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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果与中国
维克多·雨果(1802-1885)，1827年发表《克伦威尔》序言，成为当时浪漫主义运动的重要宣言，雨果本人亦因此而被公认为浪漫主义运动的领袖。其主要诗集有《颂诗集》、《新颂歌集》、《颂诗与长歌》、《东方吟》、《秋叶集》、《黄昏之歌》、《心声集》、《光与影》、《静观集》、史诗《历代传说》、《上帝》和《撒旦的末日》。小说最著名的有《九三年》、《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1885年5月22日雨果逝世于巴黎,法兰西举国为他志哀。
维克多·雨果生于1802年2月26日，正值拿破仑帝国的鼎盛时期。他的父亲是拿破仑部下的将军，母亲则拥护王室，两人因感情不合而分居，雨果跟随母亲生活。他天资聪颖，喜欢读书，10多岁就写了成千上万行的诗歌。由于母亲保守思想的影响，雨果在青年时代同情保王党，曾因写诗歌颂王朝和天主教而获奖。17岁时与兄长一起创办了名为《文学保守者》的刊物。1922年出版了《颂诗集》，获得路易十八赏赐的年金。1925年写诗歌颂查理十世，得到国王的接见和赠品。
在17世纪的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成为各国君主的楷模，为绝对王权服务的古典主义也应运而生。古典主义崇尚理性，歌颂王公贵族，从宫廷礼仪到贵族沙龙，从饮食服饰到言谈举止，都要讲究高贵典雅。由于古典主义文化的影响，法国的一切都成了欧洲各国宫廷模仿的榜样，上流社会里人们都以会说法语为荣。因此古典主义在欧洲的统治持续了一两百年之久，直到19世纪20年代才被浪漫主义所推翻。
雨果是在20年代逐渐从保守立场转向浪漫主义的。1827年，雨果发表剧本《克伦威尔》，他在序言里猛烈抨击了古典主义的种种清规戒律，主张自然中存在的一切都可以成为艺术题材，并且提出了美丑对照的审美原则，从而使这篇序言成为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宣言。他的剧本《欧那尼》的上演，标志着浪漫主义对古典主义的胜利。他的一系列剧本都是与古典主义的规则针锋相对的，例如《玛丽蓉·德·洛尔墨》（1831）歌颂了平民出身的青年狄杰和妓女玛丽蓉的爱情；《国王取乐》（1832）写平民姑娘爱上了乔装的国王；《玛丽·都铎》（1833）里的王后爱上了宠臣，而《吕伊·布拉斯》（1838）里与王后相爱的竟是一个仆人等等。
与此同时，他出版了不少诗集和小说。其中有同情和支持希腊民族解放斗争、富于异国情调的《东方集》（1829），描写家庭生活和内心感情、对贫苦受难者表示同情和怜悯的《秋叶集》（1831），欢呼七月革命和歌唱爱情的《黄昏歌集》（1835），讽刺富有阶级、宣扬慈善主义的《心声集》（1837），以及企图在精神上引导民众的《光与影集》（1840），这些诗集的内容涉及政治、哲理、祖国、家庭、爱情和杂感等种种题材，同时注重对诗句形式和语言的革新，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他的小说《一个死囚的末日》（1829）呼吁废除死刑，《巴黎圣母院》（1831）将丑陋但善良的敲钟人卡西莫多与道貌岸然但残酷卑鄙的副主教弗罗洛进行美丑对照，更是家喻户晓、人所共知。
雨果支持1830年的七月起义，并且随着七月王朝金融资产阶级统治的巩固，采取了与现实妥协的态度。他于1841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1845年被路易·菲力普敕封为法兰西贵族院议员，并被授予“法兰西世卿”的称号。他一方面活跃于政治舞台，另一方面大女儿新婚不久和丈夫一起划船时在湖中淹死，他在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所以将近10年没有发表作品。
