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乔治·桑 ( 雨 果)

didoing

我为一位死者哭泣，我向这位不朽者致敬。
   昔日我曾爱慕过她，钦佩过她，崇敬过她，而今，在死神带来的庄严肃穆中，我出神地凝视着她。
   我祝贺她，因为她所做的是伟大的；我感激她，因为她所做的是美好的。我记得，曾经有一天，我给她写过这样的话：
   “感谢您，您的灵魂是如此伟大。”
   难道说我们真的失去她了吗？
   不。
   那些高大的身影虽然与世长辞，然而他们并未真正消失。远非如此，人们甚至可以说他们已经自我完成。他们在某种形式下消失了，但是在另一种形式中犹然可见。这真是崇高的变容。
   人类的躯体乃是一种遮掩。它能将神化的真正面貌——思想——遮掩起来。乔治·桑就是一种思想，她从肉体中超脱出来，自由自在，虽死犹生，永垂不朽。啊，自由的女神！
   乔治·桑在我们这个时代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其他的伟人都是男子，唯独她是伟大的女性。
   在本世纪，法国革命的结束与人类革命的开始都是顺乎天理的，男女平等作为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一部分。一个伟大的女性是必不可少的。妇女应该显示出，她们不仅保持天使般的禀性，而且还具有男子我们男子的才华。她们不仅应有强韧的力量，也要不失其温柔的禀性。乔治·桑就是这类女性的典范。
   当法兰西遭到人们的凌辱时，完全需要有人挺身而出，为她争光载誉。乔治·桑永远是本世纪的光荣，永远是我们法兰西的骄傲。这位荣誉等身的女性是完美无缺的。她象巴贝斯一样有着一颗伟大的心；她象巴尔扎克一样有着伟大的精神；她象拉马丁一样有着伟大的灵魂。在她身上不乏诗才。在加里波第曾创造过奇迹的时代里，乔治·桑留下了无数杰作佳品。
   列举她的杰作显然是毫无必要的，重复大众的记忆又有何益？她的那些杰作的伟力概括起来就是“善良”二字。乔治·桑确实是善良的，当然她也招来某些人的仇视。崇敬总是有它的对立面的，这就是仇恨。有人狂热崇拜，也有人恶意辱骂。仇恨和辱骂正好表现人们的反对，或者不妨说它表现了人们的赞同——反对者的叫骂往往会被后人视为一种赞美之辞。谁带桂冠谁就招打，这是一条规律，咒骂的低劣正衬出欢呼的高尚。
   象乔治·桑这样的人物，可谓公开的行善者，他们离别了我们，而几乎是在离逝的同时，人们在他们留下的似乎空荡荡的位子上发现新的进步已经出现。
   每当人间的伟人逝世之时，我们都听到强大的振翅搏击的响声。一种事物消失了，另一种事物降临了。
   大地与苍穹都有阴晴圆缺。但是，这人间与那天上一样，消失之后就是再现。一个象火炬那样的男人或女子，在这种形式下熄灭了，在思想的形式下又复燃了。于是人们发现，曾经被认为是熄灭了的，其实是永远不会熄灭。这火炬燃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光彩夺目，从此它组成文明的一部分，从而屹立在人类无限的光明之列，并将增添文明的光芒。健康的革命之风吹动着这支火炬，并使它成为燎原之势，越烧越旺，那神秘的吹拂熄灭了虚假的光亮，却增添了真正的光明。
   劳动者离去了，但他的劳动成果留了下来。
   埃德加·基内逝世了，但是他的高深的哲学却越出了他的坟墓，居高临下劝告着人们。米谢莱去世了，可在他的身后，记载着未来的史册却在高高耸起。乔治·桑虽然与我们永别了但她留给我们以女权，充分显示出妇女有着不可抹煞的天才。正由于这样，革命才得以完全。让我们为死者哭泣吧，但是我们要看到他们的业绩。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伟大，得益于颇可引以为豪的先驱者的英灵精神，必定会随之而来。一切真理、一切正义正在向我们走来。这就是我们听到的振翅搏击的响声。
   让我们接受这些卓绝的死者在离别我们时所遗赠的一切！让我们去迎接未来！让我们在静静的沉思中，向那些伟大的离别者为我们预言将要到来的伟大女性致敬！

风灵

女人都没有道德观念，她们的生活作风完全取决于她们所爱的人。
呵呵，不愿苟同！

leechenbin

顶

assking

是女人总把自己的意识强加给丈夫,普遍现象,可以理解

隆月奎肆

乔治·桑害了肖邦~~~
我是这样觉得的,看国关于肖邦电影的,应该都不会喜欢 乔治·桑,
