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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尼采的哲学
尼采的哲学采用了两种表现手法：箴言和诗。这些形式本身包涵了关于哲学的新观念、关于思想家和思想的新形象。尼采用解释价值判断代替认识的理想(idéal)、真实(vrai)的发现。用解释来固定现象的那些常是部分的和断片的意思；用价值判断来决定意思的级别的“价值”，并把这些断片总合在一起，既不减弱、也不消除它们的多样性。箴言恰好是解释的手段，同时也是解释的对象；诗是价值判断的手段，同时也是价值判断的对象。解释者是生理学家或医生，他把现象看作症状，然后用箴言来描述。价值判断者是艺术家，他从“各种视角”进行观察和创造，并用诗来表达。未来的哲学家是艺术家和医生，简言之，是立法者。
这样的哲学家的形象也是最古老、最久远时代的哲学家形象。这是苏格拉底以前的思想家的形象，既是“生理学家”和艺术家、又是世界的解释者和价值判断者。如何理解未来的哲学家与原始的哲学家的接近呢？未来的哲学家同时也是远古世界和洞穴的探险家，他只创造出那基本上被遗忘、经过努力才想起来的东西。根据尼采，这种东西就是思考和生存的统一。这是复合的统一：向生存迈出的一步，同时也是向思想迈出的一步。生存方式启发思考方法，思考方式创造生存方法。生存使思考“活化”，思考反过来肯定生存。这个苏格拉底以前的统一，我们甚至连它的观念都没有了。我们只有这样一些例子：思考束缚生存、截断生存的手足、使生存变得安分；还有，生存进行报复、使思考狂乱、与思考一起灭亡。我们只有在平庸的生存和疯狂的思想家之间进行选择。对思想家来说太安分的生存，对生存者来说是太疯狂的思想：这就是康德和荷尔德林的情况。但是，不再有疯狂的成分、令人满意的统一性有待于再发现，这种统一使生存的秩事成为思考的箴言，使思考的价值判断成为生存的新的视角。
苏格拉底以前的思想家的秘密以某种方式从一开始就已经被丢掉了。我们不得不把哲学看作一种力。但是，诸力的法则是：它不掩盖在先在的诸力的假面之下就不会出现。生存者先必须摹仿物质。哲学的力从它在希腊诞生的一刻起，为了继续生存就不得不化妆。哲学不得不借用先在的诸力的姿态，不得不戴着祭司的假面。希腊的年轻哲学家有着古代东方祭司的某些东西。人们现在仍然不能区别：左罗阿斯特（Zoroastre）和赫拉克利特，印度教徒和埃利亚学者，埃及人和恩培多克，毕达哥拉斯和中国人，这些都是很容易混淆的。人们谈论理想的哲学家的美德、他的禁欲主义、他对智慧的爱；却不善于看到为其特有的孤独和欲望，以及隐藏在假面之下的、存在者的极不安分的目的。哲学的秘密由于从一开始便被丢失了，所以它有待于未来人们的发现。
因此毫无疑问，哲学只有边退化，边背叛自己，并听任自己被蒙上假面，才在历史上得到发展。代替积极的生存和思考的统一，思考以裁判生存，把生存放在一些所谓更高的价值的对立面，并根据这些价值来衡量生存、限制生存、谴责生存为己任。在思考因此而成为否定的思考的同时，生存遭到贬值，它不再积极，简化为最贫乏的形式，即简化为只与那些所谓更高的价值并存的病态。能动的生存被“反动”打败，肯定的思考被否定打败。这个结果对哲学家来说是惨重的。因为立法的哲学家的两个美德是：批判一切既成价值，即批判那些高于生存价值和这些价值依据的原理，并创造新的价值，即创造要求别的原理的生存价值。这是铁锤和革命。但是在哲学退化的同时，立法的哲学家把地盘让给了驯服的哲学家。代替既成价值的批判，代替创造新的价值和新的价值判断，出现了墨守已被接受了的价值的人。