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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赫默德·西奈从他为自己想象出来的那个病床上起来之后，一举一动仍然像个病人。他用像毛玻璃那样含糊不清的声音同阿米娜说：“那么，你同伊斯梅尔说了去打官司。很好，不过我们是打不赢的。你得向这些法庭上的法官塞钱才行……”阿米娜匆匆赶去找伊斯梅尔，对他说：“无论如何，绝对不要把钱的事告诉阿赫默德，男人有自尊心。”后来，她又同丈夫说：“先生，放心，我哪儿都不去。不，肚里的孩子一点也不累人，你安心休息，我得去买东西 －也许还要去看看哈尼夫 － 你是知道的，我们女人总得找些事情打发日子呀！”
回家时又带着塞满了卢比的信封……“拿着，伊斯梅尔，他现在起床了，我们得赶快，还得小心一些！”每天晚上她都孝顺地陪母亲坐坐，“是的，您讲的当然不错，阿赫默德很快就会有钱的，等着瞧好了！”
法院里一拖再拖，信封一个个都掏空了。孩子越长越大，最后阿米娜快要挤不进那辆1946年罗弗车的驾驶座上去了。她的好运还能长久吗？穆萨和玛丽像两只上了年纪的老虎一样争吵着。
是什么事情使得他们成为对头的呢？
是玛丽剩下的那点儿负疚、恐惧和耻辱，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她肚肠里发酵，从而使她（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以各种方式来向那位上了年纪的老仆挑衅吗？－或是鼻子朝天以表示其身份高人一等；或是在那位虔诚的穆斯林眼皮底下挑衅地数着天主教的念珠；或是泰然地让山庄其他的仆人称她为毛西，即小母亲，使穆萨觉得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还有呢，就是她同太太亲得不得了 －她们俩老是躲在角落里咯咯地轻声笑着，但正经古板，循规蹈矩的穆萨听得一清二楚，他自己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
随着穆萨年纪越来越大，他的手脚也不像从前那么灵便了，打破花瓶、打翻烟灰缸的事情也不是没有。无论玛丽是有意还是无意，总隐约可以听到一些诸如有朝一日会被辞退之类的言语，这些言语使他时时不得安生，日复一日，这些闲言碎语引起的憎恨之情越来越大。这难道不会结怨到挑起这些事情的人的头上吗？
此外（社会因素也不可忽视）地位的不平等又起着怎样一种恶劣的影响呢？穆萨只好睡在火炉黑糊糊的厨房后面的仆人住房里，同园丁、打零工的和其他男仆挤在一起 － 而玛丽呢，却阔气地睡在新生的婴儿旁边一张草席上。
玛丽这一方还有什么错呢？她没法去教堂 － 因为在教堂里有告解室，在告解室里是没法保守秘密的 － 这使她内心郁闷无法排除。结果她脾气是不是变得越来越乖张,容易出口伤人了呢？
或者我们是不是应该探讨一下与心理无关的问题，从其他方面寻求答案？例如也有一条蛇埋伏在玛丽身边，而穆萨注定对梯子模棱两可的特性渐渐有所了解。或者更进一步，我们是不是应该超出蛇梯棋的范围，看一看命运是如何插手他们之间的争吵的 －例如，为了使穆萨回来时成为一个具有爆炸性的魔鬼，为了使他能扮演孟买炸弹的角色，必须要使他先离开才行……或者，我们且把这些大道理放到一边，先来谈谈滑稽可笑的事情……穆萨后来罪行的性质赶得上和玛丽一样严重，这事会不会和玛丽完全无关，而是因为阿赫穆德·西奈的缘故呢？他灌多了威士忌，瓶子里的精灵激得他对那位老仆粗暴不堪，结果刺伤了他的自尊心。
