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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和加塔利曾合撰文学研究专著《卡夫卡：走向少数族文学》。他们认为，卡夫卡的作品是迥异于西方思想树状传统模式的“块茎或洞穴”，是非中心、迂回曲折的生长的蟹状草，具有平原上鼠穴或兽径式的复杂多变的逃逸线。卡夫卡作为“少数族文学”的喜剧性代表作家，表现出一种全新的文学与文化模式。
在德勒兹和加塔利看来，生成观念在文学领域集中表现在“少数族文学”和“生成动物”(becoming-animal)之上。少数族文学是文化多元共生时代与双语或多语生存状况相关的一种特殊现象。历史上和当今世界有许多人生活在并非属于他们自己的语言与文化中，因此少数族文学概念具有特殊意义。德勒兹与加塔利提出少数族文学的三大特征：语言文化的解辖域化、政治性（反精神分析）、集体价值。少数族文学可以界说为：使用主流语言同时又从内部颠覆这种语言的文学。德勒兹和加塔利借用哥巴尔德(Henri Gobard)的四种语言学模式（方言、媒介语、参照语和神话语言）研讨卡夫卡与捷克语、德语、意第绪语和希伯来语的关联，认为少数族文学的三个特征都突出地体现在卡夫卡身上。卡夫卡身为犹太人，在捷克的布拉格写作，用主流语言德语来实现他作为陌生人的快乐的“逃逸线之旅’。
德勒兹和加塔利还解读了卡夫卡文学中显而易见的生成动物的旨趣。生成动物不是存在动物(being-animal)，不是文学修辞而是一种非人类视角的生成。由此，他们对现代主义关于卡夫卡的传统看法和阅读方式提出丁挑战，否定了广为人们所接受的卡夫卡作为俄狄浦斯叙事、孤寂、苦行、神秘、忧郁的作家，作为现代异化与焦虑的编年史记录者等形象，进而论证了他是一个反个人的文学机器创造者，其作品充满了社会与政治的意蕴，渗透了愉悦与幽默。卡夫卡绝非退缩于世界，而是揭示了“未来的恶魔式的权力”——奥匈帝国模式的法西斯、苏联和资本主义官僚主义的权力（注：H.Bertens and J.Natoli,Postmodernism：the key Figures,Blackwell Publishers Ltd.,2002,pp.98-103.）。卡夫卡文学世界中的生成动物不再是人与动物的二元对立，而是人与动物的互为解辖域化，是处于一种流变之间的链接，其中容纳了最大的差异。卡夫卡的文学世界没有表层现象，也没有深度模式，是反意义的。
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理论都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与欲望生产的一些特征，并形成了某些交叠点。马克思忽视了欲望的维度，弗洛伊德主义则将欲望纳入核心家庭而忽视了社会力量或阶级斗争的维度。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卡夫卡作品之所以是革命性的，是因为它以分裂分析揭示了欲望机器的微观政治学。欲望并不为权力所束缚，它们不断运动，总是寻求逃逸线或出路，总是拒绝权力机器的最终具象化。《审判》中，权力不是金字塔，而是线性与片段，且每一片段皆是权力，皆是机器。隔壁房间发生事件的毗邻性取代了法律的等级制，这种延误是完美的、积极的，它解除机器，不断装配，永远由此到彼地嬗变着。欲望机器扭转资本主义偏执狂式的表达式，而呈现出分裂症式的生成、流变和逃逸线。卡夫卡描写人变成动物，变成大甲虫、变成猿猴、变成鼹鼠。卡夫卡小说中充满了从俄狄浦斯权威的掌控中逃逸的描写，这是对宏大的权力机器进行拆解：无论是技术机器（《美国》），还是法律机器（《审判》），或是官僚机器（《城堡》），都是被拆解的对象。在俄狄浦斯核心家庭三角形（爹地-妈咪-孩子）之外，有一系列社会的、司法的、人际的、文化的三角形在卡夫卡的文本中增殖着。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分裂分析可视为对弗洛伊德主义文学批评的解辖域化。欲望变成了一种逃逸线，一种解辖域化运动。由此，卡夫卡作品成为德勒兹和加塔利“反俄狄浦斯”分裂分析的范本。
这个就是“德勒兹的卡夫卡身为平乏时代的一个修士角色”的一部分内涵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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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6-6-16 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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