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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今天我们还读中国小说吗？（转） [打印本页]

作者: 御长更 时间: 2008-6-13 09:03
标题: 今天我们还读中国小说吗？（转）
在经济极其落后、物质极端匮乏、思想极端左倾、生活极度乏味的以往年代里，那么想活下去的人，是必然会有所追求，那就是人类本能的生存欲望，类似大地震后被深埋在水泥块、瓦堆下的灾民一样，既渴望活下去又特别无奈援助者尚未到来。
那远去的年代，理想化的?天堂虽然激励着人们去为之奋斗，但每一次政治运动后，给国人带来的不是对未来的信心和希望，而是心灵伤害所带来的恐怖和折磨，一旦噩运降临到某位同志头上，那么他的亲人和家属就被株连。一个晚上就被划到阶级异己份子队伍里去了。几乎每个人的人性都有危险被扭曲。但人性的伟大，就在于人们不会屈服在黑暗中自我放弃。渴望自由、平等，敢于思想，勇于挣扎，为此，而从远在天边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所传来的微弱信息，尽管被层层铁幕封锁得严严密密，但仍然阻挡不了国人的内心追求。特别是对那可望不可及的帕来品一出现，几乎每个人的两眼，顿时会放射出两道贼亮的羡慕之光，怕今天的国人看到后，真会笑到腰弯下去而再也直不起来。

唯一可以让国人在心灵上和西方世界近距离接触的，当时除了电影就是小说了。但就这一点滋润，到了文革时也被老左们认作为修正主义的根源，统统被批作为“四旧”，扫得一干二净。为此，我清晰记得，当时我的藏书被凶神恶煞的红卫兵、造反队抄家没收后，我只得躲在三层阁里，坚持每天把借来的拜伦长诗《恰尔德?哈尔德游记》抄在一本笔记本上时，抄完后，内心总有一种无限的满足感。

还记得文革前，那时候的国人对西方名著的渴望，特别是来自英、法、德、美的小说和俄罗斯文学，是今天享受丰富物质生活者们无法体会得到的。几乎每个年轻人都希望有一张图书馆借书卡。那时候，我就有市、区图书馆二张外借卡。每逢星期天，同所有爱睡懒觉的中学生一样，总是偷偷地躲在简陋的三层阁楼里，读《初恋》、《少年维特之烦恼》等名著；每当上数学课时，课桌下面不是《傲慢与偏见》就是《简爱》。每当夜晚来临时，家家的书桌旁、沙发上、床眠头都是爱读小说的最佳胜地。如果想到图书馆的阅览室去读书，那是需要排长队领到空位牌才能入室的。新华书店、旧书店的书架下，都是站着密度极高的书虫们。这样以苦读为乐的生活方式，就是那时候同年代人的最大精神享受。一旦读书入了迷，什么阶级斗争、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全都被抛开了。那真是读小说的黄金年代啊！唯有通过读小说才能获取人性尚在的一点信息。

黑暗的一页终于被翻过去了，即是没有人性的年代。但，人性是不可违背的，也是不能抛弃的，更不可能会灭绝的。文革后，文坛为何首先出现的小说是呼唤人性的“伤痕小说”，就是要对人性的平反。同样对“四人帮”的审判就是对人性的伸张。人性和人权是相互不能分离的同连体。人性是内核，人权是外盾，不懂人性，就不懂也不会尊重人权；人一旦失落了人性，就必然践踏人权。

随着科技革命的到来，信息革命相继爆发，人文领域随之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特别是互连网的创举成功，网络世界把什么秘密都公开了。获得天下信息不再是只有少数权力者才享有的特权，这是一场真正的大革命，没死一个人也不伤一个人，轻而易举地把那些总想掩盖真相、封锁消息的统治者们彻底打垮了。他们能顽固不化下去吗？即使是朝鲜和古巴也被迫让手机和电脑逐步给老百姓放开使用。科学技术把人性的旗帜高高举起！

