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与民族性心理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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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时候，中国人看见“老外”在饭馆里吃饭，把吃剩的饭打包带走，感到很不习惯，觉得这种做法好像很吝啬，丢人，没面子。大约九十年代中叶以后，中国人也学会了吃不了兜着走。这其中的观念已经转变为客观的实用价值和鄙视虚伪。中国人受外国人的影响在这个行为习惯上的转变说明了两点：一、中国人的传统的民族性心理中是有着明显的缺陷性的。二、当今这个信息时代是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无论再古老的不合理的习俗是经不起时代的先进思想的冲击，只要能形成新思想成长的协调的环境，历史的污浊都将被时代潮流所清除。
　　腐败是在整个人类社会中都普遍存在的现象，因此腐败就必然有在整个人类社会中只所以产生的一些共性问题。而在中国还有着产生腐败的极其特殊的民族性特点，这就是中华民族的一种心理缺陷。这种缺陷就是指的中国的人文精神中，制造了太多的非常高尚的脱离现实的精神境界，使人既想追求高尚，但又很难在现实中做到，这就使得人的心灵被扭曲，产生嘴上说一套，实际做一套的两面性行为，变成两面人。当一个人的行为中已经形成了阴谋性习惯的时候，腐败行为对他来讲根本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一个人受着最好精神境界的教育但却变成了腐败性犯罪的坏人。由这两种极端性构成的这种悲哀可能在中国占的比例是最多的，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所制造的崇高境界的说法可能也是最多的。

一、 左中右是永恒的规律

　　有一个中年的抑郁症患者找我看病，说他常感到疲乏无力，头昏，心慌易受惊吓，胸闷，失眠，出虚汗。这些症状，通过询问病史，知道他除了平时不爱锻炼身体这种不良习惯对这些症状的产生有一定关系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原因，就是他感到在现实中生活得很矛盾。有一个前辈送了他一句格言叫做“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他用这种境界要求着自己，在周围的工作环境中使人们感到他的素质很高，风格很高，不争名利，工作兢兢业业，而且非常与人为善，生怕给别人带来麻烦。他这样严格地要求着自己，外在的形象是很好的，但他说其实他的神经对于名和利都是能够感觉到的，当该得到的名和利得不到的时候，他也会明显地感到刺激，但他却用很高的精神境界约束着自己，这样其实他的内心是不开心的。因此而扰乱了他的内分泌和代谢状态，出现抑郁症，影响了他的身体健康。我对他说：“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这种对于你很难，甚至根本是不能够真正做到的崇高的精神境界，压抑了你本身作为一个正常的社会人合理的欲望，使你在不可回避的现实欲望中出现矛盾找不到协调点，这就摧残了你的身心。其实社会人合理的现实欲望是非常正常和理直气壮的事，必须得到保护和鼓励，才能使人在开心的状态中身心健康的成长，这就叫做合理的自我。所谓合理，就是指的个人利益的社会协调性，这是人进入社会而成为社会人的很正常的角度。”他听了这些话，感到豁然开朗，说受到了很大的启发，要约一个时间专门请我一起再聊聊。他还说送他格言的那个前辈，他有几个孩子也都是中年人，他的女儿们长的很漂亮，但结婚都很晚，都三十多岁甚至四十多岁才能结婚，因为他们的境界很高，择偶要求也很高，这实际上对她们的身体健康都是不益的。我在临床上也遇到不少这样的女性患者，她们经常是气色不好，常处于亚健康状态，而且绝经期都偏早，不少四十岁左右，甚至不到四十岁就绝经了，而现在的女性多数是在五十岁左右才绝经，这说明长期的心理抑郁扰乱了她们的内分泌，使内分泌系统衰退的比常人要快，直接影响她们的身体健康。
　　毛泽东曾说过“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左中右”是人的群体存在状态的一种必然的规律，而且处于中间状态的占人群的绝大部分。在我们的各种教育和社会舆论中必须有明确认可和保护中间状态人群之精神境界的理论或者说法。
　　在社会人群中非常高尚的人和落后的人都应该占少数。我们既不应该把绝大多数的中间状态的人群推向落后，也不应该在只颂扬高尚的社会舆论中使得中间状态精神境界的人们都羞于做人。人类的全部历史证明，非常高尚的人必定成为社会的精英，它的比例在人群中是少数的，他们的成长有着他们自身的内在条件和他们特殊的规律，硬拿这些少数精英的精神境界去羞辱占社会绝大多数人群的中间状态的人，这就使绝大多数的社会人感到不协调。在这种不协调中，他们就被划分为三种状态：一是变成阴谋家；二是忍辱负重，患上忧郁症；三是看破红尘，消极人生。这都不是我们进行高尚教育的初衷，这种事与愿违的结果，都是因为我们违背“左中右”而终使占绝大多数这样一种永恒的规律，是因为我们没有为中的存在创造一个协调的健康成长的环境。

