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奏类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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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琴的品种很多，除传统的八音、十音和十二音小扬琴适于民间器乐合奏或为说唱、戏曲伴奏使用外，变音扬琴、转盘转调扬琴、筝扬琴、全律活马大扬琴和电扬琴等则适于独奏或参加民族乐队合奏。

　　变音扬琴：60年代研究制成，四排马又称“401型扬琴”，是在面板两侧安置滚轴板，每组琴弦下面支有金属滚轴，以起到准确定音和迅速调弦的作用，在左侧的滚轴板上还置有铜质变音槽，通过变音槽在板上往返移动，可使琴弦升高或降低半音。它除达到迅速转调的目的外，还使扬琴结构得以简化，将原来只有两组音域的小扬琴。扩大为四个八度，并采用新的音位和马子排列，能够在演奏中迅速转调。它最大的优点是演奏方法统一，只要学会一个调的奏法，就能演奏其他各调乐曲。

　　转盘转调扬琴：设左、中、右、低4个条马，音位排列具备一定规律，演奏方便。左侧设有转调机械，由主轴、凸轮、杠杆、连杆、变音活页等主要另部件组成。装于主轴上的各个凸轮，通过固定在角铁支架上的连杆，来控制变音活页立起（截弦）和倒下（离弦）。变活页立起时，升高半音，从而达到转调的目的，使用时比较方便。

　　筝扬琴：把扬琴和筝两种乐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上部为四排马扬琴，下部为16弦筝。其音梁位置、面板弧度、条马的高低都和扬琴相同，只形体较扬琴纵向宽15厘米。它既能演奏扬琴作品，又能演奏筝曲，扬琴演奏者只要掌握筝的基本演奏方法，就可在筝扬琴上打弹结合，同时获得两种乐器的音响效果，适于小型民族乐队和吉剧音乐伴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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敔简介

敔是古代打击乐器，形如伏虎，以竹条刮奏，用于宫廷雅乐，表示乐曲的终结。


　　古代打击乐器，在先秦的文献中，多次提到敔和柷这两种乐器，它们属于“八音”中的木类乐器。

　　据《尚书. 益稷》记载：“合止柷敔。”郑玄注：“敔，状如伏虎，背有刻，鉏铻，以物擽之，所以止乐。”

　　《诗经·周颂·有瞽》：“鞉磬祝圉”。《毛传》（西汉毛亨《毛诗故训传》）载：“鞉，鞉鼓也。祝，木空也。圉，揭也”。圉假借为敔字。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敔，乐器，椌楬也，形如木虎”。《尚书·益稷》：“合止柷敔”。郑玄注：“敔，状如伏虎，背有刻，鉏铻，以物擽之，所以止乐”。《旧唐书·音乐志》：“敔，如伏虎，背皆有鬣二十七，碎竹以击其首而逆刮之，以止乐也”。
　　根据文献记载及清代传世实物可知，敔木制，形如伏虎，背有锯齿形薄木板，用一支一端破成细条的竹筒逆刮虎背的锯齿演奏，它表示乐曲的终结，用于宫廷雅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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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的历史

钟的起源有多种说法，最初为陶制。
秦汉以来钟的发展。>>


　　中国“钟”的起源何时，现存史籍记载不一。《山海经.海内经》说：“炎帝之孙伯岐生鼓，是始为钟”。《吕氏春秋.仲夏纪》说：“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黄帝又命伶伦与荣将铸十二钟，......”《管子.五型篇》：“昔者黄帝以其缓急作五声，以政五钟。令其五钟，一曰青钟大音；二曰赤钟重心；三曰黄钟洒光；四曰景钟昧其明；五曰黑钟隐其常”。还有传说是尧舜时一位名叫垂的人所创，当然也有学者认为钟是起源于铜铃等等。