为了成为形而上学者，哲学家不再是生理学家和医生了；为了成为“公职教授”，哲学家不再是诗人。他自称服从真实和理性的要求，但是在理性的要求背后，我们常常看到不那么理性的力量，看到国家、宗教、流行的价值。哲学除了统计人们为了服从而赋予自己的全部理由以外别无他事。哲学家以对真理的爱为借口，但是这种真理却无关他人的痛痒（“这种真理作为安分的、喜欢舒适的造物而出现，它不断地向所有既成的权力保证：因为它最终只能是纯粹的科学，所以决不会给任何人带来一点儿麻烦”）。哲学家根据生存承担重物的能力、担负重荷的能力来评价生存。确切说，这些重物、重荷就是更高的价值。正是重量的精灵（esprit）把负重者和被负的重物、既反动又贬值了的生存，以及行使否定和贬值职能的思考集中在同一片沙漠之中。这样，留给人们的就只有批判的梦想和创造的幻想了，因为没有什么比负重者更反对创造者了。创造即是减轻负担，卸掉生存的重负，创造生存的新的可能性。创造者是立法者，也即行动者。
很明显，哲学的退化是从苏格拉底开始的。如果用两个世界的区别，即用本质与表象的对立、真与假的对立、可知与可感的对立来给形而上学下定义的话，我们必须说，是苏格拉底创造了形而上学：他使生存成为必须被裁判、被衡量、被限制的东西，又使思考成为挂着“神性”、“真”、“美”、“善”等更高价值的招牌的尺度和界限。从苏格拉底开始，出现了自愿而巧妙的服从哲学家类型。但是接下去，跳过几个世纪，可以说康德恢复了批判，或重新发现了立法的哲学家这一概念吗？康德暴露了对认识的虚伪要求，但是，他对认识的理想并不怀疑；他暴露了虚假的道德，但并不怀疑德性的要求，既不怀疑这些要求的价值的性质，也不怀疑这些要求的价值的起源；他非难我们混同了各种领域、各种趣味，但是这些领域，还有理性的这些趣味、神圣观念（真的认识、真的道德、真的宗教）却被完整地保留下来。
辩证法本身又延长了这个戏法的生命。辩证法是促使我们回复被异化了的属性的技巧。一切都将作为辩证法的动力和产物回归“精神”，抑或回归自己的意识，甚或回归作为类的存在的人。但是如果我们的诸属性本身就表现了衰退的生存和损坏生存的思考，那么对我们来说，回复这些属性，或成为它们的真正主体有什么用呢？当人们按照宗教改革运动的方法把祭司内心化了的时候，即把祭司纳入了信徒心中的时候，人们是否就废除了宗教？当人们把人放在上帝的位置上，并保留了这个主要部分、即上帝的位置的时候，人们是否就把上帝处死了呢？在这里，唯一的变化只是：代替被迫负担来自外部的重荷,人们自愿把重荷放在自己的背上。未来的哲学家，即哲学家－医生，把不同的症状诊断为同一疾病的延续：诸价值是可以变化的，人登上了上帝的位置，进步、幸福、效用代替真、善或者神圣；但是主要部分却没有变，即旧的或新的价值所依存的视角或价值判断并没有变。人们总是要求我们压抑自己，给自己压上重荷，只承认生存的反动形态和思考的非难形态。当我们不再希望、不再能够负担更高的价值，人们仍然劝诱我们接受“如其所是的实在（Réel）”——但是，这个如其所是的实在显然是更高的价值从现实中制造出来的！（连今天的存在主义也保留着对担负、背负的极大兴趣，以及对严格意义上的辩证法的兴趣，这种兴趣是存在主义与尼采的不同之处。）
为了实行价值转换，光杀死上帝是不够的，尼采是最初告诉我们这一点的人。在尼采的作品中有多处关于上帝之死的描写，它们至少有十五处左右，都写得极其美丽。但是根据这些最美的描写之一，杀死上帝的人恰恰是“人类中最丑陋的人”。尼采想要说的是，当人不再需要外部要求时，当人禁止自己做曾是别人禁止他做的事情时，当人自愿承担似乎不再是来自外部的管理和重荷时，人就变得更加丑陋。因此，从苏格拉底学派到黑格尔主义者的哲学史就是漫长的人的服从的历史，就是为了使服从合法而寻求理由的历史。这个退化的运动不但影响了哲学，还表明了历史的最一般的生成、最基本的范畴。决定了我们的思考和生存的、决定了腐败症状的大部分事件不是来自历史上的一个事实，而是来自原理本身。因此，作为未来的哲学的真的哲学，就像它不是永恒的，它也不是历史的：他必须是不合时宜的，并且必须总是不合时宜的。
