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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利·普吕多姆(Sully Prudhomme,1839-1907)法国诗人，原名勒内·弗朗索瓦·普吕多姆。生在巴黎一个工商业者家庭，父亲是工程师。苏利·普吕多姆自小聪颖好学，但由于健康原因未能入大学深造。早年当过职员、工程师、并从事过法律工作后转入诗歌创作。坚实的科学修养使他想沟通诗与科学；而强烈的哲学兴趣，使他更想从哲学思考中捕捉灵感，提炼诗的主题。
60年代前后曾参加帕尔纳斯派诗歌运动，并成为该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帕尔纳斯派是由一些标榜"为艺术而艺术"的高蹈派诗人组成的，是象征派的先驱。这扔诗人在艺术上主张远离现实，冷静、客观，抑制个人感情的直接抒发。
1865年，苏利·普吕多姆发表第一部诗集《韵节与诗篇》即露头角，引起诗坛重视。此后发表的诗集《孤独》（1869）、《徒劳的柔情》（1875）是抒情气息较浓的两部代表作，主要抒写孤寂的心境，失恋的爱情，充满忧郁的情调。但更受知识界赞赏的是两部哲理诗集《正义》（1878）和《幸福12首诗歌》（1888），诗集主要探讨人类意识与现代社会的冲突，有说教成分，比较晦涩难懂。此外，他还有诗集《考验》（1866）、《战争印象》（1870）、《法兰西》（1874）、《棱镜》（1886）、《诗的遗言》（1901）和散文著述《散文集》（1883）、《诗的考察》（1892）、《从巴斯卡得到的真信仰》（1905）。1900至1901年，他编辑出版了《苏利·普吕多姆诗文集》。
苏利·普吕多姆的诗歌长于提示人心灵演算的隐秘、幽微的感受和体验。更长于分析，无论是灵感诗还是哲理诗，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由于他创作上的成就，1881年，他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1901年，瑞典学院为了“特别表彰他的诗作，它们是高尚的理想、完美的艺术和罕有的心灵与智慧的实证”，把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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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利·普吕多姆（1839年—1907年），法国第一个以诗歌著称的天才作家
1839年3月16日，普吕多姆出生于法国巴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两岁时父亲去世，这位未来的诗人便与寡居的母亲和一个姐姐一起住在巴黎和巴黎南部的夏特内。据《泰晤士文学副刊》说，他很小时名字前就加上了家人用于他父亲的昵称“苏利”。
普吕多姆以全班数学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后，准备进入一所理工学院，可是一场结膜炎打碎了他成为机械师的一切希望。他青年时代的另外两个事件使他终身陷于忧伤，一是失恋：他少年时代就爱上的一位表妹嫁给了另一个男人；另一件则是失去信仰。他在里昂同笃信天主教的亲戚生活在一起，经过这段短暂的信仰稳定期之后，他变成了怀疑论者，尽管他很渴望能有信仰。
在勒克鲁索的铸造所当了一段时间不长的职员以后，普吕多姆于1860年转而投身法律并在巴黎一家公证处谋到了职位。他得到了一笔遗产，经济上独立了，便从此离开法律专心从事写作。1865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诗集《长短诗集》。
1870年，普吕多姆的生活又一次蒙上了阴影。1月，与他共同生活的叔叔、婶婶和母亲相继去世，使他遭受沉重打击。继而普法战争爆发，艰苦的军旅生活彻底毁掉了他的健康。
晚年，普吕多姆的诗歌为他带来许多荣誉：入选法兰西学院，提名为荣誉勋位团成员，最后是诺贝尔奖。不幸的是他的健康状况恶化了，风瘫和失眠日甚一日地折磨他。他在夏特内度过了生命的最后15年，于1907年9月7日在妹妹的陪伴下坐在花园里平静地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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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利·普吕多姆的文学历程：
