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kens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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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中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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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ke

为爱挥剑的流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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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5-12-24 12:44 | 只看该作者
 "尽管你否认,但我已经听见了。"我颤抖着说。他沉默不语。当时我以为自己看出了在我之前哪条狗也不曾经历过的东西,至少在传说中找不到丝毫这方面的痕迹。我无比恐惧和羞愧地连忙将脸埋在我面前的那滩血中。因为我以为自己已看出那只狗在唱歌他自己却不知道,另外还有,那已与他分离的旋律按照自己的法则在空中飘荡,它似乎与他无关,它越过他全都朝我而来。--今天我当然不会承认一切这样的发现,我把它们归为自己当时的过度兴奋,然而尽管这是一个错误,可它却有着某种辉煌,是唯一的真实,尽管只是虚假的真实,是我从绝食期挽救出来带到这个世界的真实,它至少显示出,我们在完全超脱自我方面能够达到何种程度。我的确完全超脱了自我。要是在一般情况下我会得重病,无力动弹,但那时我却无法抵制那旋律,似乎就要被他据为己有的旋律。它越来越强烈,它也许会无限地强烈下去,它此刻几乎震聋了我的耳朵。最糟糕的是,好像仅仅由于是有我才有它,仅仅是由于有我才有了这个森林在其庄严伟大面前突然沉寂无声的声音。还敢一直留在这里的我是谁?满身污垢一身血迹地在它面前炫耀自己的我是谁?我颤颤悠悠地站立起来,顺着身子往下看,成了这样还跑什么,我正这么想着,却已被那旋律驱赶着在精彩的跳跃中飞似地跑开了。对朋友们我只字未提,可能本该刚一到达就把一切都讲出来,但当时我太虚弱了,到后来我又觉得那是无法讲的。我无法迫使自己克制住略略讲述一下的愿望,可到了讲的时候却一个字也讲不出来。另外,没过几小时我的身体就复原了,但精神上的后果我一直背到今天。

  我将我的研究扩展到了狗类音乐上,科学在这方面肯定不是无所作为的,如果我了解的不错,关于音乐的科学大概要比关于食物的科学内容更为丰富,至少能比较确定地得到证实。对此可以这样来解释,在前者的领域里能够比在后者的领域里更冷静地工作,前者涉及的多为纯粹的观察和系统化,而后者涉及的主要是符合实际的结论。与此有关的还有,敬重音乐科学更甚于敬重食物科学,但前者从未能像后者那样深入民众之中。在听到森林里的那种声音之前,我比任何一只狗都更不了解音乐科学,虽说与那几个狗乐师相遇的经历已经向我提示了它,但我当时还太小了。仅仅接近一下这门科学也并不是件易事,它在大家眼里难度极大,而且对大多数狗都傲然相拒。虽说那几只狗身上引人注目的是音乐,但我觉得他们隐藏起来的狗性比音乐更为重要,在别处我大概绝不会把什么类似的东西认作他们那可怕的音乐,因此我可以不去管它,但从那之后在所有的狗身上我处处都能遇到他们那种本性。要研究狗的本性,我觉得研究食物是再合适不过了,可以不走一点弯路到达目的地。然而这两门科学的边缘学科当时已引起了我的疑心,它就是关于唤下食物的歌唱的理论。在这里我又有很大的障碍,因为我从未真正钻研过音乐科学,在这方面我还远远算不上总是倍受科学歧视的半瓶子醋。我觉得如今依然是这样。在一个学者面前,恐怕连那最简单的考试也会让我考得焦头烂额,遗憾的是我有这方面的证据,除了已经提到的生活环境外,之所以这样的原因当然主要在于我在科学方面的无能,思维能力太弱,记忆力太差,特别是没有能力牢牢盯住科学目标。这些我都公开承认,甚至还带着某种愉悦感。我觉得,我在科学方面无能的更深的原因是天性,而且确实不是恶劣的天性。如果想说大话我就可以说,恰恰是这种天性毁了我在科学方面的能力,因为这难道不是种至少是非常奇怪的现象:我在一般的日常事物中--它们肯定不是最简单的--显示出的智力还算过得去,就算我理解不了科学,但对那些学者的认识却是入木三分,这在我的成果中可以得到检验,可同样是这个我,一开始就连将爪子伸向科学的第一级台阶的能力都没有。也许恰恰是由于这科学的缘故--不过那是一种不同于今天所从事的科学的科学,是一种最新的科学--这种天性使我将自由看得高于一切。自由啊!当然,就像它今天已成为可能,自由是个可怜的东西。不过毕竟还是自由,毕竟还是一种财产……

(周新建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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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5-12-25 22:17 | 只看该作者

饥饿艺术家



  饥饿表演近几十年来明显地被冷落了。早些时候,大家饶有兴致地自发举办这类大型表演,收入也还不错。可是今天,这些都已毫无可能。那时的情形同现在相比确实大相径庭。当时,全城的人都在为饥饿表演忙忙碌碌,观众与日俱增,人人都渴望每天至少观看一次饥饿艺术家的表演。临近表演后期,不少人买了长期票,天天坐在小铁笼子跟前,就是晚上,观众也络绎不绝。为了看得不失效果,人们举着火把。天气晴朗的时候,大家就把笼子挪到露天,这样做是为了孩子,他们对饥饿艺术家有着特殊的兴趣。大人们看主要是图个消遣、赶赶时髦,可孩子们却截然不同,他们看到这位身穿黑色紧身服、脸色苍白、瘦骨嶙峋的饥饿艺术家时神情紧张,目瞪口呆,为了壮胆,他们互相把手拉得紧紧的。饥饿艺术家甚至连椅子都不屑一顾,只是一屁股坐在乱铺在笼子里的干草上。他时而有礼貌地向大家点头打个招呼,时而用力微笑着回答大家的问题。他还时不时把胳膊伸出栅栏,让人摸摸瞧瞧,以感觉到他是多么干瘦。随后又深深陷入沉思,任何人对他都变得不复存在,连笼子里那对他至关重要的钟表(笼子里唯一的东西)发出的响声也充耳不闻,只是那双几乎闭着的眼睛愣神地看着前方,偶尔呷一口小玻璃杯里的水润一润嘴唇。

  除了熙熙攘攘、川流不息的观众外,还有被大伙推举出来的固定的监督人员守在那儿。奇怪的是,这些看守一般都是屠夫,他们总是三人一班,日夜盯着饥饿艺术家,防止他用什么秘密手段偷吃东西。其实,这不过是安慰大伙的一种形式而已,因为行家都晓得,饥饿艺术家在饥饿表演期间是绝对不吃东西的,即使有人强迫他吃,他也会无动于衷。他的艺术的荣誉不允许他这么做。当然,不是每个看守都能理解这一点。有些值夜班的看守就很马虎,他们坐在远离饥饿艺术家的某个角落里埋头玩牌,故意给他一个进食的机会,他们总认为,饥饿艺术家绝对有妙招搞点存货填填肚子。碰到这样的看守,饥饿艺术家真是苦不堪言,这帮人使他情绪低落,给他的饥饿表演带来很多困难。有时,他不顾虚弱,尽量在他们做看守时大声唱歌,以便向这帮人表明,他们的怀疑对自己是多么的不公道。但这无济于事。这些看守更是佩服他人灵艺高,竟在唱歌时也能吃东西。所以,饥饿艺术家特别喜欢那些"秉公执法"的看守人员,他们靠近铁栅坐在一起,嫌大厅灯光太暗而举起演出经理提供的手电筒把自己照得通明。刺眼的光线对他毫无影响,反正他根本睡不成觉,但是无论什么光线,也不管什么时候,就是大厅里人山人海,喧闹嘈杂,打个盹儿他总是做得到的。他非常乐意彻夜不眠和这样的看守共度通宵,喜欢同他们逗乐取笑,给他们讲述自己的流浪生活,然后再悉听他们的奇闻趣事。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使看守们保持清醒,让他们始终看清,他的笼子里压根儿就没有吃的东西,他在挨饿,不论哪个看守都没有这个本事。而最令他兴奋的是早晨自己掏腰包,请看守们美餐一顿让人送来的早饭。这些壮汉子们在艰难地熬了一个通宵之后个个像饿狼扑食,胃口大开。然而,有些人却认为请客吃饭有贿赂之嫌疑,这纯属无稽之谈,当别人问到他们是否愿意兢兢业业值一夜班而拒吃早餐时,这些人却溜之大吉了,可要让他们消除疑心并不容易。

