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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不同版本
现实中的童话，童话中的现实
——《卡尔维诺文集》序
在二次大战后的意大利文学史上，伊塔洛·卡尔维诺（Ｉｔａｌｏ Ｃａｌｖｉｎｏ， １９２３—１９８５）无疑是一个富于魅力的名字，是一种雄奇浩大、独具风姿的文学现象。
卡尔维诺一生笔耕几近四十载，在创作（著有中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童话集、文艺评论等二十二部）和编辑（历任权威的文学杂志《梅那波》、《工艺》主编和多家出版社的文学顾问）两个领域，都取得了令闻广誉的成就。他对文学始终不渝地怀着一腔苦恋似的情愫，把他对人生和现实的执著信念，饱含痛楚的哲理思索，倾注于文学。他的每一部作品风格迥异，但无不闪耀着对艺术异常严肃而又无比大胆的探求精神的奇妙之光。
这，使得卡尔维诺在战后思潮迭起、流派纷呈的文坛上，始终卓然而立。
一、 独辟蹊径，叩开文学殿堂的大门
卡尔维诺在文坛的头一次亮相，是在战后初期意大利社会动荡不安的一九四七年，推出他的处女作《通向蜘蛛巢的小路》。
当时，卡尔维诺年方二十四岁，但历史的车轮已经在这名青年的人生旅程上辗出了深深的辙印。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五日，卡尔维诺出生在古巴哈瓦那附近的一个小镇。父亲是园艺师，母亲是植物学家。两岁时，他随父母亲迁回意大利，生活在美丽的海滨小城圣莱莫。他自幼在科学氛围浓郁和充满对大自然的爱的环境中成长，后来考上了都灵大学农学系。然而，他却偏偏爱上了文学。
德国纳粹的入侵打破了他一心当文学家的梦想。他投笔从戎，和弟弟一起加入了“加里波第纵队”，投入反法西斯武装斗争。抵抗运动迎来胜利的时候，他告别了战场，重返高等学府，直接入都灵大学文学系攻读，去寻觅与实现他失落的梦想。他筞筞终日，有志竟成。在两年的时间里，他不仅提前修完了文学系的全部课程，完成了一篇论康拉德的出色的毕业论文，而且献出了他的《通向蜘蛛巢的小路》，一鸣惊人，叩开了文学殿堂的大门，从此跻身于意大利优秀小说家的行列。
“我的创作是从写战争和人民的生活起步的。”卡尔维诺这么说。《通向蜘蛛巢的小路》就是一部描写作家亲身经历的抵抗运动的小说。然而，这部小说跟当时盛行的同一题材的新现实主义小说比较，却大相径庭。读者如果希冀看到轰轰烈烈的斗争场面、英雄人物的形象，可能会感到失望。因此一些批评家把它视为新现实主义小说，是很勉强的。意大利学者古利埃米诺就指出：“乍一看来，卡尔维诺的处女作无论就题材（游击队的斗争）而言，还是就发表的时间而言，都理应属于新现实主义小说的范畴；而实际情形恰恰相反，把《通向蜘蛛巢的小路》列为新现实主义小说，是非常不适宜的。”（古利埃米诺编《二十世纪文学导论》，米兰，普林奇帕托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第３１８页。）
人们熟悉的反映抵抗运动的小说，大抵都是叙述从事反法西斯斗争的英雄人物的业绩。但卡尔维诺笔下的游击队，是一支由流浪汉、兵痞、小偷、投机倒把贩子为基本成员的队伍。他们思想觉悟不高、纪律松懈，酗酒、调情时有发生。名叫皮恩的小说主人公，原先是一个在邪恶中生活，被邪恶腐蚀并因而早熟的少年。他的姐姐是向德寇卖笑的妓女，皮恩干的就是给姐姐拉皮条的营生。当一名德国水兵跟他的姐姐寻欢作乐的时候，他乘机窃得水兵的手枪，如获至宝，把它藏匿在一个蜘蛛筑巢的地方，投奔了游击队。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皮恩和游击队里的大多数同伴属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流氓无产者；从生物学的角度看，大凡人的各种动物性的原始本能，在他们的身上统统得到表现；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卡尔维诺就是通过生活在这样的群体里的被邪恶腐蚀的少年皮恩的感受、困惑和成熟，来写抵抗运动的。
《通向蜘蛛巢的小路》熔铸了卡尔维诺独特的历史观和审美观。
皮恩和游击队员们身上不乏种种放浪形骸的恶习，但他们毕竟不是堕落的一群。他们以各自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方式，参加了游击队。抵抗运动的风暴使他们身不由己地卷进了历史的进程。他们在这场斗争中经受着血与火的考验和锤炼。他们就像但丁《神曲》“炼狱篇”中描写的那些犯有各种罪过、但可以得到宽恕的灵魂，正在接受“炼狱之火”的洗礼，荡涤邪恶，认识自我，艰难地，却又一步一步地走向善良，走向光明。他们不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也没有做出什么轰轰烈烈的行动。然而，历史，既是由一些惊天动地的、伟大的英雄行为所构成，也是由一些平平淡淡的、渺小的行为所构成。皮恩和他的同伴们正接受着抵抗运动的洗礼，也许明天就会牺牲，但他们在牺牲之前所做的一切，他们的死亡本身，都属于历史，都将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并将对明天的历史发生影响。
历史，对于皮恩来说，不是遥远的、神圣的、高不可攀的理想；历史，对于他是具体的、亲切的。历史还跟他那支从德国鬼子那里偷来的手枪联系在一起。手枪于他是向德国侵略者报复的武器，是弱者向强者抗争的手段。历史也跟他深深热爱的美丽的大自然，跟那个宁静的、浪漫的、神秘的蛛巢世界联系在一起。因此，这条“通向蜘蛛巢的小路”，具有深邃的象征意蕴，它是皮恩向命运挑战，通向生命的希望与理想的道路的标志，是他逐渐成熟，走上了通向历史的未来的道路，走上了获得人性的道路的标志。
小说问世十五年后，卡尔维诺仿佛为了对某些评论家的非议进行答辩，在该书一九六四年版的序言中写道：他没有着意去写抵抗运动的优秀代表，回避表现英雄主义、献身精神，因为他需要在两条战线上作战，既反对对抵抗运动的诋毁，又反对把抵抗运动神圣化（《〈通向蜘蛛巢的小路〉序》，埃依纳乌迪出版社，一九七四年版，第１３页。）。在他看来，塑造抵抗运动英雄形象的小说，已经为数不少，例如尽人皆知的《安妮丝之死》等等。倒是还没有成为英雄人物，而正在作出努力的那些人，不应当被忽略，值得我们去描写。为了论证自己的看法，卡尔维诺还提到，早在二三十年代，某些苏联作家在写战争或革命题材的小说中，就已显露了类似的特点。卡达耶夫在《雾海孤帆》中，依照生活中实实在在的样子，如实地而不是拔高地，去展示一九五年革命时期的工人斗争。巴别尔在《骑兵队》中，则借助精细的心理分析，客观地揭示了斗争双方的残忍。
