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英国早期诗歌在中国译介概况至本世纪初，随着西方思想文化的大量引入，英国早期诗歌也陆续被译介到中国。最早被译介到中国的英国早期诗歌当数1899年严复《天演论》译本中蒲柏的长诗《原人篇》(An Essay on Man)的片断和丁尼生的长诗《尤利西斯》(Ulysses)的一节。严复分别用五言古诗体和四言古诗体翻译了上述两诗片断，其译作格律严谨、典雅，颇具中国古典诗歌的风味，在当时的知识界产生过很大影响。王佐良先生曾评价严复的翻译“是颇见功力的”。现举其《原人篇》为例：
黄侃，湖北蕲州(今蕲春县)人，善诗文，是近代著名国学家。这里之所以特别提出他，主要因为长期以来，人们每当谈起近代诗歌翻译，必谈马君武、辜鸿铭、苏曼殊等，鲜有人谈黄侃。尤其是他所译的拜伦的几首诗一直被学术界误认为是苏曼殊所译。例如胡适在其译《哀希腊歌》自序中就说：“此诗之入汉文，始于梁任公之《新中国未来记》小说……后苏曼殊以五言古体诗译之。”就连《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集》中所选译诗也注明译者是苏曼殊。事实上，黄侃在留学日本时，与苏曼殊等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苏曼殊在编译《拜伦诗选》时即邀请黄侃代其翻译几首拜伦的诗《哀希腊》、《去国行》、《赞大海》和《留别雅典女郎四首》。前一首节译自《唐璜》，中间两首节译自长诗《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或许由于这几首诗都被苏曼殊收入《拜伦诗选》中，才使得人们一直误认为系苏曼殊所译。但从黄侃的《镌秋华室说诗》中的一篇文章《代苏玄瑛译拜伦哀希腊诗十六章》可考证此诗实为黄侃所译。后来台湾潘重规先生发表了评黄侃译诗的专文《蕲春黄季刚先生译拜伦诗稿读后记》，也证实了黄侃确为译者，程翔章先生对此也进行过考证。黄侃所译的这首诗除《赞大海》用了四言古体外，其余均以五言古诗体翻译。他的译文用词典雅，韵律谐美，读起来很像中国古典诗歌，但他运用中国古诗形式，却难以充分表达原作的内容和情调。且他的译文用字过于生僻，读来不免晦涩难懂。胡适在译介外国进步文学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是中国第一个以白话译诗的人，在中国近代译诗形式的探索中起到了先驱的作用。胡适最早翻译的英国诗歌是堪白尔的《军人梦》；然后开始尝试用白话译诗，1914年他发表了自己以离骚体翻译的拜伦的《哀希腊歌》。当时虽然有人反对用白话译诗，但是胡适却继续进行大胆尝试。1918年4月《新青年》4卷4期发表了胡适完全用白话口语体翻译的苏格兰女诗人林德赛(Anne Lindsay)的《老洛伯》(Auld Robin Gray)。胡适在译诗自序中曾说：“此诗向推为世界情诗之最哀者，全篇作村妇口气，语语率真，此当日之白话诗也。”在原诗中作者使用了口语体，仿佛一女子正倾诉心思，如果用中国古诗体译之，则必不合适。而用白话体译，则把原诗的风韵和情调完全体现出来了，而且形式也接近原诗。现录其译诗一、二节如下：
羊儿在栏，牛儿在家，
静悄悄的黑夜，
我的好人儿早在我身边睡了，
我的心头冤苦，都迸作泪如雨下。
我的吉梅他爱我，要我嫁他，
他那时只有一块银元，别无什么；
他为我渡海去做活，
要把银子变成金，好回来娶我。
此外，胡适还以白话体翻译了勃朗宁的《清晨的分别》(Parting at Morning)和《你总有爱我的一天》(You'll Love Me Yet)，以及其他诗人如雪莱、哈代等的许多诗歌，其译诗大部分收在《尝试集》中。查良铮笔名穆旦、梁真，1935年入清华大学，先在地质系，后转外文系，后来随校归属西南联大，受西方现代派诗人叶芝、艾略特与奥登等影响甚深，为其以后的诗歌创作和翻译打下坚实的基础。1952年从美国回来后在南开大学外文系任教。主要从事外国诗歌的翻译，出版有普希金《波尔塔瓦》、《欧根·奥涅金》等几部译诗，但其主要成就还是在译介英国诗歌方面，其翻译英诗的数量、质量在现代翻译界都是首屈一指的，仅1957年-1958年两年时间，他就翻译出版了《拜伦抒情诗选》、《雪莱抒情诗选》、《济慈诗选》等三本译诗集。60年代初期，查良铮又开始着手翻译拜伦的《唐璜》，后因“文化大革命”而一度中断，此书直到1980年才出版，这时，诗人已去世三年。查译《唐璜》一出版，立刻受到各界的欢迎。查在其晚年，还翻译了英国现代派诗人艾略特、奥登等人的诗作。周珏良在评价查良铮的译诗时说：“他的翻译是既谨严又流畅，诗意盎然，往往使人读来不觉是翻译作品……他谨守原诗的格律，可又显得游刃有余。他使用现代语言也能达到旧诗的简炼，所以可以成诵的句子极多。”现录其所译雪莱的短诗《1819年的英国》如下：
四、莎士比亚诗剧和十四行诗在中国的译介莎士比亚是一位举世无双的剧作家，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他不仅写了154首十四行诗，而且其戏剧作品百分之九十的文字也是有格律的诗行。除了剧中歌辞及早期作品里有少数片段外，其他都是不押韵的白体诗(blank verse)。他的作品在世界上具有广泛的影响，对于各国译者都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任何人想在翻译上达到顶峰，准想翻译几个莎剧，中国译者也不例外。中国读者接触莎士比亚，始于清末民初林纾的译作。他曾用文言以散文体翻译了兰姆兄妹合写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中文译名为《吟边燕语》。1921年，田汉在《少年中国》第2卷第12期上发表了他用时兴的白话文翻译的《哈姆雷特》，这是中国出版的第一个莎剧译本。接着他又出版了另一个莎剧译本《罗密欧与朱丽叶》。田汉所译的并非莎翁的原作，根据的是日本人平内逍遥的日文译本，因此与原作不免有些出入。30年代以来，莎士比亚在中国的译介有了显著的进展。许多译者都加入到翻译莎剧的行列，出版了三个全集译本，分别是1957年台北中华书局出版的由朱生豪翻译，虞尔昌补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1967年台北远东图书公司出版的梁实秋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和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由朱生豪、方平、章益、方重、杨周翰、张谷若、杨德豫、梁宗岱、黄雨石等译，吴兴华等校的包括诗作在内的《莎士比亚全集》；还有数个选集译本，而且大多数剧本都不止一个单行本，比如被公认为莎翁最卓越的剧本 Hamlet 的中译本就多达10个。上述各家译文大都采用了散文体，这与莎翁原作格律诗体明显不相符。比如朱生豪在译莎剧时只注重“以明白畅晓之字句，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而没有考虑原作是用格律诗体写成的。他的译文对后来的莎剧译者，如方重、曹禺、杨周翰等都或多或少产生了影响。梁实秋虽然在以何种形式译莎剧方面作过探索，但他最后还是采用了散文体。关于这一点，他曾在其30年代出版的莎剧译本的《例言》中作过说明：“莎翁的原文大部分是‘无韵诗’，凡原文为‘无韵诗’体，则亦译为散文。因为‘无韵诗’中文根本无此体裁，莎翁之运用‘无韵诗’体亦甚自由，实已接近散文，不过节奏稍为齐整，所以译文以散文为主”。