苏利·普吕多姆于1860年赴巴黎时，本想去学法律。可两年不到就写起了诗，并在日记中写道，他对学业从他那里夺去的用于艺术的时间感到惋惜。他之所以产生这一新的热忱，原因之一是他加入了一群开始自称为帕那斯派(即高蹈派)的年轻人，这个称呼是为了表明他们同古典主义规范的联系，也表明同在20世纪中已露出过时迹象的浪漫主义的对立。普吕多姆可能在1864年见过这群年轻诗人的领袖德·里斯勒，其时普吕多姆已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首诗，即1863年刊于《国内国外评论》上的《艺术》。据他在《私人日记》中说，起初他对自己作品的平庸感到不满，后来便能极好地把握作品形式，并清醒地认识主体内容的启迪。
1865年，一位朋友资助印行了普吕多姆诗集的第一卷《长短诗集》。这些抒情诗作表现出深思、忧伤的气氛，对人生之短暂的哀伤和快乐进行思考。普吕多姆那首经常入选诗集的诗《破碎的花瓶》即为一个典型例子。该诗将一只表面看来完好无损实际上却有一道几乎看不见的裂隙的花瓶比作因所爱负心而伤悲的心。凑巧，夏特内的一位朋友将《长短诗集》呈送给了伟大的批评家和文学口味规定者查理-奥古斯丁·圣-佩甫，他肯定了这部诗集，这使它一举成名。这位新起的诗人便全力投身于创作。
一年之后，普吕多姆出版了另一部抒情诗集《考验》(1866年)，集中包括一些以爱情、怀疑和行动为主题的十四行诗。紧接着又出了一本配画诗集《意大利笔记》(1866年——1868年)和又一册抒情诗《孤独》(1869年)，其主题是孤独的个人对爱的欲求。普吕多姆为高蹈派诗人的期刊《当代诗集》写诗，这说明他同高蹈派有联系。《当代诗集》中全是各类主题的用高蹈派工整结构写成的诗歌，三卷《当代诗集》分别于1866年、1871年和1876年出版，而每一卷中均收有普吕多姆的作品。1870年出版的加布里埃·马克的一首诗把普吕多姆列入属于德·里斯勒弟子的17位年轻的高蹈派诗人之中，这证实普吕多姆确是高蹈派成员。
埃隆·谢弗指出，高蹈派诗作主题范围很广，从琐碎的社会问题直到严肃的哲学思考。在谢弗看来，这一诗歌流派的特征不在其作品主题而在其注重运用严谨的技巧和形式结构。普吕多姆同德·里斯勒一样，从一开始就表明自己对哲学的关注。然而，与他导师不同的是，他毕生都希望能在生活中发现某种意义，使他得以摈弃自己的悲观主义。普吕多姆与其他高蹈派诗人不同的另一点就是他对科学的偏好。《泰晤士文学副刊》说：“在这位诗人心底，埋藏着一位早夭的工程师。”他诗中的喻指反映了这一兴趣。正如斯洛森在《独立报》上所说，普吕多姆是一位“为气球、气压计歌唱，为海底电缆、摄影技术，为物种起源和特定引力测定而歌唱的诗人”。
普法战争给普吕多姆这样的年轻诗人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他同其他高蹈派诗人一样，在对战争恐怖的害怕和对祖国的热爱的困扰中苦苦挣扎。战事初起，普吕多姆便出版了充满和平主义观点的《战争印象记》(1870年)。然而，经历了战争、围城以及最终的战败、被占领的屈辱之后，他创作了《法兰西》(1870年)，这是一组洋溢着爱国主义情调的十四行诗。
甚至在战争开始之前，普吕多姆就在寻求对他的社会加以观察分析，由此寻找生活的意义。他在抒情诗中，就像在《破碎的花瓶》中一样，讨论人类内心的种种悲剧。在其他心理成分更少而哲学成分甚至玄学成分更多的诗作中，他就上帝是否存在、上帝是否公正等提出了质问，在他的《私人日记》1864年1月1日这段中，普吕多姆评论道，他无法理解上帝怎么会允许发生圣地亚哥教堂大屠杀，并注意到，这个题材十分适于写成一首诗。8年后他出版了《命运》(1872年)，这是一首哲理长诗，探究了圣地亚哥惨案的含义。普吕多姆越来越多地创作这类长诗，而不多写那使他成名的抒情短诗。他的最后一部抒情诗集是《徒然的柔情》(1875年)，再次讨论了对爱情毫无希望的追求。
普吕多姆很早就对哲学产生了兴趣。早在1863年，他便在日记中提到与一位中学朋友的一次会面。友人问起他的工作，诗人答道，他正在寻找人的定义；他接着说，一旦找到，就以此为题写诗。他的抒情诗的确具有明显的心理学、哲学和玄学含义。他对卢克莱修很感兴趣，这表明他对寻求意义越来越认真，并在1869年用诗体翻译了卢克莱修的《物性论》(约公元前60年)的第一部，普吕多姆改用了《卢克莱修：物之性》这一标题。