所有的解释都决定现象的意义。现象的意义显然存在于诸力的关系之中，根据这个关系，在复杂的、被分成等级的整体之中有些力起能动的作用，另一些力起反作用。不管现象多么复杂，我们都能很好地区别能动的、原初的、征服的、支配的力和反动的、次要的、适应的、调节的力。这个区别不单是量的区别，也是质的和类型的区别。因为力的本质就是与其他诸力相关；并且在这个相关关系中，力才得到它的本质，或说它的质。
力与力的关系叫做“意志”。因此首先必须避免误解尼采的权力（puissance）意志的原理。这个原理并不意味着（至少不首先意味着）意志渴求权力，或者，意志希望支配。只要把权力意志解释为“希望支配”的意思，就不可避免地使权力意志依存于既成价值，即依存于在这样那样地情况下，在这样那样的冲突中，唯一有权决定谁必定是“公认的”最强者的既成价值。由此，人们便不能辨认作为我们所有价值判断的可塑性原理的权力意志的性质，便不能辨认作为创造非公认的新价值的隐蔽原理的权力意志的性质。尼采说，权力意志既不在于欲求，更不在于索取，而在于创造和给予。权力意志所说的（权力）不是意志欲求的对象，而是在意志中欲求的人（狄奥尼索斯本人）。权力意志是表示差别的要素，在复合体中对峙的诸力和它们各自的质都来自这一要素。因此，它总是要被表示为一个活动的、轻盈的、多元的要素。正是由于权力意志，一个力才下命令，也正是由于权力意志，一个力才服从。因此，相对力的两种类型或质，权力意志有两副面孔、两种质（qualia），即有两种终极的流动的性格，它们比由它们而派生的诸力的性格更深刻。因此权力意志使能动的诸力去肯定，去肯定它们自身固有的差异：在能动的诸力之中，肯定是最初的，否定仅仅是后果，作为收益（jouissance）的追加部分。与此相反，反动的诸力的性格首先是与它们所不是的东西对立，是给别的东西划定界限：在反动的诸力之中，否定是最初的，由于否定，反动的诸力才到达貌似肯定的地步。所以，肯定和否定是权力意志的质，就像能动的和反动的是诸力的质一样。价值判断发现权力意志之中的价值和原理，就像解释发现诸力之中的意思的原理。总之，根据前述概念上的理由，我们要避免把尼采的思想还原为单纯的二元论。因此我们看到，肯定本身基本上是复数的、多元论的，而否定基本上是单一的，或说呆板的一元论的。
但是历史却让我们面对最奇怪的现象：反动的力取得胜利，否定在权力意志中占据优势！这并不单指人类的历史，还指生命的历史，大地的历史，至少是上面住有人类的大地的历史。我们到处看到的是“否”战胜了“是”，反动战胜能动。连生存也变成了顺应的和调节的生存，即还原为它的次要的形态：我们甚至不再理解行动意味着什么。在荒芜的地面上，甚至大地的诸力也衰竭了。尼采把这个反动的力和否定的意志的共同胜利称作“虚无主义”，或者奴隶的胜利。根据尼采，虚无主义的分析是心理学的对象，并且这种心理学被理解为宇宙心理学。
