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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我们选择，我们担当--卡夫卡与克尔凯郭尔"单数形式人格"之比较 [打印本页]

作者: kenshin 时间: 2006-6-7 18:59
标题: 我们选择，我们担当--卡夫卡与克尔凯郭尔"单数形式人格"之比较
作者：余亮

提要：卡夫卡被认为是带有生存论色彩的现代作家，而克尔凯郭尔则被公认为存在哲学的先驱。共同对个体生存问题的关注以及他们身世、经历的许多惊人相似为我们进行比较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本文试图从“单数形式人格”这一角度对两人独特的生存境况进行比较和分析，进而引申出笔者本人对生存论问题的一点浅薄的思考。

关键词：卡夫卡克尔凯郭尔生存境界比较

我不相信世上有什么人的内心状态与我相似。——卡夫卡

我的墓碑上只须刻上四个字：那个个人。——克尔凯郭尔

卡夫卡生前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在他身后不久，整个西方世界会兴起一门轰轰烈烈的以他本人作为本体研究对象的学问——“卡夫卡学”。他更不会想到，他的名字在百年后的今天已成为西方现代文学史的一道门槛，一块基石，一扇窗户，而据说与他并列的两个人物（乔伊斯、普鲁斯特，他们与卡夫卡一起被称为西方现代文学的三大鼻祖）则在他的光辉的掩覆下显得相对暗淡。卡夫卡的身后排列着一串长长的名字，从博尔赫斯到米兰?昆德拉，从罗布?格里耶到巴塞尔姆，他们声称，是卡夫卡让他们窥探到现代小说的秘密，让他们惊觉到小说世界的另一片广阔天空。

克尔凯郭尔在他去世半个世纪后被公认为存在哲学之父、基督教新正统主义之父、后精神分析大师（即所谓“三位一体大师”）。雅斯贝尔斯惊叹道：“克尔凯郭尔和尼采使我们睁开了眼睛!”卡尔?巴特踩着克尔凯郭尔的足迹不经意间成就了基督教新正统主义的“危机”神学，成为自宗教改革以来最伟大的新教神学家。而弗洛伊德“在克尔凯郭尔的先驱性工作得到正确理解和评价之前”，只好默默等待。

一个是天才作家，一个则是“思想家的思想家”。后者比前者恰好大上七十岁。

然而两者的相似之处却比比皆是：一样的孱弱、内向、敏感、聪慧、孤独；一样的内心充满恐惧、焦虑、颤栗、罪感和渴望；一样有一个不幸的童年：父爱畸变，母爱残缺；一样的对个体存在独特性的强调，对大众人群保持回避和疏离；一样的对伦理—人际关系的反叛；一样的终生未婚（两人都定过婚又主动解除了婚约）；一样的隐遁于艺术创作的精神时空，将写作作为救赎与祈祷的“私人宗教”……

这就为我们即将展开的比较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低回与超越

“卡夫卡”这个名字在捷克语中意思为“寒鸦”。

卡夫卡说：“我是一只卡夫卡鸟，一只渴望藏身在石间的寒鸦。”克尔凯郭尔则说：“我像一棵孤独的枞树，兀然向上，孤身只影，只有鸟雀在枝杈上筑巢。”

寒鸦因离群索居而孤独，又因恐惧身外的世界而渴望藏身石间，因而更显孤独凄怆，与同样孤独的枞树形成了跨时空的神秘对应。

这种对应绝非“偶合”。应该说，孤独是两人的自我定位，而孤独的背后又隐藏着巨大的悲哀。

卡夫卡说：“除非逃到这个世界当中，否则又怎么会对这个世界感到高兴呢？”

克尔凯郭尔说：“我的悲哀是我的豪华城堡。”

要解开两人深藏着的悲哀，无疑需要考察一下他们的童年。现代心理学早已指出：“三岁已经晚了！”——童年对人一生的影响和作用是决定性的。而对卡夫卡和克尔凯郭尔这两位生来孱弱敏感的人来说，童年留下的印记无疑要比一般人深刻得多。

前面已经提到，两人都有一个不幸的童年，都背负着童年的巨大缺憾，总体说来，可归结为父爱的畸变和母爱的缺席，而主要又归之于父亲，因为两人的母亲都因为父亲的原因几乎没有在两人的心灵世界留下太多印记，尤其是克尔凯郭尔那位麻木顺从的母亲，在其父亲男权权焰的遮蔽下完全没有发挥出作为母亲应有的影响。故而，笔者接下来将着重考察一下父亲对两人“单数形式人格”的形成的决定性影响。

