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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感觉的起点，也是理智的结论：
陶潜距离我们一千六百年，杜甫则有一千三百年；陶诗比之杜诗更接近于现代人。
陶潜，一个距今一千六百多年的隐士，以其明净的诗境、春风一般的语言，一直让我有这样一个猜想——要是陶潜大名一直不传，直至朱自清发现了他的作品，然后据为己有，说是自己写的；我相信，没有人会对此表示怀疑。
如果诗歌既可以在口头上传诵，也可以在纸上传诵的话，陶诗显然是嘴巴上的诗歌。这就是陶诗与杜诗最大的区别，杜诗属于纸面上的诗歌。
先读读这首：
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
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
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
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
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
舂秫做美酒，酒熟吾自斟。
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
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
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
再看看这几句：
幕府初交辟，郎官幸备员。
瓜时犹旅寓，萍泛苦夤缘。
药饵虚狼藉，秋风洒静便。
开襟驱瘴疠，明目扫云烟。
什么是纸上之诗，什么是口头之语，一看即明，一读更会。我不是说杜诗不能诵读，也不是说杜诗不好。杜诗合律极细，杜诗练字极精，都是一等一的好诗。但如果你正与一二朋友远足，兴致来了念他几句杜诗，而你的朋友若非杜诗迷，听一遍是绝对不明白你在说什么的。这也不是说杜诗全是这样，而是说杜诗的倾向如此。他的诗由于练字太精，章法太严，大多只能写在纸上才能欣赏，似乎专为写给高士把玩而非赠予愚众念诵的。而我所看重的正是愚众而非高士。
依我之见，凡文体，一旦脱离了民间的鲜活，变成了高士雅戏的话，那么此等文体离消亡也不远了。纵观中国文学史，律诗到了杜甫之手到达极峰，变成了雅戏；又宋词到了周邦彦达至高峰，也同样变为了雅戏。在他们之后，这两种文体都是走向消亡的。因为文体之生时，贵在创律；文体之死时，亡于因律（“律”字作规律、规矩解）。
有了内容，然后剔之以形式，才能是合格的作品。如西洋古典歌剧，有了文本，再谱上曲，方是创作的正道。若似粤剧，固定了曲调，然后才填上内容，十来个调子成了几百上千部剧的音乐，则千篇一律，所填之词因音乐而失真，词之情绪被固定了，于剧而言不是好事。
今人作诗，必须如那西洋歌剧一般，有了内容，然后因内容而创出其格律形式。或许每首诗都特有它的那个律，方是好事。律之根本，不在固定的形式，而在运用基本的规律。诗人要研究体会的，正是那些个基本的规律，如音之高低、长短，韵的相近与否。在基本规律之上，全都是诗人所要用力的地方，前人所提供之格律是方便，但非善事。因此，传统格律是可以打破的，新格律必是个性的格律——每个诗人不同、每首诗也不同。
你的诗如能称之为诗，只能因其自身所独有的律。如非这样，则恐是散文或他种文体了。诗与律是必须齐一的，这是我一向的观点。因而诗人必须通乐理，乐理既通，则哪里谐和，哪里尖锐，方能游刃有余。
陶诗给我的启示，是那清新的格调，这不是因袭而能具有的，它必须来自生活，来自那个人的独特体会。陶潜文章给我的另一个启示，是“赋”这种文体。
赋，大约从屈子开始吧，往往给人之印象是辞藻华丽，再往下联想则是华而不实。因此其地位总不如诗或散文。今天看来，我忽然有这样一个大胆的设想（不知前人有否提过，我是突发灵感想到的）——赋的形式，可以作为新诗的借鉴之用。这不是说又要去因袭那种形式，而是要去学习其精华所在。这就如东方皋相马那般（东方皋相千里马就毛色与性别都搞错，却能相出千里马，相信其故事大家都有所了解，不尽言了），要学习其最本质的地方——诵读的境界创造。每位对文学，尤其对中国古典文学有所了解的人，都应该能体会得到赋的诵读美感吧；我印象中的赋，就是那种诵读之美，若没有了它，赋则不为赋了。或许你会说，赋能诵，诗也能诵；不错，但其所诵之境不同。我所要说的新诗可以借鉴赋的地方，正是那种不同于古体诗的独特的诵读境界——初步体会为：长短飘忽，律之以节奏；布局灵活，律之以气韵。其他所谓文辞华丽等处，正如千里马之毛相，大可忽略不计。
当然了，想到新诗，又想到了敝人为之而奋斗的粤语诗。粤语丰富的音调（九调），正为节奏与气韵的运用提供着坚实的基础。如果将来能够产生从未有过的粤韵之诗，其必将是诵读之文。
或许有人会说，说什么粤语诗，简直的不自量力！说的没错，正是不自量力呢；须知，常人所谓“不自量力”正是创造的前提，而我的目标正正是创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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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8-6-19 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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