雨果始终在君主立宪制度与共和政体之间摇摆不定。他在1848年总统选举中支持路易·波拿巴，后来又成为国民议会中左派的领袖。1851年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恢复帝制，称拿破仑第三。雨果发表演说，鼓舞民众起义反抗，遭到镇压后被迫化装成一个排字工人逃到了比利时，接着又先后居住在英国的泽西岛和盖纳西岛。这段经历使雨果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在流亡国外的19年期间，他写出了《小拿破仑》（1852）等揭露拿破仑第三的檄文，同时紧密配合现实的政治斗争，发表了辛辣讽刺拿破仑第三背信弃义的《惩罚集》（1853）、题材多样的《静观集》（1856）和大型史诗《历代传说》（1859）等诗篇，改抒个人之情为抒民族之情、抒爱国之情，吹响了反对专制统治、歌颂光明和进步的斗争号角，同时使用富有表现力的跨行，大胆地改变了音节的顿挫，使这些感情奔放、想象奇特、色彩瑰丽、形象丰富的诗篇成为浪漫主义诗歌的杰作，雨果也因此而成为杰出的民主斗士和法兰西不朽的民族诗人。
雨果的斗志是坚定的。1859年，拿破仑第三对他予以特赦，但是他拒绝回国。他在流亡期间完成了他的杰作《悲惨世界》，揭露社会上存在的“愚昧和穷困”，显示出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海上劳工》（1866）写渔民吉里亚特为了爱情而在海上搏斗，战胜了狂风恶浪和章鱼暗礁等千难万险，事后却发现未婚妻爱着青年牧师，他为了成全别人的幸福而在海水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小说以此歌颂了舍己为人的牺牲精神。《笑面人》（1869）取材于17和18世纪之交的英国，通过贵族后裔关伯伦的悲惨遭遇，将封建贵族的丑恶与劳动人民的善良进行了鲜明的对比。这些小说都内容丰富、情节感人，蕴含着向非正义宣战的浪漫主义激情，因而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他在流亡期间也关注着世界上被压迫的人民。1860年，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他写信痛斥联军是强盗，谴责他们毁灭东方文化的罪恶行径；1862年，法军入侵墨西哥，他写信号召墨西哥人民进行抵抗；1863年，他支持波兰人民反抗俄国沙皇的斗争；1868年，他在瑞士洛桑主持世界和平大会。凡此种种，都表明他宣扬的人道主义并非空谈，而是贯彻始终、身体力行。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拿破仑第三被俘垮台，雨果回到法国，受到巴黎人民盛大热烈的欢迎。他立即投入了保卫祖国的战斗，发表演说，探望伤员，捐款购买大炮。当巴黎公社被镇压的时候，他呼吁赦免公社社员，并把自己在布鲁塞尔的住宅作为他们的避难所，为此自己被比利时政府驱逐出境。他同时写作了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九三年》（1874），内容是反革命叛乱头子朗特纳克侯爵在逃跑的时候，为了救出在火中的三个孩子而被捕，共和国军队的司令官郭文为此私自放走了侯爵，结果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但是判处他死刑的法官薛木尔登的内心也十分矛盾，最后在郭文被处决的同时开枪自杀。小说宣扬了 “在人世的一切问题之上，还有人心的无限仁慈”的观点，这在当时巴黎公社起义被残酷镇压、公社社员们面临死亡威胁的形势下，应该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雨果在晚年仍坚持创作，完成了诗集《做祖父的艺术》（1877）、《历代传说》的二、三集（1877、1883）等作品。1881年2月26日，60万巴黎人在他窗前游行，庆贺他的80寿辰。他在1883年的遗嘱里宣布给穷人5万法郎，并希望用穷人的送葬马车把他的灵柩送到墓地。1885年5月18日去世，法国政府和人民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由来自法国和世界各地的200万人排成的行列，把他的遗体送进了伟人公墓。
