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一体的终审判决——从《召募军队》看卡夫卡的遗嘱

Godot

　　
　　没有人能唱得像那些处于地狱最深处的人那样纯洁。凡是我们以为是天使的歌唱，那是他们的歌唱。

——卡夫卡

　　1923年6月3日，这个入夏前的日子让一位病人感到分外寒冷，因为他就要死了。生前他用文字代替口舌说了很多，但此时却因患喉部结核病有口难开。我们不屑揣测这个瘦弱的、有些神经质的男人当时到底在想什么，因为几十年来我们更专注于塑造一个偶像并向他膜拜。我们推搡他，粗鲁地将他按倒在现代文学的王座上，并向他抛掷一堆堆鲜花——他在生前就非常清楚这些无根的尸体很快就会腐臭，但他现在已是个死人，无法选择。当然，就算他还活着也没有勇气接受或拒绝。是的，我们的弗兰茨卡夫卡，19-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在他还活着的时候便如此不堪一击了。
　　卡夫卡在去世当天收到小说集《饥饿艺术家》的初版。他曾对出版社关于小说排序方式提出过建议，但显然没能引起足够重视。他将此等行径视为对他的一种伤害。以某种角度来说，他早就预感到了类似的窘境，因此早先已经嘱咐过挚友马克斯•勃罗德，请他将自己的手稿全部付之一炬。众所周知，勃罗德没有让世界文坛失望——随着小说的集结出版，这个早就被卡夫卡预言过的聒噪世界开始为之惊呼甚至疯狂——他们都宣称自己中了卡夫卡的文字魔咒——显然，这颇具借酒撒疯的嫌疑。在叵测居心即将暴露时，他们不惜暴露自己的无知将可怜的勃罗德塑造成一个卖友求荣、背信弃义的书商，借以转移世人的注意。于是，真正的罪犯摇身一变成了被魅惑的受害者。可怕的是，这种罪行不但像癌症般不可救药，而且其逻辑上的株连也和癌细胞扩散一样迅速，连始作俑者都无法阻止。于是，悖论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他们最初奉若神明的卡夫卡成了共犯。尽管徒劳，但出于自圆其说的需要，他们以“虚伪”的罪名小心翼翼地判决了他们的偶像，并对他从轻发落。
　　参与这场论辩的不仅仅是俗不可耐的投机分子，博尔赫斯、昆德拉和本雅明（后两位和卡夫卡一样也是犹太人）等大师也都持有各自的看法。博尔赫斯认为卡夫卡如果真的想要烧毁遗稿，他自己就能做到，可他却委托别人去做，目的是摆脱责任，而不是要人照办他的吩咐。他据此认为勃罗德是履行了卡夫卡的遗嘱。昆德拉认为卡夫卡不愿出版他的作品，使他成为一个客体，受后人审判。他指责勃罗德违背了卡夫卡的意愿——“勃罗德创造了不服从亡友的可遵循的榜样；一个对于那些想超越作者最后意愿或泄露其最隐私的秘密的人们的裁判先例。”本雅明则认为卡夫卡希望他的文学成为一种学说，这种比喻性质的文学将长久地朴实地存在下去。然而，卡夫卡觉得自己彻底失败了，因为他在作品中不可避免地“为自己画了像”，而这恰恰是他最无法容忍的。
　　本雅明的论断是颇具深意的。他提醒我们探讨卡夫卡复杂矛盾的性格比轻慢莽撞地评论作家对遗嘱的态度或遗嘱的执行程度更有意义。分析作家的性格必须从作品本身出发。相较之下，遗嘱、日记和书信则时不时地呈现出自欺欺人或倾诉的倾向，不足为凭。数十年来的研究几乎没能给浅薄如我者留下空间。我仅在反复阅读中寻到一丝痕迹——《召募军队》这篇和其他卡氏优秀作品相比毫不起眼的短篇，评论家们从未予以关注，但它也许是卡夫卡将自我矛盾的心态，尤其是立遗嘱的真实心态暴露得最明显的一次：


