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陈廷焯的词学观念

独舞者

——以《白雨斋词话》对吴文英的评论为中心

安徽师范大学:吴振华



内容提要：陈廷焯为推尊词体提出“沉郁”说，认为词应该具有风骚大雅、比兴寄托的诗性品质，体现了他强烈的复古精神和振兴词道的意图。通过鉴赏、评论、编选梦窗词，他在其理论观照下虽然对梦窗词佳处有真切体会与深刻把握，但没有给予梦窗词最高的词史地位，梦窗词不是他词学境界的最高代表。其词史观念、词学思想折中摇摆于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之间，最终偏向常州派，也存在一定的偏颇。



关键词：陈廷焯  《白雨斋词话》 词学观念



   陈廷焯（1853－1892）是晚清著名的词学理论家，在其词学名著《白雨斋词话》中提出了“沉郁”说，认为词应该具有含蓄蕴藉的审美特质、诗化意境的风骨韵味、比兴寄托的艺术手法，体现了他比较通脱深邃的词史观念。有清一代的词学家对待南宋著名词人吴文英，无不显示出其理论观念的某些偏颇，褒贬不一，往往从肯定的一极摆向否定的一极，存在严重的“钟摆现象”，从某种角度上讲，梦窗词成为检验一种词学理论的试金石。陈廷焯虽然没有像周济那样给予梦窗词很高的词史地位，虽然梦窗词不是他词学境界的最高代表，但他确实能够认识梦窗词的佳处，他对梦窗词的深刻体悟与把握却能给人启迪。下面试图通过《白雨斋词话》中对吴文英的评论来探讨陈廷焯的词学观念，以求教于通家。



一、“沉郁”标准下的“梦窗词”



   陈廷焯生当多灾多难、风雨飘摇的末世，针对晚清时代“倚声之学”“大雅日非，繁声兢作，性情散失，莫可究极”的状况，认为只有“正其情性，温厚以为体，沉郁以为用”，才能“引以千端，衷诸一是”。①他认为“诗词一理，然亦有不尽同者。诗之高境，亦在沉郁。然或以古朴胜，或以冲淡胜，或以巨丽胜，或以雄苍胜：纳沉郁于四者之中，固是化境；即不尽沉郁，如五七言大篇，畅所欲言者，亦别有可观。若词则舍沉郁之外，更无以为词。盖篇幅狭小，倘一直说去，不留余地，虽极工巧之致，识者终笑其浅矣。”②那什么是沉郁呢？陈廷焯说：“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匪独体格之高，亦见性情之厚。”③又说：“作词之法，首贵沉郁，沉则不浮，郁则不薄。顾沉郁未易强求，不根底于风骚，乌能沉郁？十三国风，二十五篇楚辞，忠厚之至，亦沉郁之至，词之源也。”④显然，陈氏对词的看法来自苏轼“诗词一家”的观念而与李清照“别是一家”的尊体观念迥然不同，他在《诗经》和《楚辞》中找到了词的源头，找到了诗词相通的“沉郁”这一核心的审美特质，从而提高了词体的地位，提高了词的品味，为他的词学理论建立了一个较高的标准，以此为基础，词具有诗性品质。他认为“温厚”为体，是词的根本和主旨内涵；而“沉郁”为用，则是词的表现方式，为内容的外在形式，所以他在界定“沉郁”内涵时总是围绕着“温厚”本旨，使用一些特定的表现手段，诸如“意在笔先，神余言外”“若隐若显，反复缠绵”等。在这一理论关照下，梦窗词有具有怎样的位置呢？《白雨斋词话·卷一·五》说：

   唐五代词，不可及处正在沉郁。宋词不尽沉郁，然如子野（张先）、少游（秦观）、美成（周邦彦）、白石（姜夔）、碧山（王沂孙）、梅溪（史达祖）诸家，未有不沉郁者；即东坡（苏轼）、方回（贺铸）、稼轩（辛弃疾）、梦窗（吴文英）、玉田（张炎）等，似不必（一定）以沉郁胜，然其佳处，亦未有不沉郁者。词中所贵，尚未可以知耶？