别再提什么问题了，我还是就事论事吧：穆萨和玛丽两人之间一直势不两立。是的，阿赫穆德侮辱了他，阿米娜尽管尽力劝解，但是不起作用。是的，老年昏愦使他确信他随时随地都会被解雇掉。因此，在8月份一天早晨，阿米娜发现家里失窃了。
警察来了。阿米娜把失窃的东西一一列举出来，其中有一个天青石镶嵌的银痰盂、好些金币、几个镶宝石的茶炊和好几套银茶具、还有一只绿色铁皮箱子里面的东西。仆人们都叫来在厅里排成一排，由约翰尼·法基尔警长盘问。“喂，快点招出来”－ 包着铁皮的竹子警棍轻轻敲着自己的腿 － “不然就要给你们好看了。你们想不想整天整夜单腿站着？要不要用滚烫的或者冰冷的水劈头盖脸给你们浇下来？我们警察局里面法子多着呢……”仆人中间响起了一阵乱糟糟的求情声，不是我，警长老爷，我是正派人。可怜可怜我吧，搜我的东西好了，老爷！阿米娜说：“先生，这样做太过分。反正，我知道我的玛丽是清白的，我可不让你盘问她。”警长硬是将怒气压下去，决定对仆人的东西进行搜查 － “还是查一查好，太太。这些家伙聪明得有限 －您报案得早，也许小偷还没有来得及把那些赃物转移呢。”
搜查获得了成功。在老仆人穆萨的铺盖卷里找到了银痰盂，金币和一个银茶炊包在他那个小衣服包里，一套丢失的茶具藏在他的吊床底下。这时穆萨跪倒在阿赫穆德·西奈跟前，向他求情：“饶了我吧，老爷！我发疯了，我以为你要把我赶到大街上去！”但阿赫穆德·西奈听都不愿意听，他仍然处在冻结的状态中。“我身体不好，”他说，走出了房间。大惊失色的阿米娜问：“可是，穆萨，你干吗发那么可怕的誓呢？”
……因为，在走廊里排队接受盘问后，赃物还没有从仆人房间里找到时，穆萨曾经跟东家说：“老爷，不是我。我要是偷了您东西，就得麻风病！让我这老头全身溃烂！”
阿米娜满脸恐怖，等穆萨回答。老仆的脸气得扭歪了。他的话脱口而出：“太太，我偷的只是你们值钱的东西，可是你跟你的老爷，还有他父亲却偷走了我的一生。我年纪这么大了，你还弄来一个基督徒保姆来羞辱我。”
白金汉别墅里无声无息 － 阿米娜不肯送他进监狱，但穆萨得走了。他背起铺盖卷，走下铁螺旋楼梯，从而发现梯子既能上也能下。他走下小丘，诅咒着这所房子。
同时（这是不是那个诅咒的作用呢？）玛丽·佩雷拉很快就会发现，即使你取得了胜利，即使楼梯对你有利，你还是逃不掉毒蛇。
阿米娜说，“我没法再给你钱了，伊斯梅尔；你钱够了吗？”伊斯梅尔说：“我想差不多了吧 － 不过这事很难说 － 有没有什么机会再……？”但阿米娜说：“问题是，我身子这么大，连汽车都坐不进去了，只能就这样了。”
……对阿米娜来说，时间又一次放慢了步伐。她的眼睛又一次望着铅框玻璃，上面绿梗子的红色郁金香又一次共同起舞。她的目光第二次落到了钟塔上面，那座钟自从1947年雨季之后就再也不走了。又下起雨来，赛马季结束了。
