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的昆德拉

独舞者 · 发表于 2006-10-20 10:08

李凤亮/南方周末

         “书籍自有自己的命运”，这是昆德拉自嘲作品被读者曲解时常说的话。对于这样一位有着世界影响的大作家而言，误读自不可免。世界文坛对昆德拉的误读，大致分为捷克的、西方的、第三世界的（当然包括中国）三种情形：在捷克人眼中，昆德拉是“叛徒”；西方人却把他视为“斗士”；而中国人似乎更愿意把他当成反思民族遭际的有效话语资源与参照物。这一思想动机决定了中国知识界20年来读解与鉴取昆德拉的基本立场：认同昆德拉的反思勇气，赞肯他“跳出圈子看清事”的超然批判态度。反面的声音也不缺乏：在世纪之交关于昆德拉与哈韦尔“谁更有勇气”的争论中，昆德拉就被指责为懦夫、逃避者、奉行狡猾的犬儒主义。

         是谁误读了昆德拉？昆德拉被中国读书界的接受，先是经历了一场意识形态的规范（表现为早期译本的无情删改），再就是接连不断的商业动机的哄抬（表现为盗版盗印之作的层出不穷）；而贯穿始终的，是思想文化界在“意图谬误”导引下的恶意追捧与盲目认同。所缺少的，恰恰是对“昆德拉现象”的语境还原与学理反思。

         事实上，昆哈之争中，中国思想界一开始就被置入二元对立的误区中，失去了冷静思辨的基本态度。这或许与思想文化界的沉闷有关，发生在世纪末的“昆哈之争”由此也多少带有了“结账”的意味。在我看来，虽然这是一场涉及文化变动中知识分子承担与选择、身份与使命、乐观与悲观等的隐喻性讨论，但其结论不应局限于这重重对立的二元，而应由这种价值伦理的争执爬升至对知识分子与时代命运互动关系这一普遍性话题的思考上。因此，令人怀疑的不是昆德拉式的“躲避”和哈韦尔式的“战斗”孰轻孰重，谁更有价值和意义（二者其实都是抗争，只是诗人与战士抗争形式的不同罢了），而是解读昆德拉时那种一元化的专制精神。这种精神相信世界的纯洁性，把臆想中的价值真理当成衡量一切的尺杆，而这恰恰是昆德拉和哈韦尔共同反感的。

         躲避崇高成为一些人认同昆德拉的理由，同时也成为另一些人责难昆德拉的罪状。但经验告诉我们，选择躲避，有时往往以对生活的彻悟显示着另一种崇高——这种崇高缘自心灵，与道德和真理无关。生存的残酷性，使人们不敢再奢望理想与诗意。“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或许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出的。生活现实中的战士与诗人，其区别往往并不是谁坚持正义，谁敢承担历史的重负，而恰恰在于二者在视物趋向上的分野：战士喜欢以乐观的态度看待历史进程，这给了他们去追求和承担的永恒动力；而诗人，却把历史当成一系列悲剧性事件的组合，在彻悟了生存之悲而无法改变之时，他们宁愿选择喜剧性的自嘲与冷笑。这种自嘲与冷笑，未必不能看作是一种无声的抗争，且其力度并不亚于英雄主义的高声呐喊。

         回到自身，我们会发现：人们对张承志式的崇高的赞肯，对王朔王小波式“躲避崇高”的反感，与某种道德伪善主义不无关系。或许是时代缺乏了理想和激情，90年代以来的一些思想者，总是以某种极其凛然的正义面目，赢得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大有“世人皆醉我独醒”之感觉。其实，“醒”“醉”之间，何曾横亘鸿沟！不论醉与醒，只要在抗争。有人从昆德拉小说中读出他思想的消极，读出存在的虚无。这似乎是被作者的烟幕遮蔽了双目：倘若昆德拉真的如此虚无，何以还要写出那么多小说呢？美籍华裔学者李欧梵说得好：抗议文学不能只有哭，还要有笑！游戏于自嘲与反讽之间，昆德拉难怪要背上“犬儒”的骂名。

         有时候想，一些人看不惯昆德拉主要不是他们的道德感，而是他们对于正义和真理的终极认识与旁人不太相同。他们自认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人的理性力量与价值观念能够强制性地取得最终决定性的胜利——哪怕这种胜利以身躯的焚毁为代价。这一想法的悖谬之处，正在于他们以恒定不变的眼光正视变动不定的现实，从而最终导致了价值与事实之间的错位。因此，当他们挥舞着真理与正义的大旗高声疾呼时，人们看到的，恐怕不再是英雄式的悲壮，而是一种堂吉诃德式的滑稽。

         问题由此引发：在一个充满强力的时代，个人有没有软弱的权利？这同样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答案不是惟一的，而我想说的只是：允许软弱，但它不应成为抵抗抗争的藉口，更不能成为知识界面对苦难时惟一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