对于力的哲学或意志的哲学来说，说明反动的力、“奴隶”、“弱者”如何取得胜利似乎并不那么容易。因为如果反动的力、“奴隶”、“弱者”一起形成一个比强者的力还要强大的力，那么人们就看不到什么被改变了，质的价值判断基于什么。但是事实上，弱者们、奴隶们不是靠把他们的力加在一起，而是靠削减其他的力才能取得胜利的：他们把强者和强者所能做的分开。他们不是靠构成他们的力，而是靠他们的传染力取得胜利。他们驱使所有的力成为反动的。这就是“退化”。尼采已经指出，生存竞争的标准和自然选择的标准必然有利于作为“次要人物（secondaires）”的弱者和病人（一般说，有病是生存向它的反方向回复）。更何况就人类而言，历史的标准总是有利于这些奴隶。正是一切生命都得病，所有的人都变成奴隶才造成了虚无主义的胜利。因此，我们还要避免在此误解“强者”和“弱者”，“主人”和“奴隶”等尼采的术语：很明显，奴隶不因有了力量就不再是奴隶，弱者不因有了力量就不再是弱者。反动的力也不因占了上风就不再是反动的。因为根据尼采，在一切事物中，关键在于质的类型学，在于是卑劣还是高贵。我们的主人是在普遍奴隶化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的奴隶：欧洲人、被驯化的人、丑角……尼采把现代的国家描绘成蚁穴，在那里，头子和有权者靠着他们的卑劣、靠着传播卑劣和滑稽动作占了上风。不管尼采有多么复杂，读者很容易猜到尼采把纳粹分子所认为的“主人”的人种排在什么范畴里（即排在什么样的类型里）。虚无主义胜利的时候，也只有这个时候，权力意志不再希望表示“创造”，而是意味着：渴望权力，希望支配（因此，它才把金钱、名誉、权力等既成价值归于自己，或者让别人把它们归于自己）。然而这个权力意志显然是奴隶的权力意志，是奴隶或无能者思考权力的方式，是对权力所抱有的观念，是胜利时所使用的观念。病人有时会说：啊！如果我的身体好，我会做这个（也许他这样做了），但是他的计划和他的想法仍然是病人的，是只有病人才有的。奴隶也是这样，他们对主人或对权力抱着同样的观念。反动者也是这样，他们对行动抱着同样的观念。到处是价值的颠覆和价值判断的颠倒，到处是从狭小的侧面看到的事物，到处是颠倒了的形象，就像牛眼所见的一样。尼采的最伟大的话之一是：“人们总是为了保卫强者而反对弱者。”
就人而言，我们来看看虚无主义的胜利的诸阶段。这诸阶段构成了尼采心理学的伟大发现，形成了深层类型学的诸范畴：
1．怨恨：是你的错，是你的错……外向的（projectives）指责和非难。如果我是弱者，如果我不幸，那就是你的错。反动的生存躲避能动的力，反动不再被“驱动（agie）”。反动成为反对一切能动的某种感觉（senti），即“怨恨”。人们对行动感到羞耻；生存本身收到非难，并被与生存的力分割开来，与它所能做的分割开来。羊羔这样说：鹰所做的一切，我都能做，我不去做是因为我不愿意去做，因此要把我和鹰同样看待……
2．内疚感：是我的错……内向（introjection）的要素。反动的力通过钓鱼的手法摄取生命，得到恢复。它们使错误内在化，自称有罪，转而反对自己。但是因此，反动的力却做出了榜样，它们使生存全体彻底与它们结合，它们获得最大限度的传染力，以此形成反动阵营。
3．禁欲主义的理想：升华的要素。衰弱的生存或反动的生存所希望的最终是生存的否定。他的权力意志是作为自己的胜利的条件的虚无的意志。反过来说，虚无的意志只承认衰弱的、残缺不全的、反动的生存，即近乎零的状态。它们结成了令人担忧的同盟。人们便根据所谓高于生存的价值来判断生存：这些被人笃信的价值与生存对立，裁判生存，把生存导向虚无；它只承认救济生存的最反动、最衰弱、最病态的形态。这就是上帝和虚无的同盟。一切都颠倒了：奴隶被叫做主人，弱者被叫做强者，卑鄙者被称做高尚。人们认为一个人由于担了重荷才变得强大和高贵：他担着“更高的”价值的重荷，便觉得自己尽了责任。对他来说，就连生存，特别是生存，也显得难以负担。价值判断被如此歪曲，以至于人们再不能看到负担重荷的人是奴隶、他担负的是奴隶制、脚夫是担负重荷的弱者（porte-faible）。而这与创造者、行动者正相反。因为实际上，人们是由于衰弱才负担，是靠虚无的意志才去负担（参照《查拉图斯特拉》的“小丑”和“驴”的角色）。