显然，卡尔维诺有意识地突破了一般写抵抗运动小说的题材套路，而另辟蹊径，着力去写非英雄人物。他力图避免和克服某些反映抵抗运动的作品所遵循的一维次序和线型因果，它们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常常有简单化、单纯化的毛病。这些非英雄人物，用卡尔维诺的话来说，不同于使徒行传式的正面人物。他们不好亦不坏；在他们身上，既有着善良，又有着邪恶，两者紧密交织在一起。但他们在历史的进程中逐步地认识了自我，不断地寻找着被扭曲的人性。皮恩在狱中认识游击队员“红狼”，和他一起越狱潜逃的经历；政委吉姆对皮恩的启迪，使他混沌的思想意识深层萌发了朦胧的曙光。他们正在作出努力。他们中的一些人明天可能成为英雄人物。因此，描绘出成功的非英雄人物，也就从一个方面写出了抵抗运动的艰巨性、复杂性；描绘出有血有肉的非英雄人物，也同描绘出了可亲可信的英雄人物一样，可以传达出时代的信息，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历史前进的轨迹来。
这样，作家以抵抗运动为背景和契机，令人信服地展示出另一场静悄悄地进行着的大搏斗，抵抗运动的大熔炉锻造着的新灵魂。卡尔维诺以别一种艺术方式，引导读者从人物遭际的体验，进入对个体的命运和人的价值的领悟，从现实的形象的感受，升华为对历史的形而上的思辨，或者说，在历史之光的观照下，对社会现实进行哲理的求索。当代意大利作家、诗人帕维塞称赞《通向蜘蛛巢的小路》是描写抵抗运动的最佳之作，恐怕就是这个缘故。
《通向蜘蛛巢的小路》是写游击队的小说，但作者几乎没有写硝烟弥漫、枪林弹雨的场面；相反，书中却弥漫着一种抒情的、童话式的氛围。小说中发生的一切，都是通过少年的感受来展现的，那些充满惊险性的事件，那些涂抹上童话色彩的日常生活，那条跟童话里的世界相近的通向蜘蛛巢的小路，还有那些几乎都以童话里的人物命名的主人公，简直构建了一个民间故事的世界。少年的名字皮恩（Ｐｉｎ），实际是著名童话小说《木偶奇遇记》的主人公皮诺曹（Ｐｉｎｏｃｃｈｉｏ）名字的简化。政委吉姆跟吉卜林小说《吉姆》的主人公同名。其他人物的名字也充满象征的意蕴，如“红狼”、“长颈鹿”、“左撇子”。不妨再指出一个颇富意味的细节。在《通向蜘蛛巢的小路》中，有一支手枪贯串故事的始终。著名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普罗普在对大量民间故事进行分析研究后提出，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民族的童话中，武器，无不是作为一种力量的象征来予以描绘的（普罗普，《童话的起源》。转引自博努拉，《卡尔维诺》，米兰，穆尔西齐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第４９页。）。皮恩的这支手枪，正是蒙受人性扭曲和精神失落的主人公，不惜冒着风险，去向敌人抗争，向命运搏斗，实现超越自我的信物，是皮恩精神力量的象征。这支手枪不曾发射一粒子弹，而只是被静静地埋在蜘蛛巢中；它晕染上了人物心灵感情的色彩，童话的色彩。
四十年代，尤其是五十年代，卡尔维诺写了许多短篇小说。一九五八年，他把这些作品结集为《短篇小说》出版。全书共四卷。第一卷《艰难的幻想》，收入早期的短篇集《乌鸦最后飞来》（１９４９）和《马科瓦尔多》（１９５２）中的多数作品，计三十二篇；第二卷《艰难的回忆》，收入《马科瓦尔多》中的另外五篇和短篇集《走进战争》（１９５４）中的三篇；第三卷《艰难的爱情》，收入八个短篇；第四卷《艰难的生活》，收入三个大短篇，或者说三部中篇小说：《阿根廷蚂蚁》、《地产投机》和《烟云》。
这些短篇小说反映出卡尔维诺丰富多彩的文学创作的不同侧面，勾画出了他的前期创作的发展与流变。
《乌鸦最后飞来》、《走进战争》这两部集子收的，大体上都是以战争和贫穷为主题的写实小说，作家以平实但又隐含幽默的语言，描写农民同入侵的德国纳粹士兵的抗争和心态（《牲畜林》、《贝维拉河谷的粮荒》）；或者以夸张、俏皮的笔触，表现生活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把几名混入糕点店的窃贼并不那么真实可信的行为与心理，刻画得令人忍俊不禁，但滑稽中让人更多地体味到凄惨与悲凉（《糕点店的盗窃案》）；或者叙述普通人生活中遭遇的误会，现实主义的底色，抹上了浓重的幻觉、奇异的色彩，在传达现代人的心态时，显露了作家日后创作中的艺术特征（《弄错了的车站》）。
在《马科瓦尔多》中，卡尔维诺第一次采用单元组合式的叙事结构。主人公一家人背井离乡，从农村来到大都市打工。他们无法适应大都市的生活，但对城市的季节变化非常敏感。全书按照春夏秋冬四季的顺序，每一个季节讲述他们的一个故事；五年的四季变换，把二十则故事串连了起来，成为一个完整的叙事作品。卡尔维诺借助这种独特的框架结构，透过主人公的视点和感受，来描写流落城市的乡下人辛酸而无奈的遭际，飘散着缕缕苦涩和幽怨。这种单元组合式的结构，成为卡尔维诺日后偏爱的一种小说结构形态。
一九五二年、一九五八年分别首次发表的《阿根廷蚂蚁》和《烟云》，是卡尔维诺中短篇小说中的两部重要作品。
一个失业者的家庭，遭到众多蚂蚁的入侵，居室沦为蚂蚁横行无忌的天下，猖狂的蚂蚁甚至爬进了他们孩子的耳朵。他们原以为迁入新居，会开始他们向往的新生活，改变自己的命运，不料竟让蚂蚁毁灭了他们的梦想。小镇上，家家户户饱受蚂蚁的祸害，不得安宁，但又束手无策。而承担灭蚁重任的政府机构，竟然是蚂蚁的大本营！
在《阿根廷蚂蚁》里，小小的蚂蚁，不啻是当今社会巨大的灾难与痛苦的象征。弱者无力抗争，他们要么逃难，另谋生路，要么苟且偷安，忍辱生存，幸福于他们永远难以企及。小说中寓意性与写实性互相渗透、交错，超现实风格赫然凸现。
《烟云》的主人公在出版环保刊物《净化》的机构工作。这家机构的使命乃是治理环境污染，但他很快明白，这机构只热中于向外界炫耀它弄虚作假的成绩，暗地里却在私利的驱动下，让工厂开足马力生产，从而制造更严重的污染。治理污染，只不过是一场贼喊捉贼的游戏，是当权者愚弄善良的人们的骗局。卡尔维诺饱含忧患意识，透彻地展现了利润主宰一切的现代社会里人的生存状态；在这社会里，小人物们时时受着各种无所不在的、不可捉摸的，但又明确无误的力量（例如烟云）的可怕的压迫。
《短篇小说》四卷，表达了卡尔维诺对现实生活的深切关注，同时也体现了作家对小说艺术形式始终不渝的、另辟蹊径的追求，它意味着，卡尔维诺作品中写实的成分逐渐淡出，一个神奇的艺术世界呼之欲出。
二、童话小说，刻画被异化的现代人的灵魂
卡尔维诺对童话怀有特殊的兴趣，并有着深湛的研究。他殚思竭虑完成了一部皇皇巨著《意大利童话》（１９５６）。他花费近三年的时间，潜心探讨百余年来意大利童话研究的成果，发掘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的意大利口头文学，搜集零散地流布于各个地区的口口相传的方言民间故事，对它们进行整理和筛选，译成意大利语，对一些故事中的疏漏和明显粗略的部分，予以必要的增补，少数故事则予以改写。