今天我们还需要读小说吗？我自己也无法正确地来回答自己。我已经有好几年是没读过小说了。三年前，老同学一起聚会，一位姓陈的女同学突然告诉我她仍然每天读世界名著，我听了感到特惊愕，在座的十几个同学，没有一个能和她一样，始终保持着一颗平静的心。但今年年初，她突然随女儿移居美国了，她终于摆脱不了现实世界的挑战，投入到被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所说的西方“混乱、麻烦、快速运转、嘈杂喧闹的世界”里去了。

正巧，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尔罕?帕慕克最近来到我国访问，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了题为《我们究竟是谁？》的讲演。笔者当然是没福份享受到当今世界重量级作家亲历演讲的，再说外语又一窍不通，十足是个耳盲，去了也是一句听不懂的。但《文汇报》已把讲演稿请周敏先生翻译了，又经作者审定，唯一授权该报，在5月26日刊发了。

“我们究竟是谁？”这个奇怪的问语让我深思了几个晚上。这恐怕就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性话题，所以我得想透了才能发言。还是先听听帕慕克是如何说的：

“精神是小说家们一生都在努力揭示的本质。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幸福并不是来自我们的生活本身，而是来自我们所赋予它的意义。我一生都在试图探索那种意义。换言之，在我的生命中，我一直都穿梭在混乱、麻烦、快速运转、嘈杂喧闹的世界中，我被生活的旋涡时而扔到这里，时而甩向那里，试图寻找开端、中途和结尾。在我看来，只有在小说中才能找到这些东西。”

“法国诗人马拉美说得好：‘世上一切存在都是为了被写进书中。’毫无疑问，小说最能吸收世界上的一切。想象就是把意义揭示给他人的能力，它是人性中最大的力量。许多世纪以来，人性最本真的表达，就是在小说之中。”

这是一个来自东方土耳其而生活在西方的作家的语录，唯有东西方两种观念的冲撞在同一个作家的头脑里并得到爆发，这才具有世界性意义的话题，这才是两种或多种文化的交融或接轨后才会产生的一种新思想，得出的新观念。瑞典诺贝尔奖的审主们之所以选中帕慕克，就是因为他先天具备这样的条件。这在咱们中国就不具备这样的特殊人选了，所以大可不必为失落诺奖而酸叽叽的。

笔者赞赏帕慕克的另一段话“与许多人的看法不同，我认为，小说家的政治观点与他所从属的社会、政党以及团体并无关系——与他对任何政治事业的奉献也不相关。小说家的政治观点来自他的想象，来自他将自己想象为他人的能力。这种力量不仅使他能够替那些不能为自己说话的人代言，那些人的愤怒从未被倾听，他们的话语曾被压抑。”这段话被中国作家听了，不知有何独立见解？想必有赞同也有反对，关键是中国作家中，至今没人写出一部让国人百读不厌的关于文革悲剧的长篇小说。究竟是不让写还是没勇气写？如果是出于这两种原因，那么请看帕慕克的另一句话：“小说不仅言说一个民族的自豪和喜悦，还言说一个民族的喷怒、脆弱和耻辱。”

如果你今天不读中国作家的小说，应当说你是对的。(李逊达)

作者: mu 时间: 2008-6-13 21:00
谢谢御长更的介绍，我把全文帖上来 :)

我们究竟是谁？

日期：2008-05-26 作者：奥尔罕·帕慕克来源：文汇报

   精神是小说家们一生都在努力揭示的本质。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幸福和不幸并不是来自我们的生活本身，而是来自我们所赋予它的意义。我一生都在试图探索那种意义。换言之，在我的生命中，我一直都穿梭在混乱、麻烦、快速运转、嘈杂喧闹的世界中，我被生活的旋涡时而扔到这里，时而甩向那里，试图寻找开端、中途和结尾。在我看来，只有在小说中才能找到这些东西。

   法国诗人马拉美说得好：“世上一切存在都是为了被写进书中。”毫无疑问，小说最能吸收世界上的一切。想象就是把意义揭示给他人的能力，它是人性最大的力量。许多世纪以来，人性最本真的表达，就是在小说之中。