她总把自己的意识强加给肖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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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法国文坛上，有一颗璀璨的明珠，在巴尔扎克、雨果、梅里美、福楼拜、小仲马等文学大师的群体中，她以其风骚美貌、独立性格和优雅的文采赢得了他们的尊重和自己的地位。她的名字叫乔治·桑。
    乔治·桑出身于一个贵族家庭，在法国诺昂乡村长大。由于父亲早逝，而母亲曾有沦落风尘的经历，所以她是祖母抚养大的。祖母为了把她培养成一个淑女，费尽苦心，而乔治·桑没有令祖母失望，小小年纪便已露出卓尔不群的才华。
    但是，可以这样讲，最终改变乔治·桑命运的是她那不幸的婚姻。
   在对家庭生活的梦幻憧憬中，她嫁给了贵族青年卡西米尔·杜德望，但这个粗俗的男人很快就撞醒了她的美梦。乔治·桑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红杏出墙的婚外情恋。最后，她决定弃家出走，与情人到巴黎开辟新的生活。
    为了生存下去，她开始了勤奋的笔耕，写出了一部部文笔秀美、内容丰富、情节迷人的风情小说，并以此确立了自己在法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乔治·桑的爱情生活丰富多彩，她的身边总是围绕着一批追求者。她与大文学家缪塞的艳事、与音乐大师肖邦十余年的同居生活，成为法兰西19世纪的美谈之一，并留下了一篇篇揭示她内心深处情感世界奥秘的情书佳作。
    乔治·桑是个民主主义者，从一个角度讲，她可称得上是女性解放的先驱。尤其是在两性关系上，她倡导女性的主导地位，认为女人不应该成为男人情欲的发泄对象，女人也有自己的七情六欲，应该主动地得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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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邦总是生病，不适宜过性生活，不能享受性爱的快乐。很久以来，不管他怎么恳求，她强迫他清心寡欲。
　　●乔治·桑站在他身边，一只手亲昵地放在他的肩上，喃喃道：“大胆些，柔软的手指！”
六月的贝里，骄阳似火。乔治·桑感到高兴，因为能够在自己家里工作和执掌家政。
　　肖邦应邀到诺昂作客的那一天，她在自己卧室一个窗户左边的墙壁上，用铅笔写了个日期：一八三九年六月十九日。
　　这是不是标志着新生活的开始呢？
　　她早就意识到，那种骑马散步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做为一家之长，她要负责照顾三个孩子：肖邦、莫里斯、索朗芝。她将竭力坚韧不拔地生活，只是为了他们和她的艺术。
　　然而，她真正的朋友都希望她过另一种生活，充满温柔的爱，带点家长气概。他们把肖邦看作这个家庭中的一员，并不加以嘲笑和责难。从1839年起，他们给乔治·桑写信末尾都是这样写的：“吻肖邦、莫里斯和索朗芝。”
　　肖邦的言谈举止极其得体，他只称呼乔治·桑为我的主人或本宅主人。这样，形势变得对他越来越有利。
　　他们愉快地度过了在诺昂的第一个夏天。然而，肖邦根本不喜欢农村。他向往诺昂，但同时又忍受不了那里的生活，他那乡居的欲望很快就得到满足。他外出散步不多，只是在树下坐坐，或顺手采摘一些花。然后他就回到自己的房里，闭门不出了。他不参加乔治·桑和孩子们十分喜爱的户外活动。但是，他自我感觉良好，并且从早到晚弹琴不止。
　　乔治·桑写道：“自从到了这里之后，他创作了很多欢快的曲子。”
　　在这个夏天，他的确创作了降B小调的《奏鸣曲》，第二首《夜曲》和三首《玛祖卡舞曲》。女友的音乐鉴赏能力，对他来说，十分可贵。
　　乔治·桑是肖邦敏感的听众。由于对肖邦的了解不断加深，她与肖邦真正成了心心相印的知己。她听肖邦演奏，并一直跟随着钢琴家神秘莫测的内心活动——只有他的琴声能把内心活动委婉含蓄地表露出来。
　　1839年10月，肖邦在日记中写道：“他们都说我身体好多了。不咳嗽，也不痛。但是我内心深处还是感到很难过。因为，奥洛拉（肖邦对乔治·桑的称呼）的眼神还是那样的阴郁。她的双眼，只有在我演奏时，才显露出喜悦的光芒。在那里，世界是多么光明美好啊！我的手指在琴键上轻跳，她的笔尖在纸上飞舞。她能边写作边听音乐。四面八方都充满了肖邦的琴声，甜蜜清亮，就像温柔的情话。奥洛拉，为了你啊，我都可以在地上爬行。这一点也不过份，我要把一切都献给你。我累的时候，你的眼光，你的抚慰，你的微笑，给我多大的安慰啊！我只是为了你才活着；我会为你弹奏出优美的旋律。亲爱的，你阴郁的目光别太折磨人了，好吗？”
