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20年代在欧洲“浪游”、留学法国的王独清也研究但丁,他想在五四运动后新诗运动蓬勃之际,把但丁当时意大利的“清新体”(dolce stil nuovo)介绍到中国。他早想翻译但丁的《新生》,可是“为了太过迷沉于但丁的研究,所以翻译时非常的矜持,工作也进行得很慢”。几年之后,直到1934年才译成出书②。这译本中的注释也多成为后来钱鸿嘉译本(1993)的依据。这位创造社的主要成员是认为欧洲中古诗歌可供中国新诗运动借鉴的第一人,研究清新体诗对中国新诗的影响该是个跨文化研究问题。可是,由于他沉迷于研究,多年才译成薄薄一本书,与其他不做研究的译者(如郑振铎两个月译《列那狐》,梁实秋一个月译《阿伯拉情书》,邢鹏举一个月译《何侃新》)的速度相比,也反映了一个关于翻译与研究的重要问题:翻译中古文学需要高度的研究,而作研究的人通常不会想做翻译。
其中以郑振铎据歌德译的稍为接近中古作品的残暴凶恶和讽刺风味,可是,他仍把列那狐当作儿童或少年读物,认为“列那狐的历史最可爱最特异的一点,便是善于描写禽兽的行为及性格,使之如真的一般,还有她引过了许多古代的寓言,如熊的被骗,紧夹在树缝中,狼的低头看马蹄,被马所踢等等,而能够自由的运用,使之十分的生动,也是极可使我们赞美的”⑥。顺着这个方向,罗新璋把它译成或改写为“情节曲折,叙述生动,且不乏幽默情趣”的童话故事。他于1987年认为列那狐是他“译得最有趣、最愉快的一本书”,并愿“这本读物,能陪伴少年朋友度过一个有趣而愉快的星期天下午!”⑦可是,在1999年他却把它称作“表现市民情绪、趣味和好恶的市民文学”与“滑稽英雄史诗”⑧。如果想见列那狐的中古真面目,无论是拉丁文的Ysengrimus,还是古法文的Roman de Renart,都需要重新译过。
梁实秋在1928年读到令他感动的英文书 Love Letters of Abelard and Eloise。据他自己说,一来为了练习翻译,二来当时流行出版情书,他只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就译成《阿伯拉与哀绿绮思的情书》,先在《新月月刊》发表,再印成单行本发行,也成了本畅销书。《新月》的煽情广告说:“这是八百年前的一段风流案,一个尼姑与一个和尚所写的一束情书。”梁氏在译后记中解释说:“诱发情欲的书多得很,当今不少一束一束的情书发表。但是这一部古人的情书,则异于是,里面情致虽然缠绵,文辞却极雅驯,并且用意不在勾引挑动,而在情感的集中,纯洁而沉痛,由肉的爱进而为灵的爱,真可谓超凡入圣,境界高超极了。”⑨他的译本向国人介绍了两位重要的中古人物,并在这束书信里找到中国当时爱谈论爱情、揭露隐私的浪漫文风的回响。可是他翻译的英译是经过17、18世纪法、英人改写的本子,已经失真,想认识这批书信的真面目,仍得据较新的标准拉丁文本重译过。
古法文Aucassin et Nicolette,散文与诗歌片段交叉,是一篇独传的特异诗体(chante fable),被戴望舒比之于中国的弹词,因此,并不是像邢鹏举说的那种“当时文艺界普遍的产物”,它的形式更不是“没有什么动人的特点”。他对原作还颇多贬褒,一方面,他觉得原著里许多地方“那种机械式的格调,不成文的辞句,简直叫我们看了讨厌”;另一方面,“要是我们把它仔细的回味起来,一种抑扬顿挫的音节,古色斑烂的文词,实在有百读不厌的魔力”(8-9页)。只根据英译本就能对原文有如此奥妙的体会,译者要不就是有超人的天才,否则他就是当时浮夸的浪漫文风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