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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如何理解汉语的悲剧——毛喻原和他《永恒的孤岛》 [打印本页]

作者: 寒梦泽2008 时间: 2008-8-23 17:29
标题: 如何理解汉语的悲剧——毛喻原和他《永恒的孤岛》
作者：孙钦礼
迄今为止，汉语的悲剧之被国人理解还是在极为粗浅的层面上。这种情况导致了汉语（庸众）对汉语（精神）的势利。作为一部长达三十多万字的汉语思想散文，毛喻原的《永恒的孤岛》就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悲剧。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毛喻原先生完成了他的《孤岛》。他是在一种极为自由的状态下写作的，或者说，他是在一种极为封闭的状态下写作的。怎么理解这种写作状态呢？一种对世界无求无欲状态的说话，一种就在你、我之间的无所掩饰也掩饰不了什么的说话。这种说话者被还原成人，圣徒，巨大的精神个体，原创力旺盛的心灵，极度敏感的思想，而不会是干部，商人，同志，先生，女人，职员，教授，学者，大师。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刘小枫先生把《孤岛》与鲁迅的《野草》、钱钟书的《写在人生边上》等汉语文化中的散文体思想作品相比较。
　　
　　但毛喻原先生这部散文体思想作品的广度和规模却是鲁迅和钱钟书的同类作品无法相比的，这种表面即可看出的差别也是悲剧的原因。自然，这不是最先发生的悲剧。第一场悲剧是在汉语的权力之间发生的。
　　
　　毛喻原为说话，为写作他的精神，自觉地将自己放逐于权力体制之外。他写出了这部作品，在朋友之间、在社会上的传抄让他觉得可以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读到它，他把书稿寄给了能联系到的出版社，希望能够“合法地”出版。但是，一篇篇审读报告判了《孤岛》的死刑，“与党的精神相违背”，“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一些段落文字太敏感”，等等，这种权力还不忘记表明自己的美学观点和趣味，“作者心情过于灰暗”，“情绪低沉”，等等。因此，在权力的支配下，毛喻原先生的《孤岛》不得出版。
　　
　　人们千呼万唤的“市场”来临了。人们对这个“市场”寄托了无限的希望，很多人都曾表示过，一旦自己在“市场”里有机会，一旦自己能做主出版什么，一定要大力推广真正好的作品，要让传世之作在自己的手里出版，要让自己跟真正的写作者为伍，就像生在先秦愿与庄子为友，生在魏晋时期愿跟阮籍一起翻青白眼，愿跟嵇康一起打铁，生在清朝愿跟曹雪芹月夜绕城散步，等等。毛喻原先生以为“市场”总跟“权力”有所不同，他再一次把书稿托付出去，但是，辗转复辗转，他的书稿仍被拒绝，理由是，市场不好，出版挣不了钱，等等。后发民族国家的拜市场主义，竟使得任何社会个体的生存能力有了一个偏狭的检验方式，这是一种厚颜无耻的冷冰冰的有违“人的良心”（马克思语）的方式，这是一场多么可笑的悲剧。正是在这种悲剧里，工人农民乃至毛喻原先生一样的精神个体被当做无能之辈，只能在制订就业政策或提供就业机会的恩惠中被牧养，才能活下来。
　　
　　可惜人们至今少有对这种种悲剧的认识，后发民族国家的人们至今对工人农民避之唯恐不及，不尊重他们，更不承认他们也应该享有人的自由和机会；后发民族国家的人们对精神性的个体和作品同样少有理解和尊重，他们对毛喻原先生和如他一样的精神生存不无怜悯，又在怜悯中感受自己的幸运和优越。实际上，良知和正义至今仍是汉语的难题，正是因为汉语遭遇了这种种悲剧，而说到底，这种悲剧是只有中国等前现代国家才发生的事实。记得一位大师曾说，现代西方社会之所以稳定，之所以变迁持续不断，就是因为它有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新闻出版机制让一切完全脱离人类社会的激端变异不能挑战人们的正常生活。我们不是，我们没有这种阶层，我们渴望进入这种阶层，但在这种过程中，稳定高于一切，为了这种汉语的稳定，不义的权力和和畸形的市场把一切不和谐的汉语都提前过滤掉了。毛喻原的《孤岛》就属于这样的故事。