　　“别太折磨人了，好吗？”那么说乔治·桑在折磨他？
　　当然不是。但是，在乔治·桑的爱情中，含有几分高傲。这并不是因为她不大钦慕那个音乐家和诗人。马略卡岛的共同生活，目睹肖邦旧病复发，足以使乔治·桑感到，肖邦总是生病，不适宜过性生活，不能享受性爱的快乐。很早以来，不管他怎么恳求，她强迫他清心寡欲。后来，他完全无此欲念了。
　　很多年以后，乔治·桑写信给他俩的密友克齐马拉说：
　　我如处女那样，和肖邦及其他人生活在一起，已经七年了。由于我对情欲是那样地倦怠、失望、无药可医，我已经未老先衰，没费什么力气，也无需做什么牺牲。如果世上也许有一个女人值得肖邦绝对信任，那就是我；而肖邦根本不懂得……我知道有不少的人在责怪我。一些人说，我强烈的情欲，耗尽了肖邦的精力：另一些人说，我的行为出轨使他很失望。我认为你是知道内情的。肖邦埋怨我剥夺了他爱的权利，等于置他于死地；我坚信，如果不这样做，那才真的置他于死地……
　　对乔治·桑的这种态度，肖邦如果不感到痛苦，并且不把它归咎于另有所爱，那么肖邦就显得不近人情。只是在后来，肖邦的嫉妒与不公正，才变得难以忍受。
　　秋天，他们要离开诺昂，乔治·桑深感遗憾。在巴黎时，每当她想起诺昂那些犁过的田地，想起休耕地周围的胡桃树，想起农夫们吆喝着的那些耕牛时，她叹息不已：“没什么好说的，生为乡巴佬，根本适应不了城市的喧闹。我认为，还是家乡的泥土美，而这里的泥土，使我恶心。”
　　但是，肖邦要回到他的学生们当中去；乔治·桑自己也愿意在巴黎生活，这样可以节省开支。诺昂的家庭负担很重。这个女领主，财产披人搞光了，却不愿显出一副寒酸相，以逸被人骂作吝啬鬼。每天，都有些朋友不请自来，一来就是十二个，甚至还没起床就有人来。每月要开支一千五百法郎；而在巴黎只需一半。因此，这个“家庭”决定搬到巴黎去。
　　起初，乔治·桑和孩子们住在皮加尔街十六号两间独立的小屋，屋前有个漂亮的大花园与街相接。肖邦住在特龙塞街五号，有一个套间。他仍然需要精神上的依托和精心的照料，最终也住进了皮加尔街。
他们这样同居了三年。
　　巴尔扎克参观过这套房子，并在给他的情妇的信中，以拍卖估价员和小说家独特的观察力，做过精确的描写：
　　她住在皮加尔街十六号，房子坐落在花园的尽头，面向街，首层是车库和马厩。饭厅里全是橡木雕花家具。她接待客人的大客厅、小客厅的墙壁呈浅褐色，里面摆着精美彩绘的花瓶，插满了花。一个花盆架，鲜花盛开。大客厅的家具呈绿色，餐具柜里放满了精巧的摆设。墙上挂着德拉克鲁瓦的油画和卡拉马达替她塑的像……那架竖式黄檀木钢琴十分华丽。此外，肖邦总是坐在钢琴旁。平时，乔治·桑只抽香烟卷。她每天四点钟起床；肖邦刚好四点钟才上完课。要登上又陡又窄的叫做磨坊梯的楼梯，才能到她的住处。卧室呈褐色，床是土耳其式的，即铺在地上的两张床垫。
　　1842年，热心而又泼辣的马尔利亚尼夫人替肖邦和乔治·桑在奥尔良花园广场附近找到两套房间。那里是个高级住宅区，具有意大利宫殴式的高雅气派，室内光线充足，室外砾石铺地，绿树成荫。在广场附近，还住着一些艺术家和作家。
　　这样，奥尔良花园广场，就成了一个大家庭式的组织了：他们甚至设想过一起吃大锅饭，晚上，大家聚在一起开音乐会和朗诵诗文。
　　乔治·桑和肖邦与朋友们聚会。乔治·桑的朋友：皮埃尔·勒鲁、巴尔扎克、亨利·海涅、博卡日、玛丽·多尔瓦尔、霍尔滕丝等人和她的所有贝里同乡；肖邦的朋友则是一些音乐家、上流社会的太太小姐和波兰人。
　　聚会使乔治·桑成了斯拉夫语的学者，她颂扬密茨凯维支的光荣。
　　欧仁·德拉克鲁瓦和肖邦一样讲究时髦，他们结下了亲密的友情。他们敏感多情，易受感动，言谈举止与思想都具有贵族派头，比起他们同那位民主派女友的关系来，他俩更加亲近。
　　亨利·海涅是奥尔良公园广场一个幽默风趣的常客，乔治·桑很喜欢他。他和大家一样，曾钟情于乔治·桑；但是这未能如愿的狂热之情并没有持续多久。他称乔治·桑为“我亲爱的表妹”；给她的信，用“我的心拥抱你的心”来结尾；信中常有这样的话：“您的小说很美，真是文如其人……我现在还给您……”他跟乔治·桑开玩笑，说缪塞是一个过去伟大的年轻人。他是很赏识这个女人和作家的。乔治·桑的伟大和从容，谁也不如他描绘得那么维妙维肖：“乔治·桑多么漂亮，多么温顺。对于一只爪抚摩、一只爪抓伤她的恶猫，以及拼命向她狂吠的狗，她都像月亮一样，在高处温存地望着它们。”
　　谈起肖邦，乔治·桑仍旧情深意切：“他永远像天使一样善良。没有他纯真亲密的友情，我就会失去勇气，”“肖邦慢条斯理地过日子。他是有天才的人中，最和蔼、最隐秘、最谦逊的人……”