这一段话陈氏将词划分为“唐五代”和“两宋”两个阶段，前者高不可及，因为其与诗一样具有完全的“沉郁”品质；而后者由于“不尽沉郁”，故总体上稍微低一等级，但两宋名家名作“未有不沉郁者”。虽然陈氏没有对两宋强分优劣，但他将苏轼、辛弃疾、吴文英排在后面，并说他们“不必以沉郁胜，然其佳处，亦未有不沉郁者”，还是略有微辞的。这大约因为对苏轼“以诗为词”、辛弃疾“以文为词”、吴文英“以绮艳密丽为词”稍有不满，但又不能否定他们作为宋词大家的地位，因此，在“沉郁”的标杆下，他对梦窗词有一种很微妙的扬中带抑的态度，与同时或稍后的大尊梦窗词显然不同，表现出陈氏论词重内涵轻形式的总体倾向，也看出他对艺术创变不够重视的缺陷。苏、辛破体为词，开拓词体发展的新途径，实现了词体向诗文的回归；而吴文英在严守格律的条件下以典重质实、密丽哀怨为词，也推进了词体的雅化，实现了词体向无题诗比兴寄托、蒙胧境界的回归，都对词体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吴文英实在不应该排在最后的行列，由此可见陈氏词论的偏颇。

   由“沉郁”的要求出发，陈氏论词最讲究“含蓄蕴藉”。《白雨斋词话·卷二·一》：

  姜尧章词，清虚骚雅，每于伊郁中饶蕴藉，清真（邦彦）之劲敌，南宋一大家也。梦窗玉田诸人，未易接武。

陈氏论词，极举清真，认为只有南宋大家姜夔是其劲敌，因为姜词具有“清虚骚雅”和“ 伊郁中饶蕴藉”的特点。诚然，姜词确有这些特点，并深受清真词的影响，但说梦窗“未易接武”，并未看出本质之处，其实梦窗词既大得清真的浸染，也深受姜夔的影响，只不过梦窗词以丽语写凄情，较周、姜淸空骚雅一派，有所变化，自成一格罢了。不能简单地认为梦窗不如周、姜。陈氏又说：“南渡以后，国势日非，白石目击心伤，多于词中寄慨。不独《暗香》《疏影》二章，发二帝之幽愤，伤在位之无人也。特感慨全在虚处，无迹可寻，人自不察耳。感慨时事，发为诗歌，便已力据上游，特不宜说破，只可用比兴体，即比兴中亦须含蓄不露，斯为沉郁，斯为忠厚。”⑤对照此论来读梦窗的《祝英台近·春日客龟溪》（采幽香）、《丑奴儿慢·双淸楼，在钱塘门外》（空濛乍敛）、《八声甘州·陪庾幕诸公游灵岩》（渺空烟四远）、《贺新郎·陪履斋先生沧浪看梅》（乔木生云气）等，也会深感梦窗词中亦具有这种含蓄不露、感慨深婉、情思苍茫的虚处传神之妙境。由此可见，陈廷焯以沉郁论词能发现梦窗词的一些优点，但只要定位于词史时，就会暴露出他的一些弱点。

  陈氏论词除了内涵上讲究沉郁、含蓄之外，还特别强调“骨韵”。《白雨斋词话·卷二·一三》：

竹屋（高观国）、梅溪（史达祖）并称，竹屋不及梅溪远矣。梅溪全祖清真，高者几于具体而微，论其骨韵，犹出梦窗之右。

  所谓“骨韵”，应该指词作在内涵沉郁含蓄的基础上，具有一种沉雄劲健的骨力和耐人寻味的神韵。以此为标准陈氏排出了周邦彦（清真）、史达祖（梅溪）、吴文英（梦窗）、高观国（竹屋）四位词人的成就名次。梅溪因为“全祖清真”，所以骨韵高于梦窗诸人，可惜陈氏未能举出具体作品来说明“骨韵”内涵，据我的理解，大约梦窗词绮丽婉媚、密实典重的风格不为陈氏所喜，所以退梦窗而进梅溪，实际上梦窗的《贺新郎》（乔木生云气）等恰恰就是具有骨力的作品。由此可见陈氏论词总体上重北宋但又想以此来评价南宋的高下，实在是游移于“浙西派”和“常州派”之间，而对梦窗的态度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再如《白雨斋词话·卷二·一四》：

彭骏孙云：“南宋词人，如白石、梅溪、竹屋、梦窗、竹山诸家之中，当以史邦卿（达祖）为第一。昔人称其分镳清真，平睨方回（贺铸），纷纷三变（柳永）行辈，不足比数，非虚言也。”此论推扬太过，不当其实。三变行辈，信不足数，然同时如东坡、少游，岂梅溪所能压倒？至以竹屋、竹山（蒋捷）与之并列，是又浅视梅溪。大约南宋词人，自以白石、碧山（王沂孙）为冠，梅溪次之，梦窗、玉田（张炎）又次之，西麓（陈允平）又次之，草窗（周密）又次之，竹屋又次之，竹山虽不论可也。然则梅溪虽佳，亦何能超越白石，而与清真抗哉？