2002年是法国作家雨果的诞辰两百周年，法国继1985年雨果逝世一百周年后又一次纪念“雨果年”。截止2月初，法国全国已经统计到700多项纪念活动。纪念文字和纪念报道铺天盖地，滚滚而来。2002年1月，北京文艺界率先纪念雨果二百周年诞辰，中国新闻网开辟“雨果专题”，由多位中国学者撰文介绍雨果，介绍中国研究和翻译雨果的成就。
与此同时，我们又注意到，至今还没有人提及一个和我们更加直接相关的题目：“雨果和中国”。法国的雨果研究家至今没有在这个问题上下过功夫，我们有理由为此感到遗憾。而中国纪念雨果，没有人提到雨果抗议圆明园被毁的信件，似乎令人难以理解。雨果和中国、中国艺术的关系，至今是外国文学研究，也是历史研究的一点空白。如果外国学者对此无暇顾及，中国学者是没有理由不闻不问的。
雨果是中国人民熟悉和敬仰的法国作家。雨果还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我们要郑重指出，中国读者喜爱的外国作家和中国人民的朋友是两个概念。
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是中国人民喜爱的作家。《悲惨世界》和《巴黎圣母院》这两部世界文学名著，在我国拥有众多的读者。根据这两部小说改编的电影，在我国也同样拥有广大的观众。但是，即使是中国人民最喜爱、最赞赏和最敬仰的外国作家，也丝毫不等于说他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更不用说是伟大的朋友。我们爱看莎士比亚的戏剧，我们爱读普希金的诗歌，并不需要莎士比亚和普希金是我们的朋友，也并不意味着他们是我们的朋友。
对中国人民来说，一个我们喜爱的外国作家，又是我们敬仰的伟大朋友，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应该是绝无仅有的。这个绝无仅有的作家便是雨果。
雨果是小说家。他的长篇小说《笑面人》提到过中国。“中国在发明方面总是跑在我们前面：印刷术，大炮，气球，麻醉药，都是他们先有的。”一个知识渊博的外国作家在自己书中提到中国，是件好事，但并没有令人惊讶的地方。
雨果是诗人。1853年的《惩罚集》中有一首讽刺诗《一个安分守己的老板在家里》。诗前有一段题词：“可我却有幸生在中国！我有宅第可以蔽身，我有饭吃，有酒喝，我生活中有种种方便，我有衣穿，我有帽戴，有众多的消遣；说句实话，财大福大，是我的造化！”署名的竟是一个中国人，一个叫“田寄世”（Tien－Ki－Chi）的中国“文人”。雨果看过“田寄世”的作品！或是听过“田寄世”的讲话！可是，不必高兴。法国的雨果研究家们认为，“田寄世”只是伪托，并无实人。不过，雨果创作时脑子里有中国文人的概念，很值得我们重视。不知道雨果根据什么，才创造出“田寄世”这三个音节来！
幸好，1877年的诗集《祖父乐》里有一首实实在在的中国题材的诗歌：《跌碎的花瓶》这首30行的诗写雨果家中的女仆不小心，打碎一只诗人心爱的中国花瓶。小孙女让娜十分懂事，利用祖父喜欢自己的心理，主动承认错误，保护仆人免受责罚。小诗的起句突兀：“老天哪！整个中国在地上跌得粉碎！”雨果收集中国艺术品，对中国艺术情有独钟：“绝无仅有的花瓶，难得一见的奇迹……”诗人在诗中还提到：“我真喜欢，码头是我买花瓶的地方……”
雨果1855年被英国政府逐出泽西岛，10月迁居根西岛。诗人在小岛上除文学创作以外，单调的日常生活中的乐趣之一，是和情人朱丽叶逛旧货店，买古董，尤其是购买中国工艺品。《跌碎的花瓶》中“绝无仅有的花瓶”便是其中之一。雨果身后留下一本《根西岛记事本六册》（《编年版雨果全集》），记载1855年11月到1865年4月的日常生活的流水帐，日复一日，详细记述琐细的日常开支，以及身边的日常琐事。这是研究雨果生活和思想的鲜活材料，弥足珍贵。粗略地估算，雨果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在岛上几家古董铺子里先后买过48次中国艺术品，花费了3000多法郎的钱。这3000多法郎是个什么概念？1856年5月16日，雨果在根西岛购置一座三层楼的“高城居”，房价为24000法郎；1864年4月16日，雨果为情人朱丽叶买下“高城仙境”的住宅，房价是14000多法郎。雨果在这几年购买中国艺术品的钱，相当于一幢“高城仙境”房价的近四分之一。雨果当年每次理发的花费，仅仅是半个法郎。仅仅在1860年6月的一个月，就有6次购买中国工艺品的记载，支出超过273法郎50生丁：