一座淡蓝色的钟塔，孤零零地蹲在坡上，不起作用了。它矗立在圆形凹地另一头的铺了黑色沥青的水泥地上－华尔顿路边上的房子是平屋顶，与我们这一两层楼高的小丘毗邻。因此，要是你从白金汉别墅的围墙爬出去，脚底下就是平平的黑色沥青屋顶。在黑色沥青屋顶下面，是布里奇·坎迪幼儿学校，在学期中的每天下午，从那里都传出哈里森小姐叮叮咚咚的钢琴声，她弹的总是那些一成不变的幼儿歌曲。再往下便是商店，有读者乐园、法特波伊珠宝店、齐马尔克玩具店和孟买里糖果店，它的橱窗里放满了巧克力长卷。按理说通往钟塔的门是上锁的，但用的锁是纳迪尔汗会认出来的那种印度货。就在我第一个生日之前，接连三天夜里，玛丽·佩雷拉站在我房间里窗前，看到一个黑影在屋顶上轻飘飘地走动，手上还拿着一些看不清是什么样子的东西，她心中充满了说不出的恐惧。到了第三天后，她把这事告诉了我母亲。于是立刻报警，法基尔警长又来到了梅斯沃德山庄，随身还带来了一小队第一流的警察 － “全是神枪手，太太；您尽管放心，事情交给我们来办！”－ 这些人化装成扫地的，枪藏在破衣服里面，一边清扫凹地，一边监视钟塔。
天黑了下来，梅斯沃德的居民躲在窗帘和竹帘子后面，战战兢兢地朝钟塔的方向望去。可笑的是，扫地的在夜色中还在干活儿。约翰尼·法基尔在我家的阳台上选好了有利的位置，藏好了枪……就在午夜时分，一个黑影翻过布里奇·坎迪学校的围墙，朝钟塔走过来，黑影肩膀上背着一个口袋……“得让他进去，”法基尔告诉阿米娜，“我们要等有十足的把握再下手，逮住那家伙。”那家伙穿过铺了沥青的屋顶，走到钟塔前面进去了。
“警长先生，你还在等什么呀？”
“嘘，太太，这是警察的事。您请进屋去吧。等他出来时抓住他，记住我的话，逮住他，”法基尔得意洋洋地说，“就像在笼子里逮耗子一样。”
“那人是谁呀？”
“谁知道呢？”法基尔耸耸肩膀说，“反正是哪里来的恶棍。如今遍地都是坏蛋。”
……接着，响起一声尖利的叫声，打破了夜晚的宁静。有人在钟塔里面拼命抵住了门，门还是给用力扭开了。哐啷一声，有什么东西飞快冲到了黑色沥青屋顶上。法基尔警长一下跳起身，拔出枪，就像约翰·维恩[⑤]那样飞快地射击。扫地的神枪手也从扫帚里面抽出枪来，乒乒乓乓打了一通……妇女激动得大喊大叫，仆人们呼天抢地……接着是一片沉寂。
躺在黑色沥青屋顶上面，那个像蛇一样卷曲的带条纹的究竟是什么呢？那个流着黑黝黝的血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沙阿普斯特克在顶层，一切都看得很清楚，他气愤地嚷嚷道：“你们这班蠢货！全是些兔崽子！一无用处的龟孙子！”……在法基尔冲上沥青屋顶时，舌头咯咯作响死去的那个人究竟是谁呢？
在钟塔门里面呢？是什么东西这么重，倒下来发出这么一声巨响呢？是谁的手将门扭开？在谁的脚后跟上可以看见两个满是毒液、鲜红的血直往外流的洞眼的呢？这种毒液，至今还没有找到能对付它的抗毒血清，它毒死的老马足以装满好几个马厩。那些化装成扫地工的便衣像是出丧一样，从钟塔里抬出去一个尸体，没有棺材，那人究竟是谁呢？当月光照在死者面孔上时，玛丽·佩雷拉像一袋土豆一样倒在地上，戏剧性地突然昏厥过去，眼珠直往上翻，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钟塔里面，沿着内墙放着一排排奇怪的机械装置，上面装了廉价的计时器，那些究竟是什么呢？那里面怎么会有这么多塞满了破布的瓶子呢？
“太太，真是运气，您把我手下人找来了，”法基尔警长说，“这人是乔瑟夫·德哥斯塔 －是我们通缉的首犯。我们追捕他已经差不多有一年了，绝对是个黑心肠的恶棍。你去钟塔里面看看就知道了！沿墙一直到天花板的架子上放满了土炸弹，爆炸力大得足够把这个小山头炸飞到大海里面去！”