　　最初的钟是陶制的，在河南陕县庙底沟出土一件新时代时期陶钟，高约9厘米，径5厘米，共鸣体为圆筒形，顶端为圆柱形短柄。

　　夏禹时期，出现了青铜制的钟。公元前16世纪至前11世纪的商代，我国就有了不同形制的钟，从殷墟出土的乐器中，已能见到用青铜铸成的造型古朴的几种钟。

　　到了周代，钟在古代乐器分类中，居于八音之首，为金类乐器。铜钟在古代是宗庙或宫廷举行典礼和宴会时所用的乐器。历代都用于雅乐。现在仅作为文物保留，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较高的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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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钟出现于商代，兴起于西周，盛于战国。

　　 1976年2月,在秦始皇封土西北约100米处出土一件错金银钮钟,青铜制作，钟纽一侧刻有“乐府”二字，表明在秦朝就已建立了乐府机构。秦乐府钟工艺精巧细致，声音清脆悦耳，音高为Ｃ。而秦汉以后由于受战争的影响，铸钟工匠及乐工散亡，铸钟技术在这段时间里曾多次失传。

　　古代的钟分为特钟和编钟，特钟又称为鎛，单独挂在木架上，每架只有一枚，编钟由是多枚大小不同的钟挂在同一木架上。　

　　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以来，随着佛教的传入，到了南北朝时，由于受到印度圆口钟的影响，从而出现了形如瓦罐的圆形钟。从此，在历代宫廷雅乐中所使用的编钟多呈圆形。在保留“钟”的最原始意义的基础上，圆形钟也成为人们心目中神圣器具的象征。这类钟，佛寺、钟楼使用最多，成为了体现君主、神灵、崇高伟大的圣器。这一主题的出现，为后来中国制造圆形钟技术的飞跃发展奠定了有利的基础。

　　钟在隋唐时期仍有应用。

　　宋代文献记载已有双音节钟出现，表明了这一时期铸钟技术的发达。

　　明清以后，圆形钟及钟的铸造技术达到了最高阶段。圆形钟出现在社会各阶层的娱乐领域及神圣场所，以北京大钟寺古钟博物馆藏（原觉生寺）永乐大钟为代表的各种明清两代古钟是体现这一历史时期的实物例证。

　　但对于编钟，自宋以后，迄止清代，其铸造技术鲜为人知，钟乐也渐被淘汰，清代宫廷中所铸编钟，不仅其形制与传统编钟不同，其音律更是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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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大钟

永乐大钟系明代永乐年间铸造，现悬在北京西效大钟寺内，享有“古代钟王”之誉，以其灿烂的书法艺术和佛教艺术，驰名中外。


　　我国古代的钟分为两类，除用于雅乐的编钟外，还有用于钟楼和寺庙的圆形钟。我国古代制钟技艺高超，铸造大钟更堪称一绝。

　　永乐大钟：在北京西郊大钟寺(原觉生寺）的钟楼里，悬挂着一枚明代永乐年间铸造的巨型钟，据说是明朝燕王朱棣（明成祖），攻下南京后，改号“永乐”，迁都北京，按照《太祖实录》里“唯功大者钟大”的规矩来铸造这举世无双的大钟。大钟铸于明京师铸钟厂，钟铸成后存放在内府职掌机构汉经厂。永乐年间，遇到万寿圣节等节日，都有汉经厂主持敲钟作佛事。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大钟被移到万寿寺，每天由六个和尚敲钟。天启年间，时局动荡，大钟被弃于地上。雍正十一年（1733年），大钟被移至觉生寺，并专门修建一座上圆下方的两层钟楼，用以悬挂大钟。直到乾隆八年（1743年），移钟工程才最后完成。

　　永乐大钟用铜、锡、铅合金铸成，构造合理，工艺精湛，高达6．94米，钟口直径3．3米，造型精美，形体宏伟，历时50O多年，至今仍音响圆润宏亮，穿透性强，具有明显的音乐效果，钟声可传四五十公里，余音达2分钟之久。经测量，钟腰最薄处为94毫米，钟唇最厚处为185毫米，重量为46．5吨。