一、在卡尔斯和法兰克福，我为了写小说而实地调查

   我的小说《雪》的主人公卡在法兰克福度过了人生最后15年时光。卡是土耳其人，与卡夫卡并无关系，他们之间的联系只是文学上的。卡的真名是Kerim Alakusoglu,但他不喜欢这个名字，而是喜欢这个名字的缩写。20世纪80年代，作为一个政治避难者，他第一次去了法兰克福。他并不特别对政治感兴趣——他甚至根本不喜欢政治；他是生活在法兰克福的一个诗人，其一生是诗歌的一生。他看待土耳其政治的方式就仿佛别人看待一件意外的事故——不在意料之中，却已经被卷了进去。

   由于不想在描写卡在法兰克福的生活时犯下太多错误，2000年我造访了法兰克福。当地土耳其人非常热情慷慨，带我参观了我的主人公度过他生命最后时光期间所生活过的地方。为了更好地想象卡每日清晨如何从他的家走到他度过大量时光的市立图书馆，我们穿过车站前的广场，顺着大街，路过性用品商店、土耳其杂货店及土耳其烤肉店。我们还去了卡购买大衣的百货商场，那件大衣他穿了那么多年，给了他许多安慰。有两天时间，我们徘徊在法兰克福的土耳其人贫民窟，参观清真寺、饭店、社区协会还有咖啡馆。《雪》是我的第七部小说，我仍然记得当初所做的那些不必要的冗长笔记，仿佛自己是一个初学者，我为每一处细节而痛苦，并且问自己：80年代电车真的会穿过这个角落吗？事实上，每写一部小说前，我都会进行这样的研究，我会造访那些地方，阅读大量书籍。尽管实际上最后90%的研究结果并不会进入我的小说，我仍然会进行这样的研究。

   我在卡尔斯也做了同样的事。卡尔斯是土耳其东北部的一座小城，我许多小说里的故事都发生在那里。由于对卡尔斯知之甚少，在把它作为小说背景前，我多次去了那里。当我一条街道又一条街道、一个商店又一个商店地探查这个城市时，我碰到了许多人，交了很多朋友。在这个土耳其最边远、最被遗忘的城市，我与那些失了业的人们聊天，他们终日在咖啡馆度过，甚至没有再找工作的希望；我跟大学预科生、穿便衣和制服的警察聊天，我走到哪里，他们就跟我到哪里；我还跟报纸出版人聊天，他们报纸的发行量从未超过250份。

二、想象赋予我们以解放的力量

   我今天在这里并不是要讲述我是如何创作《雪》的，借用这个故事，我想谈谈我所认为的小说艺术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正日益清晰，那就是回响在我们每个人头脑中间的“他人”、“陌生人”或“敌人”的问题，我们如何改造这个存在的问题。当然，我的问题并非所有小说家的问题。通过想象人物处在我们通过经验所熟知、在乎并能认出的环境中，小说当然能够提高人类的理解力。当我们在小说中遇到那些能使我们想到自己的人物，我们对那个人物的第一个愿望，便是希望他能向我们解释“我们是谁”。所以，我们讲述那些仿佛是我们自己的母亲、父亲、房子以及街道的故事，将这些故事放在我们亲眼见过的城市，放在我们最熟悉的国家。小说艺术的奇妙规则，能使每个人在作者创作出来的家族、家庭和城市中，感受他们自己的家族、家庭和城市。人们常说《安娜·卡列尼娜》是一部自传性非常强的小说。但当我十七岁第一次拿起那本书，我并没有把他读作托尔斯泰对自己家族和婚姻的描写，当时我对他还了解甚少；相反，我把它读作我自己很容易认同的、具有普遍性的家庭问题。小说的神奇机制使我们能把自己的故事当作所有人的故事展现出来。