这一则词话陈氏批驳彭骏孙的观点，认为史达祖不应该是南宋第一人，这个位置应该是白石、碧山的，这与浙西派推崇白石是一致的，但陈氏又力举梅溪为第二，而将浙派推崇的张炎排在吴文英之后，认为只能排在第三档次，这就反映陈氏的词史观念实际上又与浙派相左。他轻视梦窗、无视蒋捷的成就也足见他的艺术眼光比较偏狭，其词论有相当的偏颇，这种偏颇的原因就是不能正确认识以梦窗、竹山为代表的艺术派词家的成就，而这也正是以“沉郁”论词又要求“清空峭拔”所必然带来的缺陷，因此梦窗虽然能进入陈氏的评论视野，但总是处于不高的地位。



二、词史接受视野中的梦窗词

  

常州词派论词除了强调“比兴寄托”“意内言外”外，还特别重视“词史”观念。如周济就说：“感慨所寄，不过盛衰：或绸缪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己溺己饥，或独清独醒，随其人之性情学问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见事多，识理透，可为后人论世矣。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⑥陈氏论词折衷于清初盛极一时的“浙西词派”和清中叶崛起的“常州词派”之间，对两派各有取舍，但总体上还是稍稍偏向常州派。其词史观念中的梦窗词最能看出陈氏论词的价值取向。《白雨斋词话·卷二·二一》：

梦窗在南宋，自推大家，惟千古论梦窗者，多失之诬。尹惟晓（尹焕）云：“求词于吾宋，前有清真，后有梦窗，非予之言，四海之公论也。”为此论者，不知置东坡、少游、方回、白石于何地？沈伯时（沈义父）云：“梦窗深得清真之妙，但用事下语太晦处，人不易知。”其实梦窗才情超逸，何尝沉晦？梦窗长处，正在超逸之中见沉郁之意，所以异于刘（辰翁）、蒋（捷）辈，乌得转以此为梦窗病？至张叔夏（炎）云：“吴梦窗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拆碎下来，不成片段。”此论亦余所未解。窃谓：七宝楼台拆碎不成片段，以诗而论，如太白“牛渚西江夜”一篇，却合此境；词惟东坡《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近之。若梦窗词，合观通篇，固多警策，即分拆数语，何尝不成片段？总之，梦窗词，在超逸中见沉郁，不及碧山、梅溪之厚，而才气较胜。

这是《白雨斋词话》中关于梦窗词的较长一则评论，比较集中地体现了陈氏对梦窗的看法。他概括的梦窗词“超逸中见沉郁”自是不可移易之论，但其它论点就不可避免存在一些缺陷。首先，他肯定梦窗在南宋为“大家”，但这个“大家”应排名第几，陈氏有自己的看法。他不同意尹焕的评价，其实尹焕所言，只是当时人的评论，讲“四海之公语”，无非说大家都这么认为，并不一定代表词史上的定论，因尹焕和吴文英为同时代的人，又是关系密切的朋友，其中含有私意肯定在所难免，所以陈氏指责道：“置东坡、白石于何地？”表面看，陈氏在为苏轼、姜夔争词史地位，实际上表现了他的审美价值判断和取向中，视梦窗词不及苏、姜的词史观点。尹焕所论，主要从婉约风格的词学本色当行角度，指出南北两宋均处于末世的两位大婉约词家，清真为北宋巨擘，梦窗为南宋大家，其论点也有一定的合理性。接着陈氏又反驳沈义父的观点，认为梦窗才情超逸，并在超逸中见沉郁之意，否定了沈氏的“沉晦”说。这是连梦窗的缺点也当成优点了。沈义父也是梦窗同时代人，沈氏论词的四点宗旨⑦就是梦窗的词学观点，可以说沈义父的《乐府指迷》乃梦窗作词家法，沈氏指出梦窗词的晦处为“人不易知”，虽然不是严重的“不可晓”，但毕竟是说梦窗炼词用典时，过于求深求隐，使人不易懂得其意，这实际上是梦窗的缺点，而陈氏给予否定，可见其立说的偏颇。陈氏论词多从感性印象出发，并未能全面辩证看问题，因此片面性是难免的。最后，陈氏又不同意张炎《词源》中提出的“七宝楼台之说”。 ⑧认为梦窗词“分摘数语，亦自入妙”。张炎此论源于他对词的审美品质的判断，他论词主“清空”，轻“质实”，认为清空推姜夔为宗，质实以梦窗为首。在张炎看来，梦窗词多用浓词艳语，意象排列密实堆垛，不能像姜词那样“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实际上张炎看到的是梦窗词表面景观，梦词眩人眼目的深层依然有意脉潜回流动，而且梦窗词的虚实、疏密处理也极有艺术性。陈氏的批评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他仅看到梦窗词在超逸中含沉郁的特点，却未能看到梦窗词“密处能令无数丽字，一一生动飞舞，如万花为春” ⑨的特点。试想：繁花似锦、姹紫嫣红何害春天的美丽？

