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与行之难处——《游褒禅山记》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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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游褒禅山记》中，王安石借华山之游，阐发了做事，和为学之理。他说，做事须“志”、“力”、“物”三者齐备；为学者须深思慎取，不能以讹传讹。理深矣！介甫公一生志向高矣，因此与力挽狂澜，救大宋百年之积弊；熙宁变法，蓄之有年，一旦得行，便有如疾风骤雨，雷厉风行，不容丝毫反对之声，力可谓足矣。然观介甫公所用之外物借力，一为神宗，君威难测，难保朝令夕改，虽全力支持，也难免后顾之忧；公所用之人，吕惠卿、章谆、蔡京等小人。而欧、韩、富、苏、司马等人，或为公之前辈上司，或为公之同辈好友，一有异议，公皆不理，无论好言恶言，善言谏言，一概斥之，我行我素，可谓不会借外物之力甚矣。
反观公之为学，史有所垢。如苏轼《调谑编》所载：“东坡闻荆公字说新成，戏曰：以竹鞭马为笃，不知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公又问曰：鸠字从九从鸟，亦有证据乎？坡云：诗曰，维鸠在桑，其子七兮；和爷和娘，恰似九个。公欣然而听，久之始悟其谑也。”公谓人勿穿凿附会，以讹传讹，己身之学，却也难免。荆公穿凿之名，甚矣。
以文观之，华山之文说理至深，发人醒悟。然其作者荆公事到临头也未能免也，知与行之难处可知矣，我辈后学当深思慎取之。

辽宁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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