　　……两个士兵开始搜寻那个未到场的人。这根本就没费什么劲。他压根儿就没出这所房子，他从未存心逃避兵役，仅仅由于害怕他才没到，但对他造成障碍的并不是对兵役的恐惧，而是对抛头露面的羞怯，这项命令对他来说简直太大了，大得令人疲倦，他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来。然而也是因此他才没有逃掉，只是躲了起来。当他听到贵族进了这栋房子时，他大概悄悄从藏身地走了出来，又悄悄溜到那间屋子门边，刚好被出来的士兵抓住了。……

（节选自《召募军队》）

　　毫无疑问，这就是卡夫卡，那个觉得自己在这苦难的世界具有无可推卸的使命却又不知所措、怯懦自卑的卡夫卡。幸运的是，他同时具有一种自省的理智以弥补自身不足——卡夫卡清楚地意识到，面对残酷的现实，自己需要一种外在力量来逼迫。这种力量的来源当然不是马克斯•勃罗德或是朵拉•笛芒，只能是他自己——他不得不自我分裂对自己进行制裁。在犹太教徒卡夫卡的宗教或哲学观里，原罪在史前时期就植根于人类的骨血（这种怯懦无疑是原罪的一种变体），现今任何形式的法庭审判都不过是代替上帝进行判决。有罪已是定论，诉讼过程不过是在拖延判决罢了。这不仅表现在《诉讼》（审判）里，《召募军队》的过程难道不也是一种变相的审判吗？值得强调的是，《召募军队》的最终判决并非一顿怒其不争的鞭刑或是拒绝接纳，而应该是随军队奔赴战场。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的情节似乎表明卡夫卡对自己有些“心慈手软”。其实不然，卡夫卡对使命的认识远不及对自我的认识那样清晰，（因此在《召募军队》里出现了对应征者来说相当于“流放”的折中判决）——在这令人困惑不已、难以言喻的使命里，自己的身份是执行者（征兵和施加鞭刑的贵族）、殉道者（怯懦的应征者）还是个旁观者（邻村赶来的村姑）？当然，以上都是。卡夫卡在无法抛弃应征者本体的前提下，需要通过扮演执行者来让自己获得勇气。同时，他需要一个第三者身份来对自己施以关注。这种关注不应是同情的，而仅仅是一种重要的见证，而构成一个法庭的基本要素也恰恰是法官、被告和目击证人。
　　如果局限在遗嘱问题上就事论事，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卡夫卡让自己的作品始终处于这样的窘境——终其一生创造的那些有学术意味的文学实现了他的理想，可他无法在其中隐藏自己以使得这些文字的指向更加纯粹和质朴。面对这样的尴尬局面，他也无法像审判自我那样先进行自我分裂，因为这个命题同时把作品和自我两部分内容搅合在一起。他对自我早有判决，审判不过是走个形式罢了。可他对自己作品尚无定论，审判由自己进行不但有欠公允而且也没有勇气。这项工作只有同时了解他作品和为人的朋友才能胜任。除了马克斯•勃罗德还有更好的人选吗？容我说句可能犯众怒的公道话——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卡夫卡的手稿，马克斯•勃罗德无论留存或销毁都遵循了逝者的本意，这命题在命题（遗嘱）产生之前就已经成立了。
　　在本文伊始，我难以自制地使用了愤懑的言辞，行文至此未免有些后悔，因为这种论调和我想在文中始终坚持的理性分析是背道而驰的，但我并不打算将它“付之一炬”。权将其留作“罪证”，包括我自己在内，所有读过此文的人都可以籍此指责我，这本身就是对我过激情绪的判决。至于卡夫卡，我们还是不要在遗嘱问题上纠缠不休了，鼓起勇气把更多关注的目光投射在他阴暗的文字世界里吧。不要再用无聊的宣昭强迫他参与世俗的战争了，他在生前已经作为一名战士“死过成千上百次了”。现在，就让他在地狱里享受最后的温柔吧。
　　　　　　　　　　　　　　　　　　　　　　　　　　　　　　　　　　　　　　　　　　　　　　　　　　　

2006年11月23日 晨

卡夫卡短篇小说《召募军队》在线阅读

[ 本帖最后由 Godot 于 2006-11-29 09:59 AM 编辑 ]

zhufeisai

恩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