普吕多姆的两部主要诗作一出版就大受推崇。两部作品都是关于理想的人类行为的长篇道德讽喻诗。《正义》(1878年)暗示，道德代码可以建筑在科学进步的基础之上。《幸福》(1888年)是普吕多姆版的浮士德故事，毫无疑问，作品受这位获奖者年轻时读过的又很崇拜的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的剧本的启发。在《幸福》中，中心人物同传统的故事一样，在寻找幸福的秘密，只是原来的次序被颠倒了：普吕多姆的浮士德一开始就有了各种情感，然后再去学习。最终，普吕多姆的浮士德像歌德的主人公一样，在服务中、在改善人类的工作中找到了完美。
晚年的普吕多姆是否还应该被称为高蹈派诗人，批评家们意见不一。答案随定义而定，当然，普吕多姆从未放弃形式的精致与思维的科学精确性，这两点是针对浪漫主义激情过度而发的，而这正是高蹈派的定义。可另一方面，有些批评家认为，普吕多姆后期作品注重道德说教，这使他与其他高蹈派诗人产生不同，因为高蹈派诗人的定义是对美、而非对真理感兴趣的诗人。然而谢弗认为，这样定义过于狭窄，因为他在高蹈诗人中找出了7种不同的风格，重哲理就是其中之一，而普吕多姆便是其中重要一员。
对普吕多姆来说，美与真理不可分，正如对约翰·济慈一样，这又可以在其《私人日记》中找到证明。在1868年6月5日那篇日记中，普吕多姆兴奋地写道，他终于认识了美与道德之间的关系。艺术家能创造一个在美学上使人愉悦的形式，人类也能呼应其道德观念而使其自身的生活成为一件艺术品。
从普吕多姆的散文作品表可看出他对玄学和美学的兴趣。例如，与《诗歌艺术沉思录》(1892年)和《诗诫》(1897年)并列的就有《我知道什么?感性研究》，该书探索了人类知识的界限；还有《帕斯卡尔教理真义》(1905年)，研究那位虔诚与深邃的法国哲学家布莱兹·帕斯卡尔。普吕多姆去世后，他的另几部理论著作也出版了，还有一卷书信集《与女友通信集》(1911年)，《私人日记》，以及一组诗歌《飘流物》(1908年)。1900年——1901年出了他作品的五卷本。不过，一部更充实的七卷本却是在他逝世后出的：《苏利·普吕多姆作品集》 (1908年)。
普吕多姆从抒情诗转而创作哲理诗又最终转向散文，他认为自己是在转向更伟大更有意义的工作。他的众多读者一致称他为那一时代至高无上的、最重要的哲理诗人，因为诗人的世界观基于该世纪的科学新发现之上。不过，许多人依旧喜欢他早期的抒情诗，还是有许多读者把他的《破碎的花瓶》称为他最优秀的诗作，这使普吕多姆很不高兴。意味深长的是，瑞典文学院与这些读者观点一致，将授奖理由主要基于其抒情短诗，而将他的理想主义和道德说教简单说成是作为第一位文学奖获得者合适的素质。随着时代的推进，普吕多姆的地位渐渐从一位主要诗人降次为高蹈派中一位不太重要的诗人，他的《破碎的花瓶》被收入许多选集，可他视为毕生头等要事的长篇训谕史诗却被认为缺乏想象力，缺乏诗意，几乎无法阅读。很清楚，尽管瑞典文学院过分抬高了普吕多姆在他那个时代的诗人中的地位，他们认定他年轻时的抒情诗是他最优秀的作品，这一点完全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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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瑞典学院常务秘书C·D·威尔逊：
当阿尔弗雷德·诺贝尔作出这个理当引起公众极大注意的伟大捐赠的时候，他终生的工作导致他偏爱对自然的研究，并奖赏在与此有关的某些科学中所作出的发现。同样，他的世界主义的抱负又使得他成为和平和国家之间的友好情谊的鼓吹者。在他的遗嘱中他将文学也列在授奖之列，虽然他是将文学排在自然科学的后面，因为自然科学最令他神往。
文学是感激他的，因为文学的从事者也成了他所关心的对象人们可以这样来看，文学排在瑞典所颁发的这组奖的最后，是完全合理的，因为文明的至高无上的花朵，也许是最为美丽也是最为玲珑剔透的花朵，现在将在现实的坚实土地上竞相开放。
无论如何，在现代社会的这些由鲜花编织的钦羡之意中；这些头戴桂冠的人接受了一种在物质价值上胜过了过去时代的金色的紫罗兰的报偿。
诺贝尔文学奖的判归也提出了自身的问题。“文学”是一个范围非常广的术语，诺贝尔基金会的章程不无道理地详细说明，这个竞争必须包括的不仅有纯文学，而且还有那些由于其形式和所阐述的内容从而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不过这样一来，这个领域也就得以扩大，困难也就增加。如果说，假定被提名的作者的长处在其他方面几乎无分轩轾，困难之处就在于此项奖究竟是应该颁发给一位抒情诗诗人、一位史诗诗人还是一位戏剧诗人，如果要在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和一位天才的诗人之间进行选择，这项任务就愈加复杂。诚如数学家们所言，这些次元是不能按同一标准来予以衡量的。但聊以自慰的是，既然此项奖每年颁发一次，那就有不止一位卓有成就的作家，他不得不让位于另一位同样伟大的作家，但又可能在另外一年获得他当之无愧的奖赏。
