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尔施塔姆：昨天的太阳被黑色担架抬走(1)

玉山将崩

曼德尔施塔姆：昨天的太阳被黑色担架抬走
                                       
□北　岛
　　一
　　
　　我是从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中头一回听说曼德尔施塔姆(Mandelstam)。这套四卷本的回忆录，几乎是我们那代人的圣经。爱伦堡是俄国作家，十月革命前被放逐巴黎，他见证了若干历史事件和人物，包括二十世纪众多伟大的作家和艺术家。

　　我们至今都不知道，是哪只手浑水摸鱼，在这套专为高于阅读的内部读物(即所谓黄皮书)中，选上包括《人•岁月•生活》在内的近百部世界文学的现当代重要作品的。后来赶上文化革命的混乱，最终落到我们手中。我常为我们这一代感到庆幸，若没有高压和匮乏，就不会有偷尝禁果的狂喜。如今我走进书店，为自己无动于衷而恼火。波兹曼在1985年出版的《娱乐至死》一书中说："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没有人愿意读书。""一切公众话语都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娱乐成为我们的文化精神。"
　　在高压与禁忌的年代，《人•岁月•生活》成了我们窥视世界的秘密窗口。这书我不知读了多少遍，由于四卷并非按顺序到手，那阅读方式特别，像交叉小径，就在这小径上我和曼德尔施塔姆不期而遇。
　　说到《人•岁月•生活》，让我想起赵一凡，我是从他那儿借到这套书的。在北京，他家是禁书和地下文学作品的集散地之一。我是通过我的邻居和一凡结识的，时间大约在1971年。一凡的岁数至今都是个谜，估摸长我十来岁。他自幼下肢瘫痪，嗓音尖细，脑袋硕大无比。初次见面的印象是混乱的，他似乎既羞怯又自持。那时友谊往往取决于政治上的信任程度，而我们并没做任何政治试探，一下就谈到文学和书，就像对上了暗号。我把我的诗给他看。他让我把诗留下，并答应帮我找书，包括《人•岁月•生活》。
　　他和家人住同一大院，在后院另有自己的小屋，很僻静。一凡行动不便，还是常骑车外出。那时没有电话，每次撞锁，我就在他门口的信箱留个字条。即使一凡在家，我也并非总是幸运的。他会摊开厚实的手掌，慢吞吞告诉我，书还没到他手上，让我过几天再来。好在那时人有的是耐心。
　　《人•岁月•生活》是1960年在苏联出版的，那时曼德尔施塔姆尚未平反，故有的地方闪烁其辞，特别是他生命的结局，爱伦堡只提了一句："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1938年春在莫斯科。"曼德尔施塔姆仿佛身披黑色大氅，在交叉小径上消失。
　　爱伦堡这样写道："我们俩都生在1891年，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比我大两周。我听他读诗的时候常想，他比我聪明，比我年长得多。但是在生活里，他在我的眼中却是个任性的、心胸狭窄的、忙忙碌碌的孩子。他多么讨厌啊，我考虑了几分钟又立刻补充说：又是多么可爱啊!在他模糊的外貌下面，隐藏着善良、人道精神和灵感。
　　"他身材矮小，体质虚弱，长着一撮毛的头总是向后仰着。他喜欢雅典卫城墙边那只以歌声打破静夜的公鸡的形象，而他自己在用男低音唱自己庄严的颂歌时，也像一只年轻的公鸡。
　　"他总是坐在椅子边上，有时突然跑开，幻想一顿精美的午餐，订一些稀奇古怪的计划，滔滔不绝地说得出版商厌烦不堪，有一次他在费奥多西亚召集了一批富有的‘自由派人士'，严厉地对他们说：‘在最后审判时，问到你们是否了解曼德尔施塔姆，你们就回答说：不了解。问到你们供养过他没有，如果你们回答说，供养过，你们的许多罪行就会得到宽恕。"'