　　
　　显然，谈论汉语的悲喜剧不止于权力和市场的作用，还有精神层面的作用，在这一问题上，刘小枫先生对《孤岛》的论述是极为出色的。即人们可能更能够欣赏《野草》和《写在人生边上》的思想深刻、文字隽永，“后两者的信念尽管是也是相当个体性的，但也是相当中国性的。”而毛喻原的《孤岛》走出了个体生命和文化生命的自我，突破了所谓“中国文化精神”气质及其信念的恒定结构。这种发生在汉语精神之间的悲剧是同样有意义的，它揭示了权力和市场之外，中国人更深层的缺失。中国读者固执地以自我的趣味为中心，不能接纳同样为精神性的文字，即是他们无能获得现代性的明证。而无论既有的汉语精神秩序是否接纳，《孤岛》的出现已经改变了汉语的精神。刘小枫在“中国文化精神”前加上“所谓”二字，也正是质疑是否真有杆格的水土不服的汉语。只要是汉语，它就能在中国人心中落地生根，就能参赞中国人的人生进化和天地化育之功。
　　
　　事实确是“青山遮不住”，真正的精神仍会找到他的人心。毛喻原自费出版了他的《孤岛》，印一千册，自己到一些书店里送几本请其代卖，卖完再送。在市场如此繁荣发达的今天，毛喻原经历了绝大多数的汉语写作者都没有经历的极为原始简单的出版、发行、流布过程。他在王府井书店还大胆地以一句话就成功地向一位挑书的姑娘推销了书架上自己的一本书。他的书并不是像众多的自费书那样出生即灭亡。他的书有了影响，一个十几岁的北京男孩儿在互联网上的聊天室里向四川的一个小女孩儿炫耀自己的博学，列出他以为生僻的几个大师著作名单，问小女孩儿听说过没有，当列到毛喻原和他《永恒的孤岛》时，小女孩儿替男孩儿说完，让后者大吃一惊，怎么会，这样少印数的书居然也为遥远的地方所知，人生岂不奇妙亦夫！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毛喻原的没有书号的“书”流通到旧书摊上，七十年代出生的极其优秀而重要的经济学家卢周来先生遇到了，居然花钱买下毛喻原先生的谈汉语和谈神学的“书”。至于今日，毛喻原更是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
二
　　我们说过，汉语悲剧之被理解在国人那里只是停留在粗浅的层面上。只有少数人，那些真正成人状态的人才能不为权力、市场、群众、时尚、文化传统等等左右，直接与精神性的事物进行对话。
　　
　　毛喻原的《孤岛》作为孤独个体的沉吟，开始于“我低头无意与自己的身影相撞的那一瞬间”。这个瞬间生成的意义正是无数前现代社会的个体及其精神梦寐以求的现代性。《孤岛》的汉语现代性意味有如《沉思录》之于法语，《或此或彼》之于丹麦语，《爱的秩序》、《我与你》之于德语。《孤岛》中的孤独个体与《野草》和《写在人生边上》中的孤独个体拉开了极大的距离。它挑战了汉语个体的精神，它逼迫汉语个体在《野草》的审美、深刻之外，在《写在人生边上》的智性、轻逸之外，直面现代人的全部难题：脆弱、孤单、破碎。
　　
　　人是什么样的生物，宏大叙事和微小关怀是否合法正当，是否有效，人类正走向怎样的未来，中国人为什么受苦，中国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在哪里，等等。对这些问题愈是深思，我们就将愈是确定无疑地经由知识而进入无知的不安之中，我们就愈是迅速地到达这样的边缘：在这个边缘上，我们真切地感知到自己是孤独的个体。
　　
