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俄罗斯艺术与文学

戒恋人

古代文学俄罗斯文学和乌克兰、白俄罗斯文学同出一源，发轫于基辅罗斯988年定基督教为国教后的10世纪与11世纪之交。自此直到17世纪初，俄罗斯外患内乱不断，影响了文学的发展，曾经出现过一些作品，多为融宗教、历史于一体之作。只有12世纪末佚名作者的《伊戈尔远征记》，以史诗般雄浑生动的文笔叙述1185年诺夫哥罗德-谢维尔斯基大公伊戈尔孤军出征南方波洛夫人兵败被俘及最后回国的经历，贯穿团结御侮的思想，在内容和技巧上堪与法国的《罗兰之歌》和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媲美。

从17世纪中叶开始，由于全俄市场的形成和国际文化交流的开展，俄罗斯文学渐渐丰富起来。司祭长阿瓦库姆（1620或1621～1682）的《行传》和宫廷诗人西密翁·波洛茨基（1628～1680）的创作，显示了宗教文学的新发展。还出现了《戈列-兹洛恰斯基传奇》、《萨瓦·格鲁岑传奇》和《弗罗尔·斯科别耶夫传奇》，及《谢米亚克法庭的故事》和《棘鲈的故事》等反映社会生活、具有民主倾向的世俗传奇故事作品。

18世纪文学18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以沙皇彼得一世的社会改革为契机，反对守旧和愚昧、宣传开明君主和启蒙思想的古典主义占了主导地位。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科学家兼诗人罗蒙诺索夫(1711～1765)、悲剧作家苏马罗科夫(1717～1777）、讽刺杂志的编辑出版家诺维科夫（1744～1818）、在颂诗中包含讽喻的宫廷诗人杰尔查文（1763～1816）以及著名讽刺剧《纨礌少年》的作者冯维辛(1744～1792）等。

18世纪末受英、德、法等国文学影响，贵族作家卡拉姆津（1766～1826）和革命家拉季舍夫（1749～1802）打破古典主义美学禁忌，将卑贱者的形象引入文学。前者的小说描写普通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后者以自己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记”表现农民的苦难和愤慨。他们的格调大不相同，却均以渲染主人公哀婉的内心感受为特点，标志着俄国感伤主义文学的兴起；当时属于这个流派的，还有德米特里耶夫（1760～1837）及其诗歌创作。

19世纪文学受1812年反拿破仑战争胜利引发民族意识高涨和社会动荡的影响，19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学变化较快，带有新旧交接的性质。克雷洛夫的寓言和格里鲍耶陀夫（1795～1829）的喜剧，虽然遵循古典主义的诗艺规范，但所展示的俄罗斯社会冲突、情节、形象和生动语言，已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特色。感伤主义迅速为浪漫主义所取代；茹科夫斯基和巴丘什科夫（1787～1855）等的诗歌脱胎于卡拉姆津，追求内心自由和谐，流露出悲观遁世情调；雷列耶夫（1795～1826）和马尔林斯基（1797～1837）等十二月党人的诗歌和小说更多继承拉季舍夫的传统，洋溢着反对暴政和争取自由的革命思想。

大约自19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1825年贵族革命的失败和专制农奴制统治的强化，俄罗斯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又很快让位给以强调冷静客观地观察和描写生活、要求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为主要特征的现实主义。原来和十二月党人一起同属于积极浪漫主义诗人的普希金，从这时起先后创作大量现实主义的戏剧、小说和诗歌，他因此被尊为俄罗斯近代文学之父。稍后的莱蒙托夫首先是个浪漫主义诗人，果戈理也起步于浪漫主义并始终保持着浪漫气质，但前者的长篇小说《当代英雄》及后者的剧作和小说都是严峻的现实主义之作；他们分别从心理分析和幽默讽刺两个不同的方面进一步丰富和巩固了普希金的现实主义艺术。批评家别林斯基主要通过对这三位作家创作的分析评论，为现实主义（当时叫自然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使之从此成了半个多世纪里俄罗斯文学的主潮。此后涌现的赫尔岑、冈察洛夫、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等，都是世界一流的小说、诗歌、戏剧巨匠。当时属于或接近这个主要流派的，还有杜勃留罗波夫和皮萨列夫的评论著作，丘特切夫、柯里佐夫和尼基金的诗歌，以及皮谢姆斯基、格里戈罗维奇、列斯科夫、格·乌斯宾斯基等的小说、特写。

在19世纪中后期的俄罗斯文学中，较著名的还有托尔斯泰的浪漫主义诗歌和小说，费特（1820～1892）和德鲁日宁（1824～1864）的唯美派诗歌和小说等，但其成就和影响都远不能与现实主义相比。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文学出现了新的转折。与社会从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等客观现实情况相适应，俄罗斯文学形成多个流派同时并存的局面。库普林（1870～1938）和蒲宁（1870～1953）等人的小说创作基本上沿着19世纪现实主义的道路前进，同时流露出较多的感伤情调。柯罗连科、绥拉菲莫维奇和高尔基等人的创作试图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起来以反映新的现实；其中后者的小说《母亲》和剧作《仇敌》因为较好地做到了这种结合，开了后来被定名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先河。此外还出现了不少以否定传统、大胆创新为特点的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以梅列日科夫斯基（1866～1941）、勃洛克和安德列·别雷（1880～1934）等为代表的象征派诗歌和小说，有迦尔洵（1855～1888）和安德列耶夫等脱胎于现实主义而更接近表现主义的小说和戏剧，以古米廖夫（1886～1921）和阿赫玛托娃为代表的脱胎于象征派的阿克梅派诗歌，以叶赛宁为代表的意象派和以马雅可夫斯基为代表的未来派诗歌等。
现代文学1917年十月革命后直到80年代末，俄国实行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制度，因此其文学又通称苏维埃俄罗斯文学；因为俄国是当时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之一，这个阶段俄罗斯文学又是整个苏联文学的一部分。