　　一凡精力过人，可几天几夜不睡觉。他识字特别多，很多字典都是由他做最后的校对。我把自己写的小说给他看，他先挑出一堆错别字，把我气得够呛，好像我的写作生涯非得始于字典不可。就在他那拉上帘子的屋角，有一台照相翻拍机，那肯定是当时最先进的复制设备，让人肃然起敬。而他更善于手抄，不仅抄诗抄小说，还抄友人书信。他这爱好让人望而生畏，那是不愿留下任何证据的时代。可我们后来办《今天》，幸亏有一凡，不少失传的诗稿都是他提供的。我一直怀疑，那套《人-岁月-生活》就是他的，但当时不便多问。这书在地下流通渠道的含金量很高，换来不少黄皮书，我跟着沾光。
　　"凡是第一次在出版社的会客室或咖啡馆遇见曼德尔施塔姆的人，都会觉得他面前是一个最轻浮的、甚至不会思考的人。实际上曼德尔施塔姆很会工作。他不是在桌子上写诗，而是在莫斯科或列宁格勒的大街上，在草原上，在克里米亚、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的群山中写。他谈到但丁时说：‘阿利吉耶里写诗时踏遍了意大利的羊肠小道，磨破了多少鞋掌、多少牛皮鞋和多少平底鞋啊。'这番话首先适用于曼德尔施塔姆。他的诗是一字字一行行写成的，他成百上千次地修改；有时一首诗起初意思很清楚，但经他一改就复杂化了，几乎让你看不懂，但有时相反地倒变得清晰了。他酝酿一首八行诗往往用几个月，一首诗的诞生也往往使他惊讶不已。"
　　一凡的公开身份是街道团支部书记，这多少带有某种神秘色彩，其实他的政治观点跟其公开身份是一致的。他那套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像他脑袋一样庞大健全，争论起来我根本不是对手，我刚要发火，他总是眯起眼睛，宽厚地笑了。好在我们都酷爱俄国文学，从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到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从《罪与罚》到《人•岁月•生活》。
　　"然而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最热爱的还是俄语和俄国诗。‘由于整整一系列的历史原因，希腊文化生气勃勃的力量把西方让给了拉丁文化的影响，它在不育的拜占庭稍事逗留，便一头扎进俄语的怀抱，把希腊化时代的世界观独特的奥秘和自由表现的秘密传给了俄语，因此俄语就成了发音发光的实体......"'
　　1974年底，我刚完成中篇小说《波动》的初稿。我带给一凡看，他劝我把手稿藏在他那儿比较安全，因为他的公开身份。我先答应了，想想不妥，第二天就取回来。约两周后，我像往常那样骑车到一凡家，刚要敲门，蓦然发现门上贴着公安局的封条。还没缓过神，就被一帮居委会老太太团团围住，盘问我跟一凡的关系及我的单位。我撒了个谎，冲出重围，骑上车仓惶逃窜。回家惊魂未定，估摸那七八万字的小说，一凡不可能一夜之间抄录在案，但那躲在屋角的翻拍机还是让人肝颤。在种种不祥之兆下，我开始转移手稿信件，跟朋友告别。
　　曼德尔施塔姆最初是十月革命的拥护者。爱伦堡写道："我是在莫斯科认识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的，后来我们常在基辅索非亚大街上那个希腊咖啡馆中见面，他在那儿向我朗诵了描写革命的诗：啊，执法如山的人民，你是太阳，在沉闷的岁月冉冉升起。"
　　
　　二
　　
　　列宁格勒
　　
　　我回到我的城市，我熟悉这里的每滴泪水，
　　每条街巷，我熟悉孩子们的血脉线路。
　　你回到这里，快快吞下列宁格勒沿河
　　街灯的鱼肝油!
　　快些熟悉这十二月的日子，
　　在这不祥的油脂中拌着黄土。
　　彼得堡!我还有可以听到
　　死者声音的地址。
　　我住在肮脏的楼梯间，被带着布撕下的
　　小铃敲打着我的太阳穴。
　　我彻夜不眠等待好友的来临，
　　门的锁链像镣铐微微抖动作响。
　　1930年12月列宁格勒
　　(菲野译)
　　
　　列宁格勒
　　
　　我回到了我的城，这非常熟悉的城，
　　熟悉到每道纹理，孩提起就在此周游。
　　你回到了这里，那就赶快大口地吃吧，
　　吞食列宁格勒河上航标灯的鱼肝油!