陈氏的词史观念还表现在浙西派词论的批评方面。《白雨斋词话·卷八·一九》：

汪玉峰（森）之序《词综》云：“言情或失之俚，使事或失之伉，鄱阳姜夔出，句琢字炼（此四字甚陋，不知本原之言。按：此为陈氏原注。），归于醇雅，于是史达祖、高观国羽翼之。张辑、吴文英，师之于前，赵以夫、蒋捷、周密、陈允平、王沂孙、张炎、张翥效之于后，舞箾至于九变，而词之能事毕矣。”此论盖附阿竹垞（朱彝尊）之意，而不知词中源流正变也。窃谓白石一家，如闲云野鹤，超然物外，未易学步。竹屋所造之境，不见高妙，乌能为之羽翼？至梅溪则全祖清真，与白石分道扬镳，判然两途。东泽（张辑）得诗法于白石，却有似处，词则取径狭小，去白石甚远。梦窗才情横逸，斟酌于周、秦、姜、史之外，自树一帜，亦不专师白石也。虚斋（赵以夫）乐府，较之小山、淮海，则嫌平浅，方之美成、梅溪，则嫌伉坠，似郁不纡，直率无味，与白石尤属歧途。草窗、西麓两家，则皆以清真为宗，而草窗得其姿态，西麓得其意趣，草窗间有与白石相似处，而亦十难获一。碧山则源出《风骚》，兼采众美，托体最高，与白石亦最异。至玉田，乃全祖白石，面目虽变，坨根有归，可为白石羽翼。仲举（张翥）则规模于南宋诸家，而意味渐失，亦非专师白石。总之，谓白石拔帜于周、秦之外，与之各有千古则可，谓南宋名家以迄仲举，皆取法于白石，则吾不谓然也。

这是针对汪森为朱彝尊编的《词综》⑩所作的序中提出的“南宋诸家皆祖白石”之说而发。《词综》一书编撰历经前后达八年之久，不仅规模宏大，应该说编选体例、诸家词作选择还是相当精审的，梳理出词体发展的大致线索，两宋重要词人（少数如吴文英等不选自是失误）都能入选，并且推尊词体，标榜白石为代表的“醇雅”为词学正宗，对清代词学的振兴起了重要作用，以至“浙西填词，家白石而户玉田”。经历清代中叶常州派对浙西派末流空疏、叫嚣之弊病矫正补偏之后，晚清时期的陈廷焯对词史的发展当然看得更清一些，他标举北宋清真和南宋白石、碧山三家，以此为准的，在考校细析白石、梦窗、梅溪、东泽、虚斋、草窗、西麓、仲举诸家风格特点的基础上，指出诸家词虽受白石词的某一方面影响，但不足以羽翼白石，许多还与白石异道而驱，仅有玉田全祖白石，可为白石羽翼。因此陈氏认为汪森所论是不辨词的源流正变。最后陈氏得出结论：白石只能作为南宋词坛上具有特色的一家，而不能为诸家法则。为了与朱、汪此论相抗，陈氏还特表碧山词，认为其来源于风骚传统，“兼采众美，托体最高，与白石亦最异。”而梦窗词在陈氏的词史视野里，仅以才情横逸，“自树一帜”于周、秦、姜、史之外，他显然看到了梦窗的独特处，但就是不给予最高等级的地位。

清人的词史观念中多喜欢褒贬南北宋，朱彝尊虽然重南宋的“工巧”（也不过分排斥北宋）但力主清空峭拔，所以他不选梦窗词，而常州派则反过来重南宋而贬北宋，陈氏则相对通脱，如《白雨斋词话·卷八》说：“词家好分南北宋，国初诸老，几至各主门户。窃谓论词只宜辨别是非，南北宋不必分也。若以小令之风华点染，指为北宋，而以长调之平正迂缓、雅而不艳、艳而不幽，目为南宋，匪独重诬北宋，抑且诬南宋也。”但在更大范围内的词史观念中，陈氏词论又显得比较偏颇。《白雨斋词话·卷八·三七》：