根据尼采，上述虚无主义的诸阶段与犹太教、基督教相对应。但是希腊哲学，即古希腊哲学的退化为基督教做了多少准备工作啊。尼采比较概略地指出了虚无主义地诸阶段为什么也是“自我”、“世界”、“上帝”、因果关系、合目的性等思考地重要范畴地生成过程。但是虚无主义并不于此停止，它贯穿一条构成我们全部历史的路。
4．上帝之死：回复的要素。很长时间，上帝之死作为宗教内部的戏剧，作为犹太教的上帝和基督教的上帝之间的事情而出现。以至于我们不再清楚地知道，是由于“父亲”的不满“儿子”死去了呢，还是由于“儿子”独立（成为世界主义者），“父亲”死去了。但是圣保罗已经把基督教建立在基督是为我们的罪恶而死的这一观念上了。随着宗教改革，上帝之死越来越成为上帝和人之间的事情了。知道人发现自己是杀死上帝的凶手，并愿意承担作为凶手的责任，背上这一新的重荷。人盼望着上帝死亡的逻辑结果：自己成为上帝，代替上帝。
尼采认为上帝之死是一件热闹的大事情，但它并不彻底。因为“虚无主义”还在延续，形式几乎没变。虚无主义以前意味着：打着更高的价值的旗号贬低和否定生存。现在它则意味着：否定更高的价值，用人性的、太人性的东西取而代之（用道德代替宗教；用效用、进步、历史代替神圣的价值）。什么都没变，因为是同样的反动的生存，是同样的奴隶制，以前靠神圣的价值取得胜利，现在则靠人性的价值取得胜利。是同样的脚夫，是同样的驴，以前是因为在上帝面前负有责任而主动承担起来。人们甚至向虚无主义的沙漠深处又迈了一步：人们声称把握了所有的“现实”，但是人们把握的只是跟高的价值遗留下来的东西，反动的力的残渣和虚无的意志的残渣。这就是为什么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第四部描绘了叫做“上等人”的巨大不幸。他们希望替代上帝，他们承担人的价值，他们甚至相信重新发现“现实”，恢复肯定的意思。但是对他们来说唯一可能的肯定只是驴的叫声“是（I-A）”，只是反动的力，这个反动的力主动承担虚无主义的产物，并相信在每次承担否的时候都要说是。（对“是”与“否”，对它们的真实性或者欺骗性进行了深思的现代两部著作出自尼采和乔伊斯之手。）
5．最后的人和希望灭亡的人：终止的要素。因此上帝之死是一个事件，但这个事件还期待着它的意义和价值。只要我们不改变价值判断的原理，只要我们用新的价值代替旧的价值，即只标明反动的力与虚无的意志之间的各种新的组合，那么，什么也没有改变，我们总是处于既成价值的统治之下。我们清楚地知道，有从一开始就很陈旧地价值，它们从诞生起旧表明了它们地顺应性和顺从主义，表明了它们无力扰乱一切既成秩序。然而虚无主义每向前走一步，空虚也就更加暴露。因为上帝之死所表现地是反动的力和虚无的意志的同盟、即反动者和虚无的上帝的同盟正在破裂：人们声称不要上帝，自己可以代替上帝。尼采的诸概念是无意识的诸范畴。重要的是戏剧在无意识中推进的方式：当反动的力声称不要“意志”，它便越来越深地滚进了虚无的深渊，滚进了越来越无价值的、越来越缺乏神圣，甚至缺乏人性的世界。在上等人之后出现的是最后的人，他说道：一切都是空的，确切地说，一切都在消极地消逝！与其说是虚无的意志，不如说是意志的虚无！但是由于这个决裂，虚无的意志开始转而反对反动的力，成为否定反动的生存的意志，唤起人们渴求积极地自我毁灭。因此，在最后的人之上还有希望灭亡的人。在虚无主义完成的时候（“夜半”），为了价值转换，一切都准备好了。