卡夫卡的父亲是一位退位军人，经过多年的经商奋斗而小有成就。在卡夫卡眼里，父亲如天神一般强悍，如上帝一般威严，以致于原本就瘦弱胆怯的小卡夫卡常因父亲粗厉的嗓音而吓得发抖。在家庭教育上，父亲是个完全的失败者。他无视儿子天生的“羸弱、胆怯、迟疑不决、惴惴不安”，一厢情愿地以军人的标准来训练他；当卡夫卡达不到要求时，性格粗暴的父亲便怒不可遏，极尽辱骂、恐吓、挖苦之能事，以致于在父亲面前，战战兢兢的小卡夫卡随时准备垮掉。父亲的粗暴不仅深深扭曲和伤害了小卡夫卡敏感而稚嫩的心灵，而且影响他整整一生。卡夫卡性格中根深蒂固的恐惧感即源自与父亲的“咆哮”、“狂喊”和“威吓”。卡夫卡的恐惧感是本体性的，是对外界一切事物和人群的恐惧，是“对最大事物也对最小事物的恐惧，由于说出一句话而令人痉挛的恐惧”（在致情人密伦娜的书信中，卡夫卡颤抖地写道：“我的本质是：恐惧”）。这种本体性的恐惧感导致了卡夫卡整体生存状况的“存在性不安”，从而也就决定了他一生都难以进入正常的伦理—人际关系，以致于最终与克尔凯郭尔以及尼采、陀斯妥耶夫斯基一样终生未婚。

克尔凯郭尔的父亲是一名羊毛商，与卡夫卡的父亲一样，早年饱经人世艰辛，倍尝贫苦忧患，后通过经商积累了一定财富。与前者的粗暴形成对照的是，老克尔凯郭尔是个忧郁症患者。

老克尔凯郭尔由于早年的隐秘过失（据克尔凯郭尔研究专家考证，老克尔凯郭尔早年由于生活在日德兰半岛上偏僻荒凉的西部地区，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他曾诅咒过上帝；此外，他年轻时可能有过不道德的性行为（具体情况已无从考证），这一内幕他一直深藏心底，直到暮年一次酒醉后与儿子的谈话中才不经意地透露出来，竟然令儿子如临“大地震”一般惊恐不已）形成深深的宗教罪感，整日抑郁不安，在耶稣塑像前忏悔，搞得家里如“墓地”般阴森愁闷（“克尔凯郭尔”在丹麦语中有“公墓”的意思）。自从续娶了第二任妻子安妮后，他便凭着三十年积累的财富休业在家，过着基督徒般虔诚的生活，以旧约精神统治着家庭，对妻子安妮动辄呵斥指责。小克尔凯郭尔诞生时，父亲已经年近花甲，家中弥漫着浓厚的阴郁绝望氛围。幼年的克尔凯郭尔常被孤零零地关在客厅里，很少被父亲带到外面，因而倍感孤独。与卡夫卡一样，忧郁古板的父亲成了他的上帝，甚至世界的全部。故而，三十三岁时克尔凯郭尔在日记中写道：“我将一切归之于父亲。”

如果说，卡夫卡从父亲那里得到的是本体性的恐惧感，克尔凯郭尔则从父亲那里接过了凝重的忧郁和宗教罪感，这决定了他必然比常人更深刻地体验到上帝救赎的重要。故而后来他义无返顾地选择了宗教献身，成为一名“信仰骑士”，以决绝的勇气冲破尘世的一切伦理羁绊，朝着彼岸的终极存在做绝望的一跃。

两个原本生来就孱弱畸零的孩子，却还要背负起童年的巨大缺憾，因而注定了不可能像其它孩子那样顺利地进入正常的社会伦理现实，成为拿破仑、左拉、罗素、萨特那样的伦理—人际关系网络中的英雄；相反，他们必将带者永远的童贞和根深蒂固的恐惧与孤独始终游走在伦理—人际关系之外，像孩子一样“在成人的世界流浪”。他们注定了与人群无缘，注定了区别于整个社会、民族甚至时代，成为独一无二的“那个个人”。