不过，卡尔维诺始终力求最大限度地保持这些民间口头故事本身的风貌，保持它们的完整性。因此，阅读这些童话故事，读者犹如聆听民间艺人娓娓动听的叙述，能够真切地体味这些童话鲜活灵动、清新扑鼻的语言风格，朴实无华、奇异别致的审美情趣，领略不同地区千姿百态的风土人情。于是，卡尔维诺的《意大利童话》成为再现意大利“民族记忆”的深厚积淀的不可多得的作品。
卡尔维诺在编纂《意大利童话》时，自许为“意大利的格林”。但对比《格林童话》和《意大利童话》之后，不难认定，卡尔维诺更接近民间文学的本真面貌，《意大利童话》具有更高的文化欣赏价值、艺术价值和学术资料价值，它是矗立在世界民间文学史上的一座奇妙的高峰。
卡尔维诺钟爱童话这一艺术形式，熟稔童话的特征、手法，自然也偏爱在小说中运用童话的手法来写现实的人和事。这一倾向在《通向蜘蛛巢的小路》中初显端倪，而“我们的祖先”三部曲，则是这一倾向占主导地位的标志。
“我们的祖先”三部曲，由《分成两半的子爵》（１９５２）、《树上的男爵》（１９５７）、《不存在的骑士》（１９５９）三部小说组成。
三部曲没有一个共同的人物或共同的情节脉络来把它们连缀；但共同的思想内涵，共同的艺术探索，把它们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即这三部小说都采用童话的手法，来表现当代社会里的人被摧残，苦苦追求自身的完整性的遭际。
小说描叙的故事都发生在远离我们的岁月。
十七世纪末，奥地利皇帝统率基督教大军讨伐土耳其异教军。风华正茂的梅达尔多子爵参军来到前线。不幸，他在第一次战斗中，便被敌方的炮火击中，一颗炮弹不偏不倚，正好把他从头到脚炸裂成整整齐齐的两半。子爵从此分裂成了两个半片的人。右边的半片，是邪恶的子爵；左边的半片，是善良的子爵。邪恶的子爵返回故乡，以疯狂的残忍，干着种种伤天害理的事情。无巧不成书，善良的子爵随后也重返家园，他的行为同邪恶的子爵截然对立。他处处行善积德，救济贫困，为村民排忧解难。说来有趣，两个半片的子爵同时爱上了一位美丽的牧羊姑娘帕梅拉。于是，一场决斗不可避免了。他们在格斗中互相劈开了对方原先的伤口，顿时，鲜血喷涌。抢救的医生把他们缝合。这样，善良的子爵与邪恶的子爵的血肉又粘连成一体，当子爵从昏迷中醒来时，他已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乍一看来，卡尔维诺在《分成两半的子爵》中触及善与恶的对立这个文学创作中古老而又古老的命题。但是卡尔维诺摒弃了俗见的颂扬美德、谴责邪恶的程式。邪恶的子爵做出种种反常的、疯狂的行动，但是，卡尔维诺并不把它们视为纯粹的恶的表现，而予以谴责。他的旨趣在于，借助这些看似失去理性的恶行败德，来表现人的自我遭到肢解、分裂，丧失完整性以后的愤怒的挣扎，绝望的反抗，表现现代人生命异化时惨烈的痛楚。同样，善良的子爵行使种种义举，卡尔维诺也没有把它们视为纯粹的善的表现，而予以讴歌。卡尔维诺的用心在于写出善与恶在现代人身上的并存、对立与冲突，写出现代人的人性的破碎。
卡尔维诺用梅达尔多子爵自我分裂的手法，即用善良的子爵和邪恶的子爵这两个人物的两种视角，来分别审视和表现人物的自我。这种自我的分裂、自我完整性的复归的构思与手法，诡奇独特，富于非凡的想像力，把使得现代人遭到分裂、肢解、自我残缺、不完整、与己为敌的本质特征，使得现代人被异化、被压抑的主体困境，以极其深刻的真实性与形象性凸现出来，跃然纸上。这种人物自我分裂与自我合成的手法，也提供了审视生活的多种视角。在现代人身上，古老的和谐性与完整性已荡然无存；作为人的不完整性的映照，现代社会也是丧失和谐性的，不完整的。现代人，现代社会，都渴求新的完整。
卡尔维诺并不止于以奇特的笔法对现代人的异化状态进行刻画。他有着更深一层的旨趣。人一旦被异化，被分裂，沦落于非人的困境，他立时比自我完整时更能确切而深刻地理解周围的现实的真实面貌，理解他作为正常人时完全忽略或无法理解的事物。这同意大利戏剧大师皮兰德娄的名剧《亨利第四》有异曲同工之妙。理智的亨利第四，是失去自由的，被征服的；疯狂的亨利第四，却赢得了自由和胜利。而对于梅达尔多子爵来说，那颗土耳其人发射的炮弹，不仅把他的肉体劈成了两半，使他丧失了自我的一半，而且更意味着打碎了原先套在他身上那愚蠢的、完整的观念桎梏，使他得以摆脱了把一切都看得像空气一样简单、自然、单纯的思维定势。肉体上自我分裂的代价，是换得了一种新的思维，一种新的眼光，一种新的价值观念。
“倘若你将变成只有你自己的一半，孩子，我祝福你将如此，你便会理解用完整的头脑的一般悟性所不能理解的东西，诚然，你失去自我与世界的一半，但留下的这一半将千百倍地深刻和宝贵。”邪恶的子爵对他的侄子这么说。
无独有偶，善良的子爵也对心爱的姑娘帕梅拉说道：
“如今，我怀有以前完整时从来不曾有过的仁爱之心，对人世间的一切残缺与不足都深感同情。”
善的子爵与恶的子爵这一共同的发自肺腑的自白，道明了潜隐在小说深层的思想底蕴。
恶的子爵处处为非作歹，进行破坏，不啻是个野兽。善的子爵扶危济困，其使命是实施“疗救”，真不愧为天使。“野兽”与“天使”，破坏与疗救，自然水火不容。而实际上，他们殊途同归，因为他们都在分析、思考、探究。他们由一分为二而对立，而决斗，而最终合二为一，看似荒唐，其实是合乎逻辑的必然。他们的合成，便是理想的现代人。小说的尾声，子爵的侄子有这样一番话：
“我的叔叔梅达尔多就这样恢复成了一个完整的人，既不坏，也不好，好坏兼备，看来跟不曾分成两半时毫无区别。不过他具有了而今重新合成在一起的两个半身的经历，更加明智了。他安度幸福的生活，儿女满堂，治理公正。我们的生活也变好了。子爵重归完整，我们可望有个奇迹般的幸福时代。”
子爵的畸形、分裂，是一场痛楚的劫难，但又是一次炼狱之火的洗礼。子爵趋向完善了。他成为更加健康、更加明智的人。社会也享得幸福、公正。这是希望，是信念，虽然不免朦胧，并难脱虚假之嫌，但毕竟是对人类和世界的美好未来的乐观而执著的追求。
《树上的男爵》的故事背景是十八世纪启蒙主义时代的欧洲。
十二岁的科西莫进餐时跟父亲发生争执，拒绝吃一道蜗牛菜，一气之下离家出走，爬上了树。从此，他在树上定居，营造了一个耸立于树枝的颇为舒适的住所。在那里，他可以洗澡、打猎，甚至谈情说爱；在那里，他潜心读书，结交朋友，甚至参与时政。法国大革命的风暴席卷欧洲大陆。继承了男爵爵位的科西莫，热情宣传启蒙思想，还领导乡民发动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政权，制定宪法。但封建复辟的逆流，粉碎了他的一切努力。一只英国热气球飘然而至，衰老颓唐的科西莫男爵攀登了上去，像鸟儿一样飞走了。一阵狂风骤起，树木纷纷倾倒，乡村黯然失色。
科西莫愤然上树，表面上看是由于跟父亲的争吵，其实包孕着更深刻的动因。十八世纪的欧洲，启蒙主义新思潮汹涌澎湃，势不可挡，猛烈冲击着旧社会、旧观念。科西莫受着贵族家族的束缚，受着严酷、腐败社会的压抑。在那个世界里，他是无可奈何、无能为力的。他只能选择一个超脱世俗的污浊与纷争的角落，作为对这个社会的不满、厌恶和反叛。所以，科西莫上树，是在现实世界里被异化的结果。愈到后来，他当初上树的理由就愈显得微不足道。
