定是孤独的， 他们在深刻的孤独中体验着无人理解的悲哀， 见弃于社会， 却又不能忘记社会， 抛弃人类。他们心中孕育着对社会、对人类博大无私的爱， 是对宇宙自然、社会人生、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注和终极关怀。同进， 他们又有与人类沟通交流感情的强烈愿望。但在现实中， 他们深感悲哀的是， 人类对于他们爱的拒绝， 他们因为太爱人类， 反而被人类抛弃， 情感长期郁积于胸， 变得异常孤独。两位作家在摆脱自己的孤独心境时， 逐渐建立一种新型的宗教思想， 以解决人的苦难和罪恶问题， 这一思想的核心就是“爱”。 “爱”的思想源于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当然， 托尔斯泰的宗教信仰与基督教及其教义已有很大的不同。托尔斯泰不承认基督教教义中所认定的上帝的存在， 也就是说， 他不把上帝理解为万物的来源和世界的主宰， 而是把上帝理解为赋予所有生命以“意义”的某种精神事物， 或者说是人之所以为“人”而共同遵守的一种法则， 这种精神事物或法则界定为“爱”。在《生活之路》中， 他以一个简单的推理来说明上帝与爱的关系：“如果没有上帝， 那就让我们自己来为过好日子而努力， 而为了过好日子， 我们应当彼此相爱， 应当使爱永存。而上帝就是爱， 所以说， 我们还是回到上帝身边来。”在托尔斯泰看来， 承认爱， 就是承认上帝。反之， 承认上帝就必须信守爱的原则。这种“爱的原则”是救世良方，可以消除阶级差异， 消除善恶差异， 也可以消除人类生存的孤独。

纵观托尔斯泰的作品， 他的宗教思想的中心内容就是一个“爱”字， 爱自己， 爱别人， 爱仇敌， 爱是人的出路。《战争与和平》中有这样一个典型的细节： 彼埃尔落在素以残忍
著称的法国将军大富手里， 应该必死无疑。但在审讯时， 大富抬起了眼睛， 注意看了看彼埃尔， 互相仅仅只看了几秒钟， 就改变了彼埃尔的命运。俩人都明白了“都是人类的子
孙”，“是兄弟”。“爱”使一对生死仇敌友好和解。彼埃尔和大富相沟通的情节， 表明人类只有过灵魂的、精神的生活，人们才能意识到彼此灵魂的同一， 才能彼此相爱。卡列宁和
渥伦斯基都不能让安娜过上有“爱”的生活。安娜在上流社会里， 在与卡列宁和渥伦斯基的生活中只能感受冷漠， 感受不到“灵魂同一”的爱， 因此只有自杀来彻底消解自己的孤独。在他晚年创作的《复活》中， 无论是人物思想、感情变化， 也无论是作品的情节发展， 以至到篇名的内在涵义， 都在宣扬爱的宗教思想。聂赫留朵夫彻底丧失“人性”的自我
以后， 正是基督的力量， 才使他找回“人性”的自我， 使他忏悔并且立志改恶从善。聂赫留朵夫变成了笃信博爱宽恕教义的人， 玛丝洛娃也接受了仁爱和宽恕的原则。通过聂赫留朵夫营救玛丝洛娃的过程， 表达了作者只有“爱”才能使人的灵魂得救的宗教思想， 这也就是作者从福音书的“登山训众”中得到的启示。这些启示的主旨就是“勿以暴力抗恶
和“爱你的仇敌”， 托尔斯泰就是这样以“爱”的基础构筑他理想中的天国。

      托尔斯泰一生寻找“正确”的宗教信仰， 这种新宗教即托尔斯泰主义是以全人类的博爱精神为宗旨， 以道德自我完善和勿以暴力抗恶为内容的。他希望修复童心实现“道德
自我完善”， 希望靠自我牺牲的道德信念保持人性的纯洁希望以道德的纯洁来赢得他人， 特别是穷苦人民的理解， 增进人与人之间的友爱。

