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王维生活的时代距离电影发明非常的遥远，然而你却能从他的诗中看到一个摄影师的画面构图，他诗中的画面就如同电影画面。在诗里你能看见一种很强的画家的空间意识。这就是我之所以认为在4，5个受陶渊明影响的诗人里王维是最棒的。我们看一下宋代评论家胡仔著名的《苕溪渔隐筒话》。他赞叹在那些关于桃花源的诗里，王维是无可比拟的。另一个清代早期的诗人王士祯也谈到，如果我们仔细读那些从从王维到苏轼时代的诗歌，就会发现，王的诗充满了宁静，这种宁静又是如此自然，没有丝毫矫揉造作。但如果你读韩愈或王安石，就会发现他们想方设法开启一种风气却力不从心，因此不得不以一种激烈的方式与其他诗人争得面红耳赤。在我们讨论中国传统诗歌时，我同时想向你们介绍英语文学中的一些观念，一位几年前才过世的美国文学传记作家沃尔特·杰克逊·巴特(Walter Jackson Bate)。1970年，他出版了一本名为“Burden of the Past and the English Poet”，在这本书里他探讨了在英语文学传统里，为什么近代的诗人总是活在他们前辈的阴影之中，对于他们而言这如同一种压在肩上沉重的负担。几年后，最多产的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的那本极受欢迎的著作《影响的焦虑》宣告出版。布鲁姆借用了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俄狄浦斯情结”（也称恋母情结）的概念。他解释说，近代诗人对于传统总是爱恨交织的，这种情感就像孩子面对自己父亲的权威。布鲁姆把近代诗人分成两种类型：强大的和软弱的。软弱的诗人并不在乎是否能找到自己的声音，他们只是随心所欲的写作。然而那些强大的诗人却异常痛苦，他们始终被那种对传统爱恨交织的情感所牵累。因此，生活于莎士比亚之后时代的弥尔顿就始终觉得无法摆脱莎翁的阴影，他想方设法要找到自己的声音。接下来的雪莱，奥茨（Olds Sharon）等等那些生活于莎翁及弥尔顿之后的英国诗人也同感这种诗人的焦虑，然而他们还是成功地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如果我们套用布鲁姆的观点来看中国文学史，你会发现同样的现象在这里也出现了，韩愈就是最好的例子。他生活在两个巨人李白、杜甫之后的时代，在他的诗里你总是能发现这种影响的焦虑。“我能做什么？”如果我们去读关于桃花源的一系列诗文，就会发现近代的诗人们都绞尽脑汁在这个意向上力求创新。总体上说，唐诗从某种意义上该变了这种观念，因为《桃花源记》原文中陶渊明并没有说这是一个不朽的极乐世界，在桃花源中生活的都只是些普通人。包括宋代的诗人们都也只是将桃花源中的人们视为普通的人群。日本中国文学的顶级教授吉川幸次郎一本关于宋诗的书中提到，宋诗总是基于某种观点的争论。在中国的诗歌传统里，宋代诗人是非常独特的，他们总是力图从现实出发讨论问题。比如王安石就把桃花源里的居民称为“种桃者”，而不是神仙；作为陶渊明极度仰慕者的苏轼也写了一篇著名的散文，在这篇散文中苏轼也明确表示桃花源决不是一个神仙极乐世界。他还提到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依然还是有基于现实的思想在里面。从晋至宋是中国历史上战乱频繁的时期，人们有时会为自己建造一些“宝屋”以逃避这些混乱的战争。基本上，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是基于这种生活的现实图景。总而言之，桃花源已成为现代意义上“理想国”的同义词。许多人把桃花源视为中国的乌托邦。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西方人所谓的乌托邦。
“乌托邦”这个词的使用可以追溯至1516年英国学者托马斯·莫尔。那年他出版了一本用拉丁文写的著作《乌托邦》，该书的英译本迟至40年后才出现。莫尔用一种叙事结构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名叫拉斐尔·希斯洛德（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胡说八道的人）的人的故事，他乘船航行到一个据说是理想之国的地方。希斯洛德是个傲慢的学者，他一生当中总共出行了四次。他所去的地方一共有54座城市，这些城市被分成四个省；这个地方的统治者是由50个家族和民众代表所组成，他们分别来自200个不同的社区。这是一个父权制的社会，人们一天工作六个小时。这个社会中会有一些类似于当时英国的处罚条例，有奴隶及死刑。莫尔的作品在15世纪就像一个重磅炸弹。一个重要的证据来自法语作家弗朗西斯·拉伯雷，在他的《巨人传》里曾经发出类似的感慨。当然，像中国的桃花源一样，西方人的乌托邦也有自己的历史。这再次证明，对一种理想世界的向往是人类共同的渴望。我们可以顺着这个思路追溯至柏拉图，他出生于贵族家庭，然而他见证了希腊的民主制进程并且对其感到厌恶，因而写就了《理想国》一书。这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柏拉图在其中描绘了一个由哲学家来统治的国度。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柏拉图把诗人逐出了理想国，然而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诗人。