词有表里俱佳，文质适中者，温飞卿、秦少游、周美成、黄公度、姜白石、史梅溪、吴梦窗、陈西麓、王碧山、张玉田、庄中白是也，词中之上乘也。有质过于文者，韦端己、冯正中、张子野、苏东坡、辛稼轩、贺方回、张皋文是也，亦词中之上乘也。有文过于质者，李后主、牛松卿、晏元献、欧阳永叔、晏小山、柳耆卿、陈子高、高竹屋、周草窗、汪叔耕、李易安、张仲举、曹雪珂、陈其年……，词中之次乘也。有有文无质者，刘改之、施浪仙、杨升庵……，词中之下乘也。有质亡而并无文者，则冯浩澜、周冰持……，并不得谓之词也。

根据“文”与“质”的不同融合关系，陈氏表露出他的整体词史观，就是重晚唐、两宋而轻视元、明、清。梦窗词在陈氏的词史视野里属于“表里俱佳，文质适中”的上乘之列，高于苏轼、辛弃疾，显然与前面推崇苏轼有抵牾之处，这也看出他对待梦窗词和苏、辛词的矛盾心态，这种矛盾根源于他的词学理论摇摆于“浙西”和“常州”两派之间，既想调和又想立异，既要中正平和又想自成体系。



三、品读赏析和编选梦窗词

  

晚清时代，由于诗学的发展到了集大成的阶段，词学研究向诗学借鉴经验和方法成为必然趋势。诗歌研究中品诗的方法也自然用于品词，这种在词中发现诗品的研读，本身就提高了词体地位。《白雨斋词话·卷八·一六》：

白石，仙品也；东坡，神品也，亦仙品也；梦窗，逸品也；玉田，隽品也；稼轩，豪品也；然皆不离于正，故与温、韦、周、秦、梅溪、碧山同一大雅，而无傲而不理之诮。后人徒恃聪明，不穷正始，终非至诣。

在陈氏品词的“大雅”系列里，梦窗被品为“逸品”，等级略次于白石、东坡的“仙品”，而在王士禛的诗学体系中“逸品”却属于最高品级。由此可见，陈氏确实能认识梦窗词的佳处，但总是将梦窗置于“次一等”的大家行列。又如《白雨斋词话·卷二·四》：

  南宋词家，白石、碧山，纯乎纯者也。梅溪、梦窗、玉田大纯而小疵，能雅不能虚，能清不能厚也。

这里将姜夔、王沂孙奉为最高典范，而对梦窗等略有微词，认为梦窗未能做到雅而虚、清而厚。因此他为词坛立法，推出了三绝：“词法之密，无过清真；词格之高，无过白石；词味之厚，无过碧山。词坛三绝。”（《白雨斋词话·卷二·四一》）并进而说：“碧山词，性情和厚，学力精深，怨慕幽思，本诸忠厚，而运以顿挫之姿，沉郁之笔，论其词品，已臻绝顶，古今不可无一，不可有二。”（《白雨斋词话·卷二·四二》）对王沂孙词品的推崇到了极点。在《白雨斋词话·卷二·六二》中更说：“词法莫密于清真，词理莫深于少游，词笔莫超于白石，词品莫高于碧山，皆圣于词者。而少游时有俚语，清真、白石间亦不免，至碧山乃一归于雅正。”简直将碧山词当作了完美无缺的最高典范，这不仅与他前面的论述自相矛盾，而且也不符合词史的实际。

   陈氏论词最倾倒词中“仙气”，因此有时从梦窗词中发掘这方面的内容。如《白雨斋词话·卷六·四五》：

   美成《蝶恋花》云：“鱼尾霞生远树，翠壁黏天，玉叶迎风举。一笑相逢蓬海路，人间风月如尘土。翦水双眸云半吐，醉倒天瓢，笑语生青雾。此会未阑须记取，挑花几度吹红雨。”语带仙气，似赠女冠之作，否则故为隐语；已为梦窗“北斗秋横”“春温红玉”两篇，开其先路。

此条论清真词中仙气、隐语对梦窗词的影响，是很精细的发现，因为周邦彦、吴文英的情词都受晚唐义山爱情诗的影响，义山的情诗多写一些本事沉隐的故事，抒情上埋没意绪，一任主观的创作方法，对清真、梦窗词有深刻的渗透性浸染。⑾

   梦窗词以密丽为主要特征，而陈氏针对梦窗词的“疏”与“密”却提出一种反传统的观点。《白雨斋词话·卷三·五三》：

  昔人谓梦窗之密，玉田之疏，必兼之乃工。就形骸而论，竹垞（朱彝尊）似能兼之矣。然余则云：“梦窗疏处，高过玉田，而密处不及。”与古人之言正相反，书之以俟识者。

不知陈氏所说的“古人”指谁？此条可以看出陈氏有时喜欢作惊世之语，这来源于他对梦窗词的品读，在他看来，传统的“梦窗密，玉田疏”应该颠倒过来，并自信地说“以俟识者”。我认为说梦窗疏处高过玉田是妥当的，因为梦窗词中有一些作品确实具有一种疏荡之美，如《松入风》（听风听雨过清明）等；说密处不及则欠妥，因为梦窗的密丽绮艳是最突出特征，如《莺啼序》等，张炎何能及哉？况且张炎力主“清空峭拔”是不崇尚“密丽”的。