科西莫在树上过着传奇般的生活，仿佛是一个古老的童话里的主人公。科西莫又很像一个具有特异功能的人，他能够像松鼠一样灵活、自由地在树上生活、行动。然而，科西莫绝不是逃遁于世外桃源的隐士。他始终是一个社会的人、现实的人。不妨回忆一下书中这样一段描写。科西莫在树上待久了，名声渐渐传遍欧洲。一天，他的弟弟应邀出席法国大哲学家伏尔泰的宴会。哲人问道：您的哥哥居留于树上，是否为了更加接近天空？科西莫的弟弟答曰：“我的哥哥认为，谁若想清楚地察看人世，就得要保持必要的距离。”不难想见，科西莫的上树绝不意味着脱离人类社会。他只是在树上选择了一个绝佳的高视点，居高临下，冷眼审视周围复杂的现实社会及其政治、道德的关系，俯视人生。
同时，科西莫又身不由己地参与现实的斗争，时时同自然较量。小说第六章有一节科西莫同野猫的搏斗，他被迫杀死野猫的描写。这一情节是意味深长的，它表明，人必须用强力反抗现实与自然，排除种种艰难危险，才能理解人是什么。科西莫在现实生活中丧失了立足点，只是在回归大自然中，在大自然的种种历险中，才找到了一席安身立命之地。那树下的人世间，远没有树上的世界真实、可信；那树下的芸芸众生，身受压抑、不完整之苦，远没有树上的人自由、快活。科西莫在树上终于实现了人的生存和完整人格，寻找到了自我和自由意志，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但一阵狂风，一只热气球，终于把科西莫带走了，把生机盎然的自然摧毁了。理想、希望……一切都随风消失了。
卡尔维诺的童话破灭了。人争取生存，争取完整的自我，争取自由的人格的目标，仍然有待实现。
那树上的世界，是现实社会里的童话；而树下的世界，则是童话里的现实社会。童话与现实在这里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小说超脱了现实，超脱了时代，但它在更高的层次上把握了现实，把握了时代。
比起梅达尔多子爵、科西莫男爵，《不存在的骑士》里的主人公阿季卢尔福，距离我们的时代最远，但又是最彻底地被异化了。梅达尔多子爵失去了自我的一半，又重归完整。科西莫男爵逃奔到树上，一度找到了立足点。而骑士阿季卢尔福则完全失去了自我的躯体，失去了自我的身分。
阿季卢尔福是在查理大帝麾下效力的骑士。他凭借坚强的意志和过人的英勇，对神圣事业的忠诚，指挥一支帝国军队，南征北战，屡建战功，不愧为全体军官中的佼佼者。然而，他没有血肉，没有面容，没有爱情。他终究只是个“不存在的骑士”。他仅凭意志和信心存在。惟有他穿戴的一副雪白锃亮、威武雄壮，然而空空洞洞、紧紧闭锁的铠甲，代表着他的身分，其实只是他的自我的“影子”。
《不存在的骑士》的故事充溢着传奇的情调，使人不由联想起文艺复兴时期大诗人阿里奥斯托的传奇叙事长诗《疯狂的奥尔兰多》。卡尔维诺本人就曾写过：他曾毫不倦怠地反复研究阿里奥斯托的作品，在意大利诸诗人中，阿里奥斯托是他最感亲切的、最富于魅力的一位（卡尔维诺，《意大利长篇小说的三种倾向》。载《坐标》，埃依纳乌迪出版社，一九八年版，第５６至５７页。）。《不存在的骑士》明显地继承了《疯狂的奥尔兰多》的传统。这表现于作家对作品的传奇性的浓厚兴趣，表现于对曲折、惊险的故事的精心编织，表现于情节套路的近似；都是写基督教大军对回教徒的征战，骑士的惊险遭遇，男女青年的爱情，大自然的瑰丽。而在结构上，两部作品都是采用围绕一条情节主线，平行展开多条线索的框架式样。《不存在的骑士》对《疯狂的奥尔兰多》传统的继承，还表现于作家借古喻今，以古代的传奇表达现代人的意识、情感的用心。阿里奥斯托采用骑士传奇的体裁，是为着批判中世纪宗教偏见和禁欲主义，赞美现世生活，讴歌爱情和英勇行为，表达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的理想。卡尔维诺则是借古代骑士故事的传奇性，来表达失落自我的现代人对生存的争取，对人格的追求，对泯灭的理想的憧憬。
阿季卢尔福丧失了人的特征，但他时时处处竭尽全力维护自己的人格和尊严。他不具备进餐所必需的嘴巴、喉管、胃囊，却要郑重其事地赴宴，风度十足地做出用餐的样子，因为他不甘心让自己沦落为纯粹的影子。他没有能力去爱异性，却巧妙地跟一名贵妇人一起度过整整一夜，而没有暴露自己的性无能，因为他希冀众人把他看作一个有名有实的人。尽管如此，他依旧只是虚无、影子。他不得不离开帝国的军队，策马飞奔，去寻找被他拯救过的索福罗妮娅公主，希望她作为自己骑士身分的证人，证实他的自我存在。历尽艰辛，他找到了索福罗妮娅公主。当他陪同查理大帝来接公主时，不料她已跟骑士托里斯蒙多结合。阿季卢尔福寻找自我的努力最终失败了。他留下了代表自己的一副铠甲，愤然出走，消失得无影无踪。
阿季卢尔福很像是一个“机器人”的象征。他出色地、同时又绝对机械地完成皇帝下达的一切指令，模范地、同时又是绝对机械地严守纪律。那副银光锃亮的铠甲，原本是他作战的武器，护身的工具，但他实际上完全等同于他的武器，沦落为它的工具。作为一个“人”，一个自然的人，阿季卢尔福从来不曾存在过，他的消失是不可避免的。
围绕阿季卢尔福追求自我的历险这根主线，书中又平行展开几条情节线索。骑士朗巴尔多跟女骑士布拉达曼泰的爱情与历险，骑士托里斯蒙多跟索福罗妮娅公主的爱情与纠葛。这些人物的经历、性格、志向各各不同，但他们也无一不在孜孜不倦地追求。
骑士阿季卢尔福消失了，再也“不存在”了。一群朝气勃勃的青年骑士，继续追寻着。他们中有的人实现了自己的目标，有的人正在不懈地向着既定的目标奋进。小说的这一结尾，意味深长，余韵袅袅。
《分成两半的子爵》、《树上的男爵》、《不存在的骑士》的故事全发生在遥远的年代。但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分明看到，卡尔维诺笔下的人物其实只是穿戴上了古代服饰的现代人，他们的全部情感、意识、行为，无不烙着现代的印痕。意大利著名批评家潘帕隆尼说得好：“我们的祖先”“是现代人的三部曲”（古利埃米诺编《二十世纪文学导论》，第３１９页。）。
作家让子爵、男爵和骑士三个人物，从三种角度分别表现现代人，暴露现代人；而从三个不同角度投射来的三束光，全聚集在现代人的异化这一焦点上。子爵被分裂，男爵被迫逃遁于大自然，骑士沦落为生活的幻影，他们代表了异化的三种特性，三种形态；而汇集这三部小说的“我们的祖先”三部曲，正好勾画了现代人异化的总体形态，总体特征。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子爵渴望完整人性的复归，男爵建构区别于人世社会的理想境界，男女骑士们孜孜不倦地追求人的价值，他们又集中体现了现代人的自主意识和求索精神。
三部曲的主人公的命运是各不相同的。梅达尔多子爵实现人性的完整性的复归，迎来了幸福的生活；科西莫男爵乘热气球飘然而去；骑士阿季卢尔福丢下一副盔甲，销声匿迹，骑士的同伴们执著地奋进。这些人物的不同遭际，互相映衬，形成某种反差。这是合乎情理的。一方面，人遭到摧残，失去人性，一方面又竭尽全力争取完整的人性；一方面，人失去在生活中的立足点，失去存在的可能，一方面，又毫不懈怠地追求，寻觅新的生活环境与生活方式。这两方面相辅相成，不正构成现实生活的本质倾向吗？不正勾画出人同异化的社会、同横逆命运斗争的艰难性、复杂性吗？这里没有阴暗的悲观，也没有虚假的高调，没有过度的失望，也没有盲目的希望。卡尔维诺只是倾力在为同时代人塑造一种新的、理想的人格特征。