　　钟身铸满了阳文楷书、佛教经咒22万7千多字，字体工整、坚韧，相传为明代书法家沈度的手笔。每当重大法事必击钟10余下。永乐大钟，以悠久的历史、精湛的铸造工艺、第一流的声学特性，标志着我国古代在冶炼铸造、声学等方面的技术已达到极高的水平，享有“古代钟王”之誉，也以其灿烂的书法艺术和佛教艺术，驰名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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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钟是我国古代的重要打击乐器,因能奏出歌唱一样的旋律，所以被称为“歌钟”。它是依钟的大小不同而有次序地悬挂在木制钟架，用木棰敲击发音，音色清脆、悠扬，穿透力强。

　　编钟最早出现在商代，当时多为三枚一组，能演奏旋律。商代编钟造型别致，钟柄部分是空心的，并与内腔相通，钟的表面有简单的兽面纹饰。近年来，在殷代大型王室墓葬妣辛墓中，又发现了有五枚一套的编钟，可构成四声音阶序列。

　　编钟兴起于西周，盛于春秋战国直至秦汉。西周中晚期，编钟已由三枚或五枚发展为八枚一组，能发出相隔一个小三度或大三度音程的两个音级。当时编钟经常用于宫庭宴会，被称为“钟鼓之乐”。至春秋中晚期，又增为九枚一组或十三枚一组。

　　1978年湖北随县城郊的擂鼓墩出土战国初期的曾候乙墓编钟,共六十五枚。被称为我国古代编钟之王，每个钟体上都刻有错金篆体铭文，正面刻“曾候乙乍时”（曾候乙作）。

　　2000年2月，湖北荆州战国楚墓发掘两套2300年前的大型编钟，各由14件组成，青铜制造，高0.72米。

　　秦汉以后，在历代宫廷雅乐中所使用的编钟多呈圆形，形制上有了很大改变，且每钟只能发出一个乐音。在经历了500多年黄金时代后，它由盛兴而衰退。
  
　　到了隋唐时期，编钟除在“雅乐”中使用外，还用于隋“九部乐”和唐“十部乐”中的“清乐”和“西凉乐”里，很少流传民间。唐代诗人在作品中曾描绘出编钟声音宏亮、铿锵悠扬、悦耳动听的妙响。

　　自宋以后，迄止清代，编钟铸造技术鲜为人知，钟乐也渐被淘汰，清代宫廷中所铸编钟，不仅其形制与传统编钟不同，其音律更是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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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编钟常用于宫廷雅乐，每逢征战、宴会、祭祀，都要演奏编钟。它可以独奏、合奏或为歌唱、舞蹈伴奏。古时，编钟是统治者专用的乐器，也是反映名分、等级和权利的象征，只有在天子、诸侯行礼作乐时方能使用，即“钟鸣鼎食”。

　　先秦的编钟，钟身呈椭圆形，很象两个瓦片合在一起，上径小，下径大，纵径小，横径大，钟口边缘不截齐，两角向下延伸，成尖角形，顶端有柄的为甬钟，带钮的为钮钟。钟的上部称钲，下部叫鼓。钟的鼓部铸有精美的图饰，钲部的纹饰称为钟带或篆间，每枚钟的钲部都铸有36个突起的隆包，叫钟乳或枚。


　　在我国西南地区，近年来曾多次出土了战国至两汉时期具有少数民族风格和地方色彩的编钟。如云南楚雄万家坝古墓出士的战国羊角钮编钟和广西西林出土的汉代羊角钮编钟，外形似铃，断面呈核桃形，顶端作羊角状；



　　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和牟定福土龙村出土的编钟，上宽下窄，平口，钟面镂刻皤蛇纹饰；

　　四川涪陵小田溪巴人贵族墓出土的战国编钟，纹饰具有古代巴族文化特征；

　　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墓出上有半环钮的筒形钟等。

　　以上这些充分表明，我国古代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与中原地区，在音乐文化上有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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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湖北随县城郊的擂鼓墩出土战国初期的曾候乙墓编钟,共六十五枚。被称为我国古代编钟之王。
　　曾候乙编钟每个钟体上都刻有错金篆体铭文，正面刻“曾候乙乍时”（曾候乙作）。钟背则记有与晋、楚等国律名的对应文字，共标有关于乐律的铭文2800多字，记录了许多音乐术语，在科学概念上表现出相当精确的程度，显示了我国古代音乐文化的高水平，表明我国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已使用十二平均律了，这比欧洲要早1800年。