  诸如此类种种猜疑,饥饿艺术家似乎也难于摆脱。任何一位看守也做不到夜以继日、丝毫不间断地守在饥饿艺术家身边,因此无人亲眼目睹过,他是否确实持续不断地挨饿。只有饥饿艺术家自己心里最清楚,只有他才算得上是对自己的饥饿表演最为满意的观众。但是由于另一种原因,他又从未满意过。或许他干瘦如柴的躯体根本就不是由于饥饿所造成的,而是对自己不满所致,以致于有些人出自于对他的同情而不来观看饥饿表演,因为这些人不忍心看他那被折磨的样子。其实他自己明白,饥饿表演极为简单,是世上最容易做的事,这一点恐怕连行家也不清楚。对此,饥饿艺术家直言不讳,但人们死活就是不信。善意的说法还好,说他谦虚,可大部分人认为他自吹自擂,更有甚者说他是个骗子手,他当然觉得挨饿是件轻松的事,因为他懂得如何能使挨饿变得轻松,而他竟然厚颜无耻,不肯百分之百地道出实情。所有这一切,饥饿艺术家都得忍受着。天长日久他也习以为常,然而内心深处的不快总搅得他不得安宁。每当一轮饥饿表演结束时,饥饿艺术家没有一次是自愿离开笼子的,这一点,人们一定要为他作证。演出经理规定每轮表演最高期限为四十天,期限过后,他绝不让饥饿艺术家再继续挨饿,即使在世界大城市里也是如此。经理这样做不无道理,因为根据以往经验,全城人的兴趣会通过四十天里越来越火的广告充分被激发出来,而四十天后,观众就会感到疲倦,看表演的人数随之锐减。在这一点上城市和乡村当然有些小小的区别,可是四十天最高期限已经成了一条通用的规律。在第四十天,笼子的门被打开,笼子四周插满鲜花,半圆形露天剧场里人海如潮,观众兴高采烈,军乐队奏着乐曲。两个医生走进笼子为饥饿艺术家作必要的检测,检测结果通过高音喇叭传遍剧场。随后,两位女士走上前来,她们乐滋滋的,庆幸自己能被选中去搀扶饥饿艺术家离开笼子走下前面的台阶。台阶前的小桌子上早已摆好了精心准备好的病号饭。在这种时刻,饥饿艺术家总是加以拒绝,虽然他还是自愿地把自己皮包骨头的手臂递向前来帮忙的女士,但是他不愿站立起来。为什么刚到四十天就停止表演呢?他本来能长期地、无休止地饿下去,为什么恰恰要在他表演最紧要的关头停下来呢?他还没有真正精彩地表演过一回哩!他还能继续饿下去,他不仅能成为空前最伟大的饥饿艺术家(他或许已经是了),而且还要超越自我,达到不可思议的境界,因为他感到自己的饥饿表演能力永无止境。可是人们为什么要夺走他继续挨饿的荣誉呢?为什么这些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人多一点耐心都没有呢?他都能坚持继续饥饿表演,为什么这些人连耐心当观众都做不到呢?唉,他也累了,本该坐在干草上好好歇一会儿,可现在他得立起他那又高又细的身躯去吃饭。他一想到吃就感到恶心,只是想到女士在自己旁边才把要说的话咽了下去,他抬头看了看表面上和蔼其实残忍的两位女士的眼睛,摇了摇耷在他无力的脖子上那过于沉重的脑袋。紧接着,老一套又来了。演出经理登场,他像哑巴一样,一句话也不说(其实是音乐声吵得他没法讲话),双手举到饥饿艺术家的头上,好像在邀请老天爷下凡,参观他那坐在蓬乱干草上的作品--这位颇值怜悯的殉道士。说实在的,饥饿艺术家确实是个殉道士,只是在另外一层意义上罢了。经理双手卡住饥饿艺术家的细腰,有些过分小心翼翼,他的动作神情使人联想到,他手中不是一个活人,而是一件极易破碎的物品。这时经理或许暗中轻轻碰了一下饥饿艺术家,以致于他的双脚和上身左右摇摆不停。紧接着经理把他交给了两位脸色早已吓得苍白的女士,饥饿艺术家任其摆布,他脑袋聋拉在胸前,好像它是不听使唤地滚到那里,然后又莫名其妙地一动不动。他的身体已经掏空,双腿出于自卫本能紧紧和膝盖贴在一起,双脚却擦着地面,似乎那不是真正的地面,它们好像正在寻找真正的可以着落的地方。他全部的、其实已经很轻的身体重量倾斜在其中一个女士身上。她喘着粗气,左顾右盼,寻求援助,她真没想到,这件光荣的差事竟会是这样,她先是尽量伸长脖子,这样自己的花容月貌起码可以免遭"灾难",可是她却没有办到。而她的那位幸运些的伙伴只是颤颤悠悠,高高地扯着饥饿艺术家的手--其实只是一把骨头--往前走,一点忙也不帮,气得这位倒楣姑娘在大庭广众的起哄声中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早已侍候在一旁的仆人不得不把她替换下来。随后开始吃饭,经理先给处于昏厥状态、半醒半睡的饥饿艺术家喂了几勺汤水,顺便说了几句逗乐的话,以便分散众人观察饥饿艺术家身体状况的注意力。接着,他提议为观众干杯,据说此举是由饥饿艺术家给经理耳语出的点子,乐队憋足了劲演奏。随后大家各自散去,没有人对眼前发生的一切不感到满意,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饥饿艺术家自己,他总是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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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5-12-25 22:18 | 只看该作者
就这样,表演、休息;休息、表演,他过了一年又一年,表面上光彩照人,受人尊敬,而实际上阴郁的心情经常缠绕着他。由于得不到任何人的真正理解,他的情绪变得越来越坏。人们该怎样安慰他呢?他还有什么渴求呢?如果同情他的某个好心人告诉他,他的悲哀可能是饥饿所致,那么他就会勃然大怒(特别是在饥饿表演进行了一段时间以后),像一只凶猛的野兽吓人地摇晃着栅栏。但对于这种状况,演出经理自有一套他喜欢采用的惩罚手段。他当众为饥饿艺术家辩解并且表明,饥饿艺术家的行为可以原谅,因为这种由于饥饿引起的反常的易怒心态是正常人根本无法理解的。接着他就开始大讲饥饿艺术家自己的需要加以解释的观点,说他实际能够挨饿的时间比他现在做的饥饿表演的时间要长得多,经理大为赞赏他的执著追求、良好心愿以及伟大的自我克制精神,这些当然也包括在饥饿艺术家的说法之中。而随后,他又拿出一叠照片(照片也用于出售),轻而易举就把艺术家的说法驳倒。因为从照片上人们可以看到,饥饿艺术家在第四十天的时候躺在床上虚弱不堪,奄奄一息。这些虽是老生常谈,却又不断使饥饿艺术家难以忍受。他气愤的是这种歪曲事实的做法,明摆着是提前结束饥饿表演的结果,人们却要把它说成是不得不停止表演的原因。同愚昧抗争,同这个愚昧的世界抗争是徒劳的。他总是虔诚地、如饥似渴地抓着栅栏认真地听经理说的每一句话,但当经理展示照片时,他每次都放开栅栏,唉声叹气地坐回草堆。于是,受到抚慰的观众又重新围过来看他表演。

  数年之后,每当这一场面的见证人回忆起这一幕时,连他们自己都弄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因为这期间发生了那个被提及的事变。这变化来的极其突然,它或许有更复杂的原因,但有谁去深究呢?无论如何,这个曾受大家喜欢的饥饿艺术家有一天发现自己被那些热闹上瘾的观众忘却了,他们纷纷涌向其它演出场所。演出经理领着他又一次跋涉了半个欧洲,他们想看看,是否能在某个地方重新找回逝去的狂热和兴趣,然而他们一无所获。好像人们私下达成了某种默契,到处都笼罩着厌恶饥饿表演的气氛。当然,这种情绪绝非一朝一日形成的,只怪当时人们过分陶醉于胜利的喜悦之中,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也未加防范,而现在采取对策为时已晚。尽管肯定有一天,饥饿表演定会再次红火起来,但这对于活着的人毫无慰藉。眼下,饥饿艺术家该去做什么呢?成千上万观众曾为之欢呼的饥饿艺术家如今去集市上的简陋戏台上演出未免太惨了些,改做其它行当吧,他不仅年纪太大,而更主要的是他对饥饿表演有着如痴如狂的追求。最终,他告别了经理--这位人生旅途上无与伦比的伙伴,受聘于一家庞大的马戏团。为了避免再受刺激,他甚至连合同条件都没瞥上一眼。

  马戏团确实很大,数不清的人、动物、器械随处可见,他们需要不断更新和补充,不论什么人才,任何时候都能在马戏团派上用场,当然饥饿表演者也不例外,只要条件不苛刻。另外,他之所以受聘当属特殊情况,这不单单是聘用一个艺术家本身,而更重要的是他当年的赫赫大名。其实,饥饿表演的技艺根本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黯然失色,单凭这一点,人们起码不能说,一个老得不中用的、再也不能站在技艺巅峰表演的饥饿艺术家想躲到马戏团某个安静的位置上去混日子。恰恰相反,饥饿艺术家向人保证,他的饥饿艺术不减当年,这是绝对可信的。他甚至还宣称,只要人们准许他按自己的想法行事(人们马上答应了他的这一要求),他要真正地震撼世界,达到前所未有的轰动效应。饥饿艺术家一激动起来,早把当今形势忘得一干二净,他的话只引起懂行的人付之一笑。

  然而,饥饿艺术家到底还是没有忘记着眼于现实。人们把他和笼子没有作为精彩节目放在马戏团的中心地段,而是安插在一个交通路口,他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笼子四周挂满了标语,那些花花绿绿的大字在告诉人们那里可以看到什么东西。若是观众在其它演出休息的时候涌向兽场的话,总要从饥饿艺术家跟前走过并在那儿停留片刻。假如不是道窄人挤,后面的人又能够理解前面的观众为什么不急着去看野兽而停留下来,人们或许能在他面前多呆一会儿,慢慢欣赏他的表演。这就是饥饿艺术家看到观众马上要向他走来时不往颤抖的原因。他以人们观看自己为生活目的,自然盼望这种时刻。起初,他急不可待地盼着演出休息,眼看一群群观众朝自己蜂拥而来,他激动得欣喜若狂,可是他很快就看出,观众的本意是去看野兽,每次如此,几乎无一例外,就是最固执的、故意自欺欺人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但是不管怎么说,看着远处的观众朝自己走来是令他最为高兴的事,人们涌过来时,持续不断的呼喊声和叫骂声乱成一片,一些人慢悠悠地看他表演,不是出于对他的理解(这些人使饥饿艺术家甚感痛苦),而是故意和后面催他们的人过不去,而另一些人则是心急火燎地想去兽场。大批人过后,剩下的是一些姗姗来迟者,没人催赶他们,只要他们有兴趣,满可以在他面前多呆一会,但是这些人大步流星,目不斜视,直奔兽场。不过,饥饿艺术家偶尔也能碰到幸运的时刻。有时父亲领着孩子来到他面前,父亲一边指,一边详细地讲述这是怎么一回事,他讲到过去的年代,说他曾经看过类似的表演,但那时盛况空前。可是孩子们无论在学校还是在生活中都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所以,他们始终不能理解大人的话,这也难怪,他们怎么能懂得什么叫饥饿呢?但是,从他们那探究性闪闪发光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崭新的、属于未来的、更为仁慈的东西。饥饿艺术家有时悄然思忖,假如自己的表演场地离兽场稍远一点,或许情况会好起来,而现在离兽场这么近,人们很容易选择去看野兽,更不用说兽场散发的臭味、动物夜间的闹腾、给野兽送生肉时人走动的响声以及投食时动物的狂嘶乱叫搅得他不得安宁,使他长期忧郁消沉。但是,他又没有胆量向马戏团的头头们去说。他还得感谢那些野兽们,没有它们,哪能引来那么多观众?况且众人当中还能找到某位真的是冲着他而来的呢。如果他要提醒人们注意自己的存在,那么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他--确切地说--只不过是通往兽场的一个障碍,谁知道人家会把他塞到哪个角落。