所不同的是，卡夫卡的恐惧背后还潜藏着巨大的人生“渴望”，这就使他一方面颤栗地游走在伦理—人际关系之外，另一方面又极度渴望进入伦理—人际关系。这种“恐惧—渴望”的心理结构成就了卡夫卡式的悖谬人生：既渴望婚姻，渴望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同时又极度恐惧婚姻伦理，将婚姻视为“一生中迄今最恐怖的东西”；激烈批判社会，却又善待亲友，与同事上司打成一片；内心的孤独如幽灵一般无处不在，但却又不乏好友知己；一生将女人视为“荒漠”，却从来不曾终止过恋爱（从与之两次订婚又两次解除婚约的菲莉斯到扑倒在他的坟墓上放声哭悼的多拉，卡夫卡一路高唱着爱情的牧歌，仅写给菲莉斯的情书就多达四百封，装订在一起厚达八百页，故有人将他称为“20世纪上半叶无名的骑士爱情歌手”）。而克尔凯郭尔则彻底放弃了尘世的幸福，像苏格拉底一样以一名反讽者的姿态激烈地反抗着此岸的荒谬与虚妄，成为反伦理的英雄。他几乎完全没有朋友，自从与他唯一的情人蕾琪娜解除婚约后就基本上过起隐居式的生活，将自己的全部身心奉献给彼岸的上帝。

归根结底，前者的人生是悖谬的，后者的人生是反讽的；前者虽恐惧却留连着此岸，故而选择了在此岸做美学的低回；而后者则将目光投向彼岸的“永恒幸福”，故而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超越此岸的一切伦理羁绊，做一名反伦理反世俗的“信仰骑士”。

美学境界与信仰境界的对峙

克尔凯郭尔在其著作《人生道路诸阶段》中将人的生存境界（或者说生活方式）分为三种：美学境界、伦理境界和信仰境界（这种分法颇类似于冯友兰的“人生境界说”）。这三种境界其实并没有层次的高下之分，它们只是三种具有代表性的生存可能性方式，只不过克尔凯郭尔自己的人生选择决定了他必然倾向于偏爱信仰境界。在他眼中，信仰境界是人生的至高境界。而美学境界作为人生的起步，却也被克尔凯郭尔极为看重，因为在他看来，美学境界中的个体对生存有着切身的感受和体验，他们切切实实地与我们生存根基处的“虚无”不断打着照面，不甘心为“虚无“所吞噬，于是他们采取追求“感性直接性”的精神逸乐的方式来与“虚无”周旋并进行反抗。故而他们是活生生的人。但他们又终究不能摆脱“虚无”的纠缠，终将堕入“绝望”的深渊，惟有借助“信仰的力量”从美学的“沈沦”向宗教的“拯救”飞升，才能获得“永恒”的生命更新。

如前所述，卡夫卡的“恐惧—渴望”心理结构决定了他的人生是“悖谬”式的，但这并不是说他没有自己的本位立场。事实上，他始终没有真正介入到社会伦理现实中，无论友情还是爱情，他都有自己的心理底线，这条底线是由潜意识中根深蒂固的恐惧感操纵着的。对卡夫卡而言，纷繁庞杂的世界是一个病态的存在，他说：“疾病是世界的隐喻。”——疾病般的世界充满了非理性的荒谬，充满了令人恐惧的争战杀伐，而生来瘦弱畸零的卡夫卡是无力同这个世界展开肉搏的，故而只能退守到生存的内部——精神世界，从事艺术创作，而与世俗伦理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种由外向内的转移，不失为一种睿智的“人生策略”。他曾说：“每种抵御都是后退，都是躲藏，因此把握世界总是意味着把握自己。”只有退守在无边广阔的艺术创造领域，同精神时空中的诸多艺术大师进行对话，他才感到绝对的安全，才能完全躲开“存在性不安”的侵扰。故而对他而言，写作成了一种“私人宗教”式的祈祷形式，他会毫无保留地全身心投入其间，而决不允许外界的世俗伦理（尤其是婚姻）介入他的相对完整和封闭的精神系统——这意味着一种破坏，一种对自由的侵犯，而“没有自由的生活是不可忍受的”。

由此我们可以认定，卡夫卡的生存实际上代表了美学的生活方式，而克尔凯郭尔则代表了宗教信仰的生活方式，简言之，前者是美学境界的代表，后者是信仰境界的代表。两者的共同点是都对伦理的生活方式进行反叛和疏离。