　　因为经济上的原因，乔治·桑没有再把肖邦带口诺昂。1840年，她自己也没回去。但是，在后来的六个夏天里，她又在诺昂为她的“三只小鸡”垒起了小窝。
　　在这期间，从早到晚都可以听到肖邦演奏的琴声，琴声伴随着玫瑰的香味和鸟雀的欢唱，一直飘到在楼上工作的乔治·桑那里。她唱起古老而又鲜为人知的歌曲，肖邦替她伴奏。莫扎特的《唐璜》，在这几个朋友的眼里，是最理想的，他们为德拉克鲁瓦在诺昂布置了一个画室。他和肖邦，还有年已二十几岁的莫里斯经常在一起谈论他们的艺术，乔治·桑漫不经心地听着。
　　她正在写《康絮爱萝》。这部小说写得很出色，乔治·桑曾这样描述诺昂的那些晚上：
　　肖邦坐在钢琴旁，并没有觉察到大家都在听。他好像是偶然地即席演奏。接着，琴声停了下来。
　　“啊！啊！”德拉克鲁瓦叫了起来，“还没完啊！”
　　“还没开始，一点构思都还没有……只有不定形的倒影、阴影和立体形象。我寻找合适的颜色。我还没想到画面该是怎么样的。”
　　“色彩和画面，两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德拉克鲁瓦又说：“您都会找到的。”
　　“但如果我只找到月光呢？”
　　“那您将找到反光的反光。”
　　这想法使非凡的艺术家感到高兴。他又演奏起来了。但并不显出是重头来的样子，因为他的构思是那样模糊，好像拿不足主意。我的眼前慢慢浮现出了温柔的色调，它和耳朵里听到的美妙曲调，协调一致。接着，响起了表现蓝色的音符，我们仿佛在澄澈碧蓝的夜空中，轻柔的云朵，形态万千，神奇变幻，布满天空，簇拥在月亮周围。月亮给它们抛去巨大的乳白色光轮，唤醒了沉睡的色彩。我们梦见了夏夜。我们等待夜莺的到来……
　　肖邦开创了诺昂的戏剧事业。
　　在开始时，当年轻人演戏或跳滑稽芭蕾舞时，肖邦就即席演奏钢琴。他得心应手地引导他们，让他们按照他的想象，从打趣变成严肃，从滑稽变成庄重，从优雅变为狂放。而肖邦自己呢，就是一个真正天才的哑剧演员。
有时，他站起身来，突然出现在钢琴后面，绝妙地模仿奥地利国王或一个波兰犹太老人的神态。
　　当他们在森林里散步时，肖邦骑在驴背上，其他人却步行。在草地上，和着风笛的拍子，村民们翩翩起舞。这风笛声启发乔治·桑写了小说《风笛手》。这些活动使她对那浪漫的乐土和欢乐迷人的喧闹，有一个大略的印象。
　　把1840年到1845年间的肖邦，描绘成一个病魔缠身的人，倍受一个欲壑难填的荡妇折磨，那就大错特错了。
　　其实，乔治·桑对肖邦的影响是完全有益的。她在事业上，给他的创作提建议；在生活上，对他无微不至地关怀。肖邦尽情愉快地度过了在诺昂的这几个夏天。可惜，他的性格和疾病都不允许他这样长久地愉快生活。很多朋友同情乔治·桑。连肖邦的同乡密茨凯维支也说：肖邦对于乔治·桑来说，是祸根，是精神上的吸血鬼和苦难的十字架，而且他最终也许要把乔治·桑置于死地的。
　　肖邦心地是好的。但是，他像所有神经质的人一样，总是过分挑剔，不能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在政治上，他与乔治·桑观点不一致，他既不能容忍乔治·桑所赞赏的某些人物，也不能接受这些人判断事物的激烈方式。譬如：他责备自己的学生玛丽和沃德赞斯基伯爵的关系大显眼。他猛烈攻击他们，尤其是因为乔治·桑袒护他们。
　　乔治·桑已经知道他病态的偏好与厌恶。她就像对孩子讲话一样，改换话题。否则，他会整天沉默不语，伤心难过，做出些古怪的举动。在诺昂，乔治·桑邀请了肖邦，就不敢再邀请自己袒护的诗人一起作客了。
　　乔治·桑的哥哥伊包利特喧闹的玩笑和熊一样的举止，时常会激怒肖邦。在巴黎，乔治·桑的客人的衣着和态度，往往引起他的反感。英国诗人伊丽莎白·勃朗宁曾这样描写过他们：
　　她喷烟吐雾，唾沫横飞。一大群没有教养的男人，对她崇拜得五体投地。一个希腊人亲昵地用你称呼她，把她紧紧地搂抱在怀里；一个男演员，庸俗极了，竟扑倒在她的脚下，称她为最了不起的女人，于是高傲的女人不慌不忙、温柔而又轻蔑他说：友情使人忘乎所以。
　　戏弄乔治·桑的这帮人，激怒了肖邦。然而，很久以来，不同政治观点、各异的兴趣和嫉妒心，却一点都没有影响他和乔治·桑之间深厚的友谊。在肖邦，那是爱恋之情；而在乔治·桑，则是母爱与钦佩之情。
　　乔治·桑继续无微不至地关心她的病人。肖邦单独去巴黎，她就赶紧通知马尔利亚尼夫人，使肖邦能洗上热水，找到通风的房间。“这是我的小肖邦，我把他托付给您了，不管他愿意不愿意，请多加照料。我不在时，他自己照管自己的能力很差。他有个好心的佣人，却很笨。我并不担心他的饮食，因为各方人士都会宴请他的。但是，早上匆忙去上课，我担心他忘了喝一杯巧克力或一碗汤。我在时，不管他愿意不愿意，我总是要灌他喝一杯的。现在肖邦身体很好，只是要像大家一样吃好睡好就可以了。”