二、 两面人极大的反差性

　　过去我们常说经得起枪林弹雨，但经不起糖衣裹着的炮弹的袭击，这是说人们在艰苦的环境里，转换到和平环境时，太大的环境反差使人经不起诱惑而变质了。但是如今我们国家已经有了半个多世纪的和平环境。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普遍改善也有二十多年了，始终在和平的环境里兢兢业业鞠躬尽瘁工作着的人，一夜之间就变成了腐败分子，或者一边兢兢业业的工作，一边贪污受贿。为什么在一些腐败分子身上会表现出这么大的反差呢？这里有两点：一、这一般是表现在职务犯罪，利用职权贪污受贿，那么他为什么身居要职呢？应该说有不少人是由于他受了高尚教育以后的确锤炼了自己的综合素质，才得到重用的，所以他们本身的确是具备高素质这一个面。二、是他们身居要职或者相对做出了更大的贡献，但是，在高尚教育的舆论中，他们在经济上没有获得协调点，要职和大的贡献没有得到相应的经济地位，因为高尚教育的宗旨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本来先天下之忧而忧为社会做出了超前的更大的贡献，就应该先天下之乐而乐，而高尚教育却非要反着说，却非要后天下之乐而乐。高尚教育的这条精神道路在人类的历史中的确有少数人一直走到了底，但这对绝大多数人是不适应的，将他们逼迫成两面人，在多年的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无私奉献中找不到平衡点而经不起诱惑，转变成腐败分子。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悠久的发展历史，她现在却以一个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去积极地向世界经济看齐，去加入 WTO ，而美国只有三百年的发展史，却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这两者巨大的时间反差，不能不说明两个国度的人文精神是影响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之所以发展的快，我以为她的人文精神的核心就是鼓励合理的自我，而中华民族历来就制造了太多的高尚，并且用这些高尚使得人们在现实中感到心态上的不协调，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的精英不能理直气壮地得到优厚的经济鼓励。从经济的角度的这种自我价值得不到肯定，这是他们中间出现腐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印度的电影《流浪者》在陈述着一个人生的道理，人在穷困的环境里，他可能会变成贼，那么一个很富有的人他还会去偷鸡摸狗吗？我还是要说人类的全部历史证明穷困人群中的贼，比富有人群中的贼要多，所谓“仓粟满而知礼节”。对于身居要职和对社会贡献大的人，给予丰厚的经济待遇，以鼓励他们的自身价值观合理的自我，这是使他们达到使心理达到平衡避免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不是总是要求他们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使他们的心态失去平衡而走向腐败。
　　社会的前进本身就是由对社会起到重要作用，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在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一般地来讲，这些人得到的待遇再丰厚，对于他们的作用和贡献来讲，都是协调的。对社会所起到的作用小，贡献少或者根本对社会只能起负担作用的人们本身就应该只获得相应的少的经济待遇，如果没有前者的重要作用，后者的少的经济待遇恐怕都难以维持，在这个意义上，后者即使得到的经济待遇少都还应该对前者感恩待德，就太不应该产生所谓杀大户的逆反心理。
　　在一个社会中，自上而下的使整个社会都认识到对社会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人物理所当然的要享有丰厚的经济待遇，只有在这种舆论中，身居要职的人才没有必要成为两面人，这是避免他们走向腐败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角度。