  对梦窗具体作品的分析，陈氏总是围绕“沉郁”和“含蓄”来立论。如《白雨斋词话·卷二·二六》：

  梦窗《金缕曲·陪履斋先生沧浪看梅》云：“华表月明归夜鹤，问当时花竹今如此。枝上露，溅清泪。”后叠云：“此心与东君同意，后不如今今非昔。两无言对沧浪水。怀此恨，寄残醉。”感慨身世，激烈语，偏说得温婉，境地最高。若文及翁之“借问孤山林处士，但掉头笑指梅花蕊。天下事，可知矣。”不免有张眉怒目之态。

此条对比分析梦窗与文天祥的同题《金缕曲》，都是咏史怀古的名篇。陈氏认为梦词中蕴含的“身世感慨”通过“温婉语”表达出来，“境地最高”。而文词由于直抒“天下事，可知矣” 的慨叹，情感激切，有“张眉怒目之态”，不符合“温柔敦厚”的原则。由此看出，陈氏将其词学理论运用于具体作品分析时，确实有独到见解和精细发现。

   清代词学家的理论表述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往往通过词的选本来体现和宣扬其词学主张。如朱彝尊的《词综》，周济的《宋四家词选》等等。陈廷焯的词学思想也在他编选的《词则》四集中有具体表现。

《词则》中所选唐宋名家词作数量较多者如下表：（12）


大雅（500首）
放歌（400首）
闲情（600首）
别凋（600首）

周邦彦
17
  
  
5

张炎
33
  
  
  

王沂孙
38
  
  
  

秦观
20
  
  
  

姜夔
23
  
  
3

吴文英
16
2
6
12

辛弃疾
9
35
  
  

史达祖
12
  
  
  

陈与义
12
  
  
4

周密
13
  
  
4

蒋捷
  
6
  
  

晏几道
  
  
30
  


从表中可以看出：吴文英在《词则》四集中都有作品入选，但除了“别凋”，没有一项是最多的。这一方面说明陈氏心目中，吴文英作为大家只能排列在第二、三的档次；另一方面，陈氏又看到了梦窗词多种风格的面貌和多层次的艺术成就。

  《白雨斋词话·卷五·六二》收录《词则》的序文，由此序可以看出他论词的宗旨和编词选的目的，就是要承继风雅的遗意，延续大雅正声的传统，与他主张的“沉郁顿挫”“温柔敦厚”相配合，使“好古之士，庶几得所宗焉”，带有强烈的复古精神和振兴词道的意图。他汲取了此前选本的经验教训（13），努力避免其缺点，因而采取比较通脱的态度，以“大雅”精神为主线，陈氏既重视豪放、婉约等各种风格，也不排斥“闲情”和“别调”，只是在“闲情别调”中要见词人“性情之厚”。我们还可以从陈氏的其它表述中得其选词旨趣。又如《白雨斋词话·卷七·三六》中说：“癸酉甲戌之年（按：即1873－1874年，作者21－22岁时。），余初习倚声，曾选古今词二十六卷，得3434首，名曰《云韶集》。自今观之，殊病芜杂。”这大概是作者的少作，是为学习作词而选，还未形成自己的词学思想体系。在《白雨斋词话·卷八·二十二》中又说：“今拟辑古今二十九家词（附选四十二家），约二十卷。此选大意务在穷源竟委，故取其正，兼收其变，为利于初学耳。非谓词之本原，即在二十九家中，漫无低昂也。惟殿以皋文（张惠言）、中白（庄棫），却寓深意。”（14）这个选本应该是陈氏晚年词学思想成熟时期的构想，除了明词外，唐宋清三代名家都在其中，显示了比较通脱的词学观念。而他将张皋文、庄中白殿后的“深意”就是表明他论词的旨归偏向常州词派。

   陈氏毕生精力所选的选本中，我们可以从他对梦窗词的一些选择处理略微探知他的词学思想。《白雨斋词话·卷二·二十二》：

   张皋文《词选》，独不收梦窗词，以苏、辛为正声，却有巨识。而以梦窗与耆卿、山谷、改之辈同列，不知梦窗也。至董氏《续词选》，只取梦窗《唐多令·忆旧游》两篇，此二篇绝非梦窗高诣。《唐多令》一篇，几于油腔滑调，在《梦窗集》中，最属下乘。《续选》独取此两篇，岂故收其下者以实皋文之言耶？（自注：董毅为皋文外孙）谬矣！