苏维埃俄国初期，文学界存在许多作家团体，派别之争激烈，创作不多。代表当局主管文艺的卢纳察尔斯基为团结作家队伍做了大量工作。不久，执政的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加强了对文艺事业的领导，提倡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基本创作方法。因此，除高尔基和绥拉菲莫维奇等老作家及富尔曼诺夫（1891～1926）、法捷耶夫和肖洛霍夫等文坛新秀外，马雅可夫斯基、阿·托尔斯泰（1882～1945）、爱伦堡、费定（1892～1977）和列昂诺夫等原起步于各现代主义流派的作家，都很快转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其诗歌、小说、戏剧，盛极一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活跃于文坛的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1910～1971）、诗人兼戏剧、小说作家西蒙诺夫(1915～1980)以及小说家柯切托夫(1912～1973）、邦达列夫和拉斯普京等的创作，增强了对苏维埃现实中缺点错误的暴露批判，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具有了新的特色。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中不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进行创作而产生广泛影响的，有反乌托邦小说作家扎米亚金（1884～1937）、象征派诗人和小说家帕斯捷尔纳克、剧作家和讽刺小说家布尔加科夫、幽默讽刺作家左琴科（1895～1958）、带意识流特色的乡土小说家普拉东诺夫(1899～1951）、古风派小说家索尔仁尼琴以及现实批判派作家特里丰诺夫（1925～1981）等。

俄罗斯音乐


俄罗斯的非宗教音乐十八世纪起开始流行。人们对音乐的兴趣，引起民间歌曲的收集和改作，这些民间歌曲对后来俄国音乐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下半叶，作曲者和演奏者相继出现，到七十年代舞台上已有反映城乡生活的歌剧演出。

十九世纪上半叶，俄罗斯形成独特而新颖的音乐流派，出现了俄国古典音乐的奠基人格林卡。米·伊·格林卡（1804－1857）的管弦乐曲《卡玛林斯卡雅》、《马德里之夜》等是俄罗斯交响乐较早的代表作，以其奔放豪迈有别于西欧音乐，对后来俄罗斯交响乐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俄国大作曲家柴可夫斯基曾说过，整个 “俄罗斯派交响乐部孕育于格林卡的《卡玛林斯卡雅》之中——有如橡树之出生于橡实”。格林卡的重要作品有爱国歌剧《伊凡·苏萨宁》和古典歌剧《鲁斯兰与柳德米拉》。作曲家把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芬兰、波兰、格鲁吉亚、西班牙等曲调都溶合在自己的作品中，深刻表达爱国主义思想，歌颂人民的功绩和美德。作品一经问世，立刻使他跻于世界著名作曲家之林，至今声誉犹存。

继格林卡之后的俄罗斯著各作曲家是亚·谢·达尔戈梅斯基(1813一1869)。他创作了许多声乐作品，最好的作品是歌剧《石客》和《水仙女》。《水仙女》的旋律脱胎于俄罗斯民歌，后来成为俄国民间最流行的歌剧之一。

十九世纪下半叶，俄罗斯音乐进入繁荣时期，六十至七十年代被称为俄国音乐的“狂飙突进”时代，音乐昌盛的标志是出现了一个作曲家集体“强力集团”。“强力集团”以格林卡的学生米·阿·巴拉基列夫（1836一1910）为首组成，主要成员有穆索尔斯基、鲍罗金、里姆斯基一科萨科夫和居伊，他们的活动得到著名艺术理论家和评论家弗·瓦·斯塔索夫(1824一1906)的支持和肯定。“强力集团”以倡导现实主义，促进俄罗斯民族音乐为宗旨，创作多取材于俄国历史、人民生活、民间传说和文学名著。他们注意吸取和运用民间曲调，在艺术形式和创作手法上进行革新。莫·彼·穆索尔斯基(1839一1881)的作品以性格描写和心理刻划见长，音调有民歌特点。他的代表作品是歌剧《鲍里斯·戈都诺夫》和《霍宛斯基党人之叛乱》。两部歌剧都以俄罗斯人民为主角，表达了人民憎恨专制暴政的思想。亚·彼·鲍罗金(1833一1887)的代表作是根据《伊戈尔远征记》谱成的歌剧《伊戈尔公》。歌剧场面壮阔，成功地利用了俄罗斯和东方的民间歌曲和舞蹈。尼·安·里姆斯基－科萨科夫(1844一1905)作品题材丰富，写过15部歌剧、交响乐、浪漫曲和其他体裁的音乐作品。影响较深远的有歌剧《沙皇未婚妻》，以叙事诗和童话为题材创作的幻想歌剧和神话歌剧《萨特阔》、《五月之夜》、《白雪公圭》等。