托马斯·莫尔之后，描写理想世界的作家就很少了，我稍微提几个：意大利的作家：托马索·康帕内拉在他的小说《太阳城》中描绘了一个由一位来自日内瓦的船长开垦的世界。在他之后，弗朗西斯·培根也写过一部《新大西洋大陆》。但是我自己觉得这些都是些无聊的东西，它们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作为一部文学作品，禁欲主义或苦行主义的功能应该改被提出，让人们能够去欣赏作品本身的美。当你读培根的散文时，会赞叹这是美妙的文学作品，但他写作的目的是要向人们宣扬他的哲学思想。这种叙述风格只有当你深入进去时才能觉得引人入胜，但那时你已不再介意它是否赏心悦目了。这些作品只是在向你灌输他们的理念。唯一一部能把乌托邦写成文学作品的小说是美国作家爱德华·贝拉米的《回顾：2000年—1887年》。我想就这部作品简要地谈谈自己的看法。这是一个生活在1887年伊始的名叫朱丽叶·韦茨的人，他是一个极其普通的美国人，一个波士顿市民。他与一位美丽的女子定了婚，却被失眠症所困扰，于是便在自己家的地下修建了一个不透光的卧室并把催眠鼠放进卧室中以使自己能够入睡，同时吩咐黑人仆人在指定的时间叫醒他。有一天，当他醒来时，发现时间已经到了2000年。他惊愕地发现自己的女儿站在床边，告诉他房子起火了，黑人仆人被烧死了，但他的地下卧室却逃过了一劫。现在他苏醒在一个新的社会里，这是一个由辛迪加组成的世界。（辛迪加是垄断组织形式之一。参加辛迪加的企业，在生产上和法律上仍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但是丧失了商业上的独立性，销售商品和采购原料由辛迪加总办事处统一办理。其内部各企业间存在着争夺销售份额的竞争）。人们之间相互信任，你能在这里获得你所想要的任何东西，因而在这里不会有任何私人财产。所有的国家都效法这种社会组织形式。这里不需要警察这样的暴力机关，由经济动机所引起的犯罪已然大幅度减少，几近灭绝。人们在学校学习知识至21岁，之后便要志愿者工作三年，之后才能根据爱好和能力选择自己的工作。总统的任职年龄规定在50岁，人民要到45岁才能退休。在法国两个学者Frank E. &Fritzie P. Manual一部关于乌托邦的作品里谈到：“乌托邦很少能成为一件精美的艺术品，禁欲主义是温顺的。它们将更多的现实性带入社会思想史中，进而带入文学史中。”有趣的和文学的因素是早期法国文学的显著特征。19世纪的乌托邦文学大都缺乏幽默，他们的作者大都是党派领袖，运动首领。乌托邦的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在就是在传播新的宗教福音，因此它们肯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乌托邦究竟去向何方呢？
很奇怪，中西方的结局都是一样的。它们无一例外都导致更加糟糕的结果，都变成一场噩梦，演变成一个恐怖的国度——甚至是人们无法想象的恐怖；我们只能在一些文学作品中窥探出蛛丝马迹，这方面做的较早的应属约拿单·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立浦特（小人国）是一个有着两个部落的国家，这两个部落为着吃鸡蛋时应该打大头还是打小头而争论。小说里还提到一个叫勒普泰的飞岛，上面有一群所谓的科学家正在研究怎样从黄瓜中提取阳光。他还描绘了一个叫贤马国的地方，在那里马被看成高贵的优雅的，而人则被视为粗鲁低俗的“耶胡（Yahoo）”。我认为这是这是文学作品中最早的反乌托邦传统。塞缪尔·巴特勒是英国著名的小说家，他有一部非常棒的作品《埃瑞璜》。里面写的是一个叫希格斯的人来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可能是新西兰——在那儿的地平线上看见许多高山，于是决定前往。不料道路崎岖坎坷，遂乘一皮筏飞跃一条流变之河，最终到达一处胜境。此处人群极美，众人亦因其误入而惊奇不已。此处不道德不被视为犯罪，若你行了些不道德之事，至多将你送进医院进行教化。末了，希格斯乘一气球飞离此地。巴特勒之后，有法国阿纳托尔·法朗士的《企鹅岛》，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乔治·奥威尔的《1984》。然而在我认为，最好的反乌托邦小说是叶甫盖尼·扎米亚京的《我们》。在1918年之前，扎米亚京对革命是持消极否定态度的，为此还曾被沙皇逮捕入狱。他认为作为个体的人的自由具有被党派取代的危险，因此写了《我们》这部小说。小说里的人都没有自己的名字，政府会发给每个人一张有三个数字的红色小票来代表各自的身份。那里的人们不谈论个人爱好，避讳过于激烈的音乐。让我们暂时先转移下话题。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主题是形式主义。20世纪20年代，困扰在莫斯科的学者们的一个问题是：是什么赋予了文学以文学性？是什么将文学与其他相文艺形式相区别，其中一位学者用两个词来定义：fibula and sjuze（(故事与情节) fibula是材料，它使文写作品得以展开，而情节是材料有机整合。如果你曾经读过夏洛克的故事（《威尼斯商人》莎士比亚），你会发现，你只能到故事的最后才能解决一开始就存在的问题。将一件警局里的案子变成一个侦探小说的东西就是情节，正是它使文学得以具有文学性。另一个俄国形式主义介绍的概念是“陌生化”，或者说怎样使文本变得奇异，怎样使我们平常对文本的知觉变得非同寻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