　　你就赶快地辨认十二月的一天吧，
　　一枚蛋黄被拌进了暗淡无光的焦油。
　　彼得堡!我暂时还不想死去：
　　你那里还有着我的电话号码。
　　彼得堡!我还握有一些地址，
　　根据它们我能找到死者的留话。
　　我在一段黑色的楼梯上生活，
　　连根拔下的门铃打在我的太阳穴上。
　　我彻夜不眠地等待亲爱的客人，
　　门上链锁的镣铐被弄得哗哗作响。
　　1930年12月，列宁格勒
　　(刘文飞译)
　　
　　列宁格勒
　　
　　我回到了我的城市，这像眼泪，血管，
　　和童年的腮腺炎一样熟悉的地方。
　　你到家了，那就赶快去吞一口
　　列宁格勒河岸鱼肝油般的灯光吧。
　　趁还来得及，去跟十二月的日子相认吧：
　　美味的蛋黄已经拌进了不祥的沥青。
　　彼得堡，我还不想去死：
　　你有我的电话号码。彼得堡，我还有一些地址，我能从那儿召回死者的音容笑貌。我住在楼梯问里，嘈杂的门铃撞击我的太阳穴，撕裂了那儿的皮肉。我彻夜等待着可爱的宾客，门上的链子，就像镣铐哗啦哗啦响着。
　　1930．12
　　(杨子译)
　　
　　列宁格勒
　　
　　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泪，
　　如静脉，如童年的腮腺炎。
　　你回到这里，快点儿吞下
　　列宁格勒河边路灯的鱼肝油。
　　你认出十二月短暂的白昼：
　　蛋黄搅入那不祥的沥青。
　　彼得堡，我还不愿意死：
　　你有我的电话号码。
　　彼得堡，我还有那些地址
　　我可以召回死者的声音。
　　我住在后楼梯，被拽响的门铃
　　敲打我的太阳穴。
　　我整夜等待可爱的客人，
　　门链像镣铐哐当作响。
　　1930年12月，列宁格勒
　　(北岛译)
　　
　　我选出《列宁格勒》的四种中译本，足想让大家看看翻译的差异有多大。这多少有点儿像黑泽明的电影：四个译者像证人，对同一事件讲的故事完全不同。好在文本比事件可靠些，并非死无对证。这四种译本中，菲野和刘文飞是从俄文译的，杨子和我是从英文译的。为慎重起见，我参考了三种英译本，包括美国著名诗人默温(w．s．Merwin)和别人的合译本。
　　我一向推崇菲野译的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但这首《列宁格勒》却让我失望，粗糙马虎，居然丢了关键的一段，或者说把两段合并了：彼得堡!我还有可以听到／死者声音的地址。(彼得堡，我还不愿意死：／你有我的电话号码。／彼得堡，我还有那些地址／我可以召回死者的声音。)开篇就有很大的问题：我回到我的城市，我熟悉这里的每滴泪水，／每条街巷，我熟悉孩子们的血脉线路。(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泪，／如静脉，如童年的腮腺炎。)再看看刘文飞的译本：我回到了我的城，这非常熟悉的城，／熟悉到每道纹理，孩提起就在此周游。在这里，菲野和刘文飞都犯了相似的毛病，其中三个关键细节：眼泪、静脉、腮腺炎，要不误导要不干脆抹掉了。第三段第二句：在这不祥的油脂中拌着黄土。(菲野译)一枚蛋黄被拌进了暗淡无光的焦油。(刘文飞译)菲野把沥青(或焦油)译成油脂，把蛋黄译成黄土了，而刘文飞把不祥泽成暗淡无光了。最后再看第六段：我住在肮脏的楼梯间，被带着布撕下的／小铃敲打着我的太阳穴。(菲野译)我在一段黑色的楼梯上生活，／连根拔下的门铃打在我的太阳穴上。(刘文飞译)这会让读者误解为某种直接的暴力事件，其实诗人指的是拽响的门铃，是一种虚拟状态。
　　至少从我这个证人的角度来看，杨译本没那么离谱，但也有些不必要的添加物，比如：美味的蛋黄已经拌进了不祥的沥青。人家没提到美味，非要加入译者的味觉。另外，第二段：你到家了，那就赶快去吞一口／列宁格勒河岸鱼肝油般的灯光吧。(你回到这里，快点儿吞下／列宁格勒河边路灯的鱼肝油。)把河边路灯的鱼肝油译成鱼肝油般的灯光，把暗喻变为明喻，不能说不是一种遗憾。总体而言，杨子译本的缺点是句式长，显得拖沓。