俄罗斯最伟大的作曲家是彼·伊·柴可夫斯基（1840一1893）。他的音乐创作开始于“强力集团”活动的六十年代，七十至九十年代初是他创作的全盛时期。柴可夫斯基的作品以深刻的民主精神和鲜明的民族特色见长。他的抒情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黑桃皇后》，芭蕾舞曲《天鹅湖》、《睡美人》和《胡桃夹子》都是俄罗斯音乐艺术史的高峰。柴可夫斯基的六部交响曲中特别著名的是第三、第四和第六(悲怆)交响曲。他的交响曲《罗米欧与朱丽叶》以曲调优美著称。柴可夫斯基的创作以悲歌为基调，反映了八十年代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情绪，有力而真切地表达了时代的矛盾，斗争的冲动，人们寻求安慰的渴望以及对美好未来的幢憬。柴可夫斯基为俄国交响乐派赢得了世界声誉。

晚些时候的俄国作曲家有格拉祖诺夫、拉赫马尼诺夫等人。谢·瓦·拉赫马尼诺夫(1873一1943)是作曲家兼钢琴家，1918年出国，在欧美各国从事演出活动。他的创作深受柴可夫斯基影响，作品有三部交响曲、三部歌剧(其中有根据普希金长诗《茨冈》创作的《阿乐哥》)、24首钢琴前奏曲、4部钢琴协奏曲和钢琴与乐队合奏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等。

十月革命以后，苏联由于重视传统音乐形式而出现了几代新的作曲家。他们在交响乐、歌剧和芭蕾舞曲创作中取得不小成就。这些作曲家各有侧重，表现出不同的风格和特色。

老作曲家莱·莫·格里艾尔(1875一1956)除芭蕾舞剧《红婴粟》和《青铜骑士》外，吸收民间曲调写成的一些歌剧艺术价值也很高。他的学生谢·谢·普罗科菲耶夫(1891一1953)创作题材广泛多样，音乐语言清新生动，富于独创性，在世界上很有影响。他写了著名的芭蕾舞剧《罗米欧与朱丽叶》、《灰姑娘》、《宝石花》和大型歌剧《战争与和平》。他的第五、第七交响曲流传很广。尤·亚·沙波林(1887一1966)常以俄国诗人的歌词为基础谱写抒情曲。他的代表作是历史题材的交响乐大合唱《在库利科沃田野上》和歌剧《十二月党人》。尼·雅·米亚斯科夫斯基(1881一1950)专事交响乐作曲，一生写过27部交响曲，最后一部最有名。他是著名音乐教育家，曾培养出80多名作曲人才。阿·伊·哈恰图良(1903－1978)是亚美尼亚人，米亚斯科夫斯基的学生。他熟悉东方音乐风格，重视民间创作源泉，擅长器乐协奏曲的创作。他创作了许多色彩丰富、情感强烈、民族情调浓厚的钢琴、小提琴和大提琴协奏曲，对形成民族交响乐学派有较大影响。

苏联时期最著名的作曲家是肖斯塔科维奇。季·季·肖斯塔科维奇(1906一1975)长期任苏联作曲家协会主席。他的创作以交响乐为主，被誉为二十世纪音乐高峰之一。他的创作多反映重大社会主题，以战争与和平、反法西斯斗争等为主要题材。作品的艺术特色是强烈的激情和细腻而隐秘的抒情相结合，风格接近穆索尔斯基、巴赫和贝多芬。他写过15部交响曲，还有历史题材的歌剧《卡捷琳娜·伊兹麦洛娃》、社会主义建设题材的清唱剧《森林之歌》、小提琴协奏曲等，并为《马克辛三部曲》、《带枪的人》、《青年近卫军》等数十部影片、戏剧作过配乐。给他带来声誉的作品是第一、第五、第七、第十一交响曲。其中第七(列宁格勒)交响曲是在列宁格勒被围困期间写成的，以悲壮著称，是战争年代纪念碑式的作品。

苏联的钢琴演奏自成一个学派并闻名世界。苏联学派的创始人是钢琴家兼艺术教育家康·尼·伊古姆诺夫(1873一1948)和根·古·涅依高乌兹(1888一1964)。后来的著名钢琴家是伊古姆诺夫的学生列·尼·奥保林(1907一1974)。当代著名钢琴家有涅依高乌兹的学生斯·切·李赫特尔(1915一)和艾·格·吉列利斯(1916一)。

苏联的小提琴演奏也自成一个学派。达·费·奥依斯特拉赫(1908一1974)是苏联小提琴学派的主要代表，驰名世界的小提琴大师。他以演奏西欧乐曲、俄罗斯古典乐曲和苏联当代作品为主，风格严谨，表达深刻，曾在1937年“伊萨伊国际小提琴比赛会”上获得第一名。

俄国和苏联都有一批著名歌剧演员。费·伊·夏里亚宾（1873－1938）是俄国著名男低音歌唱家、歌剧演员。他擅长演唱《伏尔加船夫曲》，扮演过苏萨宁、鲍利斯等形象。他于1922年出国，再未返回苏联。本世纪五十年代以前为苏联观众所熟悉的歌剧演员有抒情男高音歌唱家谢·雅·列美舍夫(1902一1977)，女中音歌唱家纳·安·奥布霍娃(1886一1961)和抒情花腔女高音歌唱家瓦·弗·巴尔索娃(1892一1967)。当代最著名的女歌唱家是伊·康·阿尔希波娃(1925－)