  当然只是一个小小的障碍,而且会越变越小。人们在当今时代还要为一个饥饿艺术家耗神费力,这简直是个怪事,可是人们对奇怪现象已习以为常,而正是这种习惯宣判了他的命运。他想使出最大能力做好饥饿表演,他也确实这么做了,然而这一切都挽救不了他的命运。观众个个如匆匆过客飞快地从他面前掠过。去试试给人讲饥饿艺术吧!但是谁对饥饿艺术没有亲身感受,就根本不可能心领神会。漂亮的彩色大字已经被弄脏,变得模糊不清,它们被撕了下来,没有有想到换上新的。用于计算饥饿表演天数的小牌子上的数字当初每天都有新的记录,现在却无人问津,数字多日不变,因为数周之后,连记录员自己都对这项单调的工作感到厌腻。虽然饥饿艺术家不停地做饥饿表演,这是他过去梦寐以求的事,也是他曾经夸过的海口,现在,他可以任意独行其事了,但是,没有人为他记录表演天数,没有人,甚至连他本人也搞不清楚自己的成果究竟达到了何种程度,他的心情变得沉重起来。假如某个时候来了一个游手好闲的家伙,用那个旧数字逗笑取乐,说这是骗人的鬼把戏,那么,他的话才真正是最愚蠢的、能编制冷漠和恶意的谎言。因为,饥饿艺术家诚实地劳动,他没有欺骗别人,倒是这个世界骗取了他的工钱。

  又过了许多日子,表演告终了。有一天,那只笼子引起了一位看管人的注意,他问仆人们,为什么把一个好端端的笼子闲置不用,里边的谷草已经发霉变味,对此无人知晓,直到其中一位看见了记数的小牌子,他才猛然想起饥饿艺术家。人们用棍子拨开腐草,在里边找到了他。"你还一直不吃东西?"看管人问道,"你究竟什么时候才算完呢?""诸位,请多多原谅。"饥饿艺术家有气无力地低声细语,只有看管人才能听清他说的话,因为他把耳朵贴在栅栏上,"当然,当然。"看管人一边点头,一边把手指向额头,以此来暗示其他人,说明饥饿艺术家的身体状况非常危险,"我们当然会原谅你。""我一直在想着,你们能赞赏我的饥饿表演,"饥饿艺术家说。

  "我们确实也挺赞赏的,"看管人热情地说。"可是你们不应该赞赏,"饥饿艺术家说。"那么我们就不赞赏,"看管人说,"为什么我们不应该赞赏呢?""因为我只能忍饥挨饿,我也没有其他办法。"饥饿艺术家说。"你们瞧,太怪了不是,"看管人说,"你为什么没有其他办法呢?""因为我,"饥饿艺术家说着,小脑袋微微抬起,嘴唇像要吻看管人似的,直贴在他的耳根,生怕露掉一个字,"因为我找不到适合我胃口的食物。假如我找到这样的食物,请相信我,我不会招人参观,若人显眼,并像你,像大伙一样,吃得饱饱的。"这是饥饿艺术家最后的几句话,然而,从他那瞳孔已经放大的眼睛里还流露出一种不再是自豪、而是坚定的信念:他还要继续饿下去。

  "好了,大伙整整吧!"看管人说。饥饿艺术家连同腐草一起被埋掉了。笼子里放进了一只年轻的美洲豹子。即使是感觉最迟钝的人,看到这只野兽在闲置长久的笼子里活蹦乱跳时,他也会觉得这是一种舒服的休息。这只豹子什么也不缺,可口的食物看守人员无须长时间考虑就会送来。失去自由对它似乎都无所谓,这个高贵的躯体应有尽有,不仅带着利爪,而且连自由好像也带在身边,自由似乎就藏在它利齿的某个地方。它生命的欢乐总是同它大口里发出的强烈吼叫而一起到来。观众从它的欢乐中很难享受到轻松,可是他们克制住自己,挤在笼子周围,丝毫不肯离去。

(贾一诚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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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5-12-25 22:19 | 只看该作者

小女人



  有一个小女人,天生一副苗条的身材,可她还是把自己的胸束得很紧。我看见她总是穿着同一条连衣裙,布料颜色灰不灰,黄不黄,有几分木头的颜色,连衣裙上挂着几个缨穗或扣子形状、颜色相同的装饰物。她总是不戴帽子,那失去光泽的金发光滑整齐而又很蓬松地披在肩上。虽然她紧束着胸,可她的动作还是轻盈敏捷,自然,她夸张了这种灵活性,爱把双手叉在腰间,然后上身猛地一下转向侧面。如果要我描述她的手给我的印象的话,那么我只能说,我还从未见过这么一双细嫩修长、手指界线如此分明的手,然而,她的手绝对没有任何可供人体研究的奇特之处,这完全是一双平平常常的手。

  这个小女人对我特别不满,老是对我有所指责,总觉得我待她不公,时时处处惹她生气。假如人们能把生命划分成若干个最细小的部分并对它们分别加以评判,那么,我生命的每个细小部分对她都意味着烦恼和不快。我常想,她为什么感到我在气她,可能是因为我身上的每个细胞都同她的美感、正义意识、传统习惯以及她的期望格格不入。世上人们本来就存在着相互对立的本能,可是她究竟为什么要受此痛苦?我们之间根本就不存在由于我而使她痛苦的关系,她本该认定,视我为一个陌路人,其实我本来就是。我对于她的决定不但不会反对,反而会双手赞同,她只需做出决定,忘掉我的存在。过去,我从未强迫她接受我的存在,而且今后也不会这样做,这样一来,一切痛苦不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时,我会全然不考虑个人得失,也不会计较她的所做所为。自然也使我难受,我不在乎这些是因为我知道,我的不快与她的痛苦相比不足挂齿,况且我当然清楚,这不是爱的痛苦。她绝对没有兴趣促使我变好,而同时她指责我的所有不是也不会影响我的进步。可是,我的进步同她又没有关系,她关心的只是她自己的利益,只想着为我给她带来的痛苦复仇和阻止今后威胁她的痛苦。有一次,我试图向她暗示,如何才能以最好的方法结束这没完没了的烦恼,可是恰恰这使得她陷入感情冲动,以致于我打消了再试一试的念头。

  我当然(如果人们要这样想)也承担着一定的责任,因为即使这个小女人对于我来说十分陌生,存在于我们之间的唯一关系就是我给她造成的烦恼,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她让我造成的烦恼,但是,如果她的健康也由于这些烦恼而受到损害,我似乎不该漠然置之。时而有消息传到我耳朵里(近来越来越多),说她早晨起来又一次脸色苍白,失眠过度,头痛难忍,几乎丧失了工作能力,她的家人为此焦虑不安,大家不断猜测她身体不好的原因,可是至今仍不得而知。原因只有我一个人知道,那就是旧的烦恼和新的不快。我当然不会替她的家人分忧。她坚韧刚强,谁有能耐生气,谁大概也就能克服生气带来的后果。我甚至怀疑,她表现的痛苦是在装模作样,至少部分如此,想以此方式引起世人对我的怀疑。坦率地说,她自豪的是我如何以我的存在折磨她。以我之见,她不会向他人求援,这样,她会感到是对自己莫大的耻辱。她只是出于厌恶--一种持续不断的、永久驱动她的厌恶同我打着交道。把这种不体面的事情向公众说清道明,她感到害臊;但是对此完全沉默,置身于永无休止的压力之下,她又实在无法忍受。于是,她以女人们特有的机灵试图选择一条中间道路:她默不作声,只是想通过一种悄然痛苦的表情把事情推向公众法庭。或许她甚至期望,如果公众把全部目光都集中到我身上,这样就能引起社会对我的公愤,而社会将会用它巨大的威慑手段对我又快又狠地做出最终判决,这种判决比起她那微不足道的个人烦恼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然后,她将"收兵回营",大松一口气,对我置之不理,她若是真这么想,那她可就搞错了。公众不会接受她所扮演的角色,即使大家用最大倍数的放大镜,从我身上也找不出可以无休止指责的毛病,我不是她所想象的那种无用之辈,我无意炫耀自己,更不想在这件事情上自吹自擂。假如我不是有特殊用途的大好人,那么我也不会引人注目。只有在她看来,在她那双眼白几乎泛光的眼睛里我才是个窝囊废,她不能说服任何人去相信她那一套。那么,我能在这一点上无动于衷吗?不,当然不能!因为说不定这事哪天确实被张扬出去,说她得病是我的行为所致,另外,几个传播消息最起劲的"密探"正准备洞察一切,或者他们起码会装腔作势,似乎她们已经明察秋毫。这时世人就会来质问我,为什么我本性难移地折磨这个小女人,我是否存心要置她于死地,我何时才能获得理智和常人的同情心从而停止我的所作所为?如果世人这样问我,我将很难回答,我难道能说,我并不大相信她真的得病,这样说会不会给人造成一种开脱罪责、怪罪他人的坏印象呢?并且以如此不巧妙的方式?另外,我似乎可以完全坦率地说,我就是没有同情心(就算我相信她的确有病),因为这个女人我从来就不认识,而且存在于我们之间的关系只是由她制造的,仅仅是她的一厢情愿。我不想说,人们会不相信我的话,确切地说,人们又信又不信,他们还根本顾不上考虑这些事情,而只感兴趣于我的答复--有关一个体弱患病女人的答复。这样一来,似乎对我稍有不利。这时无论我怎样回答,世人的无能将顽固地妨碍我在某种情况下,比如我在目前所处的情况下,要避免和那个女人之间存在爱情关系的嫌疑,尽管这种关系显而易见压根就没有。假如我们之间存在爱情关系,而且还是由于我产生的,那么,我的确会佩服这个小女人判断事物的非凡能力以及进一步完成此事的契而不舍的精神;再假使其上述优点没有增加我的苦恼,那我就更会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然而,她身上绝对没有一丝对我友好的迹象,在这一点上她是诚实可信的,在此也寄托着我最后的希望。假如要人相信我们之间有爱情关系是她的战略计划,那么她就会难于自控地放手去做这件事,可她一次也没有做。但是,在这方面过于迟钝的公众将固执己见,始终作出指责我的决定。

  看来,我能做的事只能是趁着世人尚未插手此事时尽量改变自己,我虽然做不到彻底去掉她的烦恼(这绝不可能),但我想设法减轻她的烦恼。我确实常常自问,是否我的现状使我如此心满意足,以致于我根本不想去改变它;假如我自己不作努力,是否没有可能在我身上发生某种改变。我想改变自己,并不是觉得自己有改变的必要,而只是为了使这个女人能够平静下来,我真诚地作过这种尝试,并不是轻轻松松、漫不经心,这甚至使我满足,几乎叫我开心。随后,某些改变出现了,而且很明显,我无需提醒她注意这些改变,这类东西她发现得比我还要早,她能觉察到我骨子里的意思。然而,我的努力是徒劳的。怎么可能见效呢?现在我算看清楚了,她对我的不满是根深蒂固的,任何东西也不能消除这种不满,就是我死了她的不满也不会平息,甚至她听到我自杀的消息后仍会盛怒不已。现在,我不可想象,她--这个感觉敏锐的女人--为什么不能像我一样,真正意识到她努力的无望、我的无辜以及我甚至尽了最大心愿满足她要求的无能。她一定意识到了这些,但是作为斗志旺盛的人,她把一切都忘记在斗争的狂热之中。我可悲的特性(天生如此,我无法选择)就在于我想对失去感情控制的人低声提醒他们注意,我们以这种方式自然永远也不会取得相互理解。每当我在一大早的幸福时刻迈出家门时,总会看到这张由于我而愁眉苦脸的面孔,她闷闷不乐地撅着嘴,用一种审视的、而且在考试之前就能看出结果的目光瞟我一眼,即使任何最容易消失的东西也逃不过这一瞥,她姑娘般的面颊上带着苦涩的微笑,一双控诉的眼睛仰望天空,为了稳住身子,她双手叉向腰部,紧接着,在暴怒中脸色变得苍白,浑身开始颤抖。