   是的，小说可以被定义为这样一种形式，它使技巧高明的写作者把自己的故事转化为别人的故事，这一伟大而迷人的艺术，近四百年来带给那么多读者以狂喜，给了那么多作者以灵感；但这只是小说艺术的一个方面。它的另一面则吸引我来到法兰克福和卡尔斯的街道，这就是：把别人的故事当作自己的故事来书写。正是通过这样的研究，小说家开始试验那条把自己与“他人”区别开来的界限，同时也改变着自己身份认同的边界。他人变成了“我们”，我们则变成了“他人”。一部小说能够同时实现这两个业绩。它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作别人的生命来描写，同时也就为我们提供了把其他人的生命当作我们自己的生命来书写的机会。

   希望进入别人生命的小说家，并不见得都要像我为写作《雪》所做的那样，亲临他们的街道、他们的城市。希望将自己置于他人的环境，并认同他们的痛苦和麻烦的小说家，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要依赖他们自己的想象。请让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倘若一天清晨醒来，我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蟑螂，会怎么样呢？在每一部伟大的小说后面都有这样一个作家，他最大的喜悦来自进入别人的样式并赋予它生命——他最强烈也是最具有创造力的冲动，就是试验他的身份认同的限度。如果一天清晨醒来，我发现自己变形为一只蟑螂，我需要做的就不仅仅是研究昆虫；如果我要猜想房间的每个人都感到恶心，猜想他们甚至恐惧地望着我飞檐走壁，想象甚至连我自己的父母亲都向我砸苹果，我就仍然需要寻找成为卡夫卡的方式。在我试图把自己想象为别人之前，我或许需要做些调查。我所需要思考的问题是：那个我们强迫自己想象的“他人”究竟是谁？

   这个与我们毫不相像的生物，使我们想起自己最原始的憎恶、恐惧和焦虑。我们非常清楚，正是这些情感点燃了我们的想象，赋予我们写作的力量。因此，关注自己艺术规律的小说家将会看到，试图认同“他人”只会给他带来益处。他也会明白，思考每个人都能在其中看到自己对立面的“他者”，将能够把自己从自我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小说的历史就是人类解放的历史。让自己穿上别人的鞋子，通过想象放下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便能将自己释放。

   所以，笛福在他的伟大小说中不仅创造了鲁滨逊·克鲁索，还创造了他的奴隶星期五。同样，《堂吉诃德》不仅有生活在书本世界的骑士，还有他的仆人桑丘·潘萨。我非常喜欢《安娜·卡列尼娜》，这是托尔斯泰最出色的小说，我把他看作一个已婚的幸福男人对一个破坏了自己不幸婚姻的人以及他的女人的想象。在所有寓言小说中，《莫比·迪克》是最伟大的一部，麦尔维尔在其中探索了他那个时代美国的恐惧——特别是对异质文化的恐惧，他所使用的中介是白鲸。对于通过书本了解世界的人来说，当我们想到美国南方时，便无法不想到福克纳小说中所描写的黑人。如果那些黑人的形象不可靠的话，他的作品就不会流传至今。一个希望为所有德国人写作的德国小说家，如果他未能想象这个国家的土耳其人以及他们所带来的不安，他的作品就是有欠缺的。同样，一个土耳其小说家，如果他不能想象库尔德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生活，如果他忽视了他的国家里那些未被言说的历史中的黑点，在我看来，他的创作也是浅薄的。

三、东方-西方问题是关于财富、贫穷与和平的问题

   与许多人的看法不同，我认为，小说家的政治观点与他所从属的社会、政党以及团体并无关系——与他对任何政治事业的奉献也不相关。小说家的政治观点来自他的想象，来自他将自己想象为他人的能力。这种力量不仅使他能够去探索从未被言说的人类现实——这使他能够替那些不能为自己说话的人代言，那些人的愤怒从未被倾听，他们的话语曾被压抑。小说家可以没有原因地对政治产生年轻气盛般的兴趣，如果是这样，他的动机就是无关紧要的。今天，我们并没有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这部伟大的政治小说，按照作者的最初愿望——对俄国西化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的论辩——来加以阅读，相反，我们把它看作是对当时俄国现实的反映，认为它揭示了紧锁在斯拉夫人灵魂深处的伟大秘密。这样的秘密只有小说才能探索。