俄国芭蕾舞自成一个学派，形成于十八世纪。二十世纪早期俄国名芭蕾舞演员是安·帕·巴甫洛娃(1881一1931)。她主演过《天鹅之死》、《埃及之夜》、《阿尔米达宫》等传统剧目，1913年离开俄国旅居欧美各地演出，使俄罗斯芭蕾舞在欧洲得到传播。本世纪中期以来驰名世界的苏联芭蕾舞演员是加·谢·乌兰诺娃(1910一)，稍后是玛·米·普莉谢茨卡娅(1925一)。年轻一代的苏联著名芭蕾舞女演员是乌兰诺娃的学生叶·谢·马克西莫娃(1939一)。

苏联1948年成立作曲家协会，1979年有会员2100多名。协会经常在各地举行音乐节和音乐会演。1958年在莫斯科举行第一届国际柴可夫斯基音乐比赛会，以后每四年举行一次。在1978年的第六届柴可夫斯基音乐会上，苏联歌唱家舍姆丘克，小提琴手格鲁别尔特和钢琴演奏家普列特涅夫分别获得一等奖。1969年起每四年在莫斯科举行一届芭蕾舞国际比赛。苏联演员不只一次获得第一名。

俄罗斯绘画

俄罗斯绘画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古俄罗斯时期，也就是从辅基公国形成至彼得大帝改革以前这段时间。这是俄国封建社会初期对拜占庭文化的移植与古俄罗斯民族艺术的形成时期。在俄罗斯文化中可以看到拜占庭文化的深刻影响。第二个阶段是彼得大帝到叶卡德琳娜女皇统治的整个18世纪，这是俄国的改革和“欧化”时期。俄国文化在意大利和法国古典艺术的影响下迅速发展，俄国艺术开始纳入欧洲文艺发展的进程，欧洲流行的古典主义这时在俄国也被效法和模仿。第三个阶段是19世纪上期，这是俄国民族艺术的奠定时期。18世纪中期成立的皇家美术学院，在半个多世纪中逐步培养了一批本民族的艺术家，他们呼吸本民族的空气，吸收民族文化的养料，具有俄国特色的文艺开始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第四个阶段是19世纪中期以后至20世纪初，即从批判现实主义到含有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因素的新流派的出现，其中批判现实主义最为辉煌。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艺创作，在关注现实和在与西欧广泛的交流中，以其题材、体裁、风格和手法的多样性与独创性，在世界艺坛占有重要的位置，它与当时的法国文艺并驾齐驱，各领一方风骚，各自推出了世界级的大师，组成了文艺史上璀璨夺目的一串明珠。俄国这一阶段的文艺创作，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研究的重点之一。


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形成，有它独特的社会背景。在欧洲范围内，19世纪是一个复杂而多变的时代，各种文艺思潮和流派频繁起伏更迭。19世纪初，流行了将近200年的古典主义趋于没落。法国大革命后的形势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促使了浪漫主义的诞生，并在欧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得到相当的发展。到了三四十年代，西欧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辩证法、唯物论和自然科学的新成就，使艺术的主流转向真实地表现生活和再现社会风貌、揭示社会矛盾的现实主义。这股强劲有力的艺术潮流，由于它对现存秩序的揭露和批判，人们称之为批判现实主义。


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艺形成于19世纪30、40年代，50、60年代走向繁荣，70、80年代是其鼎盛阶段。它延续时间之长，在欧洲为最。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锋芒针对俄国的封建农奴制，也涉及俄国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它表现的社会生活比较广阔，多方面地展示了俄国的社会状况，对现实矛盾的揭露具有相当的深度，提出了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俄国的许多文艺家出身平民阶层，他们较易于接触到俄国下层人民的生活，因此他们对俄国劳动人民的描写，具有独特的视角。破仑入侵的全民卫国战争，另一件是1825年由贵族知识分子在彼得堡参政院广场举行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前一件事激发和鼓舞了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坚定了他们要求改革的决心，后一件事由于种种原因而告失败，但说明俄国的知识分子对沙皇专制的抗议已进入暴力行动的阶段。这两件大事，促进了俄国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主主义思想的形成。因此这一时期在欧洲文艺中流行的浪漫主义文艺思潮，在俄国的反响较弱，其成果也不显著。俄国此时文学中的普希金、克雷洛夫、莱蒙托夫，绘画中的吉普林斯基、特罗平宁、维涅齐昂诺夫等，在他们的作品中不乏浪漫主义情怀，但已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随着俄国人民反对农奴制的运动和革命思想的传播，在30至40年代，作家、政论家别林斯基、赫尔岑等，提出了文艺的民族性和以现实生活为创作素材的口号，进步的理论导向，使19世纪中期的文艺展现了新的面貌。这个时期果戈理、屠格涅夫的文学创作和菲多托夫的绘画，对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艺流派的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