6日。中国茶壶。在阿麦尔太太店里买到5只中国盘子和耶路撒冷地图——13法郎80生丁（茶壶11法郎40生丁）。／11日。在热纳店里买到两只中国花瓶——87法郎50生丁／15日。（在尼科尔太太店里买来两只中国花瓶——75法郎）／16日。买到一只（中国）箱子——50法郎。／18日。买到一对中国花瓶——50法郎。／30日。在莱昂斯店里——一只中国茶盘——60生丁。 我们对雨果搜集中国艺术品感到亲切，我们对雨果着力描写中国花瓶感到高兴。
雨果是画家。雨果的画主要是水墨画。“水墨画”（lavis）不是欧洲画的主流，而是中国画的特色，这又使我们感到亲切。雨果画水墨画经常使用“中国墨”（encre de Chine），雨果的长子夏尔·雨果有一篇回忆性文字：《过路人在雨果家里》（1864）：“我见过维克多·雨果作画……一旦纸、笔和墨水瓶端上桌子，维克多·雨果便坐下，他这就画起来，事先不勾草图，没有先入为主的想法，运笔异乎寻常地自如，画的不是全图，而是景物的某个细节。——他会先画树枝而成森林，先画山墙而成城市，先画风向标而成山墙，一步步，白纸上猛然现出一幅完整的作品，其精细和明晰，如同照相的底片，经化学药品处理，即可现出景物。这样完成后，作画人要来一只杯子，泼下清咖啡，其风景画即告完成。结果便是一幅出人意料的画，雄浑，意境奇肆，总是富有个性，使人依稀想见伦勃朗和皮拉内西的铜版画。”我们看到，雨果作画的风格正是中国国画家的作画风格。而“泼下清咖啡”，“清咖啡”是黑咖啡，岂不和中国画家的“泼墨”殊途同归。我们看到，雨果很多想象恣肆的水墨画，和中国大写意的山水画，竟如此相似乃尔！今年年初，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雨果诞辰二百周年纪念版”的《雨果文集》里收有一册“绘画”，接着又有单行本《雨果画册》问世。这是我国第一次出版雨果的绘画作品。
可惜，我们至今还没有证据表明：雨果曾经和中国绘画有过直接的接触。这样更使我们惊奇：我们只能假设，是雨果的特殊气质和特殊创作环境使他和中国艺术有了惊人的相通之处。这是艺术史上的一个谜。
雨果1869年画了一幅《热情洋溢的中国人》。画中尤其是那条甩得高高的辫子，神采奕奕，真神！
但是，一幅孤立的《热情洋溢的中国人》和雨果整整一组的“中国题材画”相比，简直不值一提。“中国题材画”（Chinoiseries），包括19幅铅笔画、钢笔画，和38幅“烙画”，共57幅图。这17幅铅笔画、钢笔画和38幅“烙画”有明显的联系：铅笔画和钢笔画可以看成是“烙画”的草稿或草图。而这38幅烙画，是雨果1864年为情人朱丽叶·德鲁埃在根西岛的居所“高城仙境”（Hauteville Fairy）的饭厅亲自设计和制作的。今天，这些烙画陈列在巴黎“雨果故居纪念馆”的三楼，称作“中国客厅”（Salon chinois）。
中国人如果看到法国人走进巴黎的雨果故居，竟会见到一座“中国客厅”，想必既感到感动，也感到骄傲。雨果要耗费多少金钱、时间和精力，才能搜集起这满满一厅的中国艺术品。雨果要对中国艺术具有多少景仰和迷恋，才会有如此的创作热情，画出整整一厅的中国题材画。1863年8月6日，朱丽叶感谢雨果，给雨果写信道：“我再说说我对这间神奇卧室的赞美之情，这是一首真正的中国诗。”。法国文学史上，法国艺术史上，是诗人雨果画出了这首“真正的中国诗”。我们看到，“中国题材画”中诸如《苏姗娜》、《在船上打盹的青年》、《杂耍少年》等画的中国味道很浓，尤其是那幅《杂耍少年》，题材、形象和造型都是中国式的，更妙的是少年身后的影子，自上而下，组成维克多·雨果的首字母缩略词。把签名融入绘画，是雨果独特的艺术。《杂耍少年》是雨果醉心中国艺术的最好明证。“中国客厅”的部分草图今天保存在法兰西国立图书馆里，而“中国客厅”陈列在巴黎的雨果故居，供人们参观和欣赏。
“中国客厅”和“中国题材画”的事实说明，画家雨果和艺术家雨果比诗人雨果和小说家雨果更好地反映出了雨果心中的中国情结。
雨果多次把中国比成一只大花瓶。《跌碎的花瓶》里“绝无仅有的花瓶，难得一见的奇迹”在“中国客厅”里有很多。这些中国艺术品，是雨果在根西岛的古董店里一件一件买回来的。
这一切表明，雨果是中国艺术的欣赏者和收藏家。中国艺术得到雨果这样作家的欣赏，中国艺术品为雨果这样的作家收藏，是中外文学艺术交流史上的佳话。但是，欣赏和收藏中国艺术品的人，即使是名家，和中国人民的朋友仍然是不同性质的两回事。