　　但《孤岛》不止于此，孤独的个体并不到此为止，也不是由此逃回社会，和光同尘，逃到集体的怀抱，逃到合群的自大中，逃到书斋里，逃到民族的宏大感或日子的精致细微里，作者并没有由这种反思进入到后现代或后后现代的飘然状态，他也不曾抵达鲁迅那样的冷峻，以力与美将自己拔出恶俗，而是在“寂屋沉思”，经过“忏悔”、“认定圣忧”、“颂唱”、“回忆”，到“倾听内心”，迎上“万分之一的希冀”，从而走完了自己的精神朝圣之旅，这其实也是一种成人之旅。正是在这里，出现了汉语个体及其既定精神与《孤岛》交流的困难，这种悲剧不属于毛喻原先生，而属于不曾获具现代性的前现代国家的国民。《孤岛》的汉语精神是不曾获得这种精神的个体所不能理解的精神，这种不理解，使得大多数人的当代生活世界拒绝毛喻原于门外，他们不仅不试图理解这一现象，反而简单粗暴地否定毛喻原的存在，认定毛喻原是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
　　
　　而当我们有了近二百年的现代化经验，我们仍苦于在生存秩序中徘徊于现代性的门槛之外时，我们或者能够明白，我们的被拒绝缘于我们拒绝了毛喻原先生和他的《孤岛》，以及一切如毛喻原一样的人和如他的《孤岛》一样的精神作品。
　　
　　这也是当代汉语的悲剧。假若说当代汉语有什么中心任务，有什么时代精神的话，那么，没有比争取自由即现代文明世界里成人的权利更能表达其中的关键了。对比孩子和类人孩来说，成人不仅有思想权（信仰自由），有走动权（迁徙自由而非收容遣送和暂住的恩典），有生存权（生命自由而非被牧羊的恩典），也有交友权（结社集会的自由），有说话权以及表达和流布的权利（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但遗憾的是，当代汉语缺乏足够规模的写作者参与这种进入成人状态的建设，当代汉语仍处在马克思所谓的“人类史前史状态”。
　　
　　更遗憾的是，相当多的汉语写作者属于胡适之所说的“不觉不自由”的“自由”状态，他们自认为精神健全，而对人世的沦落和不义能够正确应对；他们以为自己只要“纸上谈兵”，进入写作，就进入了自由状态，就是一个现代世界里的公民，就是一个现代人，就进入了属人的状态。由此，当代汉语就仍如其传统文明一样呈现如此奇特的分裂，一方面，汉语还如孩子作文一样谈论对仁慈的权威们的心得体会，谈论对世俗生活的感恩，谈论对白衣天使们的感激，谈论对政府或威胁或名利诱惑的期望；另一方面，汉语也如孩子作文一样代圣贤立言，代社会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新保守主义等等立言。这些汉语无论自称公共写作或是私人写作或是自由写作，都不过是与这个前现代国家里的差序格局（体制或鲁迅揭露的奴隶位置）有着暖昧的关系。汉语作者甚至在这种写作中体味到了孩子般的自在，他们不再致力于获得成人权利，那需要意志、勇气、胆识、精神、心力，他们只愿享受孩子般占有世界的感觉，一如画梦的诗人何其芳对这种孩子般的任性做出的审美：而今始知成人世界的寂寞，更喜欢梦中道路的迷离。这些类人孩们写作的汉语就充满了三国气、水浒气、流氓无赖气、阿Q精神、自大自得感、自欺欺人机心；而那些流亡海外的汉语如果不参与中国大陆的百鬼狰狞或众神喧哗，就只能永远地进入失语状态，就只能用英语法语德语日语来获得工具性的生存。
三
　　因此，如此繁荣的当代汉语市场，在外人眼里才是一场大悲剧，才是一种深刻的悲剧，一种迟迟不能进入成人世界的悲剧。一如我们以为贵州、战前伊拉克或当代朝鲜的无声，那里仍然有大学、有学者、有研究所、有作家、有诗人，那里仍然有话语的热闹，但我们怜悯它处于前现代状态中的喑哑，我们痛惜它的子民不曾如成人一样说话。而我们当代汉语的悲剧在于，我们哀人而不自哀。这种悲剧为外人所见，从最初的怜惜到久而久之的憎恨，用汉语表达，可怜之人必有可笑可恨之处，并不是没有道理啊。用他们的话说，你们的文字都是垃圾，你们的文字连材料的价值都少有。你们换笔都换了几代，写文章写有二十多年了，换人写也换了三四代了，你们收获了什么？
　　
　　对于这样的问题，李慎之先生曾经回答过，我们并不是没有收获，我们有一个顾准。用汉语作家们的话说，在前三十年，我们虽然只有一个顾准，但一个足以洗刷我们汉语的耻辱。李慎之先生一定痛心过这种一个的耻辱，所以他的晚年排闼而出，接续了文明精神的火种。他也成了近二十年来我们汉语里少有的收获。