  前不久,我第一次向一个好朋友暗示了这件事(连我自己对此也颇感惊讶),只是轻描淡写,随便说说而已,为了向外界表明这件事情对我微不足道,我一字未提自己苦恼的真情,然而不同寻常的是,这位朋友并未敷衍了事地一听了之,他甚至还从自己的角度强调了这件事的重要性,说得极其认真并且坚持自己的看法;而更为不同寻常的是,他尽管如此却还是在重要的一点上低估了这件事本身,因为他郑重其事地建议我外出旅行。他的建议比任何一种建议都更缺乏理智。事情虽然简单,每一个接近它的人都能认清,但是,它们也并不是简单地能够通过我的离开而全部、或者哪怕是最重要的部分得到解决。恰恰相反,我不能离开。我若要实施任何一项计划,那么这项计划无论如何要将这件事情保留在截至目前狭小的、外界尚未介入的范围之内,这项计划能使我无论在哪里都得到安宁,阻止发生大的、由于这件事而引起的惊动视听的变化,它当然也包括我不向任何人谈论此事。可是这一切并不是因为它是什么阴险的密谋,而是因为它是一件纯粹属于个人并且毕竟容易承受的小事情,而且这件事情应该继续存在。从这层意义上讲,那位朋友的忠告并非无益,他虽然没有教授给我新的东西,但却坚定了我的基本看法。

  仔细思考不难看出,那种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的变化并不是事情本身的变化,而是我对事情认识的进一步发展,这种认识一部分变得更为冷静,更具有男人的自信与理智,更接近事物的本质;而另一部分则表现为在某种程度上的焦躁不安,这是由于持续不断的情绪波动的影响,虽然这种波动相当微弱,但还是无法克服。

  我在这件事情面前将更加镇定,因为我相信某种裁决还不会到来,尽管有时让人感到它似乎就在眼前。人们往往喜欢过高估计各种裁决降临的速度,年轻人尤其如此。每当我的小女法官被我的目光弄得虚弱不堪,斜坐在安乐椅上,一只手抓着安乐椅的靠背,另一只手摆弄着她的紧身胸衣,愤怒和绝望的泪水布满面颊时,我就总想,现在是裁决到来的时候了,我会马上被唤"出庭",为自己辩护。可是,没有裁决,也没有辩护。女人们太容易受到刺激,而世人却没有时间去注意这一切,这些年来究竟都发生了什么事?除了时多时少重复这些事情外一无所有,并且这类事情越来越多。有些人只要能找到机会总是爱在这类事情周围游来荡去,乐于参与,可是他们什么机会也找不到,至今只是依赖于嗅觉,嗅觉虽然足够使它们的占有者忙来忙去,却没有其它用途,可是这种现象一直存在。总有那么一些游手好闲之徒和无所事事之辈以狡猾之极的方式(他们最爱用的手段是通过亲属)为他们凑近他人的事情辩解,他们总是暗中窥探,满鼻子里全是嗅觉,然而结果只是一无所获。但是所不同的是,我渐渐认清了他们,能辨别他们的面孔。以前我认为,他们逐渐从各处聚到一起,事态的规模会扩大,从而使得裁决自然产生;今天我才得知,一切历来就已存在,同裁决的到来很少相关或根本无关。至于裁决,我为什么要给它取上这么一个不同寻常的名字?倘若有朝一日--绝对不是明天、后天,或许永远也不会--公众介入此事(其实这件事跟他们并不相干,我一直会这么说),那么,我虽然不会免受伤害地脱离诉讼,但是人们肯定也会注意到,我并不是没有得到社会的承认,我一向生活在公众的监督之下,充满自信并且赢得了信任。鉴于此,我顺便提一下,这个事后出现的痛苦的小女人充其量只能在别人的奖状上添上几个蹩脚的词藻,而我则会被公众视为奖状上值得人们尊敬的一员;或者某个不同于我的人早会把这个小女人看作是一个专爱纠缠别人的讨厌女人,并且用他的皮靴把这个女人踩得粉碎,而这在公众当中也不会引起反响。这就是事态的现状,我没有理由感到不安。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变得有点心神不定起来,但是这种现象和事情本身没有关系。长期折磨别人使自己难以忍受,即使自己知道她如此生气毫无根据。我变得更加焦躁,开始在一定程度上用躯体窥视等待裁决,尽管从理智上我不相信裁决会到来。部分说来,这也是衰老的征兆,青年人把一切都装扮得漂亮美丽,丑陋的东西消失在他们无穷力量的源泉之中。可能某个人在年轻的时候曾有过窥视等待的目光,而他对此不以为然,没有人发现这种目光,甚至连他自己也未察觉。然而,岁月流逝,留给老人的仅仅是部分残余,每一部分都很必要,每一部分都不会更新并处在人们的监视之下,一个走向衰老的男人的窥视等待的目光才是真正的清晰可辨、容易被人发现的窥视等待的目光。然而即使如此,这也并不是真正的事态的恶化。

  无论我从任何角度观察,事物的现象总是如此,虽然我用手对这件小事遮遮掩掩,但是我也要始终如一、不受外界干扰地继续我现在的生活,任凭女人狂怒和咆哮。

(贾一诚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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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5-12-25 22:21 | 只看该作者

女歌手约瑟菲妮或耗子民族



  我们的女歌手叫约瑟菲妮。谁没有听过她的歌声,谁就感受不到歌唱艺术的魅力,没有谁不被她的歌声所吸引。这一点,尤其应该得到更高的评价,因为我们这一代整个都不喜欢音乐。宁静平和算是我们最喜欢的音乐,我们的生活很艰难,即使我们有朝一日摆脱了日常生活的一切忧愁,我们也不可能达到如同音乐所能达到的境地,因为它距离我们的现实生活太遥远了。但是我们却不会对此有过多的抱怨,我们还未曾走得那样远,我们现在亟需的是某种务实的精明,而这正是我们最大的优点,无论遇到什么事,我们都惯于以精明的一笑聊以自慰,即使有一天我们真的渴望得到来自音乐的幸福。但是,这种情况现在还没有出现。唯独约瑟菲妮是个例外,她喜欢音乐,并且也懂得传播音乐。她是唯一的一个,假如她死了,音乐也将随之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不知会消失多久。

  我常常考虑:这种音乐到底怎么样?我们确实不懂音乐,我们怎么听懂了约瑟菲妮的歌唱呢?或者说自以为是听懂了呢?(因为约瑟菲妮不承认我们的理解力)最简单的答案可能是:她的歌声太美妙了,以致于连最迟钝的感官都不会对此无动于衷。不过,回答不能令人满意。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么,当大家一听到她的歌声肯定会觉得与众不同,而且这种感觉会持续永远,仿佛从她嗓子里发出的声音是我们以前从未听到过的,而且我们也根本没有能力听到,只有这个约瑟菲妮能够使我们听到它,除她之外谁也做不到。然而,在我看来,情况却恰恰不是这样,我没有这种感觉,同时觉察同类也没有这种感觉。在朋友的圈子里,我们坦率地承认:就歌唱而言,约瑟菲妮并没有与众不同之处。

  这究竟是不是歌唱?尽管我们不懂音乐,却有着歌唱的传统。在我们民族的古代就有了歌唱,传说里是这么讲的,甚至还有歌曲被保留了下来,当然这些歌曲现在没谁再能唱了。所以,何为歌唱,我们还是能够想象的。可是约瑟菲妮的艺术与我们所想象的却格格不入。这究竟是不是歌唱?莫非仅仅是吹口哨?吹口哨我们都很熟悉,这是我们民族固有的艺术本领,或者确切地说,这根本不算是什么本领,而是一种独特的生活表现形式。我们大家都吹口哨,但是,当然没有谁会想到把它冒充为艺术,我们吹口哨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是的,没有察觉到这一点,甚至我们许多同胞根本不知道:吹口哨属于我们的特性之一。假如约瑟菲妮真的不是在唱歌,而只是吹口哨,或者说,至少在我看来,根本没有超越普通口哨的界线--或许她连吹一般口哨的力气都没有,而一个普通挖土工人却能一边干活、一边轻松地吹上一整天--假如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约瑟菲妮的所谓艺术家身份就会被取消,而其巨大的影响之谜更应被解开。

  但是,约瑟菲妮所发出的声音的确不仅仅是吹口哨。如果你站到距她很远的地方并全神贯注地细听,或更好的办法是:如果你想考查一下自己这方面的能力,比方说,当约瑟菲妮同大家一道唱歌时,你去分辨一下她的声音,然后你肯定无疑听出的不是别的,而是普通的口哨,至多由于柔和或纤细而稍显突出。然而,当你站在她面前,却会感觉到她不单单是在吹口哨了。要了解约瑟菲妮的艺术,不仅仅要听她唱歌,而且必须看她唱歌。虽然这只不过就是我们天天所吹的口哨,但其不同之处却在于:她郑重其事地做着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砸核桃肯定不是艺术,因此也不会有谁敢于召集观众并当众砸核桃,以娱乐他们。但是,如果有谁这么做了,并且达到了其目的,那么,这就不是单纯的砸核桃了。或者说是砸核桃,但它却说明了:由于我们对此很熟练,因而忽略了这一艺术,而这个砸核桃新手却向我们揭示出艺术的真正本质。假如他砸核桃的本领比我们中的大多数稍稍逊色,那效果甚至可能会更好。