为了获得文学奖，大量优秀的推荐送抵瑞典学院，瑞典学院又对这些推荐进行最为严谨的审查。瑞典学院在具有世界声望和几乎同样的文学重要性的不同姓名当中进行选择时，它所取用的是它认为这一次从几个角度讲应该具有优先权的人。瑞典学院将第一次诺贝尔文学奖奖给法兰西学院的诗人兼哲学家苏利·普吕多姆。
苏利·普吕多姆诞生于1839年3月16日，诗名随着1865年《长短诗集》的问世而得以确立。随后问世的是几卷诗歌、哲学和美学著作。如果说其他诗人的想象力以外向为主并且反映人生和我们周围的世界的话，那么苏利·普吕多姆就拥有一种既敏感又细腻的内向的天性。他的诗歌很少涉及客观存在的形象以及外部形势，而是主要涉及它们在何等程度上能用作诗歌沉思的一面镜子。那尘世所无法驱散的对心灵的热爱，他的怀疑、他的悲哀，就是他的作品的司空见惯的主题，他的作品形式精巧，具有雕塑美，全无冗言赘词。他的诗歌显得色彩浓艳，很少表现出音调悦耳的音乐的特征，但在创造适合于表达情感和思想的形式时却愈加具有可塑性。他的灵魂高尚、深邃沉郁又有几分悲哀，在这种温柔却又不伤感的诗歌中将自身揭示了出来——这是一种在读者心中激起了忧郁的同情的悲伤的分析。
苏利·普吕多姆用词优雅而富有魅力，艺术精湛，是我们时代的一名一流诗人，他的一些诗作是具有不朽价值的珍珠。瑞典学院与其说是为他的说教诗或者抽象诗所吸引，毋宁说是为他的抒情小诗所吸引，他的抒情小诗感情充沛，耽于冥想，而且高尚尊严，极其罕见地将细微的反思与丰富的情感熔为一炉，因而令人陶醉。
总之，有必要强调一个特点。苏利·普吕多姆的作品展现出了一个勤于探究、敏于观察的头脑，世间的变幻令这头脑不得安宁，鉴于他似乎不可能知道得更多，这个头脑也就在道德领域、良心的声音以及责任的崇高而又无可疵议的指示中，为人类的不可思议的命运找到了证据。从这个观点来看，苏利·普吕多姆也就比大多数作家更好地代表着这位立遗嘱的人所称之为的文学中的“一种理想主义的倾向”。这样一来，瑞典学院也就相信，当它首次颁发文学奖时，它在如此众多的杰出文人当中选中苏利·普吕多姆，是符合诺贝尔的遗嘱的精神的。
鉴于这位戴桂冠的人同意接受这项殊荣却又不幸因病而今天不能来到我们中间，因而我荣幸地请法国公使代为受奖，并以瑞典学院的名义转交于他。
在宴会上，C·D·威尔逊和法国公使交谈，并请他向这位法国诗人转致敬意，这位法国诗人极其显著地将心地和头脑的最佳品质熔为一炉。他还请公使转致法兰西学士院的瑞典妹妹对法兰西学士院的问候，瑞典妹妹能够从泰格奈尔和耶伊尔的祖国向出生了拉辛、高乃依和维克多·雨果的国家致以赞赏的敬意而感到骄傲。法国公使马尔尚先生作答，妙语连珠，情绪高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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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界对苏利·普吕多姆获诺贝尔奖的反应：
当法兰西学院提名其杰出的成员普吕多姆为首届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时，这一结果已不可避免。虽然已有个人和非正式的团体提出过别的候选人，但是新成立的诺贝尔评奖委员会不至于不考虑一个法兰西学院这样一个著名的团体所作的推荐。
与普吕多姆同时代的欧洲人的反应表明他们对法兰西学院保守主义价值观的态度。当然，普吕多姆名气很大，35年来，人们一直颂扬他的技巧，尊敬他的哲学观点。1881年他入选法兰西学院，1894年查理—玛丽—勒内·勒贡特·德·里斯勒去世，人们认为普吕多姆可以继他任高蹈派诗人的首领。当时该派颇受大众欢迎。那时候，批评家们对所谓的浪漫主义感伤情怀业已厌倦，却又尚未能接受新的象征主义模式。在这样的时刻，普吕多姆的高蹈派抒情诗便似乎成了诗歌成就的规范。
因此，《诗歌评论》一类的法国杂志欢呼普吕多姆中选，同时代的那些把他看成是“他国家主要的诗人哲学家”的批评家们也对评奖委员会的决定大加赞扬。然而，拥护象征主义事业的期刊，如《法兰西信使》和《西方》，则对此大加攻击，认为这一决定表明鼓吹道德说教的保守主义文学派别战胜了捍卫诗歌自由的人们。