因此，所有价值的转换都可以定义为：力的积极生成。权力意志中的肯定的胜利。在虚无主义的支配下，否定性是权力意志的形式和基础；肯定只是次要的，隶属于否定的，它收集和运送否定性的成果。因此驴的叫声“是”作为肯定的漫画，是虚假的是。现在一切都变了：肯定成为本质或权力意志本身；至于否定性，它虽然继续存在，但是是作为肯定者的存在的模式，作为肯定所固有的攻击性，作为即将来临的闪电和随即被肯定的东西而来的惊雷，即作为伴随着创造的全面的批判。这样，查拉图斯特拉就是纯粹的肯定，但他显然是通过使否定成为行动，成为对肯定者和创造者有利的要求，才把否定放到它的最高阶段。查拉图斯特拉的“是”与驴的“是”相对立，就像创造与承担相对立一样。查拉图斯特拉的“否”与虚无主义的“否”相对立，就像攻击性与怨恨相对立一样。转换意味着肯定－否定关系的颠倒。但是转换只可能出现在虚无主义完结之后。只有等到最后的人、希望灭亡的人出现，否定才最终转而反对反动的力，并自己成为行动，进而服务于更高的肯定。（被克服的虚无主义，但是是由于其自身才被克服的虚无主义……尼采的这种说法正是由此而来。）
肯定是意志的最高权力。但是，什么被肯定了呢？大地、生存……但是，作为肯定的对象，大地和生存是什么样的呢？这对我们是未知的，我们只居住在大地的荒芜的表面，只生存于近乎零的状态中。虚无主义禁止和努力否定的当然不是“存在”，因为我们早就知道，“存在”与“虚无”类似，就像兄弟一样，虚无主义禁止和努力否定的毋宁说是多样性，是生成。虚无主义认为生成必须是赎罪的，必须被“存在”所吸收：而多样性是不正当的，一定要被判罪，并被“一”所吸收。生成和多样性是有罪的，这便是虚无主义最初的、也是最后的话。因此，在虚无主义的支配下，哲学把自己作为阴暗的情感的动机，例如“不满”、莫名的不安和对生活的焦虑：一种模糊的罪恶感的动机。相反，价值转换的最初的形象是把多样性和生成提升为最高的权力，即使它们成为肯定的对象。在多样性的肯定之中有各种各样实践的快乐。欢乐作为从事哲学的唯一动机而出现。给否定的情感或者悲伤的情感标价是欺骗，而虚无主义的力量即以此欺骗为基础。（卢克莱修和斯宾诺莎关于这一点已做了决定性的论述。在尼采之前，他们把哲学看作肯定的力，看作反对欺骗的斗争实践，看做驱除否定的工作。）
多样性以其多样被肯定，生成的东西以其生成被肯定。就是说，肯定本身是多样的，同时是生成的；并且生成和多样性是肯定的。在被清楚地理解了的肯定之中有一种类似照镜子的把戏。“永恒的肯定……我永远是你的肯定！”价值转换的第二个形象是肯定的肯定，是两重性，是狄奥尼索斯和阿波罗这神圣的一对。
狄奥尼索斯承认上述的全部性格。我们与最初的狄奥尼索斯相距很远，这个狄奥尼索斯是尼采从原始“根底”中汲取生命力时，为了制作悲剧与阿波罗结成同盟时，在叔本华的影响下所构思出来的。确实，从《悲剧的诞生》以来，狄奥尼索斯的定义与其说时依据他与阿波罗的同盟，不如说时依据他与苏格拉底的对立：苏格拉底时以上等价值的名义来判断罪的，但是狄奥尼索斯感到生存不应被裁断，生存本身十分正当，十分神圣。但是随着尼采的著述的进程，真的对立逐渐明显起来：甚至不再时狄奥尼索斯与苏格拉底的对立，而是狄奥尼索斯与基督的对立。他们的殉教的解释和评价不一样：一方时作为反对生存的证言，是意图在否定生存的复仇企图；另一方直到狄奥尼索斯被分尸、碎尸为止都是生存的肯定，是生成和多样性的肯定。舞蹈、轻盈、微笑是狄奥尼索斯的权利。狄奥尼索斯作为肯定的力，从他的镜子里唤出又一面镜子，从他的戒指里唤出又一个戒指：为了肯定本身被肯定，需要第二次肯定。狄奥尼索斯有一个女友叫阿里安（“你有一双小耳朵，你有我的耳朵：请听一句贤明的话”）唯一一句贤明的话是“是”。阿里安调和了规定狄奥尼索斯和狄奥尼索斯式的哲学家的各种关系。