要成为中国人民的朋友，需要有历史的契机。对于19世纪大部分西方作家而言，到中国来一次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样，需要有非常特殊的历史契机。这个历史契机出现在1861年。这个契机便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便是1860年10月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的罪行，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空前劫难。我们相信，天底下有正义感的人都会痛心，都会愤慨，都会谴责，都会大声疾呼。遗憾的是，历史并没有为我们留下多少可以见证的文字。所幸的是，这不仅是中国人民之所幸，也是法国人民之所幸，也是世界历史之所幸，有一个例外，有一个难能可贵的例外。在和北京远隔千山万水的英吉利海峡的根西岛上，有一个政治流亡者站立起来，有一个作家站立起来。雨果站在世界文明的高度，握住文明和野蛮的标尺，大义凛然，对圆明园的被毁进行了义正辞严的历史总结。雨果痛心，雨果为圆明园的消失感到痛心；雨果愤慨，雨果为东方文明的珍宝被毁而感到愤慨；雨果谴责，雨果谴责英法联军的野蛮行为；雨果大声疾呼，倾情讴歌圆明园在人类文明史上无与伦比的艺术价值。
雨果1861年11月25日写下《致巴特勒上尉的信》，信中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说到了中国人民的心坎里。在中国人民受到欺侮，受到屈辱的时候，是雨果支持我们，是雨果声援我们，是雨果代表世界的正义，代表人类的良心，和被侮辱、被损害的中国人民站在一起。是雨果，也只有雨果，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我们今天纪念法国作家雨果，不仅仅纪念一位为世界文学作出巨大贡献的作家，我们还应该带着感谢和感激的心情，回忆雨果对中国人民的巨大支持，回忆他对中国艺术的热爱，回忆他一生所献身的正义事业。
雨果在信中总结了艺术的两种起源：“一是理想，理想艺术产生欧洲艺术，一是幻想，幻想产生东方艺术。圆明园在幻想艺术中的地位，和帕台农神庙在理想艺术中的地位相同。”雨果有一篇题为《趣味》的评论文字，作为《莎士比亚论》的遗作于1937年第一次公诸于世。我们有理由相信，《趣味》的成稿时间和《致巴特勒上尉的信》是大致平行的。雨果又一次提出艺术中“理想”和“幻想”的两大原则：“由此产生了两首巨大的诗篇。此地是‘太阳神’，那儿是‘龙’……从这个开始分道扬镳的双重暗影里诞生艺术中的两个世界。这两个世界属于最高的趣味，标志出这最高趣味的两极。这最高趣味的一端有希腊，另一端有中国。”在雨果的艺术观里，最高的趣味有两极，即以“太阳神”为代表的希腊艺术和以“龙”为象征的中国艺术。在《致巴特勒上尉的信》中，希腊艺术的最高境界是帕台农神庙，而东方艺术的最高典范是圆明园。
1903年，上海《国民日报》以《惨社会》的译名连载雨果《悲惨世界》的部分内容，署为“法国大文豪嚣俄著，中国苏子谷译”。苏子谷即苏曼殊，译文是从英文转译的。1903年6月15日，鲁迅（笔名“庚辰”）在《浙江潮》第5期刊登《哀尘》，是雨果《见闻录》中的一篇文字，原作者署名“嚣俄”。小说《孽海花》的作者曾朴曾翻译雨果的大部分戏剧作品和部分的小说和诗歌，据说最早有《九十三年》的中译本，1913年连载于上海的《时报》。曾朴是晚清旅法学子陈季同的弟子，他翻译依据的原文应该是法文，但原作者也译为嚣俄。1921年10月，翻译家林纾和毛文钟合作，把雨果的《九三年》从英文转译成中文，译名是《双雄义死录》，林纾把雨果的名字译成“预勾”。
其实，早在雨果在世的1867年，雨果已经有了自己的第一个中文译名。雨果在1867年5月31日的记事本里写道：“我的中文名字，由泰奥菲尔·戈底耶的女儿（茱迪特·戈底耶）寄来。”雨果把寄来的自己的中文名字和释义剪下，贴在记事本里。雨果的第一个中文名字是：“夷克裰诩拗”。今天看来，这个中文译名用字冷僻，但以音译音，没有从英文转译的味道。雨果65岁的时候，比鲁迅和苏曼殊的雨果译名“嚣俄”早36年，比曾朴的雨果译名“嚣俄”早46年，比林纾的雨果译名“预勾”早54年，已经有了自己完整的中文译名：“夷克裰诩拗”。