《泰晤士文学副刊》于1907年普吕多姆刚一逝世便刊登了一篇长文 (9月13日)，综述了英国人对这位法国诗人的看法。“他是一位思辨诗人”，他宣传了自然科学家、数学家和工程师们的“思想和感情”，而这一切，现实主义者雨果办不到，象征主义者波德莱尔和魏尔仑也办不到。很清楚，人们认为，把普吕多姆看成新时代的诗人十分合适。在这新时代里，科学希望能改善人的命运，可科学家依然是平常的人，为疑虑和绝望所困扰。
美国新闻界几乎没有注意到首次文学奖，一位同时代的美国文学评论家将此归因于他的同胞对法国诗歌的一无所知。E．E．斯洛森在《独立报》(1902年1月25日)的一篇文章中，从与《泰晤士文学副刊》相同的角度看待普吕多姆的成就，赞扬这位诗人“比任何在世的人都更多地在其诗行中蕴含了科学所能聚集的新材料，并极好地表述了作为这一时代特征的实干与钻研的精神”，斯洛森说，诗人的疑虑反映了科学思想特有的不确定性，而诗人将人道主义看作一种生活方式，正是失去了旧有稳定性的科学家们典型的反应。
这样，普吕多姆被广泛认为是一位表述了时代精神的诗歌运动的公认领袖。同时代的人们不可能预见到，时间会将他沦为一个与象征主义诗人相比其意义要小得多的运动中一个小小诗人的地位，而当初只有象征主义诗人对他的入选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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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é Sully-Prudhomme (1839-1907) - original name RENÉ FRANCOIS ARMAND PRUDHOMME
French poet, who won the first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in 1901. The decision arose much debate - Sully-Prudhomme had not published much poetry after 1888. Today Sully-Prudhomme is also relatively little read either in France or abroad. His early works were lyrical and expressed melancholic view of the world - in later volumes he favored the calm, impersonal techniques of the Parnassians, who reacted against the excessive emotion and subjectivity of Romaticism.
C. D. af Wirsén, Permanent Secretary of the Swedish Academy, stated in his Nobel presentation, that "Sully Prudhomme's work reveals an inquiring and observing mind which finds no rest in what passes and which, as it seems impossible to him to know more, finds evidence of man's supernatural destiny in the moral realm, in the voice of conscience, and in the lofty and undeniable prescriptions of duty."
René François Armand Sully-Prudhomme was born in Paris. His parents had been engaged for ten years, and after gaining financial security they married. At the age of two Sully-Prudhomme lost his father, and he grew up in his uncle's house, where mother moved. His father was called 'Sully' and the poet joined it with his surname Prudhomme. At school he was interested in classic