  也许砸核桃与约瑟菲妮的歌唱有着相似之处,我们对她的这一本领赞叹不已,而对我们自己所具备的同样的本领却视而不见。在这一问题上,她同我们的观点完全相同。有一次我正好在场,当一个听众提醒约瑟菲妮注意这就是普通的民族口哨时(这类事情自然常有发生),他虽然说得很婉转,但是,这对于约瑟菲妮来说已经太过分了。她马上露出了狂妄自大、自命不凡的冷笑,这还是我从未看到过的。她本来外表看起来格外柔弱,虽然我们民族不乏此类女性,但她还算是突出的。她当时表现得却很粗野,不过,大概她自己马上敏感地觉察到了,便控制住了自己。不管怎样说,她不承认在她的艺术和普通口哨之间有着任何联系。对于那些持有不同见解者,她嗤之一鼻,并可能还怀恨在心,但她自己并不承认。这不是一般的虚荣心,因为这些反对派(我也半属于它)对于她的钦佩程度肯定不比别人的低。但是约瑟菲妮想得到的并不只是被钦佩,而是要大家严格按照她所规定的方式去钦佩她,单是钦佩对她来说毫无价值。总之,如果你坐在她面前,就会理解她;只有在远离她的地方,你才会反对她。当你坐在她面前时,你便懂得:她所吹出的并不是口哨。

  由于吹口哨是我们不加思索的习惯,因此你可能会认为:约瑟菲妮的听众中可能有吹口哨的。在享受她的艺术时,我们会感到心情愉快,而我们愉快时,我们就吹口哨。然而,她的听众是不吹口哨的,而是保持缄默,一声不吭,似乎我们已经享受到了那期盼已久的宁静平和,而它正是我们自己吹口哨所不可及的。因此,我们沉默着。究竟是她的歌声使我们心醉,还是那细弱的小嗓子周围那庄严肃穆使我们神迷?有一次发生了这样一件事:约瑟菲妮正在唱歌时,不知哪个傻女孩竟无恶意地开始吹起了口哨,而且和我们听到的约瑟菲妮的歌声竟一模一样,前面是尽管绝对熟练但一直还是谨慎的口哨声,而观众这里则是忘我、出神、天真的口哨声,要想区分出它们之间的同异,大概是不可能的了。但是,我们还是立刻向这个小捣蛋发出了嘘嘘声,尽管这根本没有必要,因为,当约琴菲妮得意扬扬地吹着口哨、忘乎所以地张开双臂、并把脖子伸得不能再长的时候,她一定会又羞又怕、无地自容。

  她一贯如此,每一件小事,每一次偶然事件,每一回不顺心的事,如正厅前排的嘎吱响声,咬牙的格格声,以及灯光故障,她都认为是提高她歌唱效果的极好机会。在她看来,她是在给一群聋子唱歌,虽然观众中不乏热情与喝彩,但是她早就不指望真正的理解了。对她来说,各种干扰的发生恰恰最合适,稍作斗争,甚至不需斗争,仅仅通过对比就可以战胜那些外来的、与她唱歌的纯洁性相对立的所有干扰。这有助于唤醒民众,虽然不能教会他们去理解她,但却能使他们对她肃然起敬。

  小事尚且能够对她如此有利,大事就更不必说了。我们的生活很不安定,每天都有各种意外、忧虑、希望和恐惧出现,假如谁不能得到同伴的朝夕相助,他便不可能独自承受这一切。但是,即使得到了帮助也常常相当艰难:有时成千个肩膀共同承担着一个本应由一个肩膀去承担的重负,甚至还颤颤巍巍的。这时,约瑟菲妮就认为她的机会到了。她早早就站在那里,这个纤弱的家伙,胸脯下面的地方吓人地抖动着,仿佛要将全身的力量都凝聚在歌声中,仿佛把不能直接有助于唱歌的一切,每一点力量,每一份生机都使出来,仿佛她已一无所有,全部献出,只有善良的神灵保护着她。当她付出整个身心痴迷唱歌时,仿佛一股冷风就能将她吹上西天。然而,恰恰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这些所谓反对派却习惯地说:"她连吹口哨都不会,如此费劲,并不是为了歌唱--我们不讲歌唱--而是为了勉强吹出全国流行的口哨来。"我们觉得是这样。然而,正如前面所提到,这只不过是一个虽不可避免、但犹如过眼烟云很快就烟消云散的印象。我们即刻便淹没在大众的热情之中,大家身子挨着身子,热乎乎地挤在一起,屏息倾听。

  我们这个民族具有活动的特点,经常为一些不很明确的目的四处奔波。为了把这一帮子聚集到自己周围,约瑟菲妮大多只有一个办法:向后仰起小脑袋,半张着嘴巴,眼睛向上看,摆出一副她即将唱歌的姿势。只要她愿意,就可以随时随地这么做,不需在一个老远就可以看得到的地方,任何一个偏僻的、由于一时高兴所选中的角落都行。她将要唱歌的消息立刻会被传开,大家马上蜂拥而至。然而有时也会出现意外。约瑟菲妮喜欢在一些不安定的时候唱歌,而这时生活上的艰难与困苦又迫使我们不得不四处奔波,大家无论如何也不能按约瑟菲妮所希望的速度聚集起来。但她已摆好了姿势,过了很长时间,听众却寥寥无几--于是,她大发雷霆,双脚跺地,破口大骂,甚至咬牙切齿,简直不像一个少女。但是,即使这样的所做所为也丝毫无损于她的名声。对于她过分的要求大家不但丝毫不限制,反而极力去迎合适从,他们瞒着她,派信使召集听众。于是在周围各条道路上便可看到布置的岗哨,他们向来者点头致意,催他们快走,直到最后凑齐了说得过去的听众数,他们才做罢。

  是什么力量驱使着这个民族为约瑟菲妮如此卖命呢?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比弄清"约瑟菲妮是不是在歌唱"容易,并且二者确实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假如断定:这个民族是由于约瑟菲妮的歌唱才无条件地顺从的话,那么就可以略去第一个问题,把它合并在第二个问题中。然而情况恰恰不是这样。我们这个民族几乎不晓得何为无条件顺从,这个民族最喜欢的是耍耍小聪明、说说孩子般的悄悄话、扯扯无什么恶意只不过为了动动嘴皮子的闲话。这样一个民族不可能使自己无条件地顺从的,这一点约瑟菲妮肯定也感觉到了,因而她用那纤细的小嗓子竭尽全力地斗争着。

  当然在这种一般的判断上又不能走得太远。其实,这个民族对约瑟菲妮还是顺从的,只不过并非无条件罢了,他们或许没有能力去嘲笑她。大家也承认:约瑟菲妮身上是有些可笑之处,并且就笑其本身而言,它距我们又总是那么近,尽管我们的生活艰难,可轻轻一笑在我们这里总是很流行的,但是我们不嘲笑约瑟菲妮。有时我有这样一个印象,这个民族是这样理解自己与约瑟菲妮之间的关系的:她是一个脆弱的、需要爱护的、出类拔萃的小家伙(在她看来是由于唱歌而出类拔萃),她是托付给他们照管的,所以他们必须照料她。其中原委谁也搞不清楚,只是事实的确如此。对于一个托付给你的人,你是不会嘲笑的;假如你嘲笑了他,便是失职。我们中间那些最恶的对于约瑟菲妮最大的恶意是当他们说:"看到约瑟菲妮,我们就笑不出来了。"

  这个民族以父亲对待孩子的方式照顾着约瑟菲妮,那孩子将小手伸向父亲--不知是请求还是要求。你可能会觉得,我们民族不会履行这种父亲的义务。然而,事实上我们是这么做了,而且至少在对约瑟菲妮的照顾上无可挑剔。在这方面,没有哪个独自可以完成这件由整体才能办到的事。当然个体与民族之间的力量悬殊是巨大的。这个民族有足够的力量将被保护者拉到自己身边,给她温暖,使她得到很好的保护。但是,大家却不敢对约瑟菲妮说这些事。"我才不要你们的保护呢。"她会这么说。"对,对,你不在乎,"我们心里想,而且事实上这也并非是在违抗,与其说是违抗,倒不如说是孩子般的感谢。因此,父亲的态度则是随她去。

  然而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这更难以用这个民族与约瑟菲妮之间的这种关系来解释。因为约瑟菲妮的意见恰恰相反,她认为:是她在保护着这个民族。她的歌声可以把我们从政治经济的困境中拯救出来,歌声的作用就在于此。即便它不能驱赶不幸,至少也能给我们以力量去承受不幸。她虽然没有这么说出来,也没有用别的方式表达,她本来就很少说话,在这群喋喋不休者中,她是沉默寡言的。但是,这一点从她那双眼睛里已流露出来,从那张紧闭的嘴上--我们这儿只有少数人可以闭上嘴--我们也可以觉察得到。每当坏消息传来(有时这种消息接踵而来,其中也搀杂着一些假的和半真半假的消息),她立刻会挺身而起,而往常则是无精打采、就地而卧。她挺起身子,伸长脖子,试图像牧羊人在暴风雨来临时察看羊群那样把自己的同伴尽收眼底。当然,孩子们是会放肆、冲动地提出类似的挑战,可约瑟菲妮做起这些事情来倒不像他们那样毫无道理。不消说,她拯救不了我们,也不可能给我们以力量。扮演这个民族救星的角色是轻而易举的,因为这个民族惯于忍辱负重,毫不顾惜自己,当机立断,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只不过他们长期生活在这种争勇好斗的气氛中,表面上看起来胆小、懦弱。此外,这个民族的繁殖力也很强--我是说,事后装扮成这个民族的救星是轻而易举的。这个民族始终在以各种方式自救,尽管要做出牺牲--牺牲之大足使历史学家触目惊心(我们民族总是忽略历史研究)。然而,事实上在各种危难时刻我们都恰恰能更好地倾听约瑟菲妮的声音。大难临头使我们更加安静、谦恭,对约瑟菲妮的指挥更加百依百顺。尤其当磨难我们的大事即将出现时,我们愿意聚合在一起,挤作一团,仿佛我们还要在战斗前匆匆地共饮一杯和平酒--是的,必须抓紧时间,这一点约瑟菲妮常常忘掉。这又不大像是一个演唱会,而更像是一个群众集会,除了前面那轻轻的口哨声外,到处一片寂静。这种时刻太庄严了,以致于谁也不想再对她瞎嚼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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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5-12-25 22:21 | 只看该作者
当然,约瑟菲妮对这样一种关系是根本不会满意的。由于她的地位从未完全明确,因此她总是神经质地感到不快。尽管这样,她还是常常受自信心的迷惑而看不到一些事情,并且,不费力气就可以使她忽略更多的事情。于是,一帮谄媚者便不断活动,起一些有利的作用,--但是他们只让她在一个集会的角落里唱歌,而且是随便附带的,并不受重视。她肯定不会为此把她的歌声奉献出来,尽管这根本不算是轻视贬低她。