此则评论张惠言《词选》和董毅《续词选》不选梦窗或选梦窗词下乘作品的不当，表现出既要重视梦窗，更要注重精选佳作的观点。那么梦窗词那些可以算作佳作呢？《白雨斋词话·卷二·二十三、二十四》：

   梦窗《高阳台·落梅》一篇，既幽怨，又清虚，几欲突过中仙（王沂孙）咏物诸篇，是集中最高之作，《词选》何以不录？

   梦窗精于造句，超逸处，则仙骨姗姗，洗脱凡艳；幽索处，则孤怀耿耿，别缔古欢。如《高阳台·落梅》云：“宫粉凋痕，仙云堕影，无人野水荒湾。古石埋香，金沙锁骨连环。南楼不恨吹横雨，恨晓风千里关山。半飘零，庭上黄昏，月冷阑干。”又云：“细雨归鸿，孤山无限春寒。”《瑞鹤仙》云：“怨柳凄花，似曾相识。西风破履，林下路，水边石。”《祝英台近·除夜立春》云:“翦红情，裁绿意，花信上钗股。残日东风，不放岁华去。”又《春日客龟溪游废园》云：“绿暗长亭，归梦趁风絮。”《水龙吟·惠山泉》云：“艳阳不到青山，淡烟冷翠成秋苑。”《满江红·殿山湖》云：“对两娥犹锁，怨绿烟中。秋色未教飞尽雁，夕阳长是坠疏钟。”《莺啼序》云：“瞑堤空，轻把斜阳，总还鸥鹭。”《八声甘州·游灵岩》云：“箭径酸风射眼，腻水染花腥。”又云：“连呼酒，上琴台去，秋与云平。”俱能超妙入神。

这两则可以看出，陈氏论梦窗词极其推崇既幽怨又清虚，既超逸又孤幽的词作。所列举的词，都是梦窗佳作，说明他确实别具慧眼，其眼光实高于张惠言等人。

《白雨斋词话·卷二·二五》：

梦窗《赋女骷髅·调思佳客》云：“钗燕拢云睡起时，隔墙折得杏花枝。青春半面妆如画，细雨三更花欲飞。情轻爱别旧相知，断肠青冢几斜晖。乱红一任风吹起，结习空时不点衣。”又《题华山女道士扇·调蝶恋花》云：“北斗秋横云髻影，莺羽衣轻，腰减青丝剩。一曲游仙闻玉磬，月华深处人初定。十二阑干和笑凭，风露生寒，人在莲花顶。睡重不知残酒醒，层城几度啼鸦瞑。”又《醉落魄·题藕花洲尼扇》云：“春温红玉，纤衣学翦娇鸦绿。夜香烧短银屏烛，偷掷金钱，重把寸心卜。（注：此三句亦平常浅熟，意虽非恶劣，究属疲庸，不谓梦窗蹈之。）翠深不得鸳鸯宿，采菱谁记当时曲。青山南畔红云北，一叶波心，明灭淡妆束。”此类命题，皆不大雅，金应珪抉词中三弊，似此亦在俚词之列，故为皋文所不取。然用意造句，仙思鬼境，两穷其妙。余录入《闲情集》中，不忍没古人之美也。

陈氏为了“存古人之美”，一反金应珪《词选后序》中提出的“淫词”“鄙词”“游词”三蔽之说，偏偏选张皋文不取的作品录入《闲情集》。一方面可以看出陈氏对梦窗词中这类“仙情鬼境”作品的肯定与关注；另一方面，由于这三首作品除第一首较有特色外，其余两首情趣不高，只能算下乘之作，则可见陈氏词学观念中含有一定的搜幽抉微去取欠精之瑕疵。