“我们的祖先”三部曲，都放弃了写实的手法。同《通向蜘蛛巢的小路》比较，卡尔维诺转换了视点，从一个超现实的角度，逼临现实之上，来审视现实，但又保持距离，游移于现实的真实形态之外。卡尔维诺认为，童话是实现这种艺术构想的最好的形式。童话既是任凭想像插上翅膀，纵横驰骋，尽情渲染一种幻境，又是生活真实的艺术再现；童话既富于寓意，又富于诗意；哲理和美，在童话中才获得奇妙的融合（卡尔维诺，《〈意大利童话〉序》，埃依纳乌迪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如果说，另一位意大利小说大师莫拉维亚偏爱写梦幻，在梦幻中，或者说在现实与梦幻的交织中，把隐藏在潜意识深层的现代人的异化心理、异化意识原形毕露地展现出来；那么，卡尔维诺的童话，同莫拉维亚的梦幻，可谓异曲同工，各擅其时。卡尔维诺采用童话体这种艺术形态，使抽象的思想意识、哲理的思辨，获得最形象、灵动的阐发，巧妙地把现实世界化入幻想世界，把被肢解、被异化的现代人的灵魂的挣扎与追求这样很难装进写实的故事里去的东西，给予鲜活多姿、淋漓尽致的描绘。一个用传统的写实手法很难表现的思想底蕴，在童话与现实的交织中显得游刃有余。人生主题在写意风格中得到升华，虚拟性更充分地体现出思想的普遍性。因此，三部曲尽管放弃了写实的手法，尽管涂抹上幻想、传奇的色彩，但时代的剪影仍然构成画面的底色。不妨说，“我们的祖先”三部曲，既具有现实的童话意义，又具有童话的现实意义。
卡尔维诺在三部曲中出色地运用了变形的艺术手段。他描写了各种各样的变形。他笔下的主要人物，被炮弹劈成两半的梅达尔多子爵，像松鼠一样栖身树枝的科西莫男爵，蜕变为护身的盔甲的阿季卢尔福骑士，都是变形的艺术形象。作家对人物做艺术上的变形，不是随心所欲，任意所为，其目的也不在于对人物做客观的描写，而是在掌握人物的质的规定性的前提下进行的，变形始终紧紧扣住陷入异化困境的现代人自身固有的精神特征。各式各样人物的变形，只是一种符号，是变态的灵魂的外化。人物形象的变幻中折射出社会的世态人情。因此，变形成为作家透过怪诞的物境来刻画人的心境，表现主体对现实的一种独特的审美感受的手段，作家通过变形的人物来暗示小说的象征意蕴。
有些评论家把“我们的祖先”称作哲理小说。这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完全确切。卡尔维诺把童话作为小说故事的载体，以对紊乱的现实进行严肃、深沉的哲理思考。深邃的哲理性，是小说的内核。童话与哲理的融合，形成三部曲的重要特色。但卡尔维诺的小说又毫无一般哲理小说那种充斥篇幅的理性的分析，毫无滞重、说教的气息。这或许是因为如作家本人所说的：“我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哲学家，因为我没有非常明确的哲学思想体系需要表达。”但更重要的，恐怕是作者在充满活力的想像、幻想的有趣故事中，提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严肃的主题，建立了对当今资本主义生活的现代哲理思考意识。
三、诡奇的艺术形象，对迷乱的现实的哲理思考
《通向蜘蛛巢的小路》和“我们的祖先”三部曲，给卡尔维诺带来了世界声誉。然而，卡尔维诺是一位不甘于墨守成规的作家。他从不重复自己。他的每一部作品，都绝不重复前一部成功的作品，而是一次新的艺术探索。
一九六五年面世的《宇宙奇趣》，开了卡尔维诺创作的生面。在此前的三部曲中，卡尔维诺借助渊博的人文学识，走向“我们的祖先”，一直追溯到遥远的查理大帝时代；在《宇宙奇趣》中，他凭藉宇宙学、天文学和微生物学的知识，走向宇宙，一直追溯到银河系和星空起源的时代。作家在这里把科学幻想糅进了叙事，把科幻跟童话融为一体。
《宇宙奇趣》的构思新颖，涉想奇僻。它由十二则故事组成。每则故事的开头都援引一段有关宇宙学的论著。一个名叫Ｑｆｗｆｑ的生物，贯串这十二则故事。他充满神秘的色彩，他的名字谁也无法拼读出来，不过反正倒着读和顺着读都是一个样。他犹如童话里奇妙的精灵，不断变化着，最先出现的时候是人，随后变为鱼、爬虫（恐龙），最后变成软体动物。
Ｑｆｗｆｑ跨过遥远的时间和空间，向我们走来。他向我们叙述了许多古怪、有趣的故事。譬如说在最古老的年代，月亮离地球很近，地球上的人驾船来到海上，只消架起一张梯子，就可以登上月亮，然后翻一个筋斗，又可以跳回到地球。又如，已经进化了的Ｑｆｗｆｑ，带着女友去见仍然是一条鱼的舅舅；不料，女友喜欢上了水中的生活，竟抛开Ｑｆｗｆｑ，下到水里，和他舅舅一起生活去了。
Ｑｆｗｆｑ是宇宙中最早出现的生物之一，他是目睹了地球的形成、月亮同地球分离的第一人。他颇像人类最古老的祖先；然而，他的举止、谈吐、行动和思维，又俨然是一个现代人。他既是世界起源时的人，又是世界灭绝时的人。作者笔下的恐龙，也既是早已绝迹的古生物，又是活生生的我们同时代的人。Ｑｆｗｆｑ也会谈情说爱，但他在恋爱中体验到，他和恋人其实并不存在，只不过是先祖们的再现罢了。Ｑｆｗｆｑ很严肃地探讨人类的繁衍问题，但得出的结论却是悲观的：在混沌的大千世界，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全靠死亡，而死亡愈多，生命愈众，其实也就是灭绝。
Ｑｆｗｆｑ不禁使我们想起“我们的祖先”三部曲中的《分成两半的子爵》和《不存在的骑士》。卡尔维诺纵然放弃了传统的写实手法，采用科幻与童话交融的艺术形态，但时代的色彩仍然构成作品的底色。童话里的那个世界，既荒唐又真实，既神秘莫测，又充溢生活气息，既是幻想的世界，又是现实的世界，实际上是现实世界的投影。作家刻画了Ｑｆｗｆｑ这一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奇异的现象，通过他的穿针引线，充分展示了作家善于把现实的因素与荒诞的因素、科学的因素与童话的因素，巧妙地予以编织的艺术才华，使小说升华为对人类命运和社会现实的哲理思索。
《宇宙奇趣》问世四年后，《命运交叉的城堡》出版。它最先于一九六九年以豪华版刊印，但仅在少数人中间传阅，一九七三年改由埃依纳乌迪出版社推出大众版，才得以广泛流行，风靡一时。
这是一部由图画和文字组合的小说。卡尔维诺选择塔罗纸牌，来构建小说的叙事结构。塔罗纸牌是十五世纪起风行意大利和欧洲的一种纸牌，可供四个人游戏，也可用于占卜。一副塔罗纸牌共七十八张，其中二十二张绘有国王、王后、骑士、步兵、贵妇等人物的精致图画，另外五十六张是宝杯、金币、大棒和宝剑四种花色。
在中世纪某个不确定的年代，在森林中的一座孤独的城堡里，许多过往旅人前来投宿。闲暇时间，这些旅人聚在一起，玩塔罗纸牌。他们素不相识，但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不同寻常的冒险经历。他们都希望把自己的命运遭际讲述给别人听。但是，由于魔力的作用，他们都失去了说话的能力。于是，塔罗纸牌成为他们之间进行交流的一种手段。