   很明显，我们不能指望只通过阅读报纸、杂志，或者观看电视来掌握如此深刻的事情。要理解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独特历史，分享那些令我们不安的独特生命——我们为他们的深度而恐怖，被他们的简单所震动，我们只能通过对伟大的小说进行细致耐心的阅读，才能获取这样的真理。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开始对读者低语，向他们讲述根植于历史之中的秘密——因骄傲和失败而生、带有羞耻和愤怒的秘密，这时，那些秘密也会同样照亮读者自身历史中的阴影。那个低语者就是绝望的作者，他对西方有多么热爱，就有多么轻视，他不能将自己看成西方人，却又对西方的文明感到眩目，他感到自己被夹在这两个世界之间。

   在此，我们面临着有关东方-西方的问题。记者们都对这一问题非常感兴趣。当我看到它在部分西方媒体中的含义时，我认为还是不谈这一问题为妙，因为许多时候，西方媒体都有一个假设，即东方贫穷国家应该顺从西方和美国所建议的一切。当然，东方-西方这样的问题是存在的，但它不只是由西方发明并强加给人们的一个恶意公式。东方-西方问题是关于财富、贫穷与和平的问题。

   19世纪，奥斯曼帝国开始感到自己正被日益活跃的西方所笼罩，不断被欧洲军队所击败，看到自己的势力逐渐衰退，这时，出现了一群自称“青年土耳其党”的人。这些人同后来追随他们的精英一道，面对西方的优势感到眩目，因此就发起了西化改革运动。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和凯末尔·阿塔土尔克的西化改革，遵循了同样的逻辑。这一逻辑的基础，就是认为土耳其的虚弱和贫穷源于它的传统，源于它古老的文化，以及它社会化组织宗教的方式。

   我来自中产阶级、西化的伊斯坦布尔家庭，必须承认，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自己有时也会屈从这样的信念，但这种信念是狭隘的、甚至是头脑简单的。西化主义者梦想通过模仿西方来改造和丰富自己的国家和文化，因为他们最终目的是想建立一个更加富有、幸福及强大的国家，他们往往是本土主义者和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我们当然能够在“青年土耳其党”和年轻的土耳其共和国的西化主义者身上看到这样的倾向。然而，作为向西方看齐运动的一部分，他们对自己的国家和文化持深刻批判的态度，他们认为自己的文化不完全，甚至毫无价值。这就产生了另外一个非常深刻而又混乱的情感：耻辱。

   我看到耻辱反映在对我的小说的接受中，以及对我与西方之间关系的认知上。在土耳其，当我们讨论东方-西方问题，当我们谈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紧张关系，当我们谈论我们国家与欧洲之间含糊其辞的关系，耻辱总会悄悄潜入。当我试图理解这种耻辱时，总是把它与它的对立面“自豪”联系起来。我们知道，每当人们太过自豪，总会有耻辱的幽灵在游荡。因为，无论在哪里，只要人们深感屈辱，我们就看到自豪的民族主义会显现。我的小说正是取材于这些黑暗的素材，这些耻辱、自豪、愤怒以及挫败感。我来自一个正在试图敲门加入欧洲的国家，我太清楚那些虚弱的情感常常会轻易地燃烧成为无法抑制的火焰。我今天努力要做的，就是把那些耻辱看做低语的秘密，就像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所倾听到的那样。正是在分享秘密的耻辱之中，我们带来了自己的解放。这就是小说艺术所教导我们的。

   小说家游戏掌控社会的规则，挖掘表面以下隐藏的布局，像好奇的孩子那样探索秘密的世界，被无法理解的情感所推动，他就不可避免地会给家庭、朋友、同僚及同胞带来不安。但这是一种幸福的不安。因为正是通过阅读小说、故事和神话，我们开始理解那些掌管我们生活世界的理念；正是小说使我们得以接近被我们的家庭、学校和社会所遮掩的真相；正是小说的艺术使得我们能够自问“我们究竟是谁”。