多样性不再受“一”管辖，生成也不再受“存在”管辖。但是“存在”和“一”不单失去了它们现在的意思；它们还获得了新的意思。因为在现在，“一”被说成式作为多样性的（碎片或断片）的多样性；“存在”被说成式作为变化的生成。这就是尼采的颠倒，或价值转换的第三个形象。人们不再把生成与“存在”对立，不再把多样性与“一”对立（这些对立本身就是虚无主义的范畴）。相反，人们肯定多样的“一”，肯定生成的“存在”。或者，如尼采所说，人们肯定偶然的必然。狄奥尼索斯是赌徒。真的赌徒把偶然当作肯定的对象：他肯定偶然的断片、成分；从这种肯定里看出必然的数目，这数目又使他再次掷骰子。人们把这第三个形象看作：“永远回归”的游戏。回归正是生成的存在、多样的一、偶然的必然。因此必须避免把“永远回归”当作“同一的回归”。这就误解了价值转换的形式和基本关系中的变化。因为“同一”并不先在于多样的东西（除非在虚无主义的范畴中）。并不是“同一”在回归，因为回归是“同一”的原始形式，而后者只能被叫做多样的东西、多样和生成。“同一”并不回归，回归只是生成着的东西的“同一”。
问题是“永远回归”的本质。“永远回归”的问题必须摆脱各种无益的和虚假的命题。人们有时候要问，尼采怎么能相信古代似乎常有的思想是新的和非凡的呢？但是显然，尼采清楚地知道在古代，无论希腊还是东方，这些思想并没有被发现，除非是在细部、以不确切地方式，并且是在与尼采哲学完全不同地意思上。尼采已经最清楚地表达了对赫拉克利特的保留。并且就像把蛇放进喉咙里一样，尼采把“永远回归”放进查拉图斯特拉的嘴里，这只意味着他把古代人物左罗阿斯特看作最缺乏想象力的人。尼采说，他把查拉图斯特拉这个人物当作委婉的托词，或者进一步作为反用法和换喻，故意让他拥有他不能构成的新概念。
人们还会问，如果“永远回归”存在于循环之中，即存在于“一切”的回归之中，存在于“同一”的回归之中，那么“永远回归”中是否有什么令人震惊的东西呢？但是显然，问题不在这里。尼采的秘密在于，“永远回归”是选择，是二重选择。首先作为思想。因为，为了把自律的意志从一切道德中解放出来，“永远回归”给了我们一个法则：不管我欲求什么（我的懒惰、美食、松懈、恶德和美德），我“必须”用和欲求“永远回归”一样的方式来欲求。它排除“半欲求”的世界、排除我们在“一次，只一次”的条件下欲求的一切。甚至松懈、懒惰在欲求它们的“永远回归”时，也变成了与懒惰、松懈不同的东西：它们成为能动的，成为肯定的力。
并且“永远回归”不单是选择的思想，它还是选择的“存在”。只有肯定才回归，只有能被肯定的才回归，只有欢乐才回来。所有能被否定的、所有的否定都被“永远回归”的运动本身所驱逐。我们会担心，虚无主义的、反动的联盟会不会永远回归呢？“永远回归”必须被比作车轮；车轮的运动具有驱逐一切否定的离心力。因为“存在”表现为生成，所以它排除所有反对肯定的东西，即所有虚无主义的和反动的形式：内疚感、怨恨等等都是人们只能遇到一次的东西。
但是尼采在许多文章里，都把“永远回归”看作一个循环，在那里一切在回归，“同一”在回归，并在向自身回归——这些文章意味着什么呢？尼采是一个使观念“戏剧化”的思想家，就是说，他把这些观念作为紧张的不同程度上的连续事件来表达。这一点，我们在关于上帝之死的记叙中已经看到。同样，“永远回归”也是两个叙述的内容（如果尼采的著作不因精神错乱而中断，如果尼采本人所明确构思的进程不被阻止的话，那么一定会有更多的叙述吧。）不过，在这两个给我们留下的叙述中，一个是有关于有病的查拉图斯特拉的，另一个是关于正在恢复、基本康复的查拉图斯特拉的。使查拉图斯特拉得病的正是循环的观念：“一切”在回归、“同一”在回归、一切向自身回归的观念。因为在这里，“永远回归”只是一个假说。平凡是说它相当于一个自然的、动物的、直接的确信（因此，查拉图斯特拉在鹰和蛇要安慰他的时候回答说：你们使“永远回归”成为一个“老生常谈”，你们把“永远回归”还原为一个人人皆知的公式）。——还有可怕，因为如果一切在回归、在向自身回归是真的，那么渺小狭隘的人、虚无主义和反动也要回归（因此查拉图斯特拉才喊出他的深深的厌恶、极大的轻蔑，并且声称他不能、不想、不敢说“永远回归”）。