而相比之下，克尔凯郭尔则显得更加纯粹和决绝。他背倚着上帝的爱之灵光，故能站在一定距离之外以反讽的目光审视这个世界。在处理婚姻问题上，他表现得如“墓地”一般静默和冷酷：明知美丽善良的蕾琪娜深爱着他，不能没有他，还是与她解除了婚约——尽管他因此而长久痛苦。对此他作出的解释是：“一个人只有放弃他所钟爱的人，才能为信念而有所为。”在其代表作《或此或彼》中，他则直接明了地说：“一个人应当永远不介入婚姻关系。”、“婚姻把人带入与传统和习俗的致命联系中，而传统和习俗就象风和四季，都是不可靠的。”由此可见克尔凯郭尔在反世俗伦理的道路上不仅比卡夫卡走得更坚决，也走得更远。对克尔凯郭尔极有认同感的卡夫卡在这一点上也意识到分歧的存在，在致好友布洛德的信中，他一语破的地指出：“克尔凯郭尔一句话都不必说，仅他的立场本身似乎就已经在反驳你了。”这句话其实为我们指出了一条理解克尔凯郭尔的途径。在克尔凯郭尔的神学观中，真正的基督徒不是那些穿梭于教堂中轻轻松松地敷衍着宗教仪式的庸庸大众，而是一个个独立存在的绝望的个体：背负着尘世的无尽苦难，独自站在上帝面前，发出绝望的呼告，等待上帝来揩干眼角的每一颗泪水。归根到底，宗教是个体内心的宗教，上帝是自我心中的上帝，所谓“因信称义”，唯有超越一切伦理—人际关系的束缚，一无所有，陷入绝望的深渊，才能最终获得上帝的“拯救”。

对于低回徜徉在美学境界中的卡夫卡而言，伦理境界代表着生存之“重”，而美学境界代表着生存之“轻”。“轻”意味着诗性地逍遥在这个荒诞的世界上，最大限度的实现生存的可能性；而“重”则意味着“非如此不可”的责任。如果说爱情是生存之“轻”，那么婚姻则是生存之“重”，爱情一旦披上婚纱，便意味着由“轻”入“重”的转化。美学的生活固然轻灵逍遥，却始终纠缠着“虚无”，故而很可能向伦理生活发生转化，以获得生存根基的充实和稳固。这就是卡夫卡悖谬人生的秘密所在，也是他反伦理不彻底性的根本原因。

应该说，悖谬本身就是卡夫卡悲剧。他的“恐惧—渴望”心理结构实际上是一个悖谬式的循环：“恐惧——渴望——恐惧——渴望……”——因恐惧而渴望，又因渴望而恐惧。在致情人密伦娜的大量情书中，无处不充斥着“恐惧”的自白和呼告，这本身就一个悖谬的“隐喻”。而他之所以渴望建立一个完整而幸福的家庭，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对父亲的反驳，因为在父亲眼中，父亲自己是一个有事业有家庭的成功者，而卡夫卡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所以，卡夫卡并不幸福，他一生都在追求与放弃之间颤栗地徘徊。

而依偎在上帝怀抱中呢喃的克尔凯郭尔也并非一定幸福。他那看似孤傲决绝的表面包藏不住内心的巨大悲哀。事实上，蕾琪娜的身影一直回荡在他的内心深处，他不可能做到绝对的超脱，而彼岸的终极真理是否真能让人体验到幸福的满足，这本身也是一个问题。提出这一点绝不是怀疑克尔凯郭尔的虔诚，而是怀疑信仰境界本身。

所以，笔者认为两人的生活方式最终都解决不了两人生存的悲剧性——但他们作为个体存在所彰显出的独特性却为我们进一步探讨生存论问题提供了典型的个案。

生存意义：我们选择，我们担当

无论是“沉沦”于此岸的“感性直接性”，还是执着于彼岸的“永恒性”，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生存，为了给生存赋予一个意义。没有意义的人生是基本上不值得一活的。个生体心理学的创始人阿德勒早已指出：儿童“在生活开始和五岁末知己”便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活的意义”（《自卑与超越》黄国光译.作家出版社.1986年.第15页）。这种对生存意义的追索不论是否能给生活带来幸福，重要的是，其本身的真诚的，也就是说，个体偶在“真诚地”面对这个世界所做出的选择和担当，其本身便是有价值的，独一无二的。相反，卷裹在大众中的个体因为盲目跟随大众的价值取向而被大众“拉平”，成为可随意替换的没有个性和激情的抽象的人——这种生存方式是虚无的没有意义的，不论大众群体多么貌似强大，接近真理。克尔凯郭尔无情地出：“大众是一个巨大的虚无。”“当你是多数人中的一个时，你的自由就失去了。”其实失去的何止是自由，不妨直接一点说，连存在本身都已消失在被普遍观念所支配的“大众”中，即所谓“泯然众人矣”。正因为如此，卡夫卡与克尔凯郭尔彰才不约而同地显了个体存在的独特性问题，以便让每一个人从“大众”中走出来成为单个的人。卡夫卡提出：“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并有义务发挥其独特性，但是他必须喜欢他的独特性。”克尔凯郭尔则言简意赅地说：“全部的秘密就在于特立独行。”