他们把纸牌排列在桌子上，按照每张纸牌上的图画，开始讲述自己冒险的经历。每一个人为了讲述自己的故事，或预测命运，需要翻出十七张牌。如果玩牌的四个人，都把各自的十七张纸牌摊出来，那牌桌上就形成六十八张纸牌的组合。可以从不同的方向按照纸牌的图画讲述故事，既可以从左至右，或从右至左，也可以从上至下，或从下至上。这样，一副纸牌就远不止讲述四个人的故事，而是可以表示十六个人的命运。如果旅人甲按照从左至右排列的纸牌讲述自己的经历，旅人乙按照从上至下的顺序讲述，那么，他们的纸牌就会在某一点交叉，也就是说，他们的命运在这一点交叉。所以，这一副纸牌中，有若干张表示不同的人的命运交叉的纸牌。
从四面八方相聚城堡的旅人，形形色色，有贵族、贵妇人、骑士、农民、工匠、马夫，等等。他们讲述了形形色色的故事，其中既有关于爱情、死亡、冒险、恐怖的故事，又有被出卖的国王、受伤害的少女等趣闻轶事，还有一些故事则是采撷自阿里奥斯托的《疯狂的奥尔兰多》（奥尔兰多因失恋而致疯，阿斯托尔福登上月球，寻找奥尔兰多失去的理智）。他们的命运遭际在这里交叉、联结。城堡便具有了一重象征的意义：“命运交叉的城堡”。
小说的页边空白，印着这些纸牌的图画。每一位旅人，借助排列的纸牌的图画，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每一张纸牌的图画，就像一个词语，都具有多义性，只能根据所叙述的故事的具体背景和语境，来给予它确切的意思。不只叙述人按照这些图画讲述故事，而且读者也一边观看图画，一边阅读文字。于是，纸牌的图画，化为一种语言，一种符号。卡尔维诺在这里，继续孜孜于探索小说的艺术形态和叙事结构，建构了一座图画与文字交叉的小说城堡！
一则则故事，显得那么扑朔迷离，奥秘离奇，又那么情趣盎然，富于魅力。卡尔维诺奇妙的想像力，营造诡奇独特的叙事结构，擅长编织故事，并予以娴熟叙述的非凡才华，在这部小说中再一次显露了出来。
小说喻示，人生其实也像塔罗纸牌游戏一样，是形形色色出乎意料的事件的组合，因“解读”的不同，会赋予这些事件以不同的涵义。我们周围的现实，人类的命运，也像塔罗纸牌的图画一样，充满着多义性和不确定性。如果你仔细阅读，还可发现，书中一些奇特的故事，触及了现代消费文明的祸害，如新殖民主义的压迫，征服月球导致的技术爆炸，等等，让人隐约感觉到作家对人类现实的生存情状的忧患意识。对小说艺术形态和叙事结构的不倦探索，仍然伴随着作家对人类命运的关爱。
几乎在《命运交叉的城堡》广泛流行的同时，卡尔维诺发表了他探索小说结构形态的又一部重要作品《看不见的城市》。
意大利中世纪旅行家马可·波罗，受因事务繁忙而无法巡视帝国辽阔疆土的忽必烈汗的委托，出使分布于帝国各地的城市。马可·波罗归来后，向忽必烈汗叙述他巡视这些城市的情形。马可·波罗的叙述，他同忽必烈汗的对话，构成这部小说的内容。
在这部小说中，卡尔维诺别出心裁，构想了另一种组合式的叙事结构。书中叙述的各个城市都遵循一定的数字关系和题材关系进行组合。全书共九章，第一章和第九章各叙述十个城市，其他七章各叙述五个城市，总共五十五个。但马可·波罗实际上只到过十一个城市，因为每个城市他巡视了五次。
全书的九章，象征人体的头脑、双臂、胸部、双腿和生殖器等九个部位。马可·波罗对每个城市巡视五次，象征人的五官。这样，小说的构架，同整个人体暗合。马可·波罗的叙述中，穿插着他同忽必烈汗的对话，共十八次，这正好是数字九的倍数。各个城市依照“城市与记忆”、“城市与愿望”、“城市与标志”、“细小的城市”、“城市与贸易”、“城市与眼睛”、“城市与名字”、“城市与死者”、“城市与天空”、“连绵的城市”、“隐蔽的城市”十一个类型，循环交替出现，而每一个城市，又都以一个女性的名字命名。
马可·波罗描述的城市，是纯粹臆想的，它们超越时间，超越现实，缺乏正常的社会关系，是虚幻的，是“看不见的城市”。然而，它们又充斥现实生活的各种符号，蕴含现代工业化大都市明确无误的特征（如完全是巨型管道组成的阿尔米拉城，垃圾堆积如山，日复一日，几乎被垃圾淹没的莱奥尼亚城）。古代与现今，真实与虚幻，紧密交织。正因为如此，当人们流连于这些“看不见的城市”的迷宫时，卡尔维诺却点拨说，所有这些城市，其实就是一个城市：威尼斯。真是一语道破天机！
如果说，《马可·波罗游记》是八百年以前，马可·波罗口述，由他的狱中难友鲁斯蒂凯罗笔录的一部作品，那么，《看不见的城市》不妨被看作是马可·波罗口述，由二十世纪作家卡尔维诺笔录的一部作品。这是卡尔维诺精心构建的一座人类生存空间与时间的迷宫。卡尔维诺后退八百年，只是为了借助这一时间的差距，从历史，从过去，来清醒地、冷峻地审视人类的现在和未来。“看不见的城市”，实际上只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看得见的城市”的无比奇妙的折射。
一九七九年问世的长篇小说《寒冬夜行人》所取得的轰动效应，是卡尔维诺对小说艺术形式的新试验、新开拓的结果。小说在意大利文坛刮起了一股旋风。一时间，报纸、刊物、电台、大学讲台，都纷纷谈论这部作品。一些大学文学系甚至调整教学课程，临时把它列为专题讲授和研讨的课题。
这本小说并不是一部孤立的作品，应该把它同卡尔维诺的创作整体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它是一部由十篇小说合成的长篇小说。这十篇小说具有共同的因素，但它们之间没有贯串的情节线索，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又是各自独立的。每一篇的开局，都各各不同，然而，这十篇小说的力量全都蕴含于它们的开局之中。卡尔维诺在笔者一九八一年采访他时，直截了当地说：“在这本小说中，我想研究一下，小说的开局能够具有怎样特殊的力量，研究一下小说吸引读者的艺术技巧，形象地说，研究使读者成为戏剧性事件的‘俘虏’的技巧。”
此书的开局确实异乎寻常，具有先声夺人的特殊的力量，读者不由自主地成为扑朔迷离的事件的“俘虏”：
一位“读者”，你，正在聚精会神地阅读卡尔维诺新近问世的小说《寒冬夜行人》。
一个严寒的冬夜，一个神秘的旅行者搭火车从巴黎到意大利某个小站。按照预定计划，他将把一只箱子交给前来接应的同伴。他走进车站酒吧。同伴没有露面。警官的举止异常，周围气氛紧张。他本能地觉得自己的处境不妙……
突然，“读者”发现小说的页码错乱，内容走样。他到书店去换书。老板查核后告诉他，小说装订中出了事故，把卡尔维诺的小说跟波兰作家巴扎克巴尔的小说《在马尔堡市郊外》订在一起了。于是，第二章不是上一章的继续，而是另一部小说的开局。
《在马尔堡市郊外》的主人公忙得晕头转向；来访的客人络绎不绝。明天他将第一次出远门，去一位朋友家学习从比利时进口的新型干燥机的操作……
“读者”正读得入神，小说页码又不对头了。他再次去书店交涉的时候，同一位“女读者”结识，她叫柳德米拉，也是来查询小说的事故的。他们终于得知，他们读的根本不是波兰小说，而是辛梅里亚民族的年轻作家乌科·阿蒂的小说《从陡壁悬崖上探出身躯》。