19世纪60年代，曾被人们称作俄罗斯的“曙光期”。50年代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败，集中地暴露了俄国经济技术的落后及专制农奴制的弱点，俄国人民的奋起和日益高涨的农民运动，迫使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1861年2月签署了废除农奴制的法令。在此前后，俄国文化领域展示了新的局面：在哲学、政论、美学方面，出现了像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唯物主义美学理论。车尔尼雪夫斯基在1855年的著名论文＜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中，明确提出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在理论上为蓬勃兴起的文艺运动以有力的指导。大型文学刊物《现代人＞杂志，在诗人涅克拉素夫主持下在社会上十分活跃，一大批作家聚集在杂志周围，为俄国的进步和文艺的繁荣呐喊。剧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文学巨匠列夫·托尔斯泰、萨尔蒂科夫一谢德林等在他们的作品中，深刻地提出了俄国存在的社会问题，创造了一系列鲜明而富于哲理的文学形象。在音乐界，1855年前后以青年作曲家巴拉基列夫为首，逐渐形成了俄国的“强力集团”，探索俄国音乐的民族化之路。他们明确反对一个半世纪以来上流社会对意大利和法国音乐的盲目崇拜，倡导发展俄罗斯的民族音乐，到俄国历史、人民生活、文学著作和民间音乐中去寻找创作素材。“强力集团”的代表人物穆索尔斯基、鲍罗亭、里姆斯基一柯萨科夫等的创作，推出了俄国音乐的崭新乐章。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俄国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激荡和1812年卫国战争所引起的民族意识的高涨,专制农奴制的危机加深,终于爆发了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俄国解放运动史上的贵族革命阶段（大约从1825到1861年）从此开始。同这次起义前后错综复杂的社会状况相适应，文学中各种流派和思潮纷然并立，互相排斥而又互相渗透。感伤主义虽已出现，古典主义派尚未完全退出，他们以希什科夫(1754～1841)和杰尔查文为首，结成“俄罗斯语言爱好者座谈会”(1811～1816)，同拥护卡拉姆津的“阿尔扎马斯社”(1815～1818)就新旧文体问题激烈论战。19世纪初，一些保守贵族对动荡的社会甚为不满，流露出悲观遁世的思想，消极浪漫主义遂应运而生。其鼻祖茹科夫斯基(1783～1852)原是从感伤主义蜕化而来，他的大部分诗歌远离现实,追求内心的自由和谐,宣扬神秘的宗教观念，但他发展和深化了卡拉姆津对人物的心理剖析。巴丘什科夫(1787～1855)的后期诗作也有类似之处。随着贵族革命的酝酿,又涌现了反对暴政、颂扬自由的积极浪漫主义诗歌，如十二月党诗人雷列耶夫(1795～1826)的《致宠臣》（1820）、《公民》(1825),普希金(1799～1837)早期的《致恰达耶夫》 (1818)、《高加索的俘虏》（1820～1821）。雷列耶夫、拉耶夫斯基 (1795～1872)、丘赫尔别凯(1797～1846)和马尔林斯基(1797～1837) 等十二月党诗人认为文学是宣传和战斗的武器，注意从民间创作吸取营养，强调作品的民族独特性。这时现实主义文学也有进展。克雷洛夫(1768～1844)的寓言广泛地表现社会的弊端和俄罗斯民族的智慧，形式活泼，文辞通俗。格里鲍耶陀夫(1795～1829)的喜剧《智慧的痛苦》（1824）以个性化的语言，通过对保守反动势力的斗争，刻画出一个反映十二月党人革命情操的20年代贵族知识分子恰茨基的形象。马尔林斯基的中篇小说、拉热奇尼科夫（1792～1869）的历史小说和柯里佐夫(1809～1842)的诗，也包含许多现实主义的成分。
20年代下半期，普希金在保持和发扬早期诗作的优点的情况下，完成了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过渡。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1825)表明他已进一步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1823～1831）是俄罗斯现实主义的奠基之作，它第一次在本国文学中展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塑造了当时大多数进步贵族青年的代表奥涅金，他们厌恶上流社会，但又远离人民而无法自拔，结果一事无成。30年代起，散文，特别是小说，逐步取代浪漫主义时期诗歌在文学中的支配地位，普希金加速了这一转化过程。他的小说《驿站长》(1830)写一个卑微的驿站长的不幸遭遇，从此文学界描绘“小人物”蔚为风气。他最后一部小说《上尉的女儿》(1836)取材于普加乔夫暴动，作者继续探索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并有力地促进了文学主题的民主化。他在30年代所写的文论肯定现实主义和人民性，批驳了嚣张的反动文人布尔加林(1789～1859)之流。普希金的多方面的创作活动、现实主义方法和纯净优美的语言，为此后的俄罗斯文学奠定了广阔而坚实的基础。
