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生于东普鲁士哥尼斯堡(今俄加里宁格勒)的一个清贫的马鞍匠家中,时间是1724年的4月22日,在《旧普鲁士年鉴》中,这一天被称作“埃马努埃尔(Emanuel)”,因此康德就有了“埃马努埃尔”的教名,后来康德将其改为“依曼努尔”,是因为“依曼努尔”更加接近希伯来语的发音。所谓“Emanuel”,就是“与上帝同在”的意思。对于康德而言,这确实是一个相当合适的名字,崇高且独立。我们从他那么追求完美地改名的细节中,也能看到他热衷批判的品格,甚至能牵扯到自己的名字。不过,这个“与上帝同在”似乎与康德所处的18世纪不太相符。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的《全球通史》(《A Global History》)中论述这一时间段时,基本不提宗教与文艺,却花了极大的篇幅赞美“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谈到“科学革命”,我们第一个想起的人一定是牛顿,他在1727年荣耀地死去,那时康德三岁,休谟十六岁,还未到能质问牛顿的年龄。牛顿是将上帝归到自己的机械力学体系中去的,将上帝看作“第一推动者”,这仿佛已经“倒退”回古希腊自然哲学的层次了,而康德将上帝放在道德最需要的崇高的位置,试图将上帝道德化,这虽遭到了威廉二世的训斥,但康德在这一问题上至始至终没有退步:第一,康德要划清上帝与机械物理学的界限,划清自在之物与现象的界限;第二,康德要给上帝“正名”,让上帝成为我们精神领域的中流砥柱,但又绝不能让上帝干扰到自然科学的研究。康德是反过来着手实践自己的思路的,首先为自然科学奠基,然后再批判形而上学的自然倾向,最后探寻建立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可能性。这也就是他在《纯粹理性批判》里说到的四个问题:1、纯粹数学是如何可能的;2、纯粹自然科学是如何可能的;3、形而上学作为自然的倾向是如何可能的;4、形而上学作为科学是如何可能的。在大方向上,这是一条通往上帝的路,康德此刻在建造路基;而具体来说,理论为实践奠基(而非反之)也是因急迫而行的不得已之举,目的就是反击休谟的怀疑论。休谟的伟大在于他往往只从细微处着手,却能发现极其根本而宏大的问题,令自然科学家们措手不及,最好的例证就在于他对“因果链条”的怀疑,对“科学归纳”到底科不科学、严不严谨的诘问。也就是说,后天的、经验的综合判断到底是凭什么“综合”的,凭偶然的、人云亦云的联想和习惯还是其他什么。比如有人说:“人天性喜爱和平。”而许多原始部落酷爱征战;同样,说“人生性喜欢争斗,欲壑难填”也会发生同样的问题。所以康德写道:“理性的批判最终必然导致科学;相反,理性的无批判的独断运用则会引向那些无根据的、可以用同样似是而非的主张与之对立的主张,因而导致怀疑论。”上面的两个命题都是独断的,持有对立观点的人都有自己所谓的“道理”,但经不住“为什么”的质问。所谓“人天性喜爱和平”可能是天真善良的人一厢情愿的观点;同样,“人生性喜欢争斗,欲壑难填”可能是饱经沧桑、沉着世故的人自以为是的主张。可见,独断(理性的无批判)是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的。在一个人提出“人天性热爱和平”时,他作为提出者,应该首先自觉地批判自己的观点,自我批判,自我纠正,以求科学。如果仅仅忙于维护自己的论调,那么争论实质上就不是为了说理了,而是作为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的手段了(东方人的常事)。当然,对于康德而言,就会导致怀疑论的出现。
为了避免怀疑,康德选择了和柏拉图一样的“头脚颠倒”的做法。柏拉图是将“实在”与“非实在”颠倒过来,认为可感的外在事物是最不实在的,最实在的就是理念。康德是将“理论”与“实践”颠倒过来,认为理论不仅不是对实践的抽象归总,而且反过来是为实践奠定基础的,是为行动提供最基本的保障的。清楚了原理,清楚了哪些“应该”和哪些“不应该”,行动才不是盲目的、惶惶然的。那么我们就循着康德的思路,从原理方面来看他的批判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