一出出的传奇剧接踵而至，生活带上了孟买有声电影的色彩。蛇跟在梯子后面，梯子又跟在蛇身后。在这多事之秋，萨里姆娃娃病倒了。这么多的事情似乎使他消化不了，他眼睛紧闭，满脸通红。在那段时间里，阿米娜正在等待伊斯梅尔控告邦政府的结果；铜猴儿在她肚子里一天天长大；玛丽处在一种丧魂落魄的状态中，只有等到乔瑟夫的鬼魂回来出现在她眼前时她才算完全恢复过来；那个装了脐带的酱菜瓶和玛丽的酸辣酱使我们梦中满是指着远方的手指；母亲大人主管着厨房，这时候，我外公为我作了检查，宣布道：“事情很清楚，这孩子患上了伤寒。”
“啊，天上的真主啊，”母亲大人叫了起来，“是什么黑色魔鬼，叫什么名字来着，跑到这幢房子里来啦？”
这场病在我还没有开始人生时就几乎把我断送掉，根据我从别人嘴里听到的，情况大致如下：在1948年8月底，我母亲和外公日夜守护在我身旁。玛丽也从她的负罪心理中挣脱出来，在我额头上敷冷毛巾。母亲大人唱着催眠曲，用汤匙给我喂食。就连我父亲也暂时忘记了他自己身上的不适，站在门口手足无措地听着。但是，有一天夜里，阿齐兹大夫就像是一匹老马那样满面沮丧地说：“我是无能为力的了，到早上这孩子就会断气了。”女人们嚎啕大哭，我母亲心急如焚，又出现了即将临产的早期症状，玛丽·佩雷拉扯着自己的头发。就在闹哄哄乱成一团时候，传来了敲门的声音，仆人通报说沙阿普斯特克博士来了，他递给我外公一个小瓶子，说道：“我就照直说了，这东西不是送命，就是能治好毛病。只能用两滴，然后等着吧。”
我外公无计可施，双手抱着脑袋坐着，他问：“这是什么呀？”将近八十二岁的沙阿普斯特克博士舌头舔着嘴角，说道：“是稀释过的眼镜王蛇毒素，据说很有效。”
蛇会通往胜利，正像梯子也会下降一样。我外公知道我反正没救了，就给我服用了眼镜蛇毒试试。全家人站在一边，眼看蛇毒传遍孩子全身……六个小时之后，我的体温恢复了正常。从此以后，我的生长速度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惊人了。但是有失也有得，我得到了生命，还有对蛇的模棱两可之处很早就有了认识。
就在我体温降下来的当儿，我妹妹也在纳里卡尔产科医院里出生了。那是9月1日，她的出生顺顺当当，毫不费力，因此在梅斯沃德山庄几乎没有引起别人注意。因为就在那一天伊斯梅尔·易卜拉欣去医院看我父母，通知他们说官司打赢了……就在伊斯梅尔庆祝胜利的那当儿，我抓住小床的栏杆；就在他嚷道：“解冻了！你们的财产有归自己了！高等法院作出了裁决！”的当儿，我满脸通红地喘气和重力斗争；就在伊斯梅尔不动声色地宣布：“西奈兄弟，法制赢得了一场光荣的胜利！”避而不看我母亲充满笑意的得意洋洋的眼睛的当儿，我，萨里姆娃娃，恰好一岁再加半个月，在婴儿床上站起身来。
那天发生的事情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是等我长大，我就此成了罗圈腿，因为我站得太早了；二是铜猴儿（她得了这么个名字，是因为她长了一头浓密的金红色的头发，她头发的颜色到九岁时才变深）也就此明白，假如她在人生中想要得到别人的注意的话，那么她非得弄出很大的声音来不可。
（第十章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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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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