四、小说家的想象，赋予日常生活以特殊性、魔力和精神

   我们都了解阅读小说的乐趣，我们都了解走在通向他人世界之路上的兴奋感，我们全心全意地沉浸在那个世界，并希望改变它。我们知道，我们所阅读的，既是作者想象的产品，同时也是他带领我们进入的实际世界。小说既不是全然虚构的，也不是全然真实的。阅读小说，既是与作者的想象相遇，也是与我们通常仅以烦躁的好奇划过其表象的真实世界的相遇。当我们安静地呆在角落里，静卧于床，平躺在沙发上，手拿一本小说进行阅读时，我们的想象就在小说的世界和我们仍然生活的现实世界之间穿梭往来。我们手中的小说，可能会将我们带到我们从未到访过、从未看到过、也从来不知晓的世界里去。或者，它会把我们带到人物内心的隐密深处，这些人物看起来与我们所熟知的人是如此地相像。

   我提醒大家注意每一种可能性。有时候，我试图设想，一个又一个、一群又一群读者隐藏在某个角落里，拿着小说蜷缩在扶椅上；我试图想象他们日常生活的地图。然后，在我眼前，数以千计乃至数以万计的读者就会出现，他们出现在城市街道的远近各处。阅读小说的时候，他们梦想着作者的梦想，想象着作者所描写的人物，观看着作者所生活的世界。这些读者同作者一样，也在试图想象“他人”，他们也开始把自己放入彼此的境地。正是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能体会到我们心中的屈辱、怜悯、忍耐、同情以及激动，因为伟大的文学并不对我们的判断力说话，而是对我们把自己放入“他人”境地的能力说话。

   我能够想象，这些读者运用自己的想象把自己置于“他人”的境地，在他们的世界，一条街道紧接着另一条街道，一个街区紧接着另一个街区，这个时候，我意识到，我是在思考一个社会、一群人、一个国家。在现代社会、部落和国家，人们通过阅读小说进行着他们最深刻的思考；通过阅读小说，他们得以探讨自己究竟是谁。就算我们拿起一本小说只是为了消遣、放松，只是为了逃离日常生活的枯燥，我们也会不自觉地回想起我们所从属的集体、国家和社会。正因此，小说不仅言说一个民族的自豪和喜悦，还言说一个民族的愤怒、脆弱和耻辱。

   在我成长的家庭，每个家庭成员都阅读小说。我父亲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在我还是孩童的时候，他会同我讨论刚才讲到的那些伟大小说家——托马斯·曼、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有托尔斯泰，就像其他的父亲会同自己的孩子讨论著名的将军或圣徒那样。很小的时候，在我的脑海里，所有的小说家都与西方概念紧密相连。这并不仅仅同我的家庭相关，因为我的家庭热切地信奉西化运动，无辜地相信自己的家族和国家比实际的情形更加西化；事实上，小说是西方最伟大的艺术成就之一。

   在我看来，小说同管弦乐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一样，是西方文明的基石之一。我的小说都是同这一切有关的。当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史诗，这些史诗后来发展成了小说。中国就有像《红楼梦》这样的伟大小说。但我们同时得记住，伟大的俄国小说和拉丁美洲小说都发源于欧洲文化。因此，阅读小说，就要认清这样一个事实：欧洲或西方的疆界、历史和民族特征，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我父亲的图书馆中那些法国、俄国、德国小说所描写的古老欧洲，就像我少年时代的战后欧洲一样，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着的。

   我最热切渴慕加入其中的世界，当然是一个想象的世界。在我7岁到22岁之间，我梦想成为画家，所以，我会走到伊斯坦布尔的大街上，去描绘城市的风景。在《伊斯坦布尔》中，我谈到了这一点；22岁的时候，我放弃绘画，开始小说创作。我现在认识到，我当初试图从绘画中得到的东西，与我现在希望从写作中所得到的东西，是完全一样的：吸引我进入绘画和文学的，是离开这一无聊、沉闷和希望破碎的世界的承诺，是奔向更加深沉、丰富和多样的世界的承诺。三十三年来，我独坐在属于自己的角落里，一直在建造一个令人安慰的世界，这个世界的材料当然是由与我们所熟知的世界同样的材料所构造的，与我在伊斯坦布尔、卡尔斯和法兰克福的街道上或城市里所看到的材料也一样。然而，是想象——小说家的想象，赋予被捆绑的日常生活以特殊性、魔力和精神。