literature and mathematics, but severe eye disorder caused him to abandon his plans to study engineering. He also thought seriously of entering the Dominican order. After graduating from the Lycée Bonaparte he became a factory correspondence at the industrial firm of Schneider-Creuzot. Sully-Prudhomme studied law and by 1860 he worked in a notary's office. Inspired by an unhappy love affair - he remained a lifelong bachelor - he studied in the evenings philosophy and wrote poetry. The poet Leconte de Lisle encouraged his first efforts, although he noted that his protégée was not faithful to the Parnassian ideals of classical elegance, but preferred to depict his own inner feelings. His first book, STANCES ET POÉMES, when he was 26. The collection of sorrowful poems was well received. It contained his best-known poem, 'The Broken Vase'. "Le vase où meurt cette vervaine / D'un coup d'éventail fut fêlé; / Le coup dut l'effleurer à peine, / Aucun bruit ne l'a révélé. " In 1886 Sully-Prudhomme was among the contributors to the anthology LE PARNASSE CONTEMPORAIN, and produced then LES ÉCURIAS D'AUGIAS (1866), CROQUIS ITALENS (1866-68), and LES SOLITUDES (1869).
Sully-Prudhomme wanted to restore the classical standards of elegance in poetry. The Roman poet and philosopher Lucretius (99-55 B.C.) influenced deeply Sully-Prudhomme. He published a verse translation of the first volume of Lucretius's On the Nature of Things (De Rerum Natura), together with the accompanying preface. Lucretius advocated in the didactic poem Epicurean doctrines and stated that "one should guide his life by true principles, man's greatest wealth is to live on little with contended mind; for a little is never lacking." Later Sully-Prudhomme became interested in expressing his philosophical thoughts, sometimes perhaps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through poetry. Sometimes this led to didactic use of images - he explained his symbols instead of letting the reader interpret them.