  但是,她也不必这样,因为她的艺术并非不受重视。尽管我们考虑着其它事情,会场上的宁静不仅仅只是为了听歌,有的根本不抬头,而是把脸贴在同伴的毛皮里,好像约瑟菲妮在上面是白费力气,其实--不可否认--她的口哨声或多或少地灌进了我们的耳朵里。口哨声一响起,全体都要保持沉默,好像民族对个体发出了重要信息。约瑟菲妮那尖细的口哨声面对的是难以做出决定的我们,就像我们这个可怜的民族生存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之混乱中。约瑟菲妮坚持着,尽管她的声音并非与众不同,尽管她的成绩微不足道,但她还是坚持着,打通了连接我们的道路,使我们去思考。假使这时我们中间出现了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我们是肯定不会容忍的,而且会认为他的表演是瞎胡闹并一同加以抵制。但愿她没有认识到:我们愿意听她唱歌这一事实证明了她并非是在唱歌。对此她一定有所感觉,否则为什么她总是极力否认我们在听她唱歌呢?但她又总是在唱,将这种感觉抛至一边。

  但是,她还总可以聊以自慰的是:我们一定程度上确实在听她唱歌,就像在听一个艺术家演唱。她达到了一个艺术家在我们这儿竭尽全力也达不到的效果,并且这种效果仅仅恰巧是因为她的方法欠缺所致。这大概与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关。

  我们这个民族不知何为青年,大家也几乎没有青年时代。虽然不断地提出这种要求:应该保证孩子一种特殊的自由和一种特殊的照料,让他们有权利稍稍自由些,稍稍过分地胡闹几下,并多多少少地玩一玩。应该承认孩子们有这一权利,并帮助实现它。提出这类要求时个个都赞成,再没有比赞成它更值得赞成的了。可是,也再没有比我们现实生活中更不能兑现的东西了。大家赞成这些要求,但是过不了多久,一切就又变成了老样子。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一个孩子,只要他刚刚学会走路,刚刚稍微能辨认四周环境,他就必须像成年人那样照顾自己。由于经济原因,我们分散居住的地域过于辽阔,我们的敌人过多,危机四伏,防不胜防。--我们不能让孩子避离生存竞争,假使我们这样做了,那孩子们将会过早地夭折。除了这些可悲的原因外,自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我们这个民族的繁殖能力极强。一代紧接着一代,每一代都不计其数。孩子们没有时间当孩子。而在其它民族,孩子们会受到精心的照料,并为他们建立学校。从学校里每天蜂拥出来的那些孩子们是民族的未来,在较长的时间内日复一日从那里出来的都是同一批孩子。我们没有学校,但在最短的时间间隔,却会从我们民族涌现出一群又一群孩子,不计其数。当他们还不会吹口哨的时候,便快活地发出尖细的嘶嘶声;当还不会跑的时候,便打滚或挤在一起滚个不停;当还看不见东西的时候,便合伙笨拙地将一切都拖走。我们的孩子哟!不像那些学校里的同一批孩子,不,我们的孩子不断涌现,没有止境,没有间断,一个孩子刚出世不久,他便无法再做孩子了,他的身后又涌出了新的孩子面容,他们匆匆出世,欢欢喜喜,数量之多,无法辨认。当然,尽管这是好事,尽管其它民族会因此而嫉妒我们,但是我们却无法给孩子一个真正的童年。这事自有其后果。我们民族渗透着某种消除不掉的、根深蒂固的孩子气,这同我们可靠的讲求实际的思维方式这一最大优点恰恰相矛盾。有时我们的行为极其愚蠢,跟孩子们干傻事一模一样,没有意义,浪费,慷慨,轻率,而所有这些经常仅仅是为了开一个小小的玩笑。当然我们从中得到的乐趣不如孩子们的多,但肯定还是有那么一些。约瑟菲妮就一直从我们民族的这种孩子气中得到好处。

  我们民族不仅只有孩子气,在一定程度上它还未老先衰,我们这里的童年和老年与别处不一样。我们没有青年时期,我们一下子就成年了,而且成年阶段又太长,所以,某种厌倦和失望就会在我们这个如此顽强和自信的性格中划上痕迹。我们缺乏音乐才能大概与此有关。我们太老了,搞不了音乐,音乐的激情与亢奋与我们生活的艰难不合拍,我们疲惫不堪地拒绝了它,回到了我们的口哨上。偶尔稍微吹几声,就会感到恰如其分,心满意足。谁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音乐天才,即使有,肯定也会在他们的才能得到发挥之前被我们同伴的这种性格抑制扼杀掉了。与此相反,约瑟菲妮却可以随心所欲地吹口哨或者说是唱歌--她愿意怎么讲都行--这并不妨碍我们,正适合我们,我们完全可以接受它。假如这里包含着丁点儿音乐成分的话,那也是微乎其微的。某种音乐传统被保持了下来,但它却丝毫没有加重我们的负担。

  然而,约瑟菲妮带给这个具有此种心情的民族的要更多一些。在她的音乐会上,尤其是形势严峻的时候,只有那些男孩子们会对约瑟菲妮本身感兴趣。他们只是惊异地看着她怎么撅起嘴唇,从小小的牙缝之间吹出气来,欣赏着她自己发出的声音,然后又放低声音,再利用它达到一个新的愈来愈费解的演唱高潮。但是显而易见,多数观众只顾低头沉思,大家在这短短的战争间歇做着自己的梦,仿佛他们的四肢都松开了,仿佛不得安宁者终于可以在民族的温暖大床上尽情地伸展四肢躺下了。有时约瑟费妮的口哨声会传到梦中,她称之为珠落玉盘,我们则称之为声如裂帛,但是不管怎么说,这声音此时此地都恰到好处,而别处则不行,音乐就几乎从来没有这种机缘。约瑟菲妮的口哨中有我们那可怜而又短暂的童年;有我们那失去的、无法寻找回来的幸福;也有我们日常生活中那小小的、不可思议的、但又实实在在、不可抑制的欢乐。这一切肯定不能用洪亮的声音而只能用轻柔的、耳语般的、亲切的、偶尔有些沙哑的声音表达出来。当然这是吹口哨,怎么能不是呢?吹口哨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语言,只不过有一些同胞吹了一辈子口哨而不明白这一点,但这里的口哨却摆脱了日常生活的束缚,也使我们得到了短暂的解脱。

  当然这种演出我们是不会错过的。

  然而,这与约瑟菲妮所声称的她在这样的时候给了我们以新的力量等等,还有相当的距离。当然这是对一般听众而言,而对那些约瑟菲妮的谄媚者来说,却完全不同了,"怎么能不是这样?"--他们厚颜无耻地说--"对于演出时门庭若市、听众云集的现象该如何解释,尤其是灾难临头时,这种现象有时甚至阻碍了必要的和及时的灾难防范。"不幸的是,最后这句话正好言中,它可不能算是为约瑟菲妮歌功颂德。尤其是再补充这样一些情况:当这种集会突然被敌人的暴力驱散时,我们一些同胞不得不为此而丧命,约瑟菲妮本应为此负全部责任,是的,是她的口哨声引来了敌人,但她这时总是躲在最安全的地方,然后在她的追随者的保护之下,悄悄地以最快的速度第一个逃离现场。这些事情本来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当约瑟菲妮下一次随心所欲在某时某地演出时,他们却又匆忙奔去。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约瑟菲妮几乎不受法律约束,她可以为所欲为,即使让全民族遭殃,也不会追究她一点责任。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约瑟菲妮的一些要求也是可以理解的。是的,从这个民族给予她的自由中,从这个特殊的、别个谁也得不到的、根本与法律相违背的馈赠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出:这个民族并不理解约瑟菲妮,正如她所说,他们无力地对她的艺术表示惊异,感到自己不佩欣赏它,同时他们又拼命努力,企图补偿由此而带给约瑟菲妮的痛苦。然而,正如她的艺术已超越了他们的理解力一样,他们把约瑟菲妮及其愿望都置于他们的管辖权之外,这当然肯定是完全错误的。或许这个民族的成员会轻易地拜倒在约瑟菲妮脚下,但是,正如这个民族不会无条件地向任何人屈服一样,他们也不会拜倒在她的脚下。

  很久以来,或许自约瑟菲妮的艺术生涯开始,她就力争为了她的歌唱艺术而从任何劳动中解脱出来,让她不必为每日的面包而操心,也不必参加其它一切与我们的生存斗争相关的活动,这些--或许--应该由这个民族作为整体去承担。头脑简单者--也确有这种头脑简单者--单凭这种要求的特殊性,根据能够想出这一要求的精神状态,就会得出结论:此要求具有其内在合理性。但是我们民族得出的结论却相反,我们冷静地拒绝了她的要求,并且对她提出的理由也不去费力反驳。比如约瑟费妮说:紧张的劳动有害于她的嗓子,虽然劳动不及她唱歌辛苦,但是这样毕竟会使她在唱歌之后得不到足够的休息,以便为下一次演出养精蓄锐,在这种情况下,她虽然竭尽全力地演唱,但还从未达到其最佳效果。大家听她争辩,权当耳边风。这个如此容易被打动的民族有时也会无动于衷。拒绝有时是那样冷酷无情,甚至约瑟费妮都会大吃一惊,她佯装顺从,干起属于自己的那份活,并尽量好好演唱。但这只能是一时半会,接着便又重抖精神投入战斗--看来她有的是力量。

  但是显而易见,约瑟费妮所力争的根本不是她所提出要求的满足。她是明智的,也不惧怕劳动,我们这儿根本不知何谓懒惰,即使满足了她的要求,她也肯定不会过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生活。劳动根本不是她唱歌的障碍,当然歌声也不会变得更美妙。约瑟费妮所力争的只不过是要大家公开地、明确地、长久地、远远地超过所有常规来承认她的艺术。虽然她几乎在所有别的事情上都可心想事成,但这件事却始终是事与愿违,不能得逞。或许一开始她就应该把进攻的目标转向别处,或许现在她已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但是她却不能再回头,退却意味着自我背叛,她必须坚持这一要求,否则就会垮台。

  假若她真的有敌人,如她所说,那么他们就会对这场战争兴灾乐祸,袖手旁观。但是她并没有敌人,即使有谁偶尔反对过她,这场斗争也不会使任何一个感到高兴。之所以不这样,是因为这个民族在这种场合会表现出一种严峻的法官的姿态,这在我们这里平常是罕见的。虽说你可以赞同这种场合下采取此种态度,但是只要你想到,有朝一日这个民族也会对你采取类似的做法时,你就丝毫不会感到高兴了。无论拒绝也好,要求也好,问题都不在于事情本身,而在于这个民族对待自己的同胞竟如此冷酷,而以往他也曾慈父般地、甚至超过慈父般地、低声下气地照顾过这位同胞,相比之下,显得更加无情了。