　　肖邦还没痊愈，但经过乔治·桑的照料，好多了。乔治·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随时准备放下一切去照料他。肖邦对她始终忠诚。因此，当她卧床不起时（她也常有病，她一生都说肝痛和肚子痛），肖邦热诚地履行护士的职责，忠心耿耿，动作机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爱美这一点上，他们继续保持一致。在诺昂，有一天晚上，乔治·桑对肖邦叙述了乡间大自然的宁静和美妙，她讲得好极了。
　　肖邦说：“您讲的这些多美啊！”
　　乔治·桑回答道：“您感觉到了吗？那么，请把这些用音乐表达出来吧！”
　　肖邦马上即席演奏了一首真正的田园交响乐。
　　乔治·桑站在他旁边，一只手亲昵地放在他的肩上，喃喃道：“大胆些，柔软的手指！”
　　谁知道，如果没有乔治·桑这只手抚在他的肩上，没有诺昂神奇的影响，肖邦在他短促的一生中，能否写出那么多杰作？甚至，谁知道他是不是早就不在人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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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桑天生是民主主义者。
　　●共和国在额抖……
　　“女人都没有道德观念，她们的生活作风完全取决于她们所爱的人。”
　　不止一个传记作家想把这句话用于乔治·桑的政治生活。他们说：“她没有理论，她在思想上追随她所爱的男人。”
　　其实并非如此。甚至在爱某一个人之前，她已经有了自己的政治观点。肖邦是个贵族，缪塞是个怀疑论者；他们都没有使乔治·桑变成贵族或者怀疑论者。她曾从米歇尔·德·布尔日、拉姆奈和皮埃尔·勒鲁等人那里，吸收过他们的一些思想，但是这些思想是她原来就有的。
　　在政治上，她本来就是极端大胆、热情和激烈的。她是十九世纪在法国历史上起过一定作用的、少有的妇女之一。
　　乔治·桑从孩提时起，她就已有明确的政治态度。一方面是因为她珍重人民，并且常常喜欢想到他们；另一方面是因为她长期亲密无间地和农民的孩子们一起生活。她认为母亲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从小就对母亲怀着强烈的爱。因此从母亲那里，她学会了不相信富人，天生就同情反叛者。她尝到了当时统治阶级的腐化所带来的痛苦，而且她也参与这种腐化，于是她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人民大众的美德上。
　　因此，乔治·桑天生是民主主义者，或者说，至少她自认是民主主义者。和拉夏特尔的朋友们在一起时，她总是反对君主派，为共和派和拿破仑派辩护。在她看来，凡是国王，即使他自称公民，都是暴君。当莫里斯和蒙彼利埃公爵在同一个班上学时，她禁止儿子接受年轻的亲王的邀请。她拥护共和政体；但是，她在寻找最好的共和国。
　　乔治·桑从来也不要求、也不希望给妇女以政治上的平等。她认为母爱的职责，同公职不相容。她说：“妇女将同男子一样受教育，但是女人的心，将仍是爱情、忠诚、耐性和慈悲的庇护所。正是女人要在粗暴的情感中拯救仁慈的基督精神。女人不再起这种作用的世界，是十分不幸的。”
　　她为妇女要求的不是投票权和选举权，而是公民权的平等和情感的平等。她认为，男人控制女人的奴役方式，破坏了男女之间的幸福，而这幸福只有在自由之中才有可能获得。如果女人能如愿以偿的被人爱，她们也许就无所求了：“但是，男人们虐待她们、责备她们被迫养成的习惯，鄙视她们的无知，嘲笑她们的学问。在爱情上，男人们把她们看成妓女；在夫妻的情份上，则把她们看成佣人。男人们并不喜欢她们，男人们使唤和利用她们，并且希望这样迫使她们屈从于忠贞的戒律。”
　　这就是她主要的抱怨，也是她自青年时代就发出的呼声。这在她后来的作品里都有反响。男人认为忠贞是徒劳无益和可笑的。但是，凭什么公理，是人间的还是天上的公理，人们能够要求妇女忠贞？如果那男人是个追逐女色、粗暴放荡之人，为什么妻子还要对他保持贞洁呢？
　　在我们的这个社会里，在我们的偏见和习俗里，一个男人越是交了好运引人注意，人们就越是对他笑脸相迎、巴结奉承。某人吃得脑满肠肥，情场上春风得意，就被看作是快活的伙伴。而被指控为奸妇的女人，却不会有这种地位。这就是人们给予妇女的唯一的荣誉。对丈夫不忠的女人，她变得憔悴，被人轻视；在子女眼里，她也是很丢人的；她该受到侮辱性的惩罚，比如说坐牢。