三、  对社会不同作用的三部分人

　　以上所说的左、中、右是就人的思想境界而言。那么，人对社会真正起到一种什么作用呢？是起到贡献作用，还是起到负担作用，这完全是另外一件事。从这样一个角度对人进行比较，就可以分为贡献型、中间型和负担型。
　　1 、贡献型
　　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人类从原始社会只能靠打猎和住山洞为生一直发展到今天，可以居住楼房，有汽车、飞机这些先进的交通工具，以至通过计算机网络将地球连络成一个村落，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中，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发展使得人类的生活不断的发生着本质性的进步。这其中历经了有人发明了钻木取火，火的发明使人类学会了吃熟食，并用它取暖；有人发明种地，盖房子，使人类开始出现较为稳定的生存条件；电的发明、蒸汽机的发明，使人类进入工业革命；计算机的发明，又使人类进入信息时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明创造使生产力不断得到解放，推动着社会不断的向前发展。每一次的发明创造，都不可能是劳苦大众们共同智慧的结晶，都是由占人群比例极少的更聪明一些的人创造发明出来的，这些人是人类社会中最典型的贡献类型的人。像：牛顿、爱因斯坦、瓦特等。这些著名的科学家，他们的智慧决定了人类发展的命运。如果将社会对他们的经济认可那根本就是无法估量的。除了这种对整个人类社会有特殊贡献的科学家以外，还有作为普通人对社会的群体是贡献型的人。某一个落后的村庄，某一个负债的企业，由于某一个高明的领头人的出现，使贫困变为富有，使负债变为盈利，这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历程中，是屡见不鲜的。这也是比较容易被认可的贡献型的人。当然，贡献型的人，还有很多，很多，只要你为社会所付出的劳动大于你的回报，你都是属于贡献型的人。
　　2 、中间型
　　所谓中间型说起来很简单，就是说你对社会所付出的劳动，与你所得到的回报基本持平。这样你也谈不上对社会做出多少贡献，也谈不上社会因有了你而出现负担，这就是中间型。
　　当然，对社会付出的劳动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还应扣除社会的公益提留等内容。这里不是专门论述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对此不做更加详细的表述。
　　3 、负担型
　　每一个人都是由他的爹娘，把他生到这个世上来的。为了生存，他就需要找一口饭吃。然而，人是社会性动物，他要在一种社会存在的方式中找这口饭吃，这就跟纯自然的低级动物不一样。低级动物是适者生存，很多远古时期的动物不是因为找不到食物而灭绝了吗？而人类社会则不然，人类越是向着文明发展，社会就越是出现救济和失业金等等。社会的福利待遇。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他付出的劳动，还不足以养活自己和家人，或者，没有能力劳动，或者找不到可以劳动的工作。这样，他就成为了社会的一种负担，而社会又采取福利的角度把他们养起来，这就是人类社会中的负担型人。这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类型特点，如果是在动物界，就已经是被逃汰和消失了的。
　　从以上人对社会所起到的作用而分出的贡献型、中间型和负担型这三种类型来看，是贡献型的人对社会起到最主要的支撑和推动作用。中间型人起到一定作用。而负担型人对社会的发展没有起到推动作用，而且他还要在社会发展的动力里面，分割一部分出来，做为人类从仁道的角度去养活他们。这本身就减缓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从这三种人对社会所起到的作用，可以明显地看出，社会从经济的角度去鼓励贡献型人是多么的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如果，我们对贡献型人去说你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到由你的贡献所养活的那些负担型人都乐了以后你再乐，这他怎么又能找到心理的平衡点呢？这样势必有人就会从这个不平衡的角度，走向腐败。