  假如在这个事情上全民族换成了某个成员,可以想象,这个成员会对约瑟菲妮接连不断的、咄咄逼人的要求一直让步,直到最终结束这种让步。虽然他做出了巨大让步,但同时坚信,让步会有其应有的极限,他之所以做出了过多的不必要的让步,只是为了加快事情的发展过程,只是为了纵容约瑟菲妮,使她得寸进尺,不断提出新的要求,直至真的提出了这个最后的要求,那时他就自然一口拒绝,因为他早已准备好了。但是,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这个民族不需要采用这种手段,况且他对于约瑟菲妮的尊敬是发自内心的,是经受了考验的。而且约瑟菲妮的要求确实太高,以致于每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孩子都可以告诉她会有怎样的结果。但是,约瑟菲妮对这件事的看法可能有这种猜测成分,即:这个民族在耍手腕。因此,在遭到拒绝的痛苦之上又平添一层怨恨。

  但是,尽管她这样猜测,却没有因此被吓住而不敢进行斗争。近来斗争甚至更加剧了。如果说以前她进行的只是舌战,那么现在则开始采用别的方法,在她看来这些更有效,而我们则认为这对她自己会更危险。

  有些同胞认为,约瑟菲妮之所以变得这样迫不及待,是因为她感到自己老了,声音也不行了,因此在她看来,必须进行争取承认的最后斗争了。这个我不相信,假如是这样,约瑟菲妮就不成其为约瑟菲妮了。对她来说,不存在衰老问题,声音也不会不行。如果她提出什么要求的话,那也并非由于外部原因,而是出自内心合乎逻辑的考虑。她争得了最高处的桂冠,不是因为这桂冠眼下恰好挂得稍低一些,而是因为它就是最高的那顶。倘若她有权,她会把它挂得更高些。

  当然,对外界困难的蔑视并不妨碍她采取最卑劣的手段。她认为,她的权利是不容置疑的,至于是怎样得到的,这又有什么关系,尤其在这个她眼中的世界上,正当的手段恰恰行不通。或许正因为这个,她甚至把争得权利的斗争从歌唱领域转向其它一个对她不太重要的领域。她的追随者四处散布她的言论,说她认为自己完全有能力这样唱歌:让全民族各个阶层甚至隐蔽最深的反对派都得到真正的乐趣,不是这个民族所理解的真正乐趣(他们说这种乐趣向来可从约瑟菲妮的歌声中感受到),而是约瑟菲妮所要求的乐趣。但是她补充说,由于她不能假充高深,又不能迎合低级,唱歌就必须保持老样子。至于为争取摆脱劳动而进行的斗争中的所做所为,则是另一回事了。虽然这也是为了歌唱,但她却没有用昂贵的歌唱这一武器直接进行斗争,所以,她使用的手段都是足够好的。

  比如流传着这样一个谣言,假如不向约瑟菲妮让步的话,她就要减少装饰音。我对装饰音一窍不通,也从未听出来过。但是约瑟菲妮却准备减少装饰音,暂时还不删掉,只是减少而已。据说她当真进行了这种危胁,然而我却没有发现这与原来的演唱有什么两样,整个民族也一如既往地倾听着,并没有对装饰音问题发表意见,而且对约瑟菲妮所提要求的态度也没有改变。但是不可否认,在约瑟菲妮的脑子里,如同她的身材,有时的确还有值得选美之处。例如,她在那一次演出之后就宣布,以后她要将装饰音重新完整地唱出来,好像她以前关于装饰音的决定对这个民族过于残酷也过于突然了。然而,下一次音乐会后,她又改变了主意,最终结束了那些了不起的装饰音,除非大家做出对她有利的决定,否则它们是不会再出现了。那么这个民族呢,对所有她的这些宣布、决定、改变决定充耳不闻,如同一个陷入沉思的大人不理会小孩子的饶舌,虽然态度和蔼,但什么都没听进去。

  但是,约瑟菲妮却不让步。比如她最近又声称,干活时她的脚受伤了,站着唱歌很困难,由于她只能站着唱歌,所以现在必须缩短唱歌时间。尽管她一瘸一拐,让她的追随者搀扶着,还是没有谁相信她真的受了伤。即使是她的小身子非常敏感,但我们是一个劳动民族,而且她也是其中一员,假如我们因为擦破点皮就要一瘸一拐的话,那我们整个民族就会没完没了地跛行了。尽管她像一个瘸子让人搀扶着,尽管她比以往更频繁地以这副可怜相露面,这个民族仍旧感激地、痴迷地听着她的歌声,并没有因为唱歌时间的缩短而大惊小怪。因为她不能总是一瘸一拐的,于是便想出其它借口。她假托自己很疲劳,心情不好,身体虚弱。这样,我们除了听音乐会外又看了场戏。我们看到约瑟菲妮的追随者怎样请她、央求她唱歌,她说她也很想唱,但却唱不成。于是他们安慰她,奉承她,几乎将她抬到了事先找好的演唱地点。终于,她流着莫名其妙的眼泪让步了。但是,当她以显然是最后的决心准备开始唱时,却是那样虚弱无力,双臂不像往常那样向前伸着,而是死板板地垂在身体的两边,给人的印象是好像短了一截。当她要开始唱时,又不行了,她恼怒地一摆头,就栽倒在我们的眼前。不过她很快又挣扎着站起来,开始唱歌。我觉得,与往常没有多大不同,或许听觉灵敏的可从中听出稍稍一点异常的激动,但这只会对唱歌有好处。演出结束时,她甚至不如先前那样疲惫了,不需追随者的任何帮助,用冷冷的目光审视了一下那些给她让道的、对她毕恭毕敬的听众,迈着稳健的步子,甚至可以说是一溜烟小跑退场了。

  这是不久前的事。可是最近一次,到了她演出的时候,她却失踪了。不仅她的追随者在寻找她,许多同胞都投入了这项工作,结果是白费力气。约瑟菲妮失踪了,不愿意再唱歌了,甚至不愿意让别人求她唱歌,她这次是彻底离弃了我们。

  真怪,她怎么会打错算盘呢?这个精灵!这样的错误会使大家认为,她根本就没有打什么算盘,而是她的命运在驱使着她,并且它只会成为我们这个世界上最悲惨的一个命运。她自己放弃了唱歌,破坏了通过征服民心而得到的权利。真不知她是怎么获得这权利的,其实她很少了解民心。她躲起来不唱歌了,然而这个民族显得很平静,没有明显的失望。虽然表面上相反,实际上这个平和、稳健的民族只会给予,从不接受任何馈赠,包括约瑟菲妮的,这个民族继续走着自己的路。

  而约瑟菲妮却不得不走下坡路了。她最后一声口哨和永远沉寂的日子就要到了。她是我们民族永恒历史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我们终将弥补这一损失,这对我们来说毕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集会怎么变得鸦雀无声了?约瑟菲妮在时集会不也是静悄悄的吗?难道她的口哨比回忆中的还要响亮和生动吗?难道她在世时的口哨比回忆中的更重要吗?难道不是这个民族以其智慧将约瑟菲妮的歌抬得这样高?正因为这样,歌声才能永恒存在。

  或许我们根本就不会失去很多,约瑟菲妮却摆脱了尘世的烦恼,在她看来,这种烦恼是专为出类拔萃者安排的。她将愉快地消失在我们民族不计其数的英雄群体中,因为我们不推动历史,所以她会像所有她的兄弟一样,很快地被遗忘在升华的解脱中。

(王敏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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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5-12-26 15:11 | 只看该作者

大路上的小孩



  我听到车子驶过园子栏栅前面。有时我从树叶中轻微晃动的空隙里看看,看看在这炎热的夏天,马车的轮幅和辕杆是怎样嘎嘎作响的。农民从地里回来,他们大声地笑着。这可是缺德。

  这是我父母的园子,我正在园子树林中间休息,坐在秋千架上。

  栏栅外的活动停止了,追逐着的小孩也过去了,粮车载着男人们和女人们,他们坐在禾把上,将花坛都遮住了。将近傍晚,我看到一位先生拄着手杖在慢慢散步,两个姑娘手挽着手,迎着他走去,一面向他打招呼,一面拐向旁边的草丛。

  然后,我看到鸟儿像喷出来似的飞腾,我的目光跟踪着它们,看着它们是如何在眨眼之间升空,我的目光跟着它们直到我不再觉得它们在飞,而是我自己在往下坠。出于偏好,我紧紧地抓住秋千的绳子开始轻微地摇荡起来。不久,我摇晃得激烈了一些,晚风吹来,颇感凉意,现在,天上已不是飞翔的鸟儿,却是闪动的星星。

  烛光下,我正用晚餐,我经常将两臂搁在木板上,咬着我的黄油面包,这时我已经累了。风将破得厉害的窗帘吹得鼓胀起来,外面有人路过窗前,间或两手抓紧帘子仔细端详我并要和我说上几句。通常蜡烛很快便熄灭了,在黑暗的蜡烛烟雾中,聚集的蚊蝇正要兜一阵圈子,有一个人在窗外问我什么,所以我看着他,我好像在看着一座山或看着纯净的微风,也没有许多要回答他的。

  有一个人跳上窗户的胸墙,进行通报,而另外的人似乎已经到了房前,我自然站起来,叹息着。这人说:"不行,你为什么这样叹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有什么特殊情况吗?有什么倒霉的事吗?我们不从中休息一下么?一切都完了么?"

  什么也没有完,我们跑到房前。

  --"你老是迟到。"

  "怎么说老是我"--"就是你,你不愿意跟我们一起的时候,就呆在家里。"--"缺德。"--"什么?缺德!你说什么?"

  这个晚上我们就这样头顶头地干起来了,也不顾白天黑夜。很快,我们背心上的钮扣互相摩擦,有如牙齿上下碰撞;一会儿我们又互相追逐,彼此距离总是差不多;我们浑身发热,像热带的动物一样。我们又像古代战争中的胸甲骑士一样跺着脚走,昂着头,往小胡同下面进军,我们又以这种攻击姿势继续向大路上挺进,个别人进入街道的沟渠里,但他们并未消失在黑暗的斜坡前,而是像陌生人一样站在上面的田间小道上,居高临下地看着我们。

  "你们下来!"--"你们先上来!"--"你们把我们拽下来嘛,别忘了,我们并不蠢。"

  --"你们说说看,你们可是胆小啊!只管来嘛!来嘛!"

  --"真的吗?你们?就是你们,要把我们拽下来?没瞧瞧你们那副熊样?"