综上所述，陈氏围绕梦窗词的品读鉴赏、编选比较充分地展现了他的词学观念，也显示出他立论存在前后矛盾的现象，这主要由于在对梦窗词的词史定位和具体作品评析之间存在观念上的差异，从词史上看，梦窗在陈氏的视野里只能属于“大家”行列里次一等的地位，永远排在周邦彦、姜夔、王沂孙等人之后，而以“沉郁”“忠厚”来研读梦窗词又得出“逸品”“仙骨姗姗”“超逸中见沉郁”等真切感受。形成这种矛盾的原因我认为有这样几点：第一，陈氏的《白雨斋词话》并非最后由他自己校订的定本，当他的外甥包荣翰要将八卷本词话付梓时，陈氏说：“于是编历数十寒暑，识与年进，稿凡五易，安知将来不更有进于此乎？”（15）这样一本还未最终定稿的规模宏大的专著，存在一些前后抵牾是可以理解的；第二，就是他词学理论本身存在缺陷，有清一代实际上都是通过推尊词体来振兴词学，清初浙西词派由于要力避南宋《草堂诗余》等推重北宋的偏颇，改而推尊南宋的姜夔和张炎，在“清空”“醇雅”的标尺下，当然没有梦窗词的位置；后来常州词派兴起，创“意内言外”“比兴寄托”之说，立“诗有史，词亦有史”之论，无论张惠言的不选梦窗词还是后来的周济推尊梦窗为领袖一代的大家，都是严重的偏颇，因此陈氏再次纠偏补正，对梦窗采取折中处理，在诗骚大雅“沉郁幽怨”和“温柔敦厚”标准下，陈氏虽然能知梦窗词的佳处，但必然不是最高典范；第三，梦窗词在词史上各种理论观照下的沉浮升降的事实，说明推尊词体、追索本源的任何努力必然存在重内容轻艺术的偏颇，而以艺术创造见长的梦窗词在陈氏之后乃至将来还会继续存在这样褒褒贬贬的“钟摆现象”。这就令人想起吴熊和先生的那句名言：“对梦窗词的理解程度，就常常要看读者的学识、诗词修养与鉴赏水平了。”（16）





注释：

①《白雨斋词话·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10月版，第1－2页。以下所引凡出自该书者只注页码。

②《白雨斋词话·卷一·四》第4页。

③《白雨斋词话·卷一·八》第5－6页。

④《白雨斋词话·卷一·三》第4页。

⑤《白雨斋词话·卷二·二》第28页。

⑥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六》第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北京第一版。

⑦沈义父《乐府指迷·论词四标准》：“词之作难于诗：盖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见蔡嵩云笺释《乐府指迷笺释》第4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北京第一版。

⑧张炎《词源·清空》：“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姜白石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见夏承焘校注《词源注》第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北京第一版。

⑨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二》第33页“梦窗厚处难学”条。见孙克强辑考《蕙风词话·广蕙风词话》，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11月版。

⑩《词综》，清初朱彝尊为矫正南宋《草堂诗余》的鄙陋而编，目的是使“倚声者知所宗”，采摭唐、宋、金、元词凡五百余家，共三十卷，续补八卷。但据汪序，此书实为朱、汪共同完成，朱氏完成前十八卷后，即北游京师，南至于白下，三年后广为二十六卷，在此期间，汪氏“从故藏书家，抄白诸集，相对参论，复益以四卷，凡三十卷。”见光绪金匮浦氏重修本《词综·序》。

⑾参拙文《绮窗凄梦：词中之商隐》载《学术月刊》2004年3期。

⑿《词则》，陈廷焯编著，1984年上海古籍影印稿本丛刊。

（13）陈氏对清初以来的选本均有批评，如《白雨斋词话·卷五·五〇》批评孙默编《国初十六家词》“独遗竹垞，殊不可解。其中王士禄、王士祯，于词一道，并非专长，不知何以选入。”《白雨斋词话·卷五·五一》批评彭骏孙《词藻》四卷“品论古人得失，欲使苏、辛、周、柳，两派同归”，是“未能洞悉原委”。《白雨斋词话·卷五·五二》批评王昶编《词综》不该编选明代的词作。《白雨斋词话·卷五·五三》指责夏秉衡《清绮轩词选》“大半淫词秽语”。《白雨斋词话·卷五·五四》对戈载《宋七家词选》将草窗代淮海表示遗憾。《白雨斋词话·卷五·五五》称赞“皋文《词选》，精于竹垞《词综》十倍，去取虽不免稍刻，而轮扶大雅，卓乎不可磨灭，古今选本，以此为最。”《白雨斋词话·卷五·五六》认为近时冯梦华所刻乔笙巢《宋六十一家词选》“甚属精雅”。

（14）这二十九家是：有唐一家温飞卿；五代三家：李后主、韦端己、冯延巳；北宋七家：欧阳永叔、晏小山、张子野、苏东坡、秦少游、贺方回、周美成；南宋九家：辛稼轩、姜白石、高竹屋、史梅溪、吴梦窗、陈西麓、周草窗、王碧山、张玉田；元代一家：张仲举；国朝八家：陈其年、曹珂雪、朱竹垞、厉太鸿、史位存、赵璞函、张皋文、庄中白。

（15）《白雨斋词话包跋》第225页。

（16）《吴熊和词学论集》第293页。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4月版。



【说明】本文已经发表在《词学》第十九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