　　
　　时代不同了，今天有更多的汉语作者致力于争取自由，有了更多反思汉语悲剧的机会。毛喻原先生也是其中之一，不同的是，毛喻原先生采取了不同的言路和思路。一般来说，后发民族国家争取自由是以对政体和国体的解答为前提的，汉语文明亦然，由此导致了文明发展中的目标、战略、设计、权宜、阴谋的不断流行，而汉语因此在近二百年的中国现代化史上充当了工具或宣传，这种单兵突进的言路和思路效果不大，甚至一度带来了语言难言的人间惨剧。以争自由而言，汉语就裂变为自由左派、自由右派，或政治自由主义、哲学自由主义、法学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神学自由主义，汉语为权谋撕裂，种种自由主义之间热闹非凡，而与汉语的成人品格相距甚远，至今汉语少有中国意义上的现代文本。而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民族国家来说，其现代化成就至今也仍难以为人称道，以民主、自由为名的国家徒具民主、自由的形式，而无现代国家的公民自由和机会，无文明社会的成人权利和责任，其原因正在于此。
　　
　　一如西哲所言，语言是存在的家。汉语如果成了写作者的工具而非家园，写作者的成人状态就是大打折扣的，他就难以成为现代国家的公民，他就仍属于前现代社会里的类人孩，最多是有机心或智谋的类人孩。一些体制内生存的自由派学者因此不断地著述仍难以成为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在汉语里，只有王小波、李慎之等少数人被尊为自由主义者。也就是说，学者可能被读者欣赏，但他仍未能完成自己的成人之旅，他还没有获得现代性，他没有进入成人的状态。他在体制内生存，这种体制的特性远大于他个人的生存，他对体制的依赖远大于他对自由的依赖。自由主义因此在中国任重道远。
　　
　　毛喻原先生与这种社会层面上的自由主义者不同，他是从汉语入手，以自由的表达来争取自由。为了这种自由的表达，他自我放逐，远离中国社会，而进入“永恒的孤岛”，沉思、宣叙、追问、发声，付出了中国差序格局里那些精神健全的人难以想象的代价，而完成了自己的成人之旅。他回答了社会层面上的自由主义者甚少关注的现代个体问题，笔者曾经借用毛喻原先生的观念阐述这种汉语的精神，“正是启蒙运动以来的历史和理想告诉我们，天地间最伟大的事业，莫过于做一个人，因为‘一般者’还不是人，因为学者、大师、政治家、巨富还不是人，因为名利包装的还不是一个人，因为人实际上是你，是我，是为那个全称的极远之你所完全映照的我。”
　　
　　毫不夸张地说，毛喻原的《孤岛》是当代汉语的一大收获。这一汉语文本与其他争取自由的文本一起，改变了汉语的质地，即汉语是可以属人的，哪怕是孤独的个体。汉语不再也不应当如以往那样属于权力的、市场的、知识的，属于国家主权或民族利益的，属于时髦的或书斋的，汉语是属于每个个体的。尽管当代汉语更多地属于前者，但通过毛喻原先生和他的《孤岛》，人们可以理解，一个后发国家的国民如何自救，如何完成自己的成人之旅。因此，谈论汉语的悲剧，最为重要的，仍然需要追根到人那里去。为什么少有成人的汉语？成人世界的汉语为什么不能得到理解？解答这些问题，仅仅谈论汉语在中国生活中遭遇的叶公好龙般的情境是不够的，我们应该反思的是，汉语的创造流布在什么样的人那里突然停顿，其精神和血脉被人为中止，再也不能流通？这是花岗岩一样的脑袋，还是自以为是的犯傻的未成年人？这是汉语的悲剧，也是具体的人的悲剧。如王小波从社会层面上质问的，你给我们弄出十几亿傻子怎么办？如毛喻原在《孤岛》上看到并痛心的，我们遭遇到了废世。

作者: 寒梦泽2008 时间: 2008-8-23 17:34
闲来无事，贴好文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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