30年代的莱蒙托夫(1814～1841)继承积极浪漫主义诗歌的传统，在作品中表达了对自由的强烈追求和对贵族社会的愤怒谴责(《诗人之死》,1837;《咏怀》,1838；《童僧》，1839；《恶魔》,1829～1841)。但尼古拉一世的残酷统治，有时使莱蒙托夫的诗作带上一种孤独感和悲观色彩。他的现实主义小说《当代英雄》(1840)的主人公毕巧林才华出众，但对个人事业和生活完全陷于绝望，是“多余的人”奥涅金在30年代的变种。书中深刻的心理分析对后世作家有很大教益。 果戈理(1809～1852)使俄罗斯文学的批判成分显著增强，他如实地揭示了外省地主的猥琐无聊（《米尔戈罗德》，1835）、“小人物”的悲惨境遇和大城市的社会矛盾（“彼得堡故事”）。《钦差大臣》（1836）和《死魂灵》第一部(1842)将锋芒指向整个官僚地主阶级，以辛辣的讽刺鞭挞了专制农奴制俄国的全部腐朽性和反动性。果戈理“从平凡的生活中吸取诗意，用对生活的忠实描绘来震撼心灵”（别林斯基），为俄罗斯文学指明了航向。 40年代，农奴制危机愈益严重，俄国的发展方向成为全国瞩目的中心问题。斯拉夫派代表保守的地主阶级，主张返回彼得改革以前“淳朴的”宗法制社会。西欧派大多是自由主义贵族，希望俄国完全走西方的道路。以别林斯基(1811～1848)和赫尔岑(1812～1870)为首的革命民主派则站在广大农民一边，要求用暴力推翻专制农奴制度，向往社会主义。
别林斯基根据他对俄罗斯文学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与总结，建立了他的现实主义美学和评论，认为生活是文艺的源泉，果戈理的批判现实主义是方向。他极力反对“纯艺术”论，强调艺术的社会功能，但“艺术首先必须是艺术”，内容和形式应该有机地结合。他对典型性作过透彻的阐释，将典型化视为创作中的首要课题。1839至1848年他先后主持《祖国纪事》(1839～1884)和《现代人》(1847～1866)评论栏，大大加强了这两家杂志的战斗力。《给果戈理的一封信》(1847)表达了他的革命民主主义信念。
由于果戈理的示范和别林斯基的指引，40年代俄罗斯文学同生活的联系比30年代更加广泛深入，批判现实主义取得完全胜利，并具有更明确的社会性和目的性。其主力果戈理派或“自然派”聚集了一大批反专制农奴制的作家,从赫尔岑（《谁之罪？》,1841；《偷东西的喜鹊》,1848）、屠格涅夫（1818～1883;《猎人笔记》，1847～1852）到格里戈罗维奇（1822～1899；《乡村》，1846；《苦命人安东》，1847）。 50年代，尤其是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中被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英、 法大败以后， 反封建的主题在文学中得到进一步的发掘。 屠格涅夫的 《罗亭》(1856)和《贵族之家》(1859)实际上是贵族知识分子的一阕挽歌。冈察洛夫（1812～1891）的《奥勃洛莫夫》(1859)更无情地道出了“多余的人”蜕化的极限和地主阶级的没落。皮谢姆斯基（1821～1881）的《一千个农奴》(1858)和苏霍沃—柯贝林(1817～1903)的喜剧《克列钦斯基的婚事》(1855)，描写贵族的堕落和官场的黑幕。奥斯特洛夫斯基(1823～1886)的《肥缺》(1856)和《大雷雨》(1859)等预示着宗法制必将崩溃。杜勃罗留波夫 (1836～1861) 把《大雷雨》女主人公、礼教的背叛者卡捷林娜誉为“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为了夺取贵族在解放运动中的领导权，平民知识分子登上政治舞台。运动转入第二阶段，大致从1861至1895年。
1861年农奴制废除前夕，贵族自由派希望保留君主制和地主土地所有制，自上而下地逐步改良；平民知识分子和革命民主派领袖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等则揭穿政府和自由派的骗局，积极发动农民起义。为此双方展开激烈争论。农奴制改革后，其残余势力仍然强大，专制政权对人民的控制也未放松；资本主义加速发展，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但又不可避免地带来新的矛盾。革命派和自由派之间的斗争并未结束。社会上这些大变动，为容量最大的体裁即长篇小说在50、60年代的空前繁荣创造了前提，并首先反映在杂志的论战中。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于50年代中期加入涅克拉索夫（1821～1877）主持的《现代人》编辑部，使这份刊物成为革命民主阵营的讲坛；《现代人》的讽刺副刊《口哨》（1859～1863）、诗人库罗奇金（1831～1875）的讽刺杂志《火星》（1859～1873）、主要由革命民主主义评论家皮萨列夫（1840～1868）供稿的《俄国言论》(1859～1866)，都发挥了战斗作用。与这些刊物相敌对的有自由主义的《祖国纪事》和《读者文库》（1834～1865），以及反动文人卡特科夫(1818～1887)的《俄国导报》(1856～1887)。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是别林斯基的继承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著名美学论文《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1855)中，针对德鲁日宁(1824～1864)、费特（1820～1892）、阿•迈科夫（1821～1897）等人宣扬的“纯艺术”论，提出“美就是生活”的唯物主义论断，要求文学再现生活，说明和评判生活，作“生活的教科书”，发挥积极的社会功能。他和杜勃罗留波夫的文学评论通过对作品的深入分析，引导读者正确认识和努力变革现实（车尔尼雪夫斯基：《不是转变的开始吗？》，1860；杜勃罗留波夫：《什么是奥勃洛莫夫性格？》，1859；《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1860）。
