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福楼拜

子抗

福楼拜得到同代和后代作家的一致推崇。如果有人敢说福楼拜的坏话，就证明这个人不懂文学。据说福楼拜追求一种科学冷静客观的文风，福楼拜的追求如果用一个词来表示，那就是：精确。
　　
　　其实这恐怕只是对语词的幻觉。
　　
　　词语是什么呢？它不过就是词语。
　　
　　在法语里面再精确的词，到我们这里就没办法保证它精确了。以前曾经精确过的词，到后来就不一定还精确了。词语离不开它的土壤，它的时代，它的地点。词语是变化的。现代汉语确立还不到一百年，它一直在变，这十几年就变化很大。“方面”不流行了，“层面”开始流行。“发扬”不流行了，“弘扬”比较流行。举不胜举。比较稳定的只有名词，鹿还是鹿，没有变成马。
　　
　　用词好像用抗生素一样，要不断加重分量才能够达到以前同样的效果。就说“精确”，以前是个高级词，“准确”才是普通词。现在“精确”成了普通词了，更高级的词是什么，我不知道，大概是“非常精确”，或者“非常非常精确”，或者“绝对精确”。这种趋势可以无限发展下去，到最后，“精确”的意思就等于“模糊”。这就好像我们以前一听说“电影演员”就崇拜得不得了，极个别知名度很高的演员才叫做“电影明星”，明星上面没有更高的级别。后来港台的电影电视一进来，“明星”就相当于原先的“演员”了，甚至还不如，明星上面还有不知道多少个层次。“红星”，“巨星”，“超级巨星”，“天皇巨星”，“国际天皇巨星 ”，或者干脆叫做“皇”或者“后”。这些“皇”和“后”还多得不得了，每年都要产生几个。新的产生了，老的并不退位，影视国君主制的秩序实在是有点混乱。
　　扯远了。我要说的是福楼拜追求用词精确始终只是一种好的愿望。词语一离开它的土壤就变成了纯粹的词语，没有什么精确可言。我在李健吾翻译的《包法利夫人》里面就很难领会到这种精确。要说精确，我觉得海明威小说（的中译本）中的一些句子倒是给了我神奇的精确感。象这一句：“树枝上好像涂了一层冰。”
　　
　　话说回来，《包法利夫人》的译本好多地方还是给我一种很强的现场感。比如查理见爱玛小姐那一段，好几个镜头都具有一种视觉上的真实性。
　　
　　“阳伞是缎子做的，鸽子咽喉颜色，阳光穿过，闪闪烁烁，照亮脸上的白净皮肤。”
　　
　　我可以相见那种效果，因此喜欢上了白净的爱玛的白净。
　　
　　还有实习生向爱玛告别的那一场。“细皮嫩肉的脸庞，……，因为欲火如焚，红了上来。”
　　
　　此外，用描写是否精确这样的标准来评判小说是不合理的。描写一棵树有多少种方法？无数种。那么，精确地写又是什么意思呢？
　　
　　《包法利夫人》农业展览会那一段向来被人称道。省长特使的演讲与罗道尔夫的调情交错出现，在电影里这是可以接受的，在小说里我不认为这一段是一种特别成功的处理。福楼拜在这里明显是要讽刺官方的装腔作势，要让这种演讲与心灵世界的激情作对比，好衬托出这些调调的枯燥、愚蠢、死板，也可以说是衬托出现实世界的枯燥乏味和毫无价值。这个目的达到了。但因为干扰部分太长了，结果是，我就干脆把那些干扰因素跳过去不读。福楼拜好心写了那么长的演讲词，目的不是要别人不看吧？
　　
　　福楼拜喜欢这种干涉。爱玛找神父寻求精神帮助的一段也是这样处理的，莱昂与爱玛在城里教堂约会的那一段也是这样处理的。那两段都比农业展览会好。看来当初编辑劝福楼拜删去农业展览会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侯爵家的舞会那一场被认为是爱玛精神世界的重心，或者说爱玛由此失去了精神的重心。我对舞会本身没有留下太深刻的印象，除了一些细节。描写有钱人的晚会那种没有节制的欢乐、喧哗、胡闹气氛，我印象最深的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爱玛参加的这场舞会没有那一场热闹。可能因为这是贵族家里，总还要讲点规矩，不像盖茨比那种黑社会暴发户，想怎么胡闹就怎么胡闹。