　　我知道我这一路写下去，会得罪更多的译者。我和其中大多数素昧平生，翻译又不是我本行，偶尔涉足而已。说来我是为汉语诗歌翻译的颓势而痛心，而这又与中国当代诗歌的危机相关。但愿我能抛砖引玉，和更多的同行一起在中国翻译界和文学界重建一种良性的批评机制。
　　《列宁格勒》以强烈的乡愁开端：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泪，／如静脉，如童年的腮腺炎。这三个细节简直绝了，把个人和城市，把身体和乡愁连在一起：眼泪——人类最原始的悲哀，静脉——生命之源以及对熟悉的街道的暗示，童年的腮腺炎——往事最个人化的记忆方式。而这乡愁伴随着某种紧迫感：你回到这里，快点儿吞下／列宁格勒河边路灯的鱼肝油。吞下这个动词用得妙，和河边路灯的鱼肝油相呼应，展示了漂泊者那迫不及待的复杂心情。在这里，味觉成为乡愁更深层的记忆。正如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所说的："然而，当人亡物丧，往日的一切荡然无存之时，只有气味和滋味还会长存，它们如同灵魂，虽然比较脆弱，却更有活力，更为虚幻，却更能持久，更为忠实，它们在其他一切事物的废墟上回忆、等待和期望，在它们几乎不可触知的小滴上坚韧不拔地负载着回忆的宏伟大厦。"
　　这不是普通的还乡之旅，不祥之兆开始出现：你认出十二月短暂的白昼：／蛋黄搅入那不祥的沥青。蛋黄显然是落日，在北方的十二月，太阳暗淡，升不了多高就落下；而沥青是现代都市的象征物。在前三段的层层铺垫下，音调突然骤变：彼得堡，我还不愿意死：／你有我的电话号码。／彼得堡，我还有那些地址／我可以召回死者的声音。在这里，直白代替了意象。作者用呼喊把全诗推向高潮——绝望与抗争。电话号码和地址成为他和这城市最后的联系，成为我还不愿意死的理由。甚至不仅仅为了自己，也为了那些死者。我们注意到，他在这里用的是彼得堡，和题目列宁格勒相对立，显然是在用他自己童年的彼得堡，来否定官方命名的列宁格勒。
　　全诗是这样结尾的：我住在后楼梯，被拽响的门铃／敲打我的太阳穴。／我整夜等待可爱的客人，／门链像镣铐哐，当作响。显而易见，表现了作者的现实处境和对未来的不祥预感，可爱的客人让人想到厄运——那些命中注定的不速之客，而把门链与镣铐并置，进一步强化了可怕的结局。不幸而言中，三年半以后诗人果然锒铛入狱。
　　在我看来，《列宁格勒》是现代主义诗歌的经典之作，正是这首诗，使曼德尔施塔姆立于二十世纪最伟大诗人的行列。其意象奇特精确，结构完整，有一种建筑的稳定感；而音调丰富转换自如，用节奏上的停顿和微妙的辅音对俄文的歌唱性加以限制。童年往事与乡愁、都市变迁与旧址、不祥之兆，对死亡的否认和面对厄运的勇气，无论感情的爆发力与控制力都恰到好处。这首诗后被谱成歌曲，在地下流传了很多年。
　　
　　三
　　
　　曼德尔施塔姆从阿美尼亚旅行归来，于1930年12月回到列宁格勒。《列宁格勒》一诗正写于此时此刻。他找到作家协会，希望能得到工作和住处，但发现自己是个不受欢迎的人。据他的妻子娜杰日达在回忆录《希望反对希望》中记述：列宁格勒作家协会的头头坚定地对他们说："曼德尔施塔姆不能住在列宁格勒。我们决不给他一个房间。"
　　这是曼德尔施塔姆一生的重大转折。自1920年以来，他居无定所，没有固定的生活来源，只能靠翻译和朋友的接济。1923年冬天，他在写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我正在干些什么?为挣钱干活。巨大危机。比去年要糟多了。好在我有所进步。越来越多的翻译和文章......世界文学出版社令人讨厌。我梦想辞掉这无聊的活计。夏天我最后一次为自己写东西。去年我也常常如此。今年——完全不行......"