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对人性的沦丧， 社会道德的堕落， 自己孤独凄惨的命运， 并没有彻底悲观。他坚定地相信自己孤独的处境能够消除， 人类能够得救， 这种得救的中介力量就是仁爱与上帝。陀氏主张用爱来消除恶，《卡拉马佐夫兄弟》 中的佐西马长老临终时告诫人们：“你们要彼此相爱……爱上帝和人民……那时候你们每个人都会有力量用爱获得世界， 用泪洗尽全世界的恶”。佐西马长老的话表明， 世俗法庭的责罚只会把人推向更深的泥潭之中， 而爱和宽恕可以拯救处于危险境地的人， 同一部作品中的律师为米卡喊出了这样的呼吁：“那么你们用慈悲来降服他吧！ 给予他爱， 他将诅咒他的所作所为， 而控诉只会使他的良心释去重负。”

陀氏信奉的是仁爱的道德化宗教， 与强调博爱主义的人道主义宗教基本相似。“他的神的形象便成了尘世的人的最后归宿， 从而在宗教的说教中表现出一种深刻的人道主义倾向， 形成了基督教与人道主义的奇特交融—人道宗教。”［７］ 陀氏在宗教的框架下表现的是博爱的内容： 把爱视为至高无上的教义， 把善良、宽恕、克己、奉献视为人伦的最高典范， 主张以仁爱之心去恶从善， 重获新生。而当一个人没有仁爱之心时， 就是一种罪孽。“绝顶聪明的毒蛇”斯塔罗夫京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人。“地下人”认为“爱是无用的奢侈品”， 外界侮辱在他心中酿成仇恨， 他又用毒化了的仇恨去对付别人， 陷入不仁爱、无宽恕的恶性循环之中。与此相反， 宽恕是走出地狱的阶梯， 仁爱是通向天堂的路标。作者大声疾呼：“记住世界上最伟大的言词吧：‘我需要宽恕不需要牺牲”［８］“主要是必须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 这才是要害， 这才是关键， 其他事情都无关紧要”。在他的心目中， 上帝闪烁着仁爱的灵光， 基督是人伦的典范， 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物”， 作者呕心沥血塑造了完美无缺的梅什金公爵形象， 梅什金集爱、善于一身， 圣洁高尚， 忘我无私， 忍辱负重， 是人间的基督， 象征耶稣莅临苦难的人世， 救赎芸芸众生。（ 下转第 １１２ 页）

从陀氏和托氏两位作家的创作思想和创作实际来看，宗教对俄罗斯文学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宗教是走进俄罗斯文学的一扇门。十七世纪教会的分裂促使俄国人将真正的基督教精神塑造成为俄罗斯文化的精髓。而就是在这个意义上， 俄罗斯文学获得了其内在的规定性。 陀氏本人就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 在西伯利亚的十年苦役使他彻底放弃了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 转向对上帝、对苦难的崇拜。基督教思想深深的影响了他的创作。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位孤独的天才在自己的创作中用宗教信仰、忏悔意识和“爱”的理想世界抚慰自己屡屡受到伤害的心灵， 消解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经常痛苦不堪的孤独。

参考文献：
［１］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Ｍ］．北京： 三联书店，１９８８．
［２］［３］［４］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Ｍ］．北京： 三联书店， １９９５．
［５］ 托尔斯泰中短篇书信选［Ｃ］．广州： 花城出版社，１９８４．
［６］（ 英） 艾尔墨·莫德．托尔斯泰传［Ｍ］．北京： 十月文艺出版社，
１９８４．
［７］ 何云波．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道宗教［Ｊ］．外国文学研究， １９９０．
［８］ 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选［Ｃ］．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６．
    ［责任编辑 余三定； 责任校对 杨年保］
作者简介： 龚伯禄（ １９４８－ ） ， 男， 湖南岳阳人， 湖南理工学院中文系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俄苏文学。

knowage

同国人比较 还是很强的!

小香可

二位言宗教的地方皆是言灵魂、言人、言爱的地方。迄今为止，我始终不懂，为何这么多人一说就是“抽象的”什么什么，我从不认为他们抽象，相反到觉得具体得不能再具体，细微得不能再细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