　　乔治·桑所希望的是，把妇女因结婚而被剥夺了的公民权利归还给她们；并且希望废止对通奸的妇女实行侮辱性惩罚的法律，因为那是“使通奸现象长期存在并不断增加的野蛮法律。”
　　她认为整治两性结合不合理的唯一办法，就是自由地中止和改变夫妻关系，而这种自由那时还不存在：“在世上，一个人，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当已经进化到懂得完美的爱情的时候，就不能够——最好说，就不允许——走回头路，仍旧像野兽一样对待性行为了。”
　　当肉体的结合不是伴随着一种强烈的感情时，它对人来说是一种罪过和亵渎行为，即使是结了婚，也是如此。女人应有权躲避这样的结合：“我认为，在爱情中显露虚假的快感，以及在不完全的爱情里极力制造快感，都是莫大的罪孽。我认为，并且要说：要么全心全意地去爱，要么干脆如处女般生活下去。”
　　在她看来，错误和罪过并不在于更换情人，去爱自己所爱的人，而在于委身于自己不爱的人，哪怕是自己的丈夫。
　　这就是她的女权论的界限。而且，人们可以看到，对于妇女来讲，这种女权论并不牵涉到政治行动。
　　然而，任何人，不管是随大流，还是逆潮流，他们都要受到同时代的思想的影响，或者与其一致，或者被其改造。
　　在1830年至1848年这段时间，乔治·桑生活中的主要特点是继承1789年的政治革命，号召社会革命。
　　1847年，乔治·桑的个人生活遭到一连串的不幸：中断了同肖邦的来往；出现了克莱森热与索朗芝的婚姻悲剧。这些打击比政治上的失意使她更感不安。
“我的精神和身体都被悲伤压碎了，我相信，这是无法医治的忧伤。因为，我越是能够暂时忘记忧伤，忧伤越是向我袭来。往后，我就更加阴郁不快，心碎欲裂……”
　　尽管这样，她仍然继续工作，而且显得很愉快，有时也会真的心情舒畅。
　　乔治·桑终于为她的奥古斯蒂娜找到了一个丈夫，三十六岁的图画教师卡罗尔。他是流亡法国的波兰人，维克多发现了他；乔治·桑曾邀请他到家里做客。他对奥古斯蒂娜十分中意。
　　这对年轻人没什么财产，只有他一年三千法郎的薪金，为了保障他们将来的生活，乔治·桑给了新娘三万法郎的陪嫁，又为新郎找到一个税务员的职位。
　　乔治·桑平日慷慨大方，加上疯狂的克莱森热挥霍浪费，结果负债累累。为了使收支平衡，她写了十卷本的《我的自传》。
　　1847年，乔治·桑几乎没有见过皮埃尔，勒鲁，十分宽宏大量的乔治·桑很严肃地批评他：“我一点也不知道勒鲁的事，我开始习惯做这样的设想：他在与世隔绝的、想象的钢丝绳上，可以保持平衡。我不知事情将会变成怎样，但他总可以找到办法，一方面，他办事情杂乱无章；另一方面，他又很灵活，坚持不懈。而且，他很善于从他不承认的这个世界，取得必需的帮助。多年来，他心甘情愿地过着穷困的日子；但是，他一家老小，那么多人吃饭，却从来不缺少什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个问题。但是问题拖延下来，他并不那么担忧，他有令人赞叹的智慧，能找到意想不到的方法度过难关。他也有令人赞叹的才智，使人接受这种解决办法。”
　　年轻的维克多此时成了诺昂的常客。1848年初，他一想到即将在巴黎举行革命，就感到心慌意乱。乔治·桑起初还不相信，二月革命使她吃了一惊，全法国也为之一震。乔治·桑恨路易·菲利普，完全出于一种女性的强烈愤慨。
　　她写信给儿子，劝他不要再去那里闲逛了，因为人们会被砍伤，而且这对正义的事业毫无好处。她见儿子没听她的劝告回诺昂，感到很吃惊。莫里斯喜气洋洋，就像喝醉了似的狂热。乔治·桑很担心，于是决定去找她的儿子。
　　到了巴黎后，乔治·桑突然感到，这是伟大的日子，不仅建立了共和国，而且建立了社会主义共和国。她发现朋友们都已上台掌了权。
　　共和国是坚强的。大家不再放弃它，为了保卫它，必要时就战死在街垒上。正直的人组成的政府，也许不能胜任只有拿破仑的天才才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大部分人都尽力去工作。
　　乔治·桑看到临时政府的首脑，被工人和资产阶级拉来拉去。他们用工作服反对礼服，用鸭舌帽反对礼帽，将社会主义共和国与资产阶级共和国相对立。这是她不愿看到的。
　　但在最初的日子里，她很乐观，尤其是因为突然感到自己坚强有力。她使她的朋友们被任命为共和国在拉夏特尔等城市的专员。旧情人米歇尔已被澈职，因为他害怕作蛊惑人心的宣传，背叛了民主。乔治·桑还使莫里斯成了诺昂的镇长。
　　她有一张长期通行证，只要她想去，就可以随时去找临时政府的成员。她成了革命的缪斯。革命行动使艺术家们大为振奋，他们没有经历过革命的危险，昏了头脑。他们以为现实的世界和想象的世界同样容易任人塑造。