　　
　　爱玛死的一节我没怎么细看。据说福楼拜写这一段自己都哭起来了。福楼拜不像托尔斯泰那么忍心。托尔斯泰是个残酷的家伙，硬要把安娜的尸体展览出来给大家看。残酷，太残酷了。
　　
　　对于整个故事，特别是对于爱玛的死，我们能说什么呢？这是一个愿望与现实有差距的故事，是愿望不能实现的故事，是愿望注定要落空的故事。现实是无法改变的，人能够做的只有调整自己的心态，对现实低头。屈服是唯一的胜利方法。不屈服者必死。由此得到的教训是：认命吧。
　　
　　在物质的世界，在现实主义的世界，心灵的要求是非法的，这种要求只能落得个惹人耻笑的下场。
　　
　　福楼拜早期是一个超级浪漫主义者，比卢梭不差多少。看看《秋之韵》吧，这里的浪漫度、色情度、感伤度、激情度都达到很高值。以这些指标排名，这篇小说一定可以在小说史上排上前几位。
　　
　　后来，福楼拜变成了现实主义者。福楼拜是用钱把爱玛逼死的，不是用爱情或者别的东西，这样一来他就完成了向现实主义的转变。一个作家如果敢于写钱，就证明他不惧怕现实主义了。
　　
　　对于福楼拜这种趣味上的转变，我是这么看的。
　　
　　第一，早期浪漫主义那种缺乏节制的情绪宣泄后来让他自己感到羞愧，不自在，厌恶，所以转而追求冷静，客观，精确。这就好像一个原先讲话夸张的青年人，后来努力让自己变得讲话有分寸，最后变成沉默寡言的中年人。
　　
　　第二，正因为他早年把浪漫主义的压力发泄出去了，他才有可能转变到现实主义。
　　
　　福楼拜的转变是可以解释的。
　　
　　福楼拜从这种转变中得到了好处。与《秋之韵》相比，我比较喜欢《包法利夫人》。冷静客观的手法带来了一种理智上的优越性。我喜欢看认真的写实的油画，尽管里面并没有什么“意思”，但是很可能比有“意思”但是画得很糟糕的画更“有意思”一些。
　　
　　可惜小说做不到这一点。再冷静再客观，语言总还是要对一些事物下断语。小说不可能毫无“意思”，这是小说作为艺术的不幸。（不过在托尔斯泰看来，有一点“意思”，这正好是小说的价值所在。）
　　
　　福楼拜趣味上的转变并不像他自己讲的那样彻底，他的浪漫主义并没有完全消散，只是减弱了。与巴尔扎克比，福楼拜骨子里还是比较浪漫主义的。巴尔扎克的小说里面我不知道谁自杀过，他或者她不管怎么样总是挣扎着要活下去，没钱也要活下去。
　　
　　福楼拜后期的《萨朗波》也不是什么现实主义。这还是浪漫主义，只是浪漫主义的对象变了，不再是男女浪漫主义（但也没有排除这一点），而是古代英雄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小说家会去写古代吗？在一篇现实主义小说中，一个人会因为一种眼光而轰然倒地吗？
　　
　　《圣安东尼的诱惑》就干脆连小说的外壳也扔掉了，更不用说什么现实主义了。这是不能上演的剧本。这部小说对《尤里西斯》、《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有什么影响？这样的问题只有乔伊斯和福克纳本人才能回答。
　　
　　福楼拜在小说形式上的探索上是一个先锋派。这个人干什么都干得不错，浪漫起来很疯狂，现实起来很冷静，先锋起来很莫名其妙。福楼拜对于小说是虔诚的，他相信小说是一种值得为之奉献生命的艺术。这种态度值得作家们效仿。

[ 本帖最后由 子抗 于 2008-9-26 18:59 编辑 ]

第三条岸

福楼拜的功夫没人敢说什么，但他的包法利夫人，说句外行话，感觉情节太拖沓了，许多的描写似乎是在炫耀自己的才能，当然这种才能确实值得炫耀，也不得不让人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