四、特殊的论理冲突

　　人类社会存在着很复杂的结构原理。生产力的发展逐渐地拉开了人类强与弱的差别。最初人类在野蛮时期不但不从仁道的角度实行社会福利，而是从以强凌弱的角度欺压弱者，榨取弱者的剩余价值。人类的这种差别性越拉越大，就出现了阶级，出现了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战争。
　　当人类从战争中（包括冷战）得到反省以后，开始逐渐地认识到两个问题：一、是动物界的优胜劣汰不能按照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逻辑硬搬到人类社会中来。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本身就应该拿出一部分力量去从事仁道的福利事业，带领负担型人群。也共同生存下去。二、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也必须以和平存在的方式去解决相互之间的关系。这样人类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而没有必要去消耗与战场。
　　人类从战争到和平这种观念的转变，历经了数千年的历史（当然，我说的这种转变是指的总体的一种趋势，并不是说人类现今完全都是和平观）。这其中历经了强与弱之间，奴役与被奴役之间，反抗战争仁道福利，平等博爱等人类各种社会伦理观念的转变。这些观念无论怎样的转变都不应该混淆和颠倒贡献型人、中间型人和负担型人他们对社会所起到作用的位置。
　　然而，在中国的近代史上，由于受反剥削、反压迫的阶级革命的战争时期的宣传思想影响，中国有太多的语言，太多的舆论在混淆和颠倒这三种类型人的相互伦理关系。比如：明明社会的每一次革命都是由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都是由完成这些创造的精英对社会的贡献所实现的，而对于人民大众来讲，只是跟着走。而有人非要反着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等等。这些特殊的语言特殊的舆论使得人民群众，这些本来是很中性的词汇，在中国的人文环境中，带上了极其特殊的神秘的面纱。中间型人可以打着这种神圣的旗号，负担型人也可以打着这种神圣的旗号。于是还以其在人群中占剧多数的理直气壮去冲击贡献型人，反而用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等说烂了的套话，去把贡献型人说成是愚蠢，而负担型人却变成了真正的英雄。这种舆论指导下的非常不正当心态的伦理观念，不断地人为地制造着人们心态上莫名其妙的煽动性燥动。人们可以从这种不正常心态的角度，随时的为自己各种角度的欲望不能实现的时候，就利用一下这“神圣”的万能语言，去耍一阵子二杆子。这样就出现了，低能无赖、有理的逻辑。这实际上是一种战争舆论后遗症的表现。这在中国的近代史上尤为突出。当今中国要走上和平发展的轨道，与先进的世界经济接轨，这种心态是与世界接轨的一种障碍。
　　实际上，人类社会的发展，应该有两种伦理逻辑。一种是战争时期的，因强者榨取弱者的剩余价值，使弱者生活贫困，或者无法生活，就需要用各种言论把弱者鼓舞起来去推翻强者。一种是适用于和平时期，人们必须面对社会发展的事实，认识到每个人对社会所起到的不同作用，决定了他是贡献型、中间型还是负担型。因此，要对贡献型的人给予充分的尊重，给予丰厚的经济鼓励决不能用战争时期的那种伦理逻辑制造吃大户宰大户的舆论。要使得贡献型人有一个心态平衡的永远具有动力的健康成长的轨道，只有这样，让贡献型人发展和发挥的越好，整个社会才会发展的越快。这里核心的舆论思想就是要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这种只属于极少数人的崇高境界的宣传舆论中逐渐的把更多的伦理舆论让位给合理的自我。你对社会能起到一个什么作用，你就应该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以及相应的经济地位。这才是一种自然平衡的社会性心态。只有这种心态，才能适于当今世界。经济接轨的过程中所必须的协调的心态。这些表述，我想，可能只有在当今中国大陆才是有现实意义的。而对于当今世界上所有经济发达的地区，可能都是一种废话。因为在那些社会环境中，根本就没有什么群众是真正的英雄，高贵者又最愚蠢，卑贱者又最聪明。这些逆反燥动的心态，对人们在经济社会中的自然位置，所形成的不良影响。
　　结束语：中国的近代史，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近代史，它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过渡，没有经过资本主义，一跃就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它失去了许多社会发展的正常锤炼的机会，使得至今生活在这个国度中的人们由于缺乏历史在常规意义上对民族心态的正常洗礼，而出现各种跳跃式、逆反心理及燥动心态。使得它和很多先进国家的社会性的自然心态，有着非常特殊的心态。在我们民族面临与先进的社会经济接轨的过程中，它的心态也需要常规性的走向自然，我们将面临的这些方面的问题将会很多很多。我在这里讲的腐败所涉及到的一个民族心理缺陷的问题，一个需要用合理的自我来填补的问题，只是我们要面临的这些诸多的问题中的一个。这个问题不解决对于因这个因素而腐败的干部来讲的确太遗憾了。一个人几十年兢兢业业，鞠躬尽瘁，锤炼了很高的素质，居然因一时的心态不平衡而失足，这无论是对于个人或国家都是极大的遗憾。贡献型人应该得到丰厚的经济，身居要职的人，也应该得到相应的经济，同时，还应该设丰厚的廉政奖金。越是廉政就越是应该得到经济鼓励。这样，才能使他们在精神和经济上长久的立于不败之地。可能有人会说，身居要职的人不一定就是有能力的人等等。关于用人之道的问题，这是另外一个内容的话题。这个话题需要另外讨论，它于本文所讨论的话题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