　　美梦是不会长久的，这就是美梦本身的含义。富人们害怕，穷人们也一样，人民对一八三○年怀着惨痛的记忆。那时候，国王从人民手中抢走了共和国，人民仍然握紧武器。
　　乔治·桑1848年3月写道：“我看见了不信任和怀疑已经钻进了富人的心窝，我看见了野心和欺骗戴上了赞同现政权的假面具。”
　　她跑口了诺昂，为的是陪莫里斯回去就职，并了解一下外省的情况。一个乡间的庆祝集会就在市镇广场上举行。但是，在拉夏特尔，资产阶级表露了敌对的情绪。“我回到这里，要尽我的能力，帮助我的朋友们，变革那已经变得相当麻木的贝里。不管怎样，并不因为拉夏特尔不同意，共和国就失败了。”
　　失望反而使她更顽强，变得更好斗。回到巴黎后，她十分自豪，自命为政权的智囊和笔杆子。
　　伟大真诚的信仰在她的心头掀起了波涛。
　　巴尔扎克从来都是脚踏实地，他不抱幻想地估量新政权的运气：共和国维持不了多久，顶多三年。在这段时间里，应该尽量不失时机。要是他有钱的话，他也许会像他的小说中的投机者一样，趁着人心惶惶之机，低价买进债券和田产。他写信给情人说：“为了建立共和国，要摧毁一切，重建一切。这事业没有人支持。因此，我们将要回去，我想可能很快就要回去。”对于这种可能性的大小，巴尔扎克本来就同她的女友和同志乔治·桑有分歧。
　　普选临近了。乔治·桑充分利用她的权力使人民能很好地投票，也就是说去选那些支持政府和革命的候选人。但是。全省除了几个属于工人的城市外，都像拉夏特尔一样保守。
　　不过，乔治·桑不承认被击败了。她撰文威胁道：
如果选举不能使社会真理取胜的话，如果选举只代表一个人民不真诚信任的特权集团的利益，那个本应是拯救共和国的选举就将会失败。这是毫无疑义的，那么大概只有一条拯救人民的道路了：人民过去建起过街垒，他们也许会再次表达自己的意志，使错误的国民议会决议推迟实行。这是最后的、可悲的办法。法国愿意迫使巴黎再求助于这个办法吗？但愿不要这样才好！
　　这是号召举行暴动。
　　乔治·桑不害怕暴动。在她看来，政府、报刊、整个法国分成了两大派。一派纯粹是政治上的共和派，他们与君主主义者有着密切联系；另一派是社会主义的共和派，她是其中的一员。她想，唯有战斗的结果才能区分两大阵营。
　　然而，在等候选举时，政府中思想先进的人，开始密谋反对自己的政权。很多人把造成混乱的责任，归咎于乔治·桑的文章。
　　乔治·桑在别的报纸上力图解释说，她不主张示威和反示威，即像她自己说的，不主张“特权集团和小集团”。“特权集团”就是所谓的领导阶级，“小集团”指的是狂热鼓吹暴力的小集团。但是，实际上，她是鼓励“小集团”，而公众反对她的叫骂也是很厉害的。
　　这时，乔治·桑还能到一些部长的家里去。然而，路易·勃朗被逐出了政府。5月15日，巴黎工人按照乔治·桑劝告他们的那样做了。巴黎的起义者们闯进了彼旁宫，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并宣布成立社会主义政府。但是，合法政府下了紧急动员令，富人区的国民卫军挽救了国民议会。
　　5月15日，乔治·桑在哪儿呢？波旁宫旁边的勃艮第街，人群密集，挤得水泄不通。人们看见，有一个大家不认识的女人在发表演讲，并博得众人的喝采。她就是乔治·桑！
　　5月15日晚上，乔治·桑断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事业失败了。她只有一个愿望：回诺昂去。
　　但是，她等了两天，因为有人说她将要被捕。她不愿意显出逃走的样子。在等待搜查时，她烧毁了所有的文件和《私人日记》。但没有任何人想要为难她。于是，在17号晚上，她平静地口诺昂去了。
　　当乔治·桑回忆起5月15日晚上勃良第街的情况时，她就会觉得，诺昂就是她的避难所。但现在却应该改变这种看法。在混乱的巴黎，人们都把她给忘了，而在这乡间，她的处境会更加危险。反动派把她当作攻击目标，邻居们指控她犯了种种过失和罪行。
　　诺昂新镇长奥拉尔是乔治·桑政治上的对手，又是私交。他劝乔治·桑离开家乡，直到各种谣言和愤怒平息之后再回来。
　　乔治·桑去了图尔，报纸讥笑说：“乔治·桑到哪里去了？她狼狈不堪，六月事件的时候，收拾好家具和雪茄烟盒，不再在巴黎露面，到图尔去住了。”
　　出走是上策。
　　起义失败和六月的血腥屠杀之后，有上千人被流放。社会共和国被推翻了。一道新的血腥的壕沟挖好了，横在了资产阶级和工人之间。乔治·桑失望了，而且停止在报上发表文章。她说：
　　“我不给任何报刊写了，至少是现在不写。在被包围的情况下，我不能暴露我的思想。所谓当务之急，就是要做些让步，而我觉得自己不能这样做。但后来，在一段时间里，我的精神崩溃了，还未复原，我要等它康复。”