在查拉图斯特拉病体恢复期间发生了什么？他只承担了他以前没有承担的负担吗？他接受了“永远回归”，并从中捕捉欢乐。这只是心理的变化吗？显然不是。这是“永远回归”的理解和意义的变化。查拉图斯特拉认识到，在生病时，他完全没有理解“永远回归”。他认识到，“永远回归”不是一个循环，它既不是“同一”在回归，也不是在向自身回归。他认识到，“永远回归”既不是一个供动物使用的平庸的自然事实，也不是一个供人类使用的苦难的道德惩罚。查拉图斯特拉理解了“‘永远回归’与选择的‘存在’”的同一性。既然“永远回归”是只被称做肯定的、在行动中生成的存在，那么反动和虚无主义，还有否定为什么还能回归呢？“永远回归”是离心的车轮、“‘存在’的至高无上的星座”，既不达成任何愿望，又不玷污任何否定。“永远回归”是“反复”；但是它是进行选择的“反复”，是进行救助的“反复”。这事解放和选择的反复的不可思议的秘密。
因此，价值转换有第四个，即最后一个方面：它包括超人，并产生超人。因为在人的本质里，人是一个反动的、把自己的力与虚无主义结合的存在。“永远回归”拒绝、排除这种存在。价值转换与人的本质的根本转变有关，这种转变从人中产生出来，但是它产生超人。超人正是指梭鱼哦能被肯定的东西的集合体，指存在着的东西的最高形式，指代表选择的类型，指这种存在的萌芽和主观性。因此超人出于两个系统的交叉点。一方面，超人以最后的人和希望灭亡的人作为媒介，但是又在他们对立面，作为人的本质的分裂和改变而从人中产生出来。但是另一方面，超人虽然从人中产生出来，却并不是靠人才产生出来的：他是狄奥尼索斯和阿里安的成果。查拉图斯特拉本人继承了前者的血统；因此他不如狄奥尼索斯，他是狄奥尼索斯的先知或预言家。查拉图斯特拉把超人叫做自己的孩子，但是他被自己的孩子超越了，因此真正的爸爸是狄奥尼索斯。价值转换的形象是这样完成的：狄奥尼索斯－阿里安，或者二重（dédoublée）的肯定；超人或者肯定的类型和产物。
尼采的读者必须避免四个可能的误解：1.关于权力意志（即相信权力意志意味着“支配欲”或者“渴望权力”）；2.关于强者和弱者（即相信在一个社会体制中，最“有力者”是由于最有力而成为“强者”）；3.关于“永远回归”（即相信它与从希腊人、印度人、巴比伦人那里借来的一个旧观念有关……；相信它与循环，或“同一”的回归、向自身回归有关）；4.关于后期著作（即相信这些著作由于精神失常而走了极端或已经失去信用）。
吉尔·德鲁兹 《解读尼采》 张唤民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23－68页
http://www.cul-studies.com/old/asp/list3.asp?id=2291&writer=\'deleuz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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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6-6-16 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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