   精神是小说家们一生都在努力揭示的本质。我将以有关精神的讨论来结束今天的讲演。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幸福和不幸并不是来自我们的生活本身，而是来自我们所赋予它的意义。我一生都在试图探索那种意义。换言之，在我的生命中，我一直都穿梭在混乱、麻烦、快速运转、嘈杂喧闹的世界中，我被生活的旋涡时而扔到这里，时而甩向那里，试图寻找开端、中途和结尾。在我看来，只有在小说中才能找到这些东西。自从我的小说《雪》出版后（我很高兴《雪》也已经在中国出版），每当走在法兰克福的街道上，我都能感觉到卡的幽灵，我与他是如此的相似，我感到自己仿佛真的在以我试图想象的方式看待这个城市，我仿佛已经以某种方式打动了它的心。

   法国诗人马拉美说得好：“世上一切存在都是为了被写进书中。”毫无疑问，小说最能吸收世界上的一切。想象就是把意义揭示给他人的能力，它是人性最大的力量。许多世纪以来，人性最本真的表达，就是在小说之中。

   （本文是帕慕克2008年5月22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讲演，周敏翻译，经作者审定，唯一授权本报刊发。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作者: 阿多斯 时间: 2008-6-14 18:35
昨天读了帕穆克的《我为谁写作》，对他演讲末段印象很深：“我们为一个理想的读者写作。。。。。。”关于“理想的读者”在王小波的杂文中也有所谈到。

作者: cardinal 时间: 2008-6-18 01:07

原帖由 阿多斯 于 2008-6-14 18:35 发表
昨天读了帕穆克的《我为谁写作》，对他演讲末段印象很深：“我们为一个理想的读者写作。。。。。。”关于“理想的读者”在王小波的杂文中也有所谈到。

恩，关于理想的读者，我想到了寒冬夜行人呢、、、呵呵
某种意义上说，我并不赞同关于“仍然每天读世界名著”便意味着“保持着一颗平静的心”，而所谓的移居，便是摆脱不了“现实世界”的挑战。关于名著的定义我很惶惑：在课堂上讲到这些东西时，更多的着眼于历史、政治乃至地理问题，而对作者想要表达的一种精神力弃之不顾、、、那个老头，他想要说什么？他的精神是不是已经死了？他想象的那个世界、所赋予日常世界的特殊性、魔力何在呢？翻老爹的旧书，大约是在文革没多久印的？总归还有那样的印记吧、、、在一篇序中看到这样的文字“本书中的思想不乏时代的糟粕”、、当然这样的文字是过激的吧，但让我莫明思考了很久、、、某朋友恭维我书读的多，我问他读那么多书有什么好呢，他说，长见识。长见识哦，很好很好的说。
帕慕克所说的西方“混乱、麻烦、快速运转、嘈杂喧闹的世界”，我觉得是相对于小说家想象、表达的世界而言的，而非针对整个现实世界、而且小说家想象、表达的世界也是基于现实世界吧，甚至可以说，是现实世界的一种投影、、

废话多了哦~~别见怪哩

作者: angeljump 时间: 2008-6-18 11:23
有一些中国作家被“媚俗”湮没，最终不得不以决绝的姿态放弃了，我们应当试着发掘一下

作者: 御长更 时间: 2008-6-18 15:22
angeljump 上，我在后面打掩护

作者: 白晓 时间: 2008-6-22 19:32
我们需要的是有良心的作家，更加要是负责任的作家，不仅对读者，也要对自己和自己的作品负责的人。

作者: angeljump 时间: 2008-6-23 19:44

原帖由 御长更 于 2008-6-18 15:22 发表
angeljump 上，我在后面打掩护

小儿!开坛杏花酒,切二斤精牛肉.......
...给洒家压压惊...