在车尔尼雪夫斯基思想的熏陶下，平民知识分子作家茁壮成长,他们不能满足于同情“小人物”的命运,象19世纪上半叶的作家那样，而是去着力描述人民群众的经济生活和社会地位,代表作有尼•乌斯宾斯基(1837～1889)关于农民的特写、列舍特尼科夫 (1841～1871)的《波德利普村的人们》(1864)和《矿工》(1866)、波米亚洛夫斯基(1835～1863)的《小市民的幸福》(1861)和《神学校特写》（1862）、斯列普佐夫(1836～1878)的《艰难时代》(1865)等。 涅克拉索夫同平民知识分子站在一边，在50至60年代创作了大量诉说人民苦难的杰出诗歌（《大门前的沉思》，1858；《伏尔加河上》，1860；《货郎》，1861；《严寒，通红的鼻子》，1864；《铁路》，1864），但他相信人民中间蕴藏的力量。1866年《现代人》杂志被查封后一年半，涅克拉索夫又和革命民主主义作家谢德林(1826～1889)主办了另一进步刊物，即改组后的《祖国纪事》。
“新人”——战斗的平民知识分子进入文学作品是时代的要求和标志。1860年，屠格涅夫的《前夜》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种时代精神。 接着， 他又在《父与子》(1862)里进一步塑造了巴扎罗夫的形象。巴扎罗夫信奉唯物主义和民主主义，反对专制农奴制度和自由主义贵族，但他的虚无主义倾向不符合当时先进人物的风貌。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1862～1863)中，“新人”才显出了他们的全部光辉，其中的拉赫美托夫更是俄罗斯文学里第一个职业革命家。作品洋溢着浪漫主义激情，鼓舞了同时代人和后世的斗志。“新人”的出现引起敌对阵营的愤怒，“反虚无主义”小说流行一时，如列斯科夫（1831～1895）的《走投无路》(1864)、皮谢姆斯基的《浑浊的海》（1863）。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在《群魔》(1871～1872)中虽然辛辣地嘲笑了自由派，却把革命民主派歪曲为无政府主义者和阴谋家而加以恶毒攻击。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优秀小说充满对弱者的同情和对社会的抗议。《死屋手记》(1861～1862)揭示苦役犯的非人生活，而他60年代发掘最深的基本主题则是资本主义强大攻势在城市造成的种种危机：《被欺凌与被侮辱的》(1861)、《罪与罚》(1866)和《白痴》(1868)，通过细腻的、鞭辟入里的心理描写，反映了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市民、小官吏、穷学生等的悲惨处境和绝望的挣扎，作品贯穿着人道主义精神；同时作者又直接违反人道主义原则，把受苦受难当作净化灵魂的一种磨炼，鼓吹奴隶主义和宗教狂热。托尔斯泰(1828～1910)的史诗性巨著《战争与和平》(1866～1869)，歌颂俄国人民在1812年反拿破仑战争中的勇敢和爱国主义，谴责上层社会的荒淫无耻，并继续发挥《哥萨克》(1853～1863)的主题思想，肯定进步贵族知识分子苦苦探索正确的人生道路，力求接近人民。书中宏伟的历史场面与个人的复杂内心活动交织在一起，充分显示出托尔斯泰深厚的艺术功力。赫尔岑的大型回忆录《往事与随想》 (1852～1868) 同样以广阔的社会历史为背景，但从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记述了他和他的战友对专制农奴制的搏斗和对俄国革命思想的求索。
民粹派掀起“到民间去”运动（见屠格涅夫的《处女地》）后，从70年代中期起，纳乌莫夫(1838～1901)、兹拉托夫拉茨基（1845～1911）、扎索津斯基 (1843～1912) 等民粹派作家主要以特写的体裁报道农奴制改革后农民的分化，但又希望利用村社抵制资本主义，建立“俄国式”的社会主义。奥西波维奇（原姓诺沃德沃尔斯基，1853～1882）和稍后的斯捷普尼亚克（原姓克拉夫钦斯基，1851～1895）的长篇小说，则描述知识分子的作用与活动，以及他们如何寻求同人民相结合的道路。格•乌斯宾斯基（1843～1902）的特写集《乡村日记》(1877～1880) 、《农民和农民劳动》 (1880)和《土地的威力》(1882)虽有民粹主义幻想，但他证明，在资本主义渗透下，富农的产生和村社的解体乃是历史的必然。在采用农民题材的70年代作品中，涅克拉索夫的《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1866～1876)居于首位。这部长诗是他一生创作的总结，全面反映了农民改革前后的社会生活，刻画了有反抗性的农民和献身农民革命的平民知识分子形象。
谢德林也在70年代取得丰硕的成果。继《外省散记》（1856）之后,他在《一个城市的历史》（1869～1870）中以极大的悲愤和高度的概括力，运用夸张怪诞的手法，更深入地揭露昏官酷吏和国家制度，批驳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宣扬的逆来顺受、消极无为的处世哲学。《塔什干的老爷们》（1869～1872）和《金玉良言》(1872～1876)描述改革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地主的破落、富农与新型商人的得势。《戈洛夫略夫一家》（1875～1880）以家庭纪事的形式和深刻的心理剖析，写出整个地主阶级的空虚灵魂和必然灭亡的命运。书中伪善□诈的犹大什卡形象，是俄罗斯讽刺文学的最大成就之一。由资本主义势力膨胀所引起的人事代谢，同样再现于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戏剧《来得容易去得快》(1869)、《森林》(1870)、《狼与羊》(1875)和《没有陪嫁的女人》(1878)。
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一部巨著《卡拉马佐夫兄弟》(1879～1880)，一方面真实而深刻地揭露贵族地主的腐化堕落,指出苦难深重的世界必然要产生叛逆的思想;另一方面却继续反对革命，宣扬基督教的宽恕精神。70年代在资本主义冲击下动荡不安、新旧交替的俄国社会，特别是俄国农村， 在托尔斯泰的 《安娜•卡列尼娜》(1876～1877)中反映得最鲜明。安娜在忠于封建操守和要求个性解放的尖锐矛盾中死去；另一主人公列文企图以他独特的农事改革来抗拒资本主义潮流，失败后皈依宗教。70年代末，托尔斯泰目睹农村破产，在民主主义运动影响下，同贵族阶级一切传统观念决裂，转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