　　这时，肖邦在伦敦越来越恶毒地谈论他旧日情人的不幸：“最近这段时间里，她陷进泥泞里了，而且把很多人都拖进泥潭。人们认为，燃起内战之火的公告是她写的……”
　　除了外界的责难，乔治·桑的心中也充满了痛苦的斗争。奥古斯蒂娜的父亲也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题名为《当代女人——乔治·桑的传记及其阴谋》。他在文章中指责乔治·桑把奥古斯蒂娜拐到诺昂，做莫里斯的情妇，然后把这姑娘随便嫁给一个男人。
　　乔治·桑去请教了大律师谢·戴斯丹日。她肯定他说，他儿子和养女之间，只有圣洁的兄妹友情：“因为我们生活在乡间，家庭里充满亲密的友情，我一直看着他们长大。”
　　谢·戴斯丹日恐吓了那位父亲，第二篇文章就再也没有发表。
　　但是，轮到肖邦来指控了。他说：“总之，现在整个巴黎都在议论这桩最肮脏的丑闻。做父亲的虽没有尽责，但那都是事实。这就是那桩善举！当这姑娘来到这个家时，我是竭力反对的……”
　　索朗芝仍然是肖邦的女友，并且经常接受肖邦送的康乃馨和玫瑰花。
　　乔治·桑写给索朗芝的信：“对于他，我不能以怨报怨，以怒报怒。我经常想到他，就像是想起一个性格乖戾、失去理智的病孩……”
　　为了迎击敌对派的进攻，乔治·桑再次把自己的书桌变成防卫的堡垒。她重新开始写《我的自传》，并又挖掘乡间题材小说。
　　这种新的田园小说，赢得了读者的好感。那并不是因为她否定了自己的思想，但是，她确实放弃了激烈的政治观点。她说，她从此也许可以接受两种所有制：一种是个体制，只有阶级调和才能使它人们所接受；另一种是集体制，她希望它能够实现，并且范围尽可能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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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桑，（1840～1876）法国女小说家。她原名奥罗尔·杜邦，1804年7月1日生于巴黎，父亲是第一帝
国的军官。她从小由祖母抚养，13岁进入巴黎的修道院，18岁时嫁给杜德望男爵，但她对婚姻并不满意，1831
年到巴黎，开始独立生活。
    乔治·桑移居巴黎后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从初期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卢梭、夏多布里昂和拜伦对她的复杂影
响。七月革命后不久，她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安蒂亚娜》（1832），一举成名，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乔治
·桑是一位多产作家，她一生写了100卷以上的文艺作品、20卷的回忆录《我的一生》以及大量书简和政论文
章。她的小说创作大致可分四阶段：早期作品称为激情小说，代表作有《安蒂亚娜》、《华伦蒂娜》
（1832）、《莱莉亚》（1833）等，都描写爱情上不幸的女性，对生活感到失望，不懈地追求独立与自由，充
满了青春的热情与反抗的意志。第二阶段作品为空想社会主义小说，代表作有《木工小史》（1840）、《康素
爱萝》（1843）、《安吉堡的磨工》（1845）等。在这些作品里，他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妇女的命运问题，
尽管没能明确地指出解放的道路，但作品毕竟揭露了当时社会的罪恶，攻击了资本主义的财产制度和婚姻制
度，进而提出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第三阶段作品为田园小说，代表作有《魔沼》（1846）、《弃儿弗朗索
瓦》（1848）和《小法岱特》（1849）。乔治·桑的田园小说以抒情见长，善于描绘大自然绮丽的风光，渲染
农村的静温气氛，具有浓郁的浪漫色彩。第四阶段作品为传奇小说，代表作有《金色树林的美男子》
（1858）。第二帝国时期，她和王室来往密切，对巴黎公社革命很不理解，但反对残酷镇压公社社员，乔治·
桑于1876年6月7日逝世。乔治·桑属于最早反映工人和农民生活的欧洲作家之一，她的作品描绘细腻，文字清
丽流畅，风格委婉亲切，具有强烈的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