作者: 夏洛岚海 时间: 2008-11-8 21:33
嗯，帕慕克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作家。很喜欢《黑书》。
————正是小说使我们得以接近被我们的家庭、学校和社会所遮掩的真相；正是小说的艺术使得我们能够自问“我们究竟是谁”。
这一段深有感触，在他的小说里，处处有隐晦的真相。就如伊斯坦布尔这座神秘的城市。他一直在挖掘这座城的所有隐秘，真实地展现出来，不夸大，也不隐瞒。

作者: 萧北雁 时间: 2008-12-19 15:09
中国多几个文学家还不如多几个科学家和能给予社会发展动力的社会学家。尽管我个人很喜欢文学。

作者: 天使同类 时间: 2008-12-20 12:18

中国多几个文学家还不如多几个科学家和能给予社会发展动力的社会学家。尽管我个人很喜欢文学。
萧北雁发表于 19-12-2008 15:09

我想从某种现实来看，这提法是值得赞同的。

作者: gey832 时间: 2009-1-4 13:45
想起谁说过：社会不发达时，可能出现文学艺术的高度发达。不知会不会出现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这个国度？

作者: mocern 时间: 2009-1-14 23:40

想起谁说过：社会不发达时，可能出现文学艺术的高度发达。不知会不会出现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这个国度？
gey832 发表于 2009-1-4 13:45

有时侯我会想，你所说的那种文学艺术是不是被这个“混乱”的时代给湮没了，而不是没有产生。尽管这种可能的机率非常小

作者: 流浪者 时间: 2009-6-6 09:43
西方虽然也经历封建时代、经历压迫剥削，但有一点不同。西方无论在任何时期，都从未缺少对人类本质、对思想本质、对世界的思考。这种深刻的思考产生了哲学、产生了艺术，也产生了科学，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各种学派，出现了哲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出现了史诗、悲剧。而中国在诸子百家灿烂的时代之后，注定走上了一条精神文明的没落之路。在后来历代独尊儒术，民众没有思考能力，被封建思想束缚了两千年，同时的西方虽然也存在这种弊端，但始终不乏这种对本质的探寻的精神。而中国似乎秦后，所有人或是追求功利、或是研究文学、或是改革社会，却没有这种最根本的探索意识，直到现在这种现象仍是普遍。
所幸我们生活的年代，已经很近的接触了西方文明，我们的确需要这种生命的核心。

作者: ak1789 时间: 2009-6-6 16:04
基本上赞同楼上，虽说秦以后也是有些对生命的探索的，比如建安时代的诗歌，比如苏轼，但总体上确实是如楼上所言的。
不过眼下的问题是东西方文明都在走物质化的道路，精神的道路在尼泊尔、锡兰才最有效的发展，可惜那里人太少了……

作者: 流浪者 时间: 2009-6-7 15:37
的确，虽然每个时代都是大多数的庸人只追求物质享受，但现在科技飞速发展、物质高度文明，对精神思想的忽视更严重了。但之前任何时候都总会有有志者抱怨的。庸俗之人多也始终难免。
现在应该会有很多世外高人的，毕竟世界很大，我们所知的也不多。他们肯定不屑于名望，还不为人知。更何况，一个人的生命在历史中只是沧海一栗，歌德的生平再详细的我们也可以很快看完，而他八十多年的经历恐怕长了不知多少。站在历史的角度看，才更能明智地看待价值。说不定在某个角落正有天才诞生呢。
原来尼泊尔、锡兰很注重精神道路啊，之前一点也不了解。多谢楼上。

作者: Summerain 时间: 2009-6-7 22:00
1# 御长更

中国小说仍有很多是值得一看的，
文革已成为过去了，
现今社会当然存在更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值得关注，值得被记录，
不是是个作家要写有国民性的书才是好作家

作者: ak1789 时间: 2009-6-12 13:23
怎么形容喜马拉雅山脚下的那几个国家呢？其实我也就了解他们的国民幸福指数是极高的，从经济来看他们的幸福也不是那种世俗的幸福，而是宗教性的，再就不怎么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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