另一件有趣的事情，是雨果83岁生日的时候，这是雨果生前最后一次寿诞，收到各国和各界人士的许多贺词。其中，也有中国人的祝贺。在《吉尔·布拉斯报》（Gil Blas）搜集到的各国贺词中，有一位叫“林忠正”的中国人写的贺词：“谨贺神翁八十四寿 辱儿林忠正”
我们不知道这位林忠正是何许人也，但他当时应该在法国巴黎。“筭”是“算”，“寿筭”是“高寿”的意思。我们曾向一些古汉语专家请教，他们认为仅仅从这14个字的贺词判断，这位林忠正先生是熟悉古代典籍的饱学之士。我们注意到，林忠正对雨果的年龄是算虚岁的。
林忠正是否当面向雨果祝贺，还是应邀送上书面贺词，我们也不得而知。我们很想知道，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怀有如此深厚感情的雨果，生前是否和中国人有过直接的接触？
迄今为止，在雨果的一切传记作品里，在雨果数量巨大的书信里，在马森主编的《编年版雨果全集》的详尽的几乎日复一日的年表里，都找不到雨果和中国人有直接交往的片言只字。这又是一个谜。一个富有诱惑力、富有挑战性的谜。之所以这又是一个谜，又是一个不得其解的谜，是因为我们找到一首雨果赠一个中国小姑娘的小诗。
雨果的遗著《全琴集》是一部藏龙卧虎的诗集，第7卷第4首的诗题为《中国花瓶》副题为“赠中国小姑娘易杭彩”（Y－Hang－Tsei）：你，来自茶国的小妹，／你做的梦又奇又美：／天上有座大城崔巍，／中国是天城的城郊。／姑娘，我们巴黎昏暗，／你在寻找，天真烂漫，／找金碧辉煌的花园，／以及孔雀开屏美妙；／你笑看我们的天顶；／有小矮人高高兴兴，／对着你瓷白色眼睛，／把纯洁的蓝花轻描。 1851年12月1日
这首小诗里有两个惊人的事实。第一，此诗“赠中国小姑娘易杭彩”。赠诗的受收者应当真有其人。“易杭彩”是译音。从诗中内容看，“易杭彩”是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易杭彩”是谁？怎么会认识雨果？怎么会见到雨果？2000年6月20日，我在巴黎拜访雨果研究家让·戈东夫妇。我和戈东教授谈起“易杭彩”是谁的问题，戈东对此也觉得蹊跷。他认为，“易杭彩”是个孩子，不一定会说法语，雨果是大人，但不会说中文。雨果不可能在大街上遇见会说法文的“易杭彩”。雨果和“易杭彩”的会面，必须通过一个中国人，一个认识雨果的中国人，是这个中国人把“易杭彩”带到雨果家里去的。我们有理由提出许多问题。例如，这个中国人为什么到雨果家里去？难道仅仅为了安排雨果和“易杭彩”的会面吗？更大的问题是：这个中国人又是谁呢？历史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丝一毫的线索。法国作家雨果第一次和中国人的直接接触发生在1851年12月1日，或是更早的日子。除此之外，我们就一无所知了。第二，小诗写于1851年12月1日。1851年12月1日，这是个什么日子啊？这是1851年12月2日的前夜。1851年12月2日又是个什么日子啊？这是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这个亲王总统，这个未来的皇帝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的日子。从此，法国从第二共和国走向第二帝国。从此，雨果开始流亡，成为海外的流亡者，也从此开始了雨果文学创作的新阶段。原来，雨果一生政治生命和文学生涯发生重大转折的前一天，是在家里接待一个中国小姑娘和至少一个中国人，是在家里创作一首题为《中国花瓶》的诗。
雨果和中国的缘分很早，很多，也很深。雨果不仅是中国人民喜爱和敬仰的作家，雨果不仅是喜爱和敬仰中国艺术的作家，雨果是有中国缘的作家。雨果是中国人民伟大的朋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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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7-8-30 0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