When the Franco-Prussian War began, Sully-Prudhomme enlisted in the militia and wrote IMPRESSIONS DE LA GUERRE (1870). In the same year his mother, uncle, and aunt died, and the poet had a stroke, which nearly paralyzed his lower body, a a condition with which he would struggle for the rest of his life. During that decade appeared also LES VAINES TENDRESSESS (1875) and LA JUSTICE (1878). 'Le Zénith', published in the Revue des deux mondes, dealt with the fatal ascent of three balloonists. In 1881 he was elected to the French Academy.
"No self-appointed messiah like Victor Hugo but no nihilist like Leconte de Lisle, he lifted poetry from some of the gloom into which positivistic pessimism had plunged it for a generation and taught his belief that the road to happiness lies through pain, self-sacrifice, and brotherly love." (Jean-Albert Béde in Columbia Dictionary of Modern European Literature, 1980)
Among Sully-Prudhomme's later works are 4 000 line epic LE BONHEUR (1888), a Faustian search for love and knowledge, and an ambitious attempt to create the so-called scientific-philosophic poem. For the rest of his career he devoted to the philosophy of poetry. In LE TESTAMENTE POÉTIQUE (1900) the poet registered his objections both to free verse and the work of the symbolists. LA VRAIERELIGION SELON PASCAL (1905), was about Blaise Pascal's Christian views, and in LA PSYCHOLOGIE DE LIBRE ARBITRE (1906) he concluded that the concept of free will is objectively grounded in nature and must therefore be true. During the last years of his life Sully-Prudhomme was seriously disabled by paralysis. He died at his villa in Châtenay-Malabry, near Paris, on September 7, 1907. The money from his Nobel award he donated to the French writers' association to help aspiring poets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their first book.
For further reading: Studies in Literature by E. Dowden (1892); Entretiens avec Sully-Prudhomme by E. Champion (1900); La Philosophie de M. Sully-Prudhomme by C. Hémon (1907); Sully-Prudhomme by E. Zyromsky (1907); Parisian Portraits by F. Grierson (1913); On Life and Letters by A. France (1922); Punch and Judy and Other Essays by M. Baring (1924); Sully Prudhomme, poète sentimental et poète philosophe by Edmond Estève (1925); Sully Prudhomme et sa pensée by Pierre Flottes (1930); Nobel Prize Winners, ed. by T. Wasson (1987) - Poets associated with the Parnassians: Leconte de Lisle, Théodore de Banville, François Coppée, Sully Prudhomme, and Paul Verlaine. - Suomeksi kirjailijalta on käännetty runoja mm. teokseen Ranskan kirjallisuuden kultainen kirja, toim. Anna-Maria Tallgren, 1934. Otto Manninen on suomentanut runon 'Särkynyt maljakko'. -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Sully-Prudhomme
Selected works:
STANCES ET POÉMES, 1865 - contains his best poem LE VASE BRISÉ - The Broken Vase
LES ÉPREUVES, 1866 -Trials
LES ÉCURIES D'AUGIAS, 1866
CROQUIS ITALIENS, 1866-68
LES SOLITUDES, 1869 - Solitude
IMPRESSIONS DE LA GUERRE, 1870
LES VAINES TENDRESSES, 1875
LA JUSTICE, 1878 - Justice
The Problems of Good, Freedom and Immortality, 1891
LE BONHEUR, 1888 - Happiness
LE TESTAMENT POÉTIQUE, 1900
LA VRAIE RELIGION SELON PASCAL, 1905
PSYCHOLOGIE DU LIBRE ARBITAIRE, 1906
ÈPAVES, 1908
Œuvres, 1888-1908 (8 vols.)
JOURNAL INTIME, 19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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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9-9-10 2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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