1881年民粹派炸死亚历山大二世,政府疯狂反扑,一个持续多年的反动时期从此开始。谢德林苦心经营了16年(1868～1884)的《祖国纪事》被查封，无聊的幽默杂志《蜻蜓》之类畅销各地。革命民粹派蜕化成一个自由主义派别，其作家美化资本主义农村生活，鼓吹“小事论”，提倡点点滴滴的改良。唯美主义重新抬头，颓废派公然露面。甚至在小说家迦尔洵(1855～1888)和诗人纳德松(1862～1887)等民主主义者的创作中，也响起了沉郁忧伤的调子。
但谢德林仍然撑持着革命民主主义的大旗,他的《童话集》(1882～1886) 等猛烈抨击形形色色的反动派和投机分子。列斯科夫捐弃他对“虚无主义”的偏见后，在80年代写出《左撇子》、《巧妙的理发师》、《岗哨》这类显示人民力量的短篇小说和一些讽刺教会的作品。卓越的民粹派作家卡罗宁(1853～1892)矢忠于革命民主主义。马明—西比利亚克(1852～1912)的长篇小说《普里瓦洛夫的百万家私》和《矿巢》（均1884），表现了资本主义对城乡生活的决定性影响和劳资矛盾的加深。柯罗连科(1853～1921)奋力抗拒政治逆流，他的《奇女子》(1880)、《马卡尔的梦》(1883)、《在坏伙伴中》（1885）、《弗洛尔的故事》（1886）和《盲音乐家》(1886)等号召人民为自由和正义而奋斗，在他们心中激发了乐观精神，带有积极浪漫主义情调。从80年代中期起，契诃夫(1860～1904)的创作达到新的深度，写了人民的痛苦 (《哀伤》,1885;《苦恼》和《万卡》,1886)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探索(《没意思的故事》，1889)。为了及时报道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所带来的问题，民粹派作家和迦尔洵、柯罗连科、契诃夫等大多采用特写或中短篇小说的体裁。小型散文作品的发达，成为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叶俄罗斯文学的一个特色。
90年代初，俄国社会又呈现活跃的气象，从90年代中期起，更兴起强大的工人运动。新的形势鼓舞了作家的情绪。柯罗连科写出《嬉闹的河》(1892)、《瞬间》(1900)，契诃夫创作了《第六病室》(1892)、《醋栗》(1898)，发出“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呼声（《套中人》,1898）,相信新的生活即将到来（《新娘》，1903；剧本《樱桃园》，1903～1904）。托尔斯泰在《复活》(1889～1899)中从宗法制农民的角度，对“一切国家制度、教会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作了激烈的批判”(列宁)，同时又宣传“道德上的自我完成”、“勿以暴力抗恶”的反动学说。他的历史小说《哈泽—穆拉特》(1904)借古讽今，抨击了沙皇暴政。
90年代还涌现了一批文学新秀：魏列萨耶夫 (1867～1945) 、库普林（1870～1938）、布宁(1870～1953)、安德列耶夫(1871～1919)、绥拉菲莫维奇(1863～1949)。20世纪初，他们团结在高尔基(1868～1936)主持的知识出版社周围，积极展开创作活动，同托尔斯泰、柯罗连科一起，有力地打击了俄罗斯诗歌中猖獗一时的颓废派，其中有象征派的巴尔蒙特(1867～1942)、梅列日科夫斯基(1866～1941)、吉皮乌斯(1869～1945)，阿克梅派的古米廖夫(1886～1921)、阿赫马托娃(1889～1966)和未来派的布尔柳克(1882～1967)等人。
90年代中期，俄国解放运动进入无产阶级时期，俄罗斯文学也相应地踏上一个新阶段，其主要标志是普列汉诺夫(1856～1918)、列宁和高尔基的有关著作。普列汉诺夫早在19世纪末就为马克思主义艺术社会学奠下基础（《没有地址的信》，1899～1900）。他的《艺术与社会生活》(1912～1913)等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学的方法论、任务和发展道路。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1905)、1908至1911年间论托尔斯泰的文章、《纪念赫尔岑》(1912)和《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13）中提出的反映论、文艺的阶级性和党性、“两种文化”的学说、文化遗产的继承批判，对于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沃罗夫斯基（1871～1923）和卢纳察尔斯基(1875～1933)也为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的建立作过许多工作。高尔基的早期作品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地主资产阶级社会的自发抗议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阿尔希普爷爷和廖恩卡》，1894；《切尔卡什》，1895；《二十六个和一个》，1899），用浪漫主义的彩笔勾勒了一些热爱自由的英雄形象（《伊则吉尔老婆子》和《鹰之歌》,均1895；《海燕之歌》,1901）。1906年成书的戏剧《敌人》和小说《母亲》宣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业已诞生。 以后高尔基又创作了 《童年》、《在人间》(1913～1916)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