　　钟架呈曲尺形，全长10.79米，高2.67米，重5吨有余。铜木结构，木质横梁上饰彩绘花纹，两端都套着浮雕或透雕的青铜套，起装饰和加固作用。在这套65枚编钟中，有镈钟、甬钟和钮钟三种。镈钟仅有一枚，是楚惠王在曾国君主乙死时赠送给他的。甬钟45枚，为曾侯乙生前亲自测音监制，分五组居于钟架的中、下层，中层音色嘹亮，下层形大体重，音色深沉浑厚，最大的一枚高153．4厘米、重203．6公斤。钮钟19枚，分三组挂于钟架上层，音色清脆，最小的一枚高20．4厘米、仅重2.4公斤。整套编钟的音阶结构，居然和现代国际通用的C大调七声音阶音列相同，音域从大字一组A到小字四组C，其总音域达到五个八度，比现代钢琴仅两端各少一个八度。在约占三个八度的中部音区由于有三套骨干音结构大致相似的编钟，形成了三个重叠的声部，而且有的声部几乎十二个半音俱全，可奏出完整的五声、六声或七声音阶的乐曲。

　　演奏时，由三个乐工双手各执丁字形木槌，分别敲击中层三个组演奏旋律，其中第二组，可能处于领奏地位。还有两名乐工，各执一大木棒，分别撞击下层低音甬钟，配以和声，起烘托气氛的作用。

　　1983年9月，湖北省博物馆与其他单位合作，组成了曾侯乙编钟复制研究组，经过10个月，完整地复制了全套曾侯乙编钟，并于1984年9月8日在武汉通过鉴定。复制的编钟和编磬，不但与出土的珍品外形相似，而且音质也十分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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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月，在被考古学家誉为“２０００年前的地下音乐厅”的济南洛庄汉墓乐器坑中出土一套编钟，据中国历史博物馆原馆长、我国秦汉考古研究泰斗俞伟超先生协同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主任信立祥、北京大学考古教授赵化成等人实地考察鉴定，认为洛庄出土的大型编钟工艺考究、保存完好，为西汉第一编钟。

　　这套编钟是在洛庄汉墓主墓室陪葬坑内出土的，同时出土的还有6套石磬和鼓、笙等西汉王室乐器及大量其它种类的青铜乐器。这套编钟共19件，上面14件为稍小的钮钟，下面则是大型的甬钟。编钟出土时排列整齐，可看出当时是挂在架子上埋进去的。这套编钟在地下保存得非常完好，出土之后，轻轻擦拭便锃亮如新。当年这套编钟都已经过调音，用特制的木棰轻轻敲击编钟不同部位，可以听到两种不同的声音，即双音钟。

　　与战国编钟相比，汉代的编钟本来就很少，洛庄汉墓出土的这套编钟是目前为止国内考古中发现的第一套西汉时期的编钟，它与战国编钟在形态、花纹等方面都有明显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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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代的编钟都是用青铜制作，但是也有例外，清代乾隆皇帝在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曾用黄金铸成了一套大小相同、壁厚有别的编钟，共有16枚，叫做“金钟”。这是世界上唯一能够敲响的金子，它既是铸造精美绝伦的乐器，又是巧夺天工的艺术品，堪称稀世瑰宝，远远超过了黄金本身的价值。

　　金种每枚钟的正中是音名，周围盘绕两条蛟龙，装饰以海波和云纹，其音律与现代音乐相同。平时，这套编钟置于太庙（今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中，遇有朝会、宴享、祭扫大典，才拿出来演奏。和它一起使用的还有一套金编磬。

　　这套编钟，就耗用黄金13647两2钱。1925年它流入民间，后由陈亦侯、胡仲文收藏，现陈列在首都故宫博物院的珍宝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