  我们开始攻击,我们被胸脯撞击着,被摔在沟渠草丛里,我们跌倒了,是自愿的,草丛里到处一样的暖和,草丛的冷暖我们不知道,只觉得累。

  我滚向左侧,以手当枕,这时我真想睡觉!虽然我想用突出的下颚把自己顶起来,但却滚进了更深的沟里。然后我手臂支撑前面,两腿斜缩,向前扑去,结果又掉进了一个深沟,肯定比前一条沟更深,但我一点也不想停止这种游戏。我真想在最后的一个沟渠里充分地放松自己,躺下来美美地睡上一觉。特别是我的膝盖,我几乎忘记了它。我躺着,我躺着笑了,我的背有毛病。当一个男孩双肘贴着髋部从斜坡越过我的沟渠跳向大路上时,我看看见他墨黑的鞋底,这时,我眨了眨眼。

  月亮升得相当高了,一辆邮车在月光下驶过,微风四处轻轻飘起,在壕沟里我也感觉到了。附近的树林里已开始沙沙作响,这时,一个人躺着不怎么觉得孤独。

  "你们在哪儿?"--"过来!"--"大家一起来!"

  --"你躲什么,别胡闹!"

  --"你们知道邮车过去了吗?"

  --"没有!已经过去了吗?"

  --"当然,在你睡觉的时候,邮车已经过去了。"

  --"我睡觉了吗?我可没有睡呀!"

  --"别吭声,有人看见了。"

  --"我求求你。"

  --"过来。"

  我们靠得很近地跑着,有的人彼此握手,头昂得不够高,因为大家都在朝下走路,有人发出印第安人战斗时的呐喊,我们疾速奔跑,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在快跑时风也助了我们一臂之力,恐怕什么也挡不住我们。在超过别人时,我们可以交叉手臂,而且安静地环视周围。到了野溪桥我们就停下来了,继续往前跑的人也返回来了。桥下的水冲击着石子和植物的根部,好像还并不多晚,我们之中居然没有人跳到桥的栏杆上去。在远处的灌木丛后驶出一辆火车,所有车厢通明透亮,玻璃窗肯定都打开了。我们中有一个人开始唱起了矿工之歌,我们也都跟着唱。我们唱得比火车前进的节奏要快得多,我们摇晃着手臂,歌声的力度不够,但我们歌声紧迫,并因此而开心。如果有一个人将自己的声音融入并领起其他人的声音,他就如同被鱼咬住一样,大家跟着他唱起来。我们唱近处的森林,唱远方的游子,声声入耳。大人都还在活动,母亲们正在收拾夜晚的床铺。

  时间到了,我向站在我旁边的人亲了一下,和离我最近的三个人拉了拉手,然后开始回家了。没有人叫我。我拐进了第一个十字路口,在那里他们看不见我了。我在田间小路上跑着,又进入了树林。我赶往位于南边的城里,从那儿就到我们村了。

  "注意,那儿有人,他们不睡觉。"

  "那他们为什么不睡觉?"

  "因为他们不累。"

  "他们为什么不累?"

  "因为他们是傻子,"

  "傻子要累多好啊!"

   -------------

(陆增荣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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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5-12-27 14:15 | 只看该作者

苦难的开始




  众所周知,在马戏场舞台上飞来荡去的空中飞人技艺是所有技艺中人们最难掌握的一门。只要空中飞人在马戏班子里谋生,他总是这样设计自己的生活;昼夜呆在高挂在空中的秋千架上,起先是为了追求技艺的完美,后来则是出于专横的习惯。他的一切生活需求(顺便提一下,都是些微不足道的需求)是由底下轮班的勤杂人员满足的。他们守在秋千下,不停地把上边所需的东西用特制的容器递上拉下。空中飞人的这种生活方式给周围的环境并未带来特别的困难,只是对其它节目在演出期间有点干扰。尽管他在别人演出时静静地呆着,却还是由于高空秋千架上无处藏身而不时招来观众的目光。然而马戏团的头儿们都能原谅他,因为他是一个出色的不可替代的艺术家。大家当然也看得出来,空中飞人如此生活并非不怀好意,而是使自己始终处于训练状态。只有这样,他才能使自己的技艺尽善尽美。

  另外,呆在高空秋千架上也有益于健康。当温暖季节来临,打开拱顶四周的窗子,阳光连同新鲜空气强烈地射进暮气沉沉的剧场,这时,呆在秋千上面甚至感觉很美。当然,这种生活方式限制了空中飞人与人们的交往。只是有时某位同事顺着绳梯爬上来,那么他俩就坐在高空秋千架上,一左一右靠在秋千绳子上聊起天来;或者某个时候建筑工人上来修理房顶,他们通过敞开的窗子和他闲谈几句;再者就是消防队员在检查顶层楼座的应急照明设备时毕恭毕敬地朝他喊上几句模糊不清的话。除此之外,他周围寂静冷清。偶尔,某个职员下午时分误进了空荡荡的马戏场,凝视着视线几乎不可及的高空,看着他练习技能或者休息,然而空中飞人却不知道有人在观察自己。

  假如没有那些不可避免的东奔西跑的巡回演出,那么空中飞人似乎就可以这样不受干扰地生活,而旅行恰恰是空中飞人最讨厌的事。演出经理不惜操劳,尽量为他排除一切多余的延长他痛苦的因素:在市内他们开着赛车,在夜里或一大清早穿过空无一人的街道以最快的速度行驶。尽管如此,空中飞人还是觉得速度太慢。在火车里,他们包了整节车厢,让空中飞人在行李网架上度过行车时间。虽然行李网架作为他平常生活方式的代用品难免有些寒酸,但它毕竟也算是一件凑合的东西。在下一个演出地点,高空秋千在空中飞人到来之前早已在马戏场里准备就绪,通往马戏场的所有大门全部敞开,各条通道畅通无阻。当空中飞人脚踏绳梯,眨眼功夫终于又出现在高空秋千上时,这对于演出经理来说总是他一生中最为赏心悦目的时刻。

  虽然一连串的此类旅行都使得经理获得满足,但是每一次新的旅行又给他带来痛苦,因为一次次旅行(撇开别的不谈)对空中飞人的神经系统无疑都意味着毁灭性的打击。

  就这样,他们又一次一块儿上路了。空中飞人躺在行李网架上进入了梦乡,经理靠在对面的窗脚埋头看书。过了一会儿,空中飞人开始和他低声说话,经理马上凑过来听候吩咐。空中飞人咬着嘴唇说,迄今为止他只有一副高空秋千,为了他的空中飞人运动,他现在一定要有两副高空秋千,两副秋千要相互对应。经理立即表示同意。但是空中飞人却又说,从现在起,他绝对不在一架高空秋千上作空中飞人表演,他那股劲儿似乎想表示,经理在这里的赞同毫无意义,倒有点抗议的味道。他一想到说不定还会发生在一架秋千上表演的事就感到浑身发抖。经理犹豫片刻,仔细看了看他,又一次表示了他百分之百的赞同,两副秋千确实要比一副好得多。此外,这种新颖设计的优越性在于它会使演出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这时,空中飞人突然哭了起来。经理大吃一惊,一跃而起,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空中飞人沉默不语。经理站在座位上,抚摸空中飞人并且把脸贴在他的面颊上,以致于自己的脸也被泪水弄得湿淋淋的。经理问了半天,又说了一大堆奉承的话,这时,空中飞人才啜泣地说:"手里只有一根秋千棒子--我这样怎么能生活呢?"经理于是松了口气,他安慰空中飞人说,等到了前面一站,他马上给下一个演出地拍电报。接着,他不停地自责,自己怎么能在如此长的时间里让空中飞人只在一副秋千上表演呢?他感谢空中飞人,极力赞扬他终于指出了自己的错误。这样一来,经理成功地使空中飞人逐渐平静下来了,他又坐回到那个角落。然而自己却不得安宁,他的目光越过书本上端,忧心忡忡地悄然注视着空中飞人。如果这些念头开始折磨他,它们会有朝一日完全消失吗?它们难道不会变得越发强烈吗?它们对空中飞人的生存不会构成威胁吗?就像看到他现在停止哭泣,表面平静的睡眠一样,经理确信将会看到,最初的皱纹已经开始在空中飞人孩子般光滑的额头上烙下印记。

(贾一诚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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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5-12-28 11:49 | 只看该作者

考 试



  我是个仆人,可却没活让我干。我胆子小,不出风头,甚至从未和别人争过高低,但这只是我无所事事的一个原因,也可能与我无所事事根本无关。这主要原因无疑是我没被叫去听差,其他仆人都被叫过,都不曾像我这样一心想去做事,也许他们连被叫去做事的愿望也未曾有过,而我的这种愿望至少有时候十分强烈。

  我就这样躺在仆人房间的木板床上,望着顶棚上面的房梁,睡着了,醒过来,然后又睡着了。有时我就去那边的酒馆,那里卖的是一种酸啤酒。有时我厌恶得真想倒掉那杯酒,可后来又把它灌进了肚子。我喜欢坐在那里,因为躲在那扇紧闭的小窗子后面,我可以观望对面我们那栋房子的窗户,谁也不会发现。从那里看临街的一面也看不到多少东西,我想,能看到的只是走廊的窗户,而且还不是通往主人房间的走廊。不过可能我也会弄错的,曾有那么个人,我也没问他,他就一口咬定我没弄错,那栋房子的正面给人的总体印象也证实了这一点。那些窗户很少打开。如果窗户开了,那就是某个仆人干的,随后他也许还会伏在窗台上往下看上一会儿。这么说那该是他不会被人抓住的走廊。另外,我也不认识那些仆人,老在上面做事的仆人睡在别处,不是我那个房间。

  有一次,当我来到酒馆时,我的观察位上已经坐着一位客人。我没敢仔细往那边瞧,一进门就想转身离去。可那位客人把我叫了过去。看样子他也是个仆人,我可能在什么地方曾见过他,不过从未和他说过话。

  "你干嘛要走?过来坐,喝点什么!我付钱。"于是我就坐下了。他问了我几个问题,但我却答不上来,我连问题都没听明白。因此我说:"大概你现在后悔请我喝酒了,那我就走了。"说着我就想站起来,但他隔着桌子伸出手按住我说:"别走,这只是一次考试。谁回答不了这些问题,谁就算通过了考试。"

(周新建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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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5-12-28 18:49 | 只看该作者

关于桑霍·潘萨的真相



  另外,桑霍·潘萨从不炫耀。通过提供大量的骑士小说和绿林小说,他这些年在傍晚和夜间成功地将后来被他称作堂·克维克锁特的魔鬼从自己身边引开了,因此他这个魔鬼后来毫无理由地干出一件件最疯狂的勾当,不过由于缺少一个预定的对象--恰恰桑霍·潘萨本该是这个对象--这些勾当没有危害任何人。桑霍·潘萨是个自由自在的人,也许是出于某种责任感,他沉着冷静地紧紧追踪着堂·克维克琐特,并将此作为一种有益的大型消遣,直到他的终日。

(周新建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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