第三章于是又成为另一部小说《从陡壁悬崖上探出身躯》的开局。每天清晨，主人公都离开下榻的住处，到附近的港口散步。附近有一座古老、凄凉的气象台，一座充当监狱关押犯人的古堡。一天，他跟一位名叫茨维达的小姐邂逅相遇……
故事波澜横生地展开。不料页码再次错乱。经请教研究辛梅里亚文学的教授，原来作者乌科·阿蒂未及写完小说，便因精神病发作，自杀身亡。辛梅里亚文已成为死的语言。二次大战后，辛梅里亚成为钦布里共和国的一部分。“读者”和柳德米拉便借来钦布里作家维利安第的小说《不怕寒风，不顾晕眩》。
于是，《不怕寒风，不顾晕眩》构成小说第四章的开局。动乱笼罩城市。爆发了罢工和革命。瓦列里安诺和伊琳娜都是革命者。小说主人公的秘密使命是，查清瓦列里安诺和伊琳娜当中，谁是打进革命队伍、企图把城市拱手交给白匪的奸细……
“读者”和“女读者”满以为可以顺利地读下去了，殊不知小说内容又发生了阴差阳错。
出版社答复说，现已查明，译者对钦布里语一窍不通，他施用移花接木之技，塞进了比利时一个末流作家的小说《向着黑*$*$的下边观看》。
……
在他们不断阅读，不断寻求答案的过程中，书中的人物、情节、环境和节奏，也走马灯似的不断变换，十篇小说像连环套似的依次展开。
“读者”与“女读者”柳德米拉在令人眼花缭乱的马拉松式的阅读中成为知己，喜结良缘。洞房花烛夜，“女读者”要熄灯就寝，“读者”说道：
“再等一会。我这就读完伊塔洛·卡尔维诺的小说《寒冬夜行人》了。”
这部小说的艺术价值，首先在于它的奇特的结构形态，在于对小说艺术模式的挑战。
卡尔维诺是怀着强烈的愿望来破除旧有的小说模式的。在他看来，小说形式，如同一台机器，作家尝试着把这台机器的零部件一一拆卸下来，尔后采用另一种方式，予以重新组装。拆卸，表示一种破坏；而组合，又意味着在更高层次上的创造。
引入时间零的理论，来构建小说的新模式，可以说是卡尔维诺在《寒冬夜行人》这部小说中的独特创造。在一篇题为“你和零”的论文里，卡尔维诺就时间零的观念和小说的艺术模式阐发了一种异常独特而又饶有兴味的观念。
猎手去森林狩猎。突然，一头雄狮张牙舞爪，向猎手扑来。猎手急忙弯弓搭箭，向狮子射出一箭。雄狮纵身跃起。羽箭在空中飞鸣。这一瞬间，犹如电影中的定格一样，呈现出一个绝对的时间。卡尔维诺把它称为时间零。这一瞬间以后，存在着两种可能性：狮子可能张开血盆大口，咬断猎手的喉管，吞食他的血肉；也可能羽箭射个正着，狮子挣扎一番，一命呜呼。但那都是发生于时间零之后的事件，也就是说，进入了时间一，时间二，时间三。至于狮子跃起与箭射出以前，那都是发生于时间零以前，即时间负一，时间负二，时间负三（卡尔维诺，《你和零》，埃依纳乌迪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第１０５至１１２页。）。
依照卡尔维诺的看法，传统的小说大都致力于苦心经营故事情节的发展机制，描写它的来龙去脉，即着意描写时间负一，时间负二，时间负三（所谓故事的“来龙”），并铺张笔墨，描叙时间一，时间二，时间三（所谓故事的“去脉”），交代故事的结局。也就是说，传统小说靠情节来吸引和打动读者，遵循的是线型的因果关系。而一般的读者又往往醉心于此，大抵只注重看有头有尾、情节曲折的故事。卡尔维诺却认为，惟有“时间零”才是最关重要的，最令人感兴趣的时刻，是作者最该注意的时刻。这一绝对时间，就其内涵来说，本身就是一个无比丰富的“宇宙”（《你和零》，第１１６页。）。
《寒冬夜行人》便是卡尔维诺在《你和零》中阐发的这一观念的艺术体现，便是成功地实践其时间零理论的一部小说。作家在这部小说中只热中于营造时间零，而有意忽略这绝对时间之前和之后的时刻，小说的情节及其变化减弱到了最低限度。小说的每一章结局，都像电影中的定格，呈现为时间零，而对于下一章它则转化为时间负一。同样，小说的再下一章又呈现为时间零，而前面两章对于它则分别转化为时间负一、时间负二。小说的“读者”与“女读者”像磁铁一般被驱引着不停地去寻求小说的下一章，即追寻时间一，时间二……
由此，从表面上看，这部小说只是在一个大框架下，叙述了十件互不相干、各自独立的事件，它们之间没有情节上的连贯、递进和发展关系，也缺少矛盾、冲突的联系机制，小说的整体结构似乎十分松散。但细加考究不难发现，骨子里这部作品中每一篇的开局，都与另一篇的结局紧密勾连，环环相扣，步步深入，全书的开局与结尾，又呈首尾呼应、互相衔接的态势。因此，这部小说具有异常严谨的结构形态，蕴含着内在的凝聚力，有着沟通全书的同一指向的意识倾向。作者与读者之间也产生一种特殊的引力。小说的末尾，对于读者来说，是结局；对于作者而言，又意味着新的开头。
有的评论家把这部小说称作“连环套小说”，但卡尔维诺本人更乐意把自己的作品称作“封闭式小说”。“读者”的阅读经历构成小说的内容。“读者”在小说开局登场，在小说结尾离去，又引出作者。这样，作者不断向读者提供新的阅读层面，使阅读成为一种不断探寻、不断再创造的过程。作家在全书末尾重新出现，势必又引导读者将阅读过程中获得的审美经验，站在新的高度上，继续着新的阅读，新的思考。因此，这是一部看似封闭、实质结构开放的小说。我们由此不难体味小说变幻奇谲的结构所蕴含的力量，不难领略作者在营造小说开局时所表现的匠心匠意，对小说艺术模式的开拓价值。
同这种以时间零的观念和奇特的结构形态相呼应的，是作家在小说中用心安排的人物形象。卡尔维诺无意去塑造一个或数个明确的、符合常规的形象性格。小说十篇故事中走马灯似登场的人物，像匆匆过客，急急忙忙幻入幻出，只留印着淡淡的身影。作家一反常规，巧用奇兵，把通常的接受主体——读者——牵进书中。作者与读者之间传统的关系被摒弃了。读者不再是被动的旁观者，纯粹的接受者，而是自觉的参与者，成为串连整个小说的主要人物，成为作品的主体。
卡尔维诺把读者的形象融入于“读者”和“女读者”柳德米拉这两个人物之中，给他们注入了生命的精灵与个性。男“读者”没有姓名，比较消极，被动地注视着每篇小说中发生的事件。“女读者”则富有性格，隽智聪慧，她有点任性，在每一篇小说中都改变自己阅读的趣味。人们不由联想起《神曲》中带领但丁幻游天堂的贝娅特丽丝。我们也不妨说，柳德米拉就是这本小说的贝娅特丽丝。因此，“读者”与“女读者”不只在全书的结构上发挥了穿针引线的作用，而且又促成一种强烈的光合效应，他们既是小说读者的代言人，在某种意义上又是创作小说的作家的化身。读者的主体意识和作家的主体意识在这里合二为一，读者成为作家的艺术、思想追求的体现者。
卡尔维诺作为一位严肃的作家，他在书中自然无意去玩弄纯艺术的游戏。只要浏览一下他的每一部作品，就可以发现，它们的形式都很新奇，都有开拓，但又都寓哲理于新奇之中。从表层面的意义看，作者在《寒冬夜行人》中，借助别出心裁的形式，以读者的阅读经历构成小说的内容，表现艰难的现世生活中，作为文学创作主体的作家与作为文学接受主体的读者的艰辛处境。从深层面的意义上看，作家在无比大胆、诡奇的艺术形象中，灌注了自己对迷乱的现实的无比深沉的哲理思考。