　　自1925年到1930年底，他整整五年没有写诗。在此期间，他写了大量的回忆录、散文和小说，其中包括：回忆录《时间的喧嚣》(1925)、中篇小说《埃及邮票》(1927)和随笔集《第四散文》(1929)。
　　半年的阿美尼亚之行是这一转折的开始。亚洲地带的粗犷和细腻(特别是语言中那些微妙的辅音)，给他带来了极大的精神震动，与他崇尚多年的欧洲文明的影响构成互补关系。1930年10月，他重新动笔，诗风大变。他放弃早期诗歌中言必称希腊的新古典主义倾向，更直接地处理现实经验，拉开了他后期诗歌的帷幕。
　　社会政治的冲击显然是这一风格转变的重要原因。斯大林几乎击败了自己的所有政敌，大权独揽，为今后的大清洗做好准备。由于强行实行农业集体化，民不聊生。曼德尔施塔姆在乌克兰亲眼见到饿死的人。
　　在某种意义上，曼德尔施塔姆还算是幸运的。列宁的战友、苏共领导人之一布哈林欣赏他的才能。1928年由于布哈林的干预，他出版了三卷本的作品选。第一卷收入《石头》、《忧伤》，以及1921至1925年的诗作；第二卷收入中篇小说《埃及邮票》和《时问的喧嚣)；第三卷收入一系列关于诗歌的评论性文章。
　　但厄运接踵而至。他受一家出版社的委托，为一本比利时作家的长篇小说的翻译作最后润色。由于出版社的疏忽，待书出来时，译者变成了曼德尔施塔姆。他糊里糊涂成了"剽窃者"，成为包括译者在内的攻击对象。他给报纸写信澄清，帕斯捷尔纳克等作家联名写信为他辩护。
　　1930年年底，在自己的家乡列宁格勒混不下去，他和妻子只好搬到莫斯科，几经周折才找到住所，生活相对稳定下来。在此期间，除了诗集《莫斯科笔记本》，他还完成了散文集《阿美尼亚之行》及《与但丁对话》。
　　1934年5月13日，曼德尔施塔姆突然被捕，是由于一首反诗。他在诗中嘲讽斯大林是"克里姆林宫的山里人"，形容他"那肥胖的指头像虫子""发出马蹄掌般的一道道命令"。当被捕的消息传来，他的作家朋友纷纷出面营救。帕斯捷尔纳克马上去找布哈林，恳求他向斯大林说情，减轻处罚。帕斯捷尔纳克居住的公寓楼只有一部公用电话。有一天，他突然接到斯大林的电话。斯大林劈头就问：曼德尔施塔姆到底是不是大师?帕斯捷尔纳克回答说，他们来往不多，写作风格也完全不同，但他认为曼德尔施塔姆是很重要的诗人。据说，帕斯捷尔纳克为自己的含糊其词而后悔。斯大林的电话惊动了莫斯科。放。
　　曼德尔施塔姆终于得以轻判，改为三年流放。
　　
　　四
　　
　　1891年1月3日，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生于华沙的一个犹太家庭。父亲是个商人，母亲来自知识分子家庭，热爱普希金，会弹钢琴。在他出生不久，他们一家就搬到彼得堡定居。曼德尔施塔姆是在那儿长大的。在回忆录《时代的喧嚣》的开端，他写道："我清楚地记得俄罗斯那沉闷的时代，即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记得它缓慢的爬行，它病态的安宁，它沉重的土气，——那是一湾静静的死水：一个世纪最后的避难所。"
　　他这样描述自己复杂的母语背景："母亲的话语，是明晰、响亮的大俄罗斯文学话语，没有一丝异族的掺杂物，带有有些拉长、过于暴露的元音；这一话语的词汇贫乏、简短，惯用语也很单调，但是，这种语言中却包含着某种根本性的、确定无疑的东西。母亲很爱说话，很为因知识分子的生活习惯而变得贫乏的大俄罗斯口语的词根和发音而高兴。家族之中，不正是她第一个掌握了纯正、明晰的俄语发音吗?父亲则完全没有一种语言，这是一种口齿不清和失语症。"
　　1993年夏天我去过彼得堡。三百多年前，彼得大帝请来欧洲各国的建筑师，大兴土木。昔日的辉煌依稀可见。普希金诗中提到的青铜骑士仍勒住缰绳，等待暗夜降临时飞奔；冬宫大门紧闭，其绘画收藏让人惊叹不已；宏伟的建筑群沿涅瓦河层层展开，古罗马式的柱头金漆剥落。那是俄罗斯帝国的欧洲梦，由于俄国辽阔的尺度，一切都被放大变形了。
　　由于地理位置，彼得堡是俄国最欧化的城市，不仅建筑，也包括知识分子圈子及文化氛围。1906年至1911年间，曼德尔施塔姆先后到柏林、巴黎和海德堡上学。由于受到中学语文老师的影响，他的兴趣转向文科，特别是法国文学。
　　他在巴黎留学期间开始写诗，最初受到法国象征派的影响。回国后先参加俄国诗人伊万诺夫的"象牙塔"象征主义诗歌运动。后转向古米廖夫及其妻子阿赫玛托娃等人为中坚的阿克梅派。他写了篇纲领性的文章《阿克梅主义的早晨》。在1937年流放期间，有人在一次集会上问起什么是阿克梅派，他简单地回答说："就是对世界文化的眷恋。"
　　1913年曼德尔施塔姆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石头》，奠定了他在俄国诗歌中的地位。阿赫玛托娃指出："曼德尔施塔姆没有师承。这是值得人们思考的。我不知道世界诗坛上还有这类似的事实。我们知道普希金和勃洛克的诗歌源头，可是谁能指出这新奇的和谐，是从何处传到我们的耳际的?这种和谐就是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的诗!"