唯有保持个体存在的独特性，才不会“泯然众人”；唯有特立独行，我们才能游走于人群中而区别于众人。归根到底，人永远是作为个体而存在的。

卡夫卡的美学低回与克尔凯郭尔的信仰超越只是众多生存可能性的两种代表，他们存在的价值不在于选择了什么或如何选择，而在于选择本身，在于生存的“真诚”。他们独一无二的“单数形式人格”也许算不上伟大，但却绝对的真诚和真实；也许不值得我们仿效，事实上也无法仿效，无需仿效——重要的是，每个个体都应活出的自己的人生精彩。就此说来，生存的最大意义也许就是成就每个人自己的“独特性”。

人生终归逃不开苦难与虚无的纠缠，也许生存本身就是苦难与虚无的渊薮。故而有所选择就必定要付出代价，就必定要有所担当。如前所述，卡夫卡与克尔凯郭尔而成为区别于群体和时代的那个个人，从另一方面说，他们却是绝对寂寞和不被理解的，他们孑然一身，孤独终老，本身就是悲剧性的——他们为他们的选择付出了昂贵而必要的代价。所以卡夫卡才不无悲苦地说：“强调独特性——绝望。”

西班牙哲学家乌纳穆诺说：“从悲剧的深渊中可以跃现新的生命，并且也只有饮尽精神的悲愁，我们才能啜尝生命根底的甜蜜。身心的极度摧折痛苦引导我们走向慰藉。”（乌纳穆诺：《生命的悲剧意识》.58页，上海文学杂志社.1986）也许生存本就一场悲剧性的肉搏，唯有抱着“向死而在”的决绝方可险中求胜，“啜尝生命根底的甜蜜”，因而担当苦难是必然且必要的。本质上说，担当苦难其实是为了更为深入地沉潜到生存的底部真实中，探寻一个适合自己的选择的基点。生命也就在这悲剧性的担当中走向独特性的“生存顶峰”。

故而，正如卡夫卡所言：“受难是这个世界的积极因素，是的，它是这个世界和积极因素之间的唯一联系。”

参考书目：
《误入世界——卡夫卡悖谬论集》叶廷芳/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
《“地狱”里的温柔：卡夫卡》林和生/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2月第1版
《颤栗与不安——克尔凯郭尔个体偶在集》阎嘉等/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
《绝望的一跃——生存论大师克尔凯郭尔》林和生/著.WWW.ESHUNET.COM/
《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序卷·〈克尔凯郭尔〉》吴晓明/本卷主编. 晏可佳/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诗人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我象一棵孤独的枞树〉》周国平/主编翁绍军/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
《走向绝望的深渊——克尔凯郭尔的美学生活境界》王齐/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余亮学者长沙）

作者: H.James 时间: 2006-6-13 20:06
对克尔凯郭尔不感兴趣,倒是乌纳穆诺..他的哲学我很喜欢

作者: kenshin 时间: 2006-6-13 20:08
乌纳穆诺
我觉得他到像一个小说家
是写《迷雾》的那一个么？

作者: mu 时间: 2006-6-16 18:10
乌纳穆诺是西班牙数一数二的大师了吧

作者: kenshin 时间: 2006-6-17 08:57
呵呵
这个不好确定啊
毕竟作为文学家的他没有哲学家的他有灵性

[ 本帖最后由 kenshin 于 2006-6-24 16:22 编辑 ]

作者: mu 时间: 2006-6-24 15:39
他是哲学大师啊
但他好象多了一些报复

作者: kenshin 时间: 2006-6-24 16:23
嗯
哲学和理想中的报复似乎有着什么样的联系

作者: mu 时间: 2006-6-26 18:21
哲学……报复
哲学家是否有意报复那些盲目跟随他的群众？
用一些晦涩的词汇把某种悲观致命的哲学观去拿给人们读

作者: kenshin 时间: 2006-6-26 18:27
呵呵
不是没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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