确实，在现今这个世界上，要理解周围发生的一切是异常困难的。在现世人生中，有多少事件是那么错综复杂，不可捉摸。正如卡尔维诺所说，在力求反映这纷繁混乱的现实时，“小说总是描写相对地来说比较明确的事件”。卡尔维诺的小说触及了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沟通思想、情感的困难这样一个敏感的问题。在当代西方文学中，这是很流行的主题。但这部小说与众不同。它不是借助合乎常规的叙事因素、文学手段和艺术形式来展示的。卡尔维诺采用新奇的小说形态，通过“读者”与“女读者”苦苦寻求小说的答案，他们一波三折的阅读经历，他们渴望认识自己的强烈精神需要，他们的进取精神，通过小说情节的不确定性，来表现这一主题。“形式一旦达到圆满的境地，内容也随之改变了。”（《葛兰西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第２４页。）因此，表现现实的飘忽不定，表现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沟通思想、情感的艰难的主题，升华为对文学的信任，小说获得了更高层次上的思想内涵。
这里，不能不提及卡尔维诺一九六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他在文中写道：外在世界是那么的紊乱，错综复杂，不可捉摸，不啻是一座座迷宫。然而，作家不可沉浸于客观地记叙外在世界，从而淹没在迷宫之中；艺术家应该寻求出路，尽管需要突破一座又一座迷宫。应该向迷宫宣战（卡尔维诺，《向迷宫挑战》。载《坐标》，埃依纳乌迪出版社，一九八年版，第８２至９７页。）。这是颇有点振聋发聩的见解。它的核心就是对文学寄予的巨大信任。这也不妨理解为《寒冬夜行人》一书的题旨，或许也是小说深受读者欢迎的缘故吧。
卡尔维诺创作的最后一部小说，是《帕洛马尔》，一九八三年面世。
小说主人公帕洛马尔的名字，取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座名叫帕洛马尔的高山天文台。这是一个富于想像力和思辨精神的人物。他迷恋于对客观物体及其状态，例如大海的浪花，壁虎的形状，以及月亮、星辰、草地，进行细致的观察。他不断地向自己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例如性欲、死亡、人在社会中的境遇，等等，进行思考，探究人与宇宙的关系，世界的紊乱和秩序，人与人之间的语言交流。
帕洛马尔怀有深深的危机意识和世纪末情结。他的观察、思考和探究，精细入微，追根究底，因而也倍感痛苦。不过，面对躁动不安的现实，他执著地维护自己的感觉；面对奥秘、无序的世界，他不满足于客观的描绘，也不满足于理性给予的既成答案，而竭力使自己的观察与思考超越理性所提供的一切可能性。
《帕洛马尔》的结构奇特。它不求完整的情节，而以二十七个独立的片断构成，全书共三个部分，每一部分分为三章，每一章分为三节。卡尔维诺把人生的全部经验，划分为视觉经验、文化经验和思辨经验，这三种经验，或者叫思考，以不同的方式相互组合，贯串全书。他又把全书的每一部分、每一章和每一节，都分别编为代码１、２、３，借助数字代码，互相勾连，例如第三部分第一章第二节的代码为３，１，２。这样，从思想脉络和代码关系两方面，把《帕洛马尔》编织为一部结构周密、完整的作品。
小说主人公对生活、自然的观察和探究穷幽显隐，似乎超凡脱俗，但又正视现实，驱动读者走进深邃的思想境界和审美境界。小说的语言，一如卡尔维诺作品的风格，朴实明达，清冽流畅，好似行云流水，厚实的思辨同涌动的抒情融为一体。小说中许多平淡的生活细节，平凡的自然景象，例如，由乌鸫通过鸣啭而互相沟通，联想到人与人之间怎样借助语言达到相互理解，一经作家款款写来，便显出盎然情趣，凝聚着哲理。
卡尔维诺曾经表示，帕洛马尔就是他的化身。“帕洛马尔是我自身的映照。这是我创作中最富自传色彩的一部作品，一部用第三人称写的自传。帕洛马尔的任何经验，都是我的经验。”（乔尔齐·维蒂，《二十世纪意大利长篇小说》，墨西那*.佛罗伦萨，一九九年版，第７６６页。）小说出版后一年多，卡尔维诺突发脑溢血，昏迷十二天，于一九八五年九月六日逝世于锡耶那城。而意味深长的是，《帕洛马尔》的最后一章，完全是抒写主人公对死亡的沉思。
一九八四年，卡尔维诺受美国哈佛大学的邀请，定于一九八五年去该大学讲学一年。为此，他以“对二年以后文学的六条建议”为总题，精心准备了系列讲稿。卡尔维诺的猝然去世，使美国讲学的计划落空。这些讲稿后来由卡尔维诺夫人整理，取名“美国讲稿”，于一九八八年出版。
在《美国讲稿》中，卡尔维诺对自己近四十年来小说创作实践的丰富经验，进行系统的回顾和理论上的总结、阐发。作家广征博引，结合自古至今，从意大利到欧美各国许多文学大师的创作实例，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文学创作的本质特征，对小说的构思，对艺术形象的作用及其与想像、幻想的关系，对文艺理论批评的现状等一系列问题，做了详尽、周密的论述，切中肯綮，富于见地，是研究小说诗学的一部力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卡尔维诺清醒地意识到，当今人的认识和当今的文学，暴露出越来越明显的局限性，他努力地探究，流传千百年的文学模式、范畴，在未来的世纪，是否还有生命力；在未来的世纪，是否存在一种可能性，用一种新的生存与写作的方式，来替代旧的生存与写作的方式。
综观卡尔维诺一生的创作，可以说，他的小说，诡奇独特，读来亲切有趣，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读者打开书卷，犹如面对无垠的大海，蔚蓝、温馨、潋滟闪光的海洋，显得异常的多姿多彩，温和可爱。而你一旦用心读下去，便如潜入水中，沉入海底，你会惊讶地发现碧森森的沟壑，阴暗的隧道，嶙峋的岩洞，可怕的怪鱼，还有那浮动漂游的海藻，煞像焦躁不安的人的外形。当你合上书卷的时候，你将会不禁感叹道：这是一个多么神奇浩瀚的世界！一个多么奇形怪状而又真实可信的世界！
卡尔维诺在世界文学这个看不见的城市里，黾勉从事，不断给我们带来审美的惊奇，不断引导我们做理性的思考。他的原创性的创作理念和实践，给小说世界开拓了新的形式，开拓了新的天地。正如美国作家维达尔所言：“卡尔维诺已经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英美作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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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8-4-14 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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