　　去年俄国诗人艾基(Genandy Ajgi)也告诉我类似的观点，他说：俄国诗歌有两大传统，其一是普希金、勃洛克、帕斯捷尔纳克所代表的俄国本土的诗歌传统，另一支是与欧洲诗歌更为密切的传统，自曼德尔施塔姆始。
　　在《时代的喧嚣》中，曼德尔施塔姆写到他对革命的预感："是的，我用远处田野上脱粒机那警觉的听力听到，那在不断膨胀、逐渐变沉的，不是麦穗上的麦粒，不是北方的苹果，而是世界，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在为倒下而膨胀!""我感到茫然不安。世纪的一切骚动都被传到了我的身上。周围奔涌着一些奇异的潮流，从对自杀的热衷到对世界末日的渴望。"
　　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曼德尔施塔姆因为身体差，免除兵役，在彼得堡一个专门提供战争救济的机构工作，自1915年至1918年，他经常住在克里米亚。1916年初，他和茨维塔耶娃在克里米亚海边相识，很快就堕入情网。1月20日茨维塔耶娃回到莫斯科，曼德尔施塔姆追到那儿，住了两周，此后他常常往返于彼得堡和莫斯科之间。茨维塔耶娃带他游遍莫斯科。她这样写道："在1916年2月至6月是我生活最美妙的日子，因为我把莫斯科赠给了曼德尔施塔姆。"但最终曼德尔施塔姆受不了茨维塔耶娃狂热奔放的感情，6月初从莫斯科逃走，两人关系从此中断。
　　1917年在彼得堡，曼德尔施塔姆见证了二月革命和接踵而至的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后，他在人民教育委员会工作。1918年，他随政府机构搬到苏维埃的新首都莫斯科。十月革命后不久，他的一首诗出现在11月15日苏维埃报纸《人民自由报》上，另一首诗出现在1918年5月24日的《劳动旗帜报》上。
　　1918年至1921年内战期间，他四处漂泊，曾被不同的阵营抓获。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记述了他的一段经历："我说过，当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曼德尔施塔姆被弗兰格尔的军队抓走之后，沃洛申立刻动身去费奥多西亚。他回来时脸色阴沉，他说，白军认为曼德尔施塔姆是危险的罪犯。他们断定他在装疯卖傻，因为他被关进单人囚室后，便开始敲门，狱吏问他需要什么，他回答说：‘你们得放我出去，我生来不是蹲监狱的......'在审问时，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打断侦察员的话：‘您最好是说，您放不放无辜的人?......"'
　　而曼德尔施塔姆的漂泊，和一个突然事件有关。1918年春，他和朋友去参加一个宴会，请客的是赖斯纳，海运副人民委员的妻子。据说赖斯纳和契卡(秘密警察机构)有关。饥肠辘辘的曼德尔施塔姆经不住诱惑，一到那里就大吃大喝。他看见斜对面的契卡成员布柳索金正喝着伏特加，显然喝多了，他把一叠空白表格放在桌上，正要随意填写逮捕或枪决的人。平时胆小如鼠的曼德尔施塔姆，突然冲了过去，把那名单撕得粉碎，冲出大门。跑到街上，才意识到自己惹了杀身之祸。他在街心花园坐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去找赖斯纳求救。赖斯纳认为布柳索金的做法有损契卡形象，带他去找契卡的头头捷尔任斯基。捷尔任斯基肯定了曼德尔施塔姆的行为，保证要处置布柳索金(他最终逍遥法外)。而曼德尔